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互联网深度嵌入的当下，了解如何在社交平台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其舆论引导机制是如何构建的，这对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极为重要。通过对微博数据的LDA主题建模，从议程设置、文化符号、情感倾向等维度剖析微博平台上主流媒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共识塑造路径，并建构关联网络对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共意过程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议程—符号—情感”路径来形塑共识，与用户之间的互动遵循着“集体认知—身份认同—历史共情”的内在逻辑。共同体身份认同是认知共识的关键，而情感共识则有赖于用户与媒体之间在情感互动中实现的历史共情体验。因此，强调议程与情感共振、议程与符号互构，增强隐喻叙事、促进动态化引导有助于主流媒体通过社交平台凝聚共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网络舆论；舆论引导；社交媒体
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对增进共同性，巩固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具有深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1]。社交平台作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空间，为主流媒体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建构提供了新平台，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传播失真、文化解释偏误等意识形态风险。作为主要舆论场，主流媒体如何利用社交平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引导公共舆论，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成为亟待研究的实践命题。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社交平台上主流媒体账号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话语建构，以及在线用户在该议题中的评论话语生产，从媒体与用户互动的双向视角探讨主流媒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舆论引导机制，揭示媒体与用户之间是如何通过社交平台达成共识的，其舆论共识的达成遵循着何种逻辑，从而为有效地应用社交平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共识（consensus）意指群体成员普遍同意的观点或决定，即“普遍合意”或“一致意见”[2]，它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要义。鉴于网络舆论的公共属性，寻求共识不仅是网络舆论引导的支点和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3]，更是消弭冲突，协调内部分歧与矛盾的必要手段。
通过对以往研究内容的梳理发现，从共识视角开展的网络舆论引导研究主要涉及网络环境中舆论共识的内涵与价值、舆论共识形成的影响因素、舆论共识的引导策略三个方面。在舆论共识的内涵与价值方面，许科龙波等从价值认同的视角出发，认为网络舆论共识是主流价值认同在网络空间的延伸。[4]同时，研究者还进一步明确了舆论共识对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如叶祝弟通过对邓小平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强调了舆论共识在凝聚社会力量、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5]在新媒体形态不断变迁的当下，赵静等指出智能媒体技术虽改变了社会情景，舆论引导的方法需要与时俱进，但凝聚人心与再造共识仍然是其核心。[6]在网络舆论共识形成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宣传话语转型对网络舆论共识形成的影响[7]，并指出虚假共识效应是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而这正是引发态度极化的主要诱因[8]。在舆论共识的引导策略与实践路径上，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舆论共识的引导有赖于多方协同。如方付健指出建立舆论共识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应该在舆论中为争取共识而积极作为；二是通过舆论自净化机制促进舆论共识；三是打造一批有利于塑造舆论共识的舆论载体。[9]赵前卫则认为在舆论引导中应该建立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共识社区，通过对社区关系网络的联系，从而引导社会舆论。[10]
目前关于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研究普遍关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话语建构[11]和叙事体系[12]等问题，少有研究关注其舆论引导及共识形成的机制问题。事实上，共识达成的过程就是社会认同的过程。社会认同是认识主体是否赞同认识对象的活动，而共识正是这种活动的社会性结果。[13]为了掌握在社交平台上，主流媒体与社会公众是如何达成共识的，本文以社会认同理论为依据来对其中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
社会认同理论主张认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认识到自身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二是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4]首先，影响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认知是共识塑造的首要途径。在如何建构受众认知上，媒体往往通过对重要议题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呈现的内容生产活动来影响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理解。这方面最早涉及的是拟态环境理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受众的现实认知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在媒介影响后形成的“脑中图景”。①之后，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对媒介的新闻报道和受众的议程进行了分析，发现媒体不仅可以影响受众看什么，甚至还能影响他们想什么。[15]诸如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对事物的选择和凸显会影响受众对事物的理解。[16]微观社会学家进一步注意到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在主观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比如，符号互动理论主张“自我”是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客体，其中既包含了环境中的实体，也包括抽象意识之上的被意识所反映的客体，这种意识的形成实际上有赖于人们通过各种符号进行的社会互动。[17]
另一方面，除了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义建构外，共识还来自作为成员的人们获得的一致性情感体验，因而媒体还会通过唤醒受众情感或影响受众情感体验来形塑共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论著中提到“共同体建立在各种类型的情绪、情感或传统的基础上”[18]，即共同体的建立基于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共同属性，这些属性可以是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换言之，只有当个体产生情感上的感觉，才会产生共同体。而关于情感唤醒机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一旦群体被符号所象征，符号就能够单独唤醒情感能量，而如果符号在集体环境中被激活，则其唤醒情感的力量将进一步强化。[19]例如看到国旗时，人们的爱国主义之情会被唤起，而当在“集体在场”的环境中共同看升国旗时，这种爱国主义之情则将更为强烈。
可见，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主流媒体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中塑造舆论共识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通过内容生产过程，把关、挑选有意义的符号传递给公众，影响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从而有意识地为公众制造意义；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情感标签来影响公众的情感体验，唤醒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情感的互动联结。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试图从议程、符号、情感三个不同维度来对社交平台上主流媒体账号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具体内容与用户评论进行内容挖掘及比对，进而回应本文所关切的舆论共识是否达成，其共识机制与路径如何的问题。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
本研究以微博平台为数据收集来源。微博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平台之一，用户规模较大，平台月活跃用户达5.9亿人②。相较其他社交平台，微博一方面具有信息传播的实时性与舆论的“公共广场”属性，另一方面传播内容以文字为主，数据易于收集。微博平台中的主流媒体账号主要涉及新闻媒体账号与政务新媒体账号两类。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舆论共识的形成过程，本文以此两类账号发布的微博内容及相关用户评论作为分析对象，通过Python开源工具抓取数据。目标媒体选择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网、中国民族报四家新闻媒体的官方微博，以及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这一政务新媒体账号，共计五个微博账号。数据采集时间为2014年至2021年。之所以选择从2014年开始，是由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而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发展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在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初步处理，删除重复项和无意义的文本内容后得到主流媒体账号发布的微博681条，用户评论12289条。
（二）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LDA主题建模分别对主流媒体内容文本和用户评论文本进行主题提取，对主题框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情感分析，抽取每个主题中的情感词汇，与词典进行匹配以确定该词情感类型，进而统计归档各类主题的情感类型。同时，参考曾明等对中华文化符号概念内涵，划定原则和标准的研究[21]，收集建构中华文化符号词典，提取主流媒体微博内容和用户评论涉及的中华文化符号。最后，通过语义关联网络对主流媒体账号与用户的“主题—情感—符号”语义关联呈现进行对比分析来反应共识塑造效果。
三、路径解构：基于“议程—符号—情感”的共识塑造路径
（一）议程内容：集体取向的内容建构与认知想象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介对事物的选择和凸显会影响受众对事物的理解。[12]为了解社交平台上主流媒体账号是如何建构议程，用户是如何根据主流媒体的议程建构来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文分别对主流媒体内容与用户评论进行了主题建模分析。表1、表2分别为主流媒体微博内容和用户评论的主题建模结果。表中显示了通过LDA主题挖掘得到的主题框架、比例，以及每个主题下出现频率排名前20的关键词。
1.主流媒体主题挖掘：“过去—现在—将来”的共同体图谱
主流媒体账号发布的内容涵盖了六个主题框架，比例前三的分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47%）、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53%）和集体历史战争记忆（19.83%）。人类命运共同体（12.38%）、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11.81%）和国家统一（10.97%）亦占据一定比例。从对历史战争的回顾和集体记忆建构，到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展现，对民族文化的解读，对国际关系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再到对完成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宣传引领，主流媒体通过六个主题框架铺展了一张精心构建的涵盖“过去—现在—将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图谱。
2.用户评论主题挖掘：集体记忆关联的认知与想象
用户评论涉及的主题亦有六个类别，其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5.54%）、国家统一（20.48%）和集体历史战争记忆（17.52%），其次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15.33%）、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12.94%）和民族历史经验教训（8.20%）。
通过主题框架对比分析发现，主流媒体设置了用户的议题内容，用户议程与媒体议程具有较高关联度，两者的主题框架均具有明显的集体性特征。但相较之下，用户评论并非完全与媒体发布的内容相同，而是在媒体框架基础上作出筛选和延伸。在主流媒体设置的内容主题中，用户表现出了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回应的特征。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框架的用户回应较少，与之相比，用户对主流媒体设置的国家统一主题作出了更为积极的回应。
（二）符号呈现：地理、历史、精神类符号的意义协同
根据前述符号提取方法，对主流媒体内容和用户评论中所涉及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提取，最终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由于篇幅限制，图中仅显示排名前50的中华文化符号内容，其中圆圈越大，表示该符号出现的频率越高。
从图1中可见，主流媒体内容涉及的文化符号以精神类符号为主，此类符号以象征性的精神标识为特征，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精神、价值理念，既体现在“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等各种有形物质载体中，也包括“不忘初心”“两个一百年”“抗战精神”“女排精神”等无形的精神内涵。其次是地理类和历史类符号。地理类符号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例如“北京”“长城”“黄河”“卢沟桥”等。历史类符号以各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例如“抗日战争”“改革开放”“五四”“孙中山”“杨靖宇”等。主流媒体通过挑选精神类、地理类、历史类符号，为用户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地理与历史的想象场域。
从图2中可见，用户评论中的文化符号表达以历史类符号为主，精神类为辅，地理类次之。历史类多以“抗战”“九一八”“五四”“辛亥革命”“孙中山”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精神类以“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五星红旗”等符号为主；地理类主要涉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上述符号明显建构了中华民族与他者的边界，当用户在使用这些符号时，实质已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
借助精神类、历史类和地理类文化符号，主流媒体构筑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边界，而符号所关联的内容则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提示与强化来唤醒用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用以区分“我们”和“他们”。其中，地理类、历史类、精神类符号是主流媒体制造意义必不可少的文化符号类型，也是唤醒用户集体记忆、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关键信息。用户从主流媒体中获得与集体记忆相关的信息，并通过评论行为与社交平台上其他用户产生互动，进而获得共同体身份认同。
（三）情感表达：双向引导与具象化标签唤醒情感认同
参考相关文献，本文将快乐、赞扬、疚、思、慌、羞分别调整为喜悦、称赞、内疚、思念、慌张、害羞六类情感。[22]以此对媒体发布的博文和评论中涉及的情绪进行分类，最终分别得到21个细分情感类型。具体情绪类别及占比如图3所示。
1.双向引导与具象化情感标签塑造用户情感想象
主流媒体内容以“称赞”“喜悦”等正向情绪为主，“贬责”“憎恶”等负向情绪次之。主流媒体通过情感词的使用来塑造用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想象。一方面，属于“称赞”“喜悦”“尊敬”“相信”“喜爱”“安心”“祝愿”等正向情绪表达的词汇占比超过70%，其中“称赞”类占主导地位。词频统计结果显示，“伟大”（460次）“发展”（258次）“精神”（186次）“全面”（152次）“奋斗”（168次）“支持”（120次）“建设”（114次）等蕴含着强烈的“称赞”情感倾向的词语反复出现。另一方面，属于“贬责”“憎恶”类的词汇占比次之，这类词汇主要出现在与“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相关的内容中。如主流媒体通过“严重”（50次）“爆发”（50次）“国耻”（42次）“不容”（40次）“行径”（32次）“挑衅”（30次）“企图”（28次）等词表达了“贬责”“憎恶”等负向情绪。通过情感表达，主流媒体在给用户展现国家形象，进而试图唤起用户爱国主义情绪的同时，也通过在内容中强调“我们”来拉近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距离。此外，在进行情感表达时，主流媒体还通过采用具象化、物化的方式，将较为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价值观等与具体事物或环境联系起来，旨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看得见”，以此强化用户情感认同。
2.用户强烈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认同
从图3可见，用户情绪与主流媒体表达的情绪在方向上一致，以“称赞”“喜悦”“尊敬”等正面情绪为主，“贬责”“憎恶”“悲伤”类负向情绪为辅。从类别上看，在正向情绪中，用户和主流媒体完全相同，但在负向情绪中新增了“怀疑”“失望”“愤怒”“害羞”等情绪倾向。对情绪高频词进行对比发现，用户正向情绪以“心”（875次）“致敬”（606次）“加油”（486次）“青春”（352次）“英雄”（349次）“祝福”（303次）“爱”（302次）“鲜花”（291次）等词汇为代表。用户负向情绪以“国耻”（655次）“缅怀”（408）“先烈”（382）“小心”（113）“纪念”（104）“允悲”（89）“仇恨”（86次）“泪”（84）“耻辱”（83）等词汇为主。
用户对主流媒体的情感表达均有着与之对应的情感回应，并表现出较一致的情感认同。在正向情绪方面，用户能够理解主流媒体通过内容发布所表达的情感含义，并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积极情绪体验。而针对主流媒体的负向情绪表达，用户不但产生了相同倾向的情绪体验，还在与“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相关的内容评论中表达了强烈的 “愤怒”情绪，用以表达自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借此划清自己与有损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人之间的界限。
四、共识形成：基于关联网络的意义生产
对共识路径的多维解构实质上是对主流媒体与用户舆论共识达成的路径进行切片式剖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符号呈现和情感表达的语义关联来与用户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本文以文化符号作为中介，建构了主题内容与情感倾向之间的语义关联网络（图4），从而对舆论双方共识形成的过程进行符号重组式阐释。
（一）家国想象与中华民族身份：关联网络中的认知共识
在主流媒体内容形成的关联网络中，集体历史战争记忆主题与历史类、地理类、精神类符号相连接，具体而言，多与“七七事变”“五四运动”“赵尚志”“赵一曼”等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符号相关联。国家统一主题主要与地理类、精神类符号相连接，如“五四精神”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与历史类、地理类、精神类符号相连，如“七七事变”“卢沟桥”“红船精神”等。上述主题常与历史事件和含有特殊意义的地理符号关联，能够从集体取向上建构用户想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题主要关联历史类、精神类、地理类、生活类符号，如主流媒体通过将该主题内容与“改革开放”“牢记使命”“社会主义”“人民就是江山”等符号相勾连，更多地将用户注意力引导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主要与地理类、历史类符号相连，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文化自信”等符号的使用与用户形成认知共意。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主题除关联地理类、历史类、精神类符号外，还与“月饼”“中元节”等生活类符号关联。
在用户关联网络中，集体历史战争记忆主题与地理类符号“钓鱼岛”“卢沟桥”，精神类符号“国歌”“华夏”“五星红旗”，历史类符号“五四”“八路军”“七七事变”，生活类符号“月饼”“中元节”等中华文化符号相连。民族历史经验教训主题与地理类符号“卢沟桥”“中国台湾”，精神类符号“抗战精神”“五四精神”，历史类符号“赵一曼”“五四”“九一八”等关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与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生活类符号关联，用户在该主题下的评论表达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文化符号类型较为广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主题主要与“厦门”“哈达”“国歌”“中国红”“冼星海”“鲁迅”等符号勾连。
主流媒体内容与用户评论的“主题—共同符号”关联网络大体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文化符号由媒体选择并赋予意义，最终通过与不同主题关联将其深刻含义传递给用户。当这些文化符号所赋予的家国意义获得用户认同时，舆论场上的共意由此产生。用户在认知上认可和接纳了主流媒体集体取向的共同体建构，并将自己视为共同体的一员。诸如在主题与文化符号的关联内容互动评论中，用户常以“我们”“我辈”等第一人称表达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双方基于文化符号构建的语义关联网络分析结果再次表明，地理类、精神类、历史类文化符号是主流媒体在制造意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符号选择，也是与用户就不同主题形成认知共识的关键。
（二）历史共情：关联网络下的情感共识
就主流媒体内容而言，集体历史战争记忆主题分别与正向和负向情绪相连接。主流媒体通过发布集体历史战争记忆主题的内容，一方面在“七七事变”等符号表达中呈现悲伤、愤怒的负向情绪，另一方面，在“五四运动”“赵尚志”“赵一曼”等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相关符号的内容表达中则以正向情绪为主。通过双向情绪引导，既加深用户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记忆，也培育了用户的爱国主义情感。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等四类主题均与正向情绪相连接。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中主流媒体通过报道“七七事变”“卢沟桥”等历史事件和使用含有特殊意义的地理名称，从集体情感上勉励和鼓舞用户应当勿忘历史，自强不息。
用户评论网络中有四类主题同时关联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在国家统一主题中，用户关联网络与主流媒体一致，用户在与“七七事变”关联的内容中表达了激烈的负向情绪，在与“一个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月饼”关联的内容中则表达了“喜悦”“祝愿”等正向情绪。在民族历史经验教训主题中，用户情绪倾向亦呈现双向特征。一方面用户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受到的欺辱和侵略表达了“愤怒”“憎恨”等负向情绪，另一方面则表达了“要吸取经验，奋勇向前”等自我激励的正向情绪。集体历史战争记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两个主题也分别关联了两类情绪。此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主题则主要连接正向情绪。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相关评论内容以正向情绪表达为主，用户通过多类文化符号的使用表达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认同感。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主题中，用户评论常与“国歌”“中国红”“冼星海”“鲁迅”等文化符号勾连，以此表达个体的文化认同。
从主流媒体内容与用户评论的“主题—共同符号—情感”关联网络来看，用户在各主题上的情感倾向与主流媒体情感表达形成良好的情感互动。用户与主流媒体不仅在主题表达上相似，还进一步在文化符号的共同使用中达成身份认同，在情感互动上实现了共情连接。借助社交平台，主流媒体与用户相互构筑了一个认同场域，通过议题设置、文化符号再生产和情感表达，主流媒体唤醒了用户对中华民族相关历史发展、地理范围、文化观念、生活习俗的集体记忆，从而构筑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用户则基于媒体框架设置，在评论中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情感态度，不仅从认知上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未来，也从情感上接纳和认可它，并默认自己是其中一员。最终，用户与主流媒体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未来在情感上达成共识，即历史共情。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微博平台中主流媒体账号发布的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及其用户评论为分析材料，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框架，对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如何通过议程设置、符号选择和情感引导来引导舆论并塑造共识，以及用户在此过程中的认知反映和情感表达进行了探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通过社交平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过程中，主流媒体通过“议程—符号—情感”路径来形塑共识，而用户整体对此表现出较一致的认知认同与情感共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关注点进行个性化的议题聚焦与情感表达。
首先，主流媒体编制了一张“过去—现在—未来”的网络图谱，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集体历史战争记忆、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六个集体取向的主题来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进而建构用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理解。用户议程与上述主题具有较高关联度，主要在媒体议题框架基础上进行延展，相较之下，用户更为关心国家统一主题。其次，主流媒体以精神类符号为核心，辅以地理类和历史类符号，为用户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度想象场域。精神类符号通过象征性精神标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地理类符号和历史类符号则分别从地理空间和历史记忆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意义。而用户对各类符号的关注与媒体建构大体一致，历史类符号出现频率最高，如“抗战”“九一八”等能够强烈地唤起用户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的符号。再次，主流媒体通过双向引导与具象化标签来唤醒用户情感认同。主流媒体在情感表达上以正向情绪为主，如“称赞”“喜悦”“尊敬”“相信”等，而负向情绪如“贬责”“憎恶”等主要在评价和报道“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件等特定情境下被用来唤起用户的爱国主义情绪。同时，在情感引导过程中，主流媒体还引入具象化符号来为用户呈现“看得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从而强化用户情感认同。整体而言，用户则在情感体验上与主流媒体的情感建构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第二，主流媒体通过“主题—共同符号—情感”的语义关联网络将意义传递，并通过促进用户互动来实现用户态度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接与弥合。二者之间的互动遵循着“集体认知—身份认同—历史共情”的内在逻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舆论双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共同意义。
首先，主流媒体内容与用户评论在“主题—共同符号”的关联网络上高度契合。主流媒体通过选择和传播特定的文化符号，以集体取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为依托，成功地将家国意义传递给用户，并获得了用户认同。用户不仅认可并接纳了主流媒体所构建的共同体，还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在此过程中，用户的家国想象得以形成，其身份认知在符号的意义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具象化，并转化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其次，用户与主流媒体在“主题—共同符号—情感”关联网络中形成了良好互动，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地理范围、文化观念、生活习俗等历史与未来问题上与主流媒体实现共情。一方面，用户通过社交平台接触主流媒体发布的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相关内容，察觉并理解主流媒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持有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在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交互的过程中，用户对主流媒体所表达的情感又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体验。心理学家将体会他人的感觉与情感状态称为“共情”[23]，其中就包含对他人情感的理解与识别，以及对他人情感的感受和体验。而用户通过与主流媒体在线交互所实现的历史共情则是被置于更广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之历史脉络中的共情体验，它超越了个体身心，既包括了用户个人情感，也包含在对中华民族之历史与未来深刻理解之上形成的家国情怀。由此，主流媒体与用户在“主题—共同符号—情感”的语义关联网络中不断深化互动，沿着“集体认知—身份认同—历史共情”的路径最终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共同赋予与深度认同。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绘制了社交平台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舆论共识路径图（图5）。
在媒介化社会与跨文化传播的双重语境下，社交平台已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场域。基于本研究所揭示的“集体认知—身份认同—历史共情”共识形成机制，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社交平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
第一，通过议程与情感共振，沉浸式唤醒集体记忆。情感是联结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纽带，赋予议题以情感属性有助于唤醒网民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记忆的社会框架”认为，个体的记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社会群体提供的认知框架得以组织和重构。[24]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在议程设置中充分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内涵，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叙事手法激发用户情感认同。另一方面，依托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沉浸式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记忆场域，强化用户情感体验。如通过动态复原历史场景与交互式叙事设计，将敦煌壁画、长征路线等中华文化意象转化为具象化的数字化记忆载体。技术赋能的传播模式，既能强化年轻用户群体的具身体验，又能通过情感化叙事策略激发用户情感，从而实现哈布瓦赫所述“记忆的社会框架”的当代重构。
第二，借助议程与符号互构，实现文化认同的日常化培育。文化符号是传递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独特文化的象征。文化符号不仅塑造了集体记忆，还明确了“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身份边界。一是主流媒体应善于利用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包括精神类、历史类和地理类文化符号，并将其巧妙地融入传播内容中，具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生成适应新媒体语境的视觉化表达，使用户自主认同并内化其身份归属感。二是结合网民日常生活场景，设计与文化符号相关的传播内容。例如，开发带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表情包，让用户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或利用短视频平台推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活动，使文化符号逐渐融入网民日常交流中，潜移默化地深化其文化认同。
第三，增强隐喻叙事，促进历史共情的认知性重构。隐喻是一种有效的认知和情感工具，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主流媒体应充分挖掘“家”与“国”的隐喻关联，将国家成就与个体生活经历紧密相连，构建“家国一体”的价值叙事。首先，共同的文化背景使用户对“家国”隐喻有天然的情感认同与记忆关联，通过叙事内容有助于促成他们对家国命运交织的想象与共鸣。其次，隐喻机制能够通过具象化表达，强化情感的一致性。例如，以家庭生活为切入点，讲述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交互故事；或者通过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家国小事”，逐步延展用户的认知层次，从而深化其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发用户的家国情怀，并与之实现历史共情。
第四，强化情感治理，实现共识形成的动态化引导。媒体与用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议题上的共识形成是一个动态促进过程，其中用户情感的引导与互动是舆论共识达成的关键。因此，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同时，还应建立情感治理机制，强化动态化舆论引导。首先，在态势观测环节，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交平台上的用户情感表达进行实时观测，精准捕捉用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议题上的情绪倾向。其次，在反馈环节，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当了解到用户情感倾向出现异常时，主流媒体能够迅速介入，积极回应用户关切，消除用户疑虑与误解。在调适环节，不断优化传播策略，及时调整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传播渠道与话语体系，促进个体情感向历史共情的范式转化。
本研究为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并与用户达成共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一是深入探究不同社交平台及媒介形式，如短视频、直播等在用户情感引导中的作用机制，反思如何推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数字传播生态建设，引导其从“流量逻辑”转向“共识逻辑”；二是结合跨文化传播视角，研究海外社交平台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传播策略与舆论引导机制；三是关注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对舆论引导和舆论共识形成的影响，以更好地适应数智化社会的发展需求。
注释：
①此为李普曼在其著作《舆论》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参见：[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第28页。
②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发布的“微博202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务业绩”。详见：新浪－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5-03-19/doc-ineqakcn6639924.shtml，发文日期：2025年3月13日，查阅日期：2025年4月20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2023-10-28)[2024-09-2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2492.htm.
[2]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
[3]张福平.谋求共识：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许科龙波，郭明飞.价值认同视角下网络舆论场中的共识再造[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
[5]叶祝弟.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共识：邓小平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J].新闻大学，2024(12).
[6]秦汉，涂凌波.再造共识:智能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新宣传[J].中国编辑，2020(Z1).
[7]赵静，陈佳怡.“共识制造”：中国舆论场视域中的宣传话语转型——基于“浙江宣传”的话语分析研究[J].传媒观察，2024(11).
[8]马得勇，黄敏璇.网络舆论中的态度极化与虚假共识[J].国际新闻界，2023(7).
[9]方付建.思潮热点事件舆论共识的分析维度与构建策略[J].情报杂志，2017(1).
[10]赵前卫.共识社区：提升舆论引导力的新思维[J].青年记者，2019(6).
[11]李辽宁.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话语体系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0).
[12]陈先红.从议题到战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国际传播体系建构[J].全球传媒学刊，2024(3).
[13]江畅，李历.社会共识及其与社会认同的关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
[14]Tajfel H 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Academic Press，1978：61-65.
[15]McCombs M E，Shaw D L. The agenda 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2(2).
[16]Entman R M. 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Mc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1993(4).
[17]叶明睿.扩散进程中的再认识：符号互动视阈下农村居民对互联网认知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4).
[1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3-134.
[19][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4-126.
[20]习近平强调：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EB/OL].(2014-05-29)[2024-09-27].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4-05/29/content_2690269.htm.
[21]曾明，龚婷，戴登云，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J].民族学刊，2021(7).
[22]刘冰，历鑫，张赫钊，等.网络健康社区中身份转换期女性信息需求主题特征及情感因素研究——以“妈妈网”中“备孕版块”为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5).
[23]Wispé L.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empathy[M]//Eisenberg N, Strayer J(eds.).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7.
[2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3.
（责任编辑：刘立策）
初审：张御龙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