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机制与路径
作者:金英 田鹏颖来源:《学术探索》 2025年第9期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在价值方面,其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载体,通过集体记忆再生产实现历史连续性的叙事重构,以价值认同的内化逻辑完成伦理秩序的文明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根基。在机制方面,符号编码机制推动了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转译,叙事建构机制成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证言,制度嵌入机制则保障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体治理,使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切实发挥赋能作用。在路径方面,话语体系重构激活了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文化意义再生产,实践嵌入策略培育了历史文化遗产教育的隐性认同,全球文明互鉴则发挥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跨文化对话功能,整体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伟大复兴。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复兴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民族工作全局。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云南考察时强调,“要保护利用好木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赋能民族工作指明方向。党中央将“四个共同”历史观与“四个与共”理念纳入顶层设计,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核心议题,《“十四五”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等部署,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当前在理论层面,学界聚焦历史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集体记忆功能及其对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在实践层面,福建龙岩通过红色遗产活化形成精神纽带,海南以沉船遗址重构海洋文化认同,新疆工程学院以博物馆教育深化历史认知,均凸显了历史文化遗产的实践效能。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于个案分析,系统性阐释历史文化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向赋能的理论研究仍显不足。在此背景下,立足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探索历史文化遗产何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双重意义。

一、历史文化遗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

(一)文化符号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载体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身份标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物质载体与精神符号,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表征系统,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载体。

从物质层面来看,历史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形态和特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物质见证。古老的建筑、精美的器物、传统的村落等,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南方的徽派建筑,还是少数民族的特色民居,都体现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智慧与审美观念。这些建筑在布局、结构和装饰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风格,但又都遵循着一些共同的文化原则,如对自然的尊重、对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这些共同的文化元素,使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在欣赏和研究这些建筑时,能够引发文化上的共鸣,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物质文化遗产还通过其传承和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性。许多古老的建筑和器物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保存完好,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活化石。通过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坚韧和顽强,这种历史延续性的体验,使人们更加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

在精神层面,历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价值观、信仰和情感等精神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统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各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这些精神符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能够跨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在不同民族之间产生共鸣。例如,中国的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正义、善良、勇敢、智慧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能够从这些作品中汲取力量,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魅力。传统节日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精神符号。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盛宴。在这些节日里,人们通过各种传统习俗,如贴春联、吃月饼、赛龙舟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亲人朋友的祝福,这些节日习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不同民族在庆祝这些节日时,虽然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可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同时,通过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例如,中国的传统武术、中医、书法等历史文化遗产,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因此,历史文化遗产所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通过物质载体与精神符号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表征系统,这种文化表征系统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载体,它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和历史延续性,更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鸣和认同感,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集体记忆再生产:历史连续性的叙事重构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纽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集体记忆再生产所蕴含的历史连续性叙事重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连续性提供了坚实的认知根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的“大一统”历史叙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历代正史的民族史撰述积极迎合了这样一种统一多民族的政治格局,不但重视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而且所记内容蕴含了丰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观念。”[2]从古代的秦汉大一统王朝,到近代维护国家统一的不懈斗争,“大一统”观念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这种观念在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如万里长城,它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大一统”理念的物质象征,彰显着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团结的坚定信念。在历史的演进中,“大一统”叙事通过历史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和强化,使人们在集体记忆中形成了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认同。当人们面对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大一统”历史叙事时,会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认知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连续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同时,历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交融性”历史叙事,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民族的交流、融合与共生。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这一过程,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融合了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元素,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这种“交融性”叙事在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中,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通过对文化遗产中“交融性”历史叙事的挖掘和传承,人们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时空上更加紧密相连,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不再局限于当下,而是在历史的脉络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根源。历史连续性的叙事重构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大一统”和“交融性”历史叙事的解读和传播,能够让新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叙事的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这种教育传承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集体记忆的延续,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代际之间得以不断强化。

此外,历史连续性的叙事重构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叙事能够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使大家在共同的历史认知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当人们在历史文化遗产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时,会更加珍惜和维护现有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局面。因此,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的“大一统”“交融性”等历史叙事在集体记忆再生产中实现了历史连续性的叙事重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连续性提供了认知根基,这种叙事重构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它将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三)价值认同的内化逻辑:伦理秩序的文明表达

历史文化遗产宛如一座巨大的宝库,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与精神,其中蕴含的“和合共生”“天下为公”等伦理内核,在形塑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识与道德规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体现了伦理秩序的文明表达,为价值认同的内化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撑。

“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重要理念,强调不同个体、群体、事物之间的和谐共处与相互依存。“‘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3]在历史文化遗产中,这种理念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古老的建筑艺术到传统的哲学思想,无不彰显着“和合共生”的智慧。例如,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四合院,其布局体现了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统一,这种建筑形式不仅是居住空间的营造,更是一种伦理秩序的表达,教导人们要懂得包容、合作与互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和合共生”的伦理内核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使共同体成员认识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天下为公”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怀和社会理想,它倡导一种超越个人私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历史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诸多文化经典、名人名言,都深刻阐释了“天下为公”的内涵。古代仁人志士以天下苍生为念,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而不懈奋斗,这种精神激励着共同体成员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今时代,“天下为公”的理念对于培养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促使人们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能够坚守道德底线,以公共利益为重。历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这些伦理内核,通过各种文化传承和教育活动,逐渐内化为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识与道德规范。

在学校教育中,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让学生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伦理,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在社会层面,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展览的举办,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使“和合共生”“天下为公”等理念深入人心。同时,这些伦理内核的文明表达也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在一个多元一体的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和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和合共生”“天下为公”的伦理理念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坐标,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减少矛盾和冲突,这种和谐的伦理秩序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和合共生”“天下为公”等伦理内核,以其独特的文明表达,为共同体成员价值认同的内化提供了深刻的逻辑支撑,通过传承和弘扬这些伦理内核,能够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历史文化遗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

(一)符号编码机制: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转译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程中,符号编码机制承担着文化基因解码与价值共识重构的双重功能。“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4]符号编码机制通过系统性解析历史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符号,运用现代阐释学方法进行编码重组,最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质的符号体系。这一动态转译过程可分解为四个递进式运作阶段:首先,符号提取与整合阶段体现着文化基因的考古学特征。对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物质符号(如建筑遗址、生产工具)、制度符号(如政治文书、典章制度)和精神符号(如神话传说、艺术意象)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时空维度中辨识符号的层累结构与互文关系。例如,对“讨南羌”织锦残片的符号解码,既要考证其作为汉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物证价值,更要挖掘其中“中国”概念的共同体意涵。这种符号筛选需遵循“四个共同”价值标准,确保所选符号具有历史真实性、文化代表性和价值导向性。其次,符号意义的重构阶段体现阐释学的创造性转化。运用视域融合理论,在历史语境与现代语境的对话中实现符号意义再生产。以土司遗址为例,其符号意义需从“边疆治理制度”的传统认知,转向“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价值阐释,实现从制度符号向治理共同体符号的转译。这种重构需要建立双轴操作体系:纵轴上保持符号的历史本真性,横轴上拓展符号的当代阐释空间,形成“一体两翼”的意义生成机制。在此过程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被重新锚定,如将革命遗址的物理空间符号转化为精神信仰符号。再次,符号体系的构建阶段遵循结构主义符号学原理。按照符号系统理论将离散的文化符号组织为层级分明、逻辑自洽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包含基础层(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层(制度文化遗产)和核心层(精神文化遗产),通过转喻与隐喻的双重修辞策略形成符号链条。例如,将“万里茶道”的物质符号与“茶马互市”的制度符号、“和衷共济”的精神符号进行语义关联,构建起经济共生、政治互信、文化交融的符号叙事体系,这种结构化编码使符号系统产生“1+1>2”的涌现效应,强化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达。最后,符号传播与认同阶段体现传播政治经济学规律。通过教育场域、媒介场域和仪式场域的协同传播,将符号系统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内化的文化实践。在教育层面构建“符号阐释—价值引导—情感共鸣”的三阶育人模式,在媒介层面运用跨媒体叙事策略实现符号的多模态呈现,在仪式层面通过节庆活动塑造集体记忆,这一立体化传播使符号系统突破地域与民族边界,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符号接触—意义协商—认同建构”的螺旋上升机制,构建历史性与共时性统一的动态转译体系,最终实现从文化认知到价值认同的质的飞跃,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提供理论支撑,更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新视野。

(二)叙事建构机制: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证言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见证,通过系统性叙事建构形成集体记忆的符号表征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象化的历史证言。首先,符号体系的物态叙事。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构成叙事建构的物化载体,其空间布局、建筑形制、器物形貌等物理属性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密码。如中央苏区革命遗址的复原不仅保留建筑本体,更通过场景还原技术再现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运作的历史图景,使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物态符号。这种具象化叙事突破文字记录的局限,通过视觉符号的在场性触发情感共鸣,形成“建筑可阅读、文物会说话”的传播效应,“用有声语言说明空间的历时性变迁,虚实结合,还原或展望叙事空间的动态图景”,[5]使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地理坐标标识民族交融历史场域、形制特征凝固多元文化技术融合以及功能变迁映射共同体意识演进轨迹的三重空间叙事功能。其次,故事体系的情感叙事。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集体记忆通过故事化提炼形成情感动员机制。以毛泽东在苏家坡村的革命实践为原型提炼的《洞前对》等故事文本,通过人物、情节、场景的戏剧化重构,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情感认同符号。这种叙事策略遵循“大历史、小切口”的创作原则,选择具象化历史片段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结构:故事主角的族属多元性体现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性,矛盾解决方式展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智慧,价值取向昭示共同体意识的伦理基础。口述史与文献互证的叙事方法,既保证历史真实性,又通过细节铺陈增强感染力,形成“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价值真实”的三重叙事逻辑。再次,教育体系的仪式叙事。依托历史文化遗产构建的研学教育基地形成仪式化传播场域,通过空间实践实现认知重构。福建苏家坡村打造的“红色文化+教育培训”模式,将参观动线设计为“历史场景体验—专题教学研讨—互动仪式参与”的递进结构。这种具身化学习机制突破单向灌输模式,使参与者在角色扮演、情境模拟中完成三重认知飞跃:从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从文化感知向价值认同跃迁,从历史认知向现实观照延伸。教育空间的仪式叙事具有时空压缩特性,通过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再现,使参与者同时体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关联,形成“历史证言—现实观照—未来指向”的认知闭环。这种多维叙事建构形成强大的文化阐释力,通过物质符号提供认知支点,情感叙事建立价值关联,仪式实践固化行为模式,三者协同完成从历史记忆到共同体意识的转化。当历史文化遗产叙事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大众传播网络和公共文化空间时,能够有效破解“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构风险,使各民族在共享历史叙事中形成命运与共的精神联结。这种机制的成功运行,既依赖于文化遗产本体的真实性保护,更取决于叙事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能力,需要在保持历史原真性的同时,运用跨媒介叙事技术构建符合时代语境的表达体系。

(三)制度嵌入机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体治理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依托制度化的治理框架,通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制度嵌入机制,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深度融合。这一机制以系统性治理思维为导向,强调主体协同、规范约束和效能转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共同体治理模式。首先,政策法规体系的顶层建构。国家层面通过立法确立历史文化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战略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支撑作用。地方性法规如《地名管理条例》将地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体系,通过规范地名命名、更名程序强化历史记忆的连续性。行业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文物部门联合教育机构制定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规范》,为历史记忆的永续传承提供了技术制度保障。其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全过程全链条,做到有人管、在利用、出效益”,[6]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协同治理架构。政府部门通过建立历史文化遗产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文旅、民委、教育等部门资源,如在革命遗址保护中形成“文物认定—价值阐释—教育转化”的全链条管理。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包括设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培育非遗传承人合作社等,如土司遗址保护中形成的“政府+村寨+学者”协同模式。市场调节机制体现为建立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负面清单,规范文创产品开发中的文化符号使用,防止商业化对文化内涵的消解。再次,教育传承的制度化嵌入。将历史文化遗产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构建“课程—实践—评价”三位一体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编写中设置“文化遗产与民族交融”专题模块,系统阐释敦煌文书、土司遗址等物证的历史价值。实践教学制度要求高校将所在地历史文化遗产纳入思政课实践学分体系,如闽西革命旧址群的“情境体验—理论升华—价值内化”教学流程设计。考核评价方面,将历史文化遗产知识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测评指标,形成可量化的教育成效评估体系。最后,动态化效能评估反馈机制。构建包含文化认同度、社会凝聚力、价值传导力等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大数据监测历史文化遗产传播的舆情热点,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共同体意识关联度的长期跟踪研究,完善制度迭代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保护名录、阐释重点和教育策略。这一制度嵌入机制通过规范层、操作层、评估层的系统设计,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从专业技术领域提升为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制度供给与文化需求精准匹配,既遵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律,又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历史文化遗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一)话语体系重构: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文化意义再生产

话语体系重构是历史文化遗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其实质在于通过现代性诠释框架的建构,突破传统文化符号与当代价值认知之间的阐释鸿沟。这一过程需从三个维度展开:文化符号的语义扩容、叙事逻辑的范式转型以及价值阐释的体系重构,三者共同构成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意义生成网络。首先,文化符号的语义扩容要求突破传统符号的单向度历史叙事,转向多维度的文化意义再生产。以丝绸之路文物为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的阐释不应局限于汉代军事治理的实证功能,而需将其天文意象、哲学内涵与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明互鉴逻辑相链接,使历史符号成为贯通古今的跨时空意义载体。这种语义扩容遵循“历史基因解码—文化符号转译—现代价值赋形”的路径,通过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动态调整,将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共同体意识符号表征系统。其次,叙事逻辑的范式转型需实现从“实证史学”到“认同史学”的认知跃迁。传统文化遗产研究多聚焦于历史事实的考证与物质形态的保护,而现代话语体系则强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轴心的叙事重构。例如,龟兹魏晋古墓群的阐释,应从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的考古学分析,转向揭示其中原文化与西域文明交融的“文化层累”现象,构建“多元一体”文明演进的历史叙事。这种转型要求建立“器物—制度—精神”的三维阐释框架,在物质实证基础上提炼文化交融的精神特质,形成具有情感共鸣力的集体记忆叙事,“把中华民族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中华文明血脉中,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主体性”。[7]再次,价值阐释的体系重构需构建“历史—现实—未来”的连续性意义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为此提供了典型范式:锡伯族念说艺术通过吸纳汉族演义文学实现叙事内容的时代拓展,其价值阐释应从单纯的技艺保护转向“文化互嵌”机制的揭示,彰显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这种重构要求建立“四重阐释框架”——历史维度的文明交融实证、现实维度的文化认同强化、未来维度的创新转化潜能以及空间维度的国际话语建构,使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勾连历史根基与现代认同的意义枢纽。这一话语体系重构需要坚持“以文化人”的价值导向,将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和合共生”“多元一体”等精神基因转化为当代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资源;建立“双向阐释”机制,既从现代视角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又以历史智慧回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命题;构建“全球—地方”互动的话语生产场域,在阐释历史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质时,同步提炼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价值。因此,这种话语体系重构在符号层构建中华文化标识系统,在制度层完善历史文化遗产创新体系,在价值层深化共同体意识培育机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起坚实的话语支撑体系。

(二)实践嵌入策略:历史文化遗产教育的隐性认同培育

历史文化遗产教育的隐性认同培育需依托系统性实践嵌入路径,通过多维度的文化价值阐释、教育体系重构与公共空间再造,实现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度浸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生成。这种策略强调在非显性教育场景中,通过文化符号的具身体验与价值渗透,促使个体在认知、情感、行为层面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认同建构。首先,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教育转化。需建立以历史文化记忆再生产为核心的价值阐释体系,将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符号系统。借助考古学、符号学等跨学科方法,系统梳理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大一统”政治智慧、“和而不同”文化理念及“家国同构”伦理范式。例如,对“琦玮并出中国大昌”织锦的纹样解码,需揭示天文历法、哲学思想与丝路交往的多重意涵,使其成为诠释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的文化密钥。这种阐释需突破专业话语壁垒,构建“学术话语—教育话语—大众话语”的转换机制,使历史文化遗产从考古实证转化为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资源。其次,教育体系的多维构建。在国民教育序列中建立“嵌入式”历史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形成“课堂教学—研学实践—数字传播”三位一体的培育模式。基础教育阶段可开发“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智慧”主题课程,通过文物复制品触摸、非遗技艺体验等具身学习,强化青少年对多元一体文化的直观认知。高等教育层面需加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共同体意识的复合型人才,如在考古学专业增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实证研究”方向,同时构建“校馆联动”机制,使博物馆、考古遗址成为移动课堂,通过情境化教学激活文化遗产的育人功能。再次,公共文化空间的叙事再造。通过空间叙事重构强化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同培育效能。在城乡规划中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符号系统,如建设民族团结主题广场、中华文化基因展示长廊等物质载体。重点提升社区文化中心的叙事能力,采用“实物展陈+数字交互+口述历史”复合展演方式,使敦煌文书、锡伯族念说等历史文化遗产突破时空限制,在基层场域实现“传统—现代”的意义接续。这种空间再造需遵循“场所精神”理论,通过光线、材质、动线等设计语言,营造具有情感召唤力的文化仪式空间。最后,数字化赋能的隐性浸润。借助数字技术构建“云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开发VR考古体验、元宇宙非遗工坊等新型教育产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析历史文化遗产数据,自动生成适配不同群体的教育内容,如为青少年定制交互式历史剧本杀,为中老年群体开发语音导览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特征,实现文化内容的精准推送与效果评估,形成“需求感知—内容生产—传播反馈”的智能教育闭环,“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注入新动能、新活力,有效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场域和空间,而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智能化、数字化提供动力支撑”。[8]因此,这一实践策略通过文化记忆的创造性转化,构建“价值阐释—教育传递—空间承载—数字延展”的完整链条,在个体意识中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图式,使历史文化遗产教育突破显性说教局限,转化为润物无声的认同培育力量,最终实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的升华。

(三)全球文明互鉴:历史文化遗产的跨文化对话功能

在全球文明互鉴视域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跨文化对话功能表现为从单向度文化输出向双向价值共生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既根植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哲学基因,亦契合全球化时代文明平等对话的实践诉求。“面对世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文明冲突的频起,推进和平交往任务艰巨,更需要努力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共识”。[9]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超越时空的文明载体,通过符号解码与意义再生产构建起跨文化阐释的公共场域,在消解文化误读、增进价值共识方面展现出独特效能。首先,历史文化遗产构成跨文化对话的认知媒介。从器物层看,丝绸之路遗址群、南海沉船文物等物质遗存,以实证方式展现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商贸网络与知识流动,消解“文明冲突论”的认知偏差。如泉州宋元码头遗址群中伊斯兰教碑刻与妈祖庙宇的共存状态,直观印证了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的包容特质。从精神层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价值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原则形成深层呼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这种双重维度的符号互动,使历史文化遗产成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认知工具。其次,跨文化对话驱动历史文化遗产价值阐释的范式创新。传统保护理念侧重静态保存,而全球文明互鉴要求转向动态的价值再生产过程。具体表现为:在阐释主体上,从单一学术考据转向多元主体协同,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搭建跨国学者联合研究平台,实现文化遗产内涵的跨语境解读;在传播方式上,突破地域限制构建“云上丝绸之路”等虚拟展陈空间,使敦煌壁画、海上陶瓷之路等文化符号获得全球受众的具身体验;在价值转化层面,将二十四节气等人类非遗代表作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智慧,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性转化。这种创新范式使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文明对话的“活性载体”而非“历史标本”。再次,跨文化对话功能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表达。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外交构建新型叙事体系,在三个向度实现突破。空间向度上,以跨国申遗项目推动“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共同体,将地域性文化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遗产;时间向度上,运用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未断裂的特征,如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中原礼器系统的关联性研究,有力回击“文明断层论”;价值向度上,提炼石窟艺术中的多元文化融合元素,构建“美美与共”的审美话语体系,破解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单一审美标准。这种三维叙事策略,使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彰显中华民族开放包容气度的国际话语载体。因此,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在文明对话中保持文化主体性,遵循“各文明平等互鉴”的伦理准则,着力构建历史文化遗产价值阐释的国际标准体系,推动成立“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院等跨国学术共同体,通过联合考古、合作策展等形式,将历史文化遗产的跨文化对话功能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外部认同支撑,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方案。


注释:

① 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等:《幸福生活,像花儿一样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和云南考察纪实》,《人民日报》2025年3月22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85.

[2]张继焦,曾庆环.从“大一统”到“国家—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逻辑[J].民族学刊,2024(8).

[3]汤辉,冯东海.“和合”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路径[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4(3).

[4]李春燕,马一川.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赜[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

[5]陈哲敏.《如果国宝会说话》:历史文物故事的当代讲述[J].电视研究,2018(6).

[6]张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好传承历史文脉[J].红旗文稿,2024(8).

[7]谢丽霞,郭一.仪式·记忆·符号:中华传统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25(2).

[8]王丽莹,王安全.数字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要素、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

[9]王帅,王跃.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要义及其实践启示[J].学术探索,2025(1).


(责任编辑:李凌浩)

初审:王紫瑶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