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域为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建构
作者:罗兰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


摘 要:域作为一种描述范围的单元,深植于哲学思辨、社会观念及文学艺术之中,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化与文化传承机制产生着深远影响。媒介域的崛起逐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开新视角。在“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域逐渐从模糊感知的抽象范畴迈向具体可观的实体存在,成为一种内在的、稳定的力量,在符号域、文化域、智能域发挥“点—线—面”的媒介效能,故此,提出从这三个域建构其媒介域,通过强化“点”的扩散与融合,创设多元一体的符号体系,坚持“线”的贯彻与主导,革新中华文化叙事范式,发挥“面”的覆盖与辐射,优化技术驱动的媒介生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全面的介质基础和媒介支撑

关键词:媒介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媒介


在计算机科学中,域是服务器与工作站的集合体,在Windows网络操作系统中,既扮演着逻辑组织单元的角色,也界定了安全边界。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域意指特定的范围或界限。追溯其字源,域之古字为“或”,“或”亦为“国”之初文,三者同源,本义均指向疆域、地域。后为分化字义,古人于“或”字左添“土”旁,创“域”字,专以表地域之义。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域常与领土、主权等概念并提,象征着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当前,域在汉语中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在一定疆界内的地方,即疆域;其二,泛指某种范围。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域的内涵已实现从地理空间向文化心理场域的范式跃迁,其本质演变为由价值共识、情感联结、利益契合与身份认同所构筑的复合型意义空间[1]。这种超越物理边界的域,通过数字媒介技术实现具象化转化。作为技术文明演进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耦合产物,媒介域正成为重塑信息传播生态、推动跨文化对话的关键基础设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方法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一、为何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

中华文明对域的哲学思辨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道家哲学通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论揭示宇宙秩序,儒家伦理体系通过差序格局实现人际关系的秩序化,墨家思想倡导突破血缘与地域限制的伦理共同体。中国古典美学通过意境营造建构起超越现实维度的审美论域,实现主体精神与客观物象的同构。家国情怀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密码,构建起家庭私域和国家公域的双重论域结构。中华传统节日通过家庭伦理的仪式化展演,完成从血缘亲情到民族认同的符号转换,形成家国同构的认同连续统。从家庭至国家的层级拓展,充分展现了域的多层次性和动态性,加深人民群众对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以礼仪为核心,将域视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和边界。礼仪规范作为社会秩序的象征系统,通过礼序乾坤的制度安排,在个体行为层面构建起规范论域,实现社会关系的可控性整合。

中华文化体系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文化根基和精神纽带,其内蕴的域概念不仅深刻贯穿于哲学思辨、社会观念建构及文学艺术创作等多重维度,更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演化与文化传承机制产生深远影响,深刻指向共同体认知的形成、共同体情感的凝聚、共同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共同体行为动能的激发[2]。从历时性来看,域其实源远流长,早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物质文明演进与精神追求的历史脉络之中。伴随社会进步与技术革新,传统的域理念逐步与现代媒介技术相融合,在社会实践中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场域和传播范式——媒介域。媒介域为理解技术文明与文化传承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认识视角。德布雷提出媒介域的概念,用它来指一个既定时期的中介化系统,或技术与象征结构,或具有一定时间—空间特性的传承和运输的技术环境[3],主要涵盖逻各斯域、书写域、图像域等多个维度,每个维度均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物质工具紧密相连,映射出技术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深刻互动。每个媒介域对应特定的技术装置与认知范式:逻各斯域对应口头传统与集体记忆,书写域催生文本权威与线性时间观,图像域则开启视觉文化与空间转向。技术与符号的深度互动,实质是媒介势能对社会认知结构的重塑过程,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信息”的延伸,技术变革始终与文明形态的转型同构共生。媒介域超越单一物质载体的具象化约束,强调具身性媒介载体与象征性媒介势能的双重建构。其势能内蕴于传播实践并生成结构性力量,在信息传播、文化对话和社会整合维度展现出显著的赋能效应。作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依托于媒介域内技术逻辑与符号体系的协同作用。媒介域不仅是技术装置与象征系统的物质性耦合,更呈现为动态演进的文化实践场域,通过特有的势能效应驱动信息流通网络的拓展、文化交集空间的生成与社会联结模式的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不可或缺的媒介化基础设施与文化认知框架。

二、媒介域的介质效能

“媒介域是把媒介技术的符号形式和关系结构作为整体来看,从而确定一个信息传播格局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主要通过物质载体、符号系统、信息内容、技术架构、受众群体及社会语境等多重要素的协同作用而构成,其中符号系统作为核心枢纽,贯穿于各要素的互动网络之中,发挥着关键的联结与驱动作用。

(一)符号域:“点”的扩散与融合

在媒介域的符号实践中,符号以节点化的形态实现空间上的辐射与纵深方向的传播。符号域作为文化意义生成与转化的核心场域,通过符号元素的自组织关联形成复杂的、动态的意义网络,其动态边界成为跨域交互的关键枢纽。尤里·洛特曼指出,符号域不仅是符号活动的载体,更是文化意义生成、传递与转化的核心场域,可以描述符号系统在文化传播中的动态结构与功能[5]。符号作为媒介域中的节点化存在,通过结构性组织成为意义系统的核心载体,其作用机制体现为横向扩散与纵向融合的双重维度。横向扩散机制通过符号节点在符号域内的传播网络实现意义共享。此类节点既包含语言、图像、仪式等符号载体,亦涵盖文化象征等抽象表意系统,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经由媒介渠道、教育体系及社交网络完成空间延展。尽管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语义调适或局部重构,但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从中心向边缘辐射的意义共享网络,形成文化记忆的传播链。纵向融合过程则通过跨符号域的边界交互实现意义重构。当不同符号域的核心节点在阈限空间相遇时,将引发意义的碰撞、杂糅和新生,既包括主动的文化转译行为,亦涉及被动的意义渗透。正如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消费主义符号与传统民俗符号的交融,不仅催生出新的文化表达范式,也触发了文化认同的协商机制。符号系统的自组织性体现为节点间非线性关联,而意义增值则源于解码端的创造性解读。在此过程中,符号系统凭借自组织特性呈现出意义增值效应,在空间辐射中实现纵深渗透。

可以发现,媒介域中的符号节点呈现出动态发展趋势,既涵盖从微观符号到宏观文化体系的嵌套结构,也表现出对文化变迁的主动适应性调适。符号作为文本基本单元,在跨文化流动中经历解构、重组、再生产的语义循环,其意义在不同媒介平台与文化语境间实现转译和增殖,以“点”扩散和融合的符号域不仅维系文化记忆的连续性,更通过意象重构与意识塑造[6],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态媒介基质。

(二)文化域:“线”的贯彻与主导

文化域作为皮埃尔·布迪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构成特定文化语境中共享的符号体系、意义网络、价值规范与实践逻辑的复合场域,其通过形塑个体与集体的认知图式与行为范式,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7]。该场域的媒介属性呈现为三层功能面向:一是作为信息承续载体,文化域依托语言、艺术、宗教、习俗等多元符号系统,完成文化记忆在时空维度上的纵向传承与横向扩散;二是作为意义生成场域,文化域通过共享符号体系与价值框架,为认知主体提供理解与诠释世界的解释性图式;三是作为社会联结平台,文化域经由文化实践促成互动、协商与认同建构,进而形塑社会关系网络与群体凝聚力。文化域的本质属性揭示了文化作为人类意识形式与物质实践之间的辩证关联,意识作为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其传播与再生产过程必然依托文化域的载体功能与场景建构。文化域既构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场域,亦形成社会结构复制与主体身份建构的支撑性条件,其特性表现为文化样态的多元并存、动态演化、相对自主性及跨场域渗透力。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映现系统,其生成根源深植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实践。意识既体现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图式,亦构成主体实践的观念中介。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9]。基于意识与存在的本体论关联,文化域通过其媒介属性实现文化的传播与再生,并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中演变为权力博弈与意义生产的核心场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媒介域作为文化传播的基础设施,不仅承载技术传输功能,更构成权力关系再生产与意义争夺的战略空间。媒介叙事的权力配置直接决定文化传播的效能层级与影响范围。中华文化作为兼具历史深度与文明厚度的文化体系,具备重构全球文化叙事格局的潜在可能。然而,要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交互语境中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守文化主体性与历史连续性原则[10],通过线性叙事策略构建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与叙事范式,彰显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谱系与历史发展脉络,在全球文化传播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垄断,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传播生态。

(三)智能域:“面”的覆盖与辐射

“媒介技术革命是媒介域变迁的核心动力,智能媒体的崛起与泛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媒介域——智能域。”[11]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性力量,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并重塑了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与运行逻辑。智能媒介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实现了信息的精准化、个性化和即时化传播,全方位渗透人类的工作、生活与社会互动模式。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使媒介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递工具,成为嵌入社会系统的基础设施,支撑着现代社会的运行。智能域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态系统,正在推动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媒介化趋势,并逐步走向深度媒介化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智能媒体的作用已超越传统媒介的功能范畴,成为社会建构的能动性力量,不仅重构信息传播生态,还通过技术赋权重新定义社会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文化生产模式。

在智能域的覆盖与辐射下,媒介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催生出全新的社会生态格局。智能媒体作为智能域的核心载体,通过泛化应用推动对社会空间的全方位渗透与多层次连接,从单一的信息领域扩展至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领域,形成了技术—社会深度融合的新型生态体系。一方面,智能域的“面”覆盖体现在技术对物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广泛嵌入,以及对信息流动、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的系统性重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构建起高度互联、即时响应的信息网络,将社会运行的每一个节点纳入技术驱动的生态“面”之中。另一方面,“面”的辐射通过技术赋权与数据流动,重新定义社会互动的规则与边界,对微观个体行为、中观文化实践及宏观制度安排均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从行为模式到社会结构的辐射性变革。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媒介域的建构路径

作为具备丰富媒介体量的域,媒介域内部有清晰明确的结构和秩序,外部具备可变换的自由形态,既能以域之广大兼容、包含,也能以域之自由嵌入、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建构,须从符号域、文化域和智能域出发,结合其内在机理与介质效能,将“点”“线”“面”有机链接,形成一个动态、立体的媒介生命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媒介基础。

(一)符号域建构:强化“点”的扩散与融合,创设多元一体的符号体系

符号域作为媒介域的基础单元,是信息传播与文化融合的关键节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域建构,须以中华文化符号为“点”,通过空间、时间和网络的多维扩散,形成覆盖物理、虚拟与概念空间的符号体系,重点要以符号的多元一体性体现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以符号的共享意义强化共同体的归属感。通过符号域的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在符号的流动、互动与再生产中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升华。

第一,锚定中华文化核心符号,定义符号“点”。首先,从语言文字、视觉符号、仪式符号、精神符号等筛选核心符号,以中华文化中具有高度共识性和象征性的符号为“点”,将传统符号转化为适应现代媒介传播的形式。其次,对筛选并转化后的核心符号进行系统整合,构建多层次的符号矩阵,明确不同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层次结构,以便在不同场景下灵活运用。最后,建立动态的文化符号发展机制,持续跟踪社会发展与时代需求,不断更新和优化核心符号体系,确保中华文化符号始终能够精准反映时代特征与民族精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既立足文化符号的遗传特征推动元符号创新[12],又持续迭代以适应时代需求。

第二,设计扩散机制,强化符号的覆盖力和渗透力。首先,夯实空间扩散,实现全域覆盖的符号布局。既要在公共建筑、城市景观、交通枢纽等场所的物理空间嵌入中华文化符号,也要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元宇宙场景的虚拟空间中构建中华文化符号矩阵。其次,重视时间扩散,要强化历史与当下的符号链接。将传统符号、历史叙事与现代社会议题结合,将符号与历史事件、人物关联,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最后,积极推动网络扩散,增强跨媒介与跨文化的符号互动。设置符号超链接,如在影视作品中嵌入传统符号彩蛋,在游戏中设置文化符号任务;推动符号的国际传播,如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项目输出中国符号。

第三,融合民族多样性与文化统一性,打造有层级和秩序的符号域。首先,以中华文明主线串联不同历史阶段的符号,整合各民族符号,形成多元一体的符号体系,推动多民族符号的共生融合。其次,确立符号规则,强化共同意义框架,以新的语法规则引导符号的正确使用规范,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确立符号的集体认同内涵,深化意义规则。最后,确立符号体系的层级结构,打造覆盖物理、虚拟与概念空间的符号域,适应符号域的动态演化、增强符号域的韧性建设,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空间的文化浸润、掌握数字空间符号编码—解码—传播的主权、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锚定,最终把多元一体的符号体系升维为覆盖物理—虚拟—概念三重空间的整体符号域。

(二)文化域建构:坚持“线”的贯彻与主导,革新中华文化叙事范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3]“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14]中华文化深植传统土壤,同时又不断与时俱进,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相结合,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文化域作为媒介域的中枢板块,以中华文化之“线”贯穿全域,系统推进其建设和演进,进而系统革新中华文化叙事范式。

第一,实施核心价值文化工程,重视仪式化传播机制,筑牢文化基因纽带。其一,开发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图谱。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符号集成系统,融合各民族传统符号元素,形成具有共性的文化标识,将不可见的质料转变为可见的形式,让受众在文化浸润中收获体验、情感和思想[15]。其二,坚持仪式化文化传播与传承机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体系,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文化叙事和文化活动中,以数字技术复现历史场景,增强文化认同感。创立非遗文化活化与传播矩阵,将各民族歌舞、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产品。

第二,构建文化教育传播拓扑网络,形塑认知共同体。其一,构建多民族叙事认知框架,通过共同议题整合各民族文化元素与历史记忆,重构集体记忆编码机制,形成系统性认知图式。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对文化元素进行具象转译,将各民族创世神话、历史传说等文化内容进行三维建模与交互式呈现,构建具有文化共识性的叙事体系,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知黏性。其二,创设沉浸式文化培育场域,通过建设移动式思政教育场景和全息投影系统,运用AR/VR等混合现实技术突破传统课堂边界,将文化教育嵌入现实物理空间。通过组织历史遗迹、文化遗址的沉浸式考察,配合AR/VR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时空叠合呈现,促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具身认知与批判思考,并在校园公共空间构建日常化文化浸润场景,使传统文化符号成为环境育人的持续性要素,促进从显性教育到隐性渗透的认知建构转型。

第三,系统性升级文化域,驱动受众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在文化生成上,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文化表达范式革新[16]。通过文化IP开发、跨媒介融合等业态创新,拓展文化产品供给体系,激活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其次,在文化制度保障上,推进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开放型人才发展机制。完善文艺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建设传统文化研究智库,为文化创新提供持续的人才供给和智力支持。最后,在文化情感认同上,推进文化记忆的当代转译。构建情感共鸣的传播场域,以叙事策略创新实现文化意涵的重构,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具有情感穿透力的文化文本,最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7]

(三)智能域建构:发挥“面”的覆盖与辐射,优化技术驱动的媒介生态

在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技术驱动的媒介生态对文化传播具有深远意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8.6%[18],数智技术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故此,应充分发挥智能域“面”的覆盖与辐射效能,从数字基础设施、智能算法体系、技术治理生态出发,打造更为完善的媒介生态,升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域。

第一,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智能域的广度,加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基础。首先,拓展网络普惠覆盖。将5G、千兆光纤网络全面延伸至偏远乡村和边境地区,消除数字鸿沟,确保各民族均能平等享受数字时代的发展成果。这不仅延伸网络基础设施,更彰显智能域覆盖的广度,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构建算力融合枢纽。积极整合不同算力资源,搭建国家算力网络与民族地区算力协同的关键枢纽,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智能域的辐射范围,推动各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最后,建设数据共融平台。汇聚文化、经济与社会等多维数据,运用脱敏、加密与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安全流通。整合数据资源,从“面”深度融合智能域,促进数据跨区域、跨部门共享,为各民族共同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第二,优化智能算法体系,增强智能域的深度,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效能。首先,研发民族语言互通算法。基于深度学习技术,针对各民族语言特点,开发高精度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语义理解算法,打破语言交流障碍,深度渗透智能域,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技术融合。其次,挖掘民族文化共通算法。对各民族文化元素、符号、历史故事等进行深度特征提取与分析,构建文化基因共通算法模型,深入挖掘各民族文化的共通之处,投入智能域深度开发[19]。最后,创新精准服务推荐算法。依据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偏好、消费习惯等数据,运用协同过滤、深度学习等算法,实现对文化产品、公共服务的精准推荐,满足各族群众多样化需求,同时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实现智能域的深度拓展。

第三,完善技术治理生态,确保智能域的正向建构,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保障。首先,健全技术监管协同机制。制定统一的民族地区数字技术应用规范与标准,联合各民族地区成立技术监管小组,对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进行协同监测与评估,及时纠正违规行为,保障智能域的健康发展。其次,组建由技术专家、伦理学者、法律人士及熟悉不同民族文化代表构成的技术伦理委员会,依据我国科技伦理规范与国际共识,对新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应用开展动态伦理审查。审查须建立透明程序,保障当地社区参与权,确保技术发展既符合现代伦理框架,又通过协商机制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适应性平衡。最后,培育技术人才共育机制。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在民族地区开展数字技术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专业课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实习实践等方式,培养各民族技术人才,推动智能域的持续发展和创新,为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提供人才保障。

四、结语

在数字技术逻辑深度嵌入与媒介话语权结构性嬗变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面临多重挑战,又迎来实践场域和认知维度拓展的机遇。作为蕴含中华文明特质的方法论凝练,域概念谱系融合了地理空间的文化积淀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联结,为破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提供新视角。以域为方法论支点,笔者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建构,其实践进路不仅是对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积极响应,更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中华文明根脉守护和魂脉赓续的媒介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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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明德)

初审:张御龙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