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关联，是基于各族群众的现实需求、情感诉求和社会互动机制，将生活情境、文化情境、历史情境的特有属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关联。这种关联以情境场的方式展开，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级的情境场分别以个体、群体、国家为场主体，每一层级的情境场是由下一级的情境场发展而成，不同层级的情境场又具有不同特征和功能，以情感为纽带实现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动态性的互动。情境场的协同优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境教育；情境场
2024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认识，需要各族群众在共同实践的情境中，通过经历、体验、解决问题的过程来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2]，要基于各族群众的现实需求、情感诉求和社会互动机制系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关联，就是要通过最大化利用情境要素实现“情”与“境”交融，构建具有情感色彩、生动具体的教育场景，形成兼具整体性、适应性、层次性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情境场的协同。
一、情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情境”理念。在哲学维度，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大量关于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理念，最为突出的当属“天人合一”思想；在美学维度，中国传统艺术追求“情景交融，境界为上”的意境；在伦理维度，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道德实践与具体环境互动的深刻思考体现着对礼义情境构建的高度重视。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而“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4]的过程就是情境的构建过程。“情境”理念更强调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对于环境的主观感知和把握，体现出人影响、改造和选择环境的自觉能动性。“情”与“境”在情境中相伴相生：情境之“情”不是简单的情感生成，而是由环境所激发的情感体验；情境之“境”不是纯粹客观的外部存在，而是环境与人产生互动之后生成的存在。
情境教育是赋“情”于“境”以达到主体外部的“境”与内部的“情”有机统一的过程，能够促进受教育者知情意行的协调发展。近代以来，情境教育逐渐引起重视。美国教育家杜威首先将情境的概念引入教育研究中，认为在情境中“受教育者当时的能力和需要可以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创造有价值的经验”[5]。陶行知倡导“亲知”[6]的生活教育理论，就蕴含了以生活情境促进学生成长的教育思想。李吉林在探索儿童教育过程中，对情境教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并提出了以“真、美、情、思”为主要内容的情境教育模式。[7]
将情境教育模式应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一种新的路径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认知、情感（热爱、忠诚、怀疑、疏远）、评价和认同等心理活动的总和”[8]。2022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9]。情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旨趣和精神追求，情境教育有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有形、有感、有效”。其一，情境教育能够将情感性与体验性相结合。“情”是教育的魂，是情境教育的“命脉”[10]，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也是以民族文化为底蕴的情境教育的关键要素。传统的教育常囿于固定而封闭的物理场域，情境教育能够将主体的情感寓于流动性的情境之中，以情感为纽带连结人、环境与社会，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有体验、有场景、有角色、有实践，使各族群众获得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其二，情境教育能够将生动性与渗透性相结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通过构建“亲、和、美”的人际情境与“真、细、活”的生活情境，实现知识学习、情感体悟和文化熏陶的结合，以情境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各族群众，防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度知识化、理论化。其三，情境教育能够将多变性与可控性相结合。相对于客观的教育环境而言，情境教育可以根据教育对象、教育场景、教育媒介的差异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情境控制和塑造，既能使教育过程更加丰富多样，又能避免不良情境对各族群众产生消极影响。
情与境的连结、多情境的互动，就会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在特定时空内的情境集合，即“情境场”。情境场是心理场域与物理场域的融合：作为一个时空范畴，情境场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既动态开放又有边界的范畴；作为一个心理范畴，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使得场内情感能量不断生成和流动。情境场具有整体性特点，情境场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得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实现了浑然一体。情境场还具有生成性特点，在情与境的互动中不断调整和发展。处于情境中的个体与情境形成了一种依存和共生的关系，有利于增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维持情境场的有序发展。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关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是文化的积淀，也是历史的凝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关联，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各族群众的生活情境、文化情境、历史情境相关联，构建“情”与“境”交融的教育场景。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活情境关联
日常生活是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场域。[1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日常生活是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别于某种整体的、有组织的具有专业性特征的结构性活动”[12]，基础性和直观性是其显著特点。生活是属人的，无时无刻不蕴含着人类的情感。意识作为一种应答性机制，其自身价值的实现需要在源于生活的基础上回归生活、超越生活、引领生活。生活情境是融入了人们主观情感的生活环境，是有人参与、由人主导的环境，从家庭到工作、从社交到休闲，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和产生日常经验的重要源泉，是深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体验的有效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各族群众共同的生活，是对各民族日常生活过程的集中反映，同时也以促进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为最终目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活情境关联，就是通过具体、生动、贴近生活的场景和经历，深化各族群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其一，以生活情境的自在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通常没有固定的活动内容，具有自由性、随机性、偶然性。在这样的活动情境中，情感交流更具有自然性和自发性，而自发产生的情感更具有真实性和持久性，更容易激发主体的内在认同。其二，以生活情境的重复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包含了大量平常的、琐碎的、日复一日出现的内容，形成一种日常生活习惯而存在于各族群众的生活中。节日庆典、邻里互助等重复性的生活场景看似平凡，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情感内涵，每一次生活情境的重复体验，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次确认和强化，不仅有利于巩固已有的情感联系，还能在不断创新和拓展的日常化互动中延伸和深化这种联系。其三，以生活情境的情感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是情感交流的基本场域，也是最富有情感的人类活动场域。通过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邻里情等情感纽带，各族群众能够在共同面对困难挑战、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中形成强烈的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其四，以生活情境的体验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需要体验，而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经验性，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直观的生活场景和具体的生活实践，从而激发情感的动力作用，对内促使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外促使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行动。其五，以生活情境的即时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渗透进各族群众生活的全过程，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强化；在空间上具有广泛性，涵盖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和包容性。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情境关联
文化是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脉，纵观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脉络，文化认同起着关键作用。习近平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于各族群众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共同达成中华文化共识的共有经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情境，是以中华文化为精神依托、内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各族群众真挚文化情感、彰显中华文化品质的具体情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情境关联，就是充分发挥文化的凝聚、涵育和感染作用，在各族群众的文化互动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其一，共同的文化符号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是“符号的动物”[13]，但与动物不同，人类的互动基于一定的符号开展。在互动过程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赋予符号特定的意义。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积淀和升华，能够以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图像、标志或符号向各族群众传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特质。其二，共同的文化载体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载体是记录、表现文化的物化形式，与文化符号的抽象性不同，文化载体具有直观体验性，能够以更加丰富而生动的形式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激发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其三，共同的文化传承与创造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传承是保持文化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途径，它在物质形态之中又游离于物质形态之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文明成果，能够连接中华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局部与整体。各族群众正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共同的文化创造，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共同体的生活相结合，不断创造出更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形式，在文化发展中形成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动。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情境关联
“民族本就是一定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14]。中华民族是历史性的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离不开对各民族共有历史的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情境关联，即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和依托，展现各民族共同历史、唤醒各民族共同记忆、激发各民族共同情感的具体情境。
按照历史情境创设的不同向度，可以将历史情境划分为历史知识情境、历史体验情境和历史记忆情境，三者在不同层面上推动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其一，历史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感性基础。对历史知识进行记录、组织及解释，能够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叙事，使各族群众充分认识到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为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流提供情感纽带。其二，历史体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历史体验是对历史知识的超越，以其直接性和互动性促进人们深入理解和感受历史，各族群众能够在具象化的历史体验情境中走进历史，在可视可感的历史体验中达到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内在体认。其三，历史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能量。情感能量是在复杂互动中形成的情感集合体，它从“生理—心理”层面，衍生至“社会—文化”层面，再上升为“精神—价值”层面，最终发展为一种社会的共同情感。情感能量是记忆的催化剂。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历史情感体验进行反思和想象所积淀的不在场回忆。[15]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包含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历史遗址等内容的识记、保持、再现和确认，它并非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塑造，涉及个体、群体和国家层面的记忆构建和情感认同，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情境关联就是一个不断唤醒历史记忆的过程，历史记忆中承载的情感能量也由此被不断激活和传递。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生成
时空要素具有流动性、可变性，情境关联也就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独特性。但情境关联并非是随机和无序的，在特定历史阶段、针对特定对象可以形成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群体不同层级的情境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关联不是微观、中观、宏观情境场的简单叠加，而是个体、群体与国家作为主体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实现。微观情境场以个体为场主体，对各族群众的价值观、行为习惯和民族认同产生直接影响；中观情境场以群体为场主体，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发挥关键作用；宏观情境场以国家为场主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全局性场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微观情境场生成
微观情境场是以情境中的个体为场主体的情境单元，聚焦个体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最终要实现个体的思想改变和情感认同，因此个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和落脚点。在微观情境场中，情境对各族群众的影响是直接的，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行为和认知的发展。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情感与现实环境的有机统一，孕育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的微观情境；微观情景场的有效运作，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个体基础。
微观情境场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生成，强调个体在特定时空中的即时体验。在微观情境场，生活情境、文化情境、历史情境以个体为交汇点，通过个体在不同生活、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的交织与融合推动微观情境场的生成。其一，在微观情境场，生活情境包括个体生活中开展的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活动。生活的环境、经历和习惯塑造了个体的价值观念、文化审美和行为倾向，个体通过日常生活，体验并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其二，在微观情境场，文化情境包括个体的文化实践及文化认同，由此塑造了个体的文化身份。个体的文化实践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传承的微观过程，更是个体文化认同的强化过程，有利于个体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识别，使个体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归属。其三，在微观情境场，历史情境包括个体的历史认识、历史体验、历史记忆和由此形成的个人的历史观。正确的历史认识是个体认知自我、理解他人、把握现在、预见未来的重要基础，个体与历史情境的互动能够建立和深化正确的历史认识，形成深切的历史体验以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个人层面的历史记忆，并据此形成个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深刻认同。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中观情境场生成
中观情境场是以群体为场主体的情境单元，由群体与群体的互动、群体与环境的互动而形成。同微观情境场直接作用于个体不同，中观情境场通过微观情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经由微观情境场间接作用于个体。同微观情境场关注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塑造不同，中观情境场关注的是不同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和影响、群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情境主体由个体到群体的上升，不仅提升了情境关联的实效性，也为个体提供了群体支持和身份归属。民族是群体层面的规定性，民族关系是群体层面的关系，中观情境场的构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中观情境场关注个体在群体中的社会角色、群体的社会互动以及组织规范，通过构建各族群众和谐共生的情境单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群体基础。其一，群体互动是中观情境场生成的关键。互动密切是社会群体的主要特征，“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单个原子，正是通过不断与他人的日常交往，才结合成社会”[16]。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接触能通过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机制来提升群际关系”[17]。在中观情境场，各族群众的交往互动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展开。通过共同的生产、消费、交换等活动，各族群众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纽带；通过共同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各族群众强化了彼此的情感连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物质符号、文化符号、语言符号成为各族群众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更是凝聚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其二，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规范是中观情境场生成的目标。各族群众在分享共同的生活经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规范。共同的文化认同不仅体现在对中华民族共同符号的接受和传承上，还体现在对这些符号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认同和接纳上。共同的行为规范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则，也反映着现代社会对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基本规定，深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认同。共同文化认同和行为规范的形成，使得中观情境场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活动场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宏观情境场生成
宏观情境场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情境单元，是各族群众共同构筑、共同参与的国家生活，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通过宏观情境场的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凝聚各民族力量、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制度支持和条件保障。
如果说微观情境场的生成体现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中观情境场的生成体现了社会互动的自发性，那么宏观情境场的生成则体现了国家主导的组织性，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其一，国家整体把握各民族共同的、特有的物质和精神发展需求。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全面，既表现出共同性，又具有差异性。国家能够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旨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的政策措施，不仅关注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共同发展，也注重各民族独特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增强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二，国家通过组织教育、宣传、文化等活动，推动各民族共同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址等的发掘和保护，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使各族群众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意蕴。其三，国家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色和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历程与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及中华民族历史过程、现实成就和民族团结状况的深入了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互鉴，展现中华民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建立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提供中国样本。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协同
微观、中观、宏观情境场共同推动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入开展。3个层级的情境场并非相互独立、各自运行，而是形成复杂多维的协同运动。这种复杂性主要来源于情境场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以及情境场影响因素的综合性。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协同规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每一层级的情境场都是由下一级的情境场发展而成，不同层级的情境场又具有不同特征和功能，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表现出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动态发展性和互动性。微观情境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础情境场，也是情境场协同的起点和落脚点。中观情境场是连接微观情境场与宏观情境场的中介，促进了微观情境场自下而上向宏观情境场的整合，也推动宏观情境场自上而下向微观情境场的信息传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协同是一个双向运行的过程：微观情境场形成的个体认同，影响着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基础和情感认同，经过中观情境场的社会互动加以强化和传播，影响到宏观情境场中国家层面的政策决策；宏观情境场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通过中观情境场的互动反馈到微观情境场，在个体层面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实成效。个体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在群体层面凝聚成共有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不仅塑造了各族群众的身份认同，也为群体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个体基础。在群体层面，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进程、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连结和情感连结，加深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国家层面的宏观情境场构建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力量，也反映了各族群众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发展愿景，引领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各层级情境场在互动中不断进行动态的信息整合和优化，微观情境场的个体情感体验在中观情境场中得到共鸣和放大，并进一步在宏观情境场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性情感认同，从而确保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贴近各族群众的生活实际，促进宏观政策到微观个体的落地生根。不同层级的情境场实现相互补充，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个体认同与整体凝聚力获得同步提升。
通过个体、群体、国家在日常生活、文化活动和历史传承中的互动，微观、中观、宏观情境场形成以情感为纽带、结构稳定的共同体社会形态，实现了生活情境、文化情境和历史情境的贯通。生活情境可以从各族群众个体的生活，发展到群体的社会生活，再到国家政治生活，文化情境发展为个体与文化符号的交流、群体间文化符号的传播以及国家层面文化符号的构建，历史情境则实现了微观史、中观史和宏观史的融合。其一，生活情境作为实践与体验，可以检验历史情境与文化情境是否符合各族群众的现实需要。生活情境直接反映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状态、情感体验与社会关系，其中涌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能够激发各族群众的思考和探索，形成新的体验和感受，为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的发展提供现实基础和个体反馈。其二，文化情境作为纽带和桥梁，能够沟通历史情境与生活情境。文化情境综合体现了各种生活要素，特定文化情境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风俗习惯对各族群众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情境还在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连接历史与现实，使得各族群众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其三，历史情境作为基础和背景，为文化情境和生活情境提供支撑。历史情境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内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深刻融入各族群众的生活实际，影响着各族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不断积淀和传承，成为文化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协同动力
情境关联不仅关乎个体对环境的感知与适应，更是一种情感与认知的深度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认知—情感—行为”这一循序渐进的心理行为发展过程，其中情感是情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内在动力。情感具有流动性特点，可以通过人们语言、肢体、表情等的互动在不同个体间进行传递。在情境场联动的过程中，情感体验、情感共鸣、情感认同由外而内、由浅入深螺旋式发展，贯穿生活情境、文化情境与历史情境，推动微观情境、中观情境和宏观情境的整合，促进各族群众的情感融合和共有情感体验的动态传播。
在这一过程中，情感体验是起点。情感体验由个体通过自我生理和心理感知来实现，因此主要在微观情境场中、围绕个体而展开，个体在具有情感色彩的情境中能够形成强烈的情感体验。情感共鸣是情感体验的深化与升华，是个体之间在情感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和共享体验。在中观情境场，个体与他人以及环境通过互动产生情感连结和共享，形成群体成员的情感共鸣，实现情感体验的人际传播，增强情境的整体影响力。情感认同是心理学视角的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它“作为一种最真实而又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心理认知，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心理特质的彰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18]，能够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群体的情感共鸣上升到认知和价值的层面。情感认同的形成标志着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高度接纳，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单纯的情感体验，进入了更为稳定和持久的心理结构中。情感认同的生成既要基于微观情境场的个人体验，也要依赖中观情境场的社会互动，同时还需要宏观情境场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协同优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场协同不但依赖参与主体的主动实践、主动建构，还有赖于系统有效的组织、政策的引导以及环境的优化。个体和群体通过与环境的互动纳入情境场系统中，而在情境场协同中始终存在着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只有实现优化组织、良性互动才能促进情境场系统的运行增效。
其一，以生活情境、文化情境、历史情境的融合促进情境场的协同优化。3种情境构建既要有侧重、有特色，又要主动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始终围绕情感要素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情感的培养与体验，在文化传承中注重情感的连结与共鸣，在历史教育中注重情感的激发与认同。另一方面，生活情境的构建要体现文化价值的引领和正确历史观的塑造，文化情境的构建要贴近各族群众的现实生活场域和生活实践，历史情境的构建要提炼中华民族历史中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元素和生活元素，将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抽象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符号。
其二，以微观情境场、中观情境场、宏观情境场的动态适应促进情境场的协同优化。在复杂系统中，主体基于社会互动的相互作用而进行的调整即为适应性。主体在情境场中会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而要实现不同层级情境场的协同，就要保持情境场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这就要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既要有效利用现有情境，也要积极主动创设情境。现有情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实前提，预示着各族群众的现实状况以及内在诉求，是自发性和自觉性相结合形成的情境。创设情境是为了达到教育目标而主动构建的情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境创设，要体现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愿景，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灵活调整情境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呈现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教育需求，使得各族群众在原有基础上都能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同时，情境创设要注重情感交流，通过情感因素设置来触动人心、激发各族群众的内在动力。此外，情境创设还要注重实践性与参与性，鼓励各族群众在各层级的情境中积极参与、主动交流，在实践中感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巨大成果，激发各族群众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三，以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促进情境场的协同优化。信息的共享和反馈有利于各层级情境场及时了解、积极响应彼此的需求和变化，实现有效衔接和相互促进，推动不同层级情境场的合作与协调。要建立健全畅通的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在微观情境场层面，要充分激发个体积极参与情境构建的主动性。中观情境场处于微观情境场与宏观情境场的中介地位，要及时收集和分析各族群众的现实诉求和问题困难，体现他们的认知特点和情感倾向，为宏观情境场的决策提供依据，也要促进微观情境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准确传递宏观情境场的政策意图和发展目标。在宏观情境场层面，要对微观和中观情境场的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和深入研判，强化情境场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对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偏差和不足及时修正和调整，确保政策能够更好地满足各族群众的需求和期望，推动形成完整、高效的情境场协同系统。
总之，新时代民族工作要做到“有形、有感、有效”，就要遵循科学的规律和方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引入情境教育模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情境、文化情境、历史情境相关联，推动微观情境场、中观情境场、宏观情境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形传神、以感铸魂、以实增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8.
[2]陈立鹏.要全面准确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N].中国民族报，2022-03-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2-173、15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5.
[5][美]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63.
[6]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259.
[7]李吉林.“意境说”导引，建构儿童情境学习范式[J].课程·教材·教法，2017(4).
[8]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4).
[9]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2022-03-06.
[10]李吉林.情感：情境教育理论构建的命脉[J].教育研究，2011(7).
[11]贾立勤，张润君.日常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建构[J].贵州民族研究，2023(6).
[12]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8.
[1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3.
[14]张茂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15]宣朝庆，葛珊.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J].人文杂志，2021(12).
[16]张兴杰.现代社会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8.
[17]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J].民族研究，2015(3).
[18]刘吉昌，曾醒.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责任编辑：顾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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