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往今来诸多案例表明，边疆治理成效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进入关键阶段，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边疆治理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代王朝的边疆治理策略促进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近代边疆危机激发了“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则铸就了“自强”的中华民族。以边疆治理现代化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筑牢边疆治理根基；做好民族工作，民族团结是生命线；实现均衡协同发展，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筑牢安全屏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底线。在实践方略上，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指导，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维度协同推进：以政治建设凝聚思想共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经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厚植物质基础；以文化建设凝聚精神合力，打造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建设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营造和谐社会氛围；以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共有家园，提供可持续发展支撑。
关键词：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其中边疆治理现代化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陆地边疆九省区总人口为2.84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40多个陆地边境县中超过一半是原国家级贫困县，超过90个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近60％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地区。[1]这些因素决定了，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地区是任务最为繁重的地区，边疆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影响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地区建设，在“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兴边富民”“文明边疆”“依法治边”“美丽边疆”等涉及边疆治理现代化方方面面的具体建设目标。新时代以来，边疆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边疆治理也相应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这些变革与成就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强化。
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虽然中国边疆学起步较晚，但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成长最快的学科之一。就国内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边疆治理的历史研究。如宋才发对历代王朝的西南边疆治理制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从“羁縻之治”“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的过程也是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2]王川通过对清代驻藏大臣历史的研究，认为驻藏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和加强行政管理的重要措施，也是清朝治藏政策的核心和关键。[3]二是对于边疆治理的内容研究。如周平认为，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要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4]黄小军则重点关注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5]三是对于边疆治理的价值研究。如周巍等分别从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等方略出发，指出党的治疆方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6]方盛举等分别从价值目标层面、价值标准方面、价值取向层面分析了如何对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行价值系统的重构。[7]其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边疆治理的路径[8]、技术层面[9]、学科体系建设[10]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梳理以上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关于边疆治理的关键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缺乏关于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梳理我国边疆治理历史，厘清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价值导向的角度，阐明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最后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将边疆治理融入国家“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中，在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以边疆治理现代化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
中国边疆治理的进程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过有效的边疆治理策略，不仅巩固了国家领土，还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近代，边疆危机的频发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加速了“自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有效的边疆治理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更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铸就了“自强”的中华民族。这一历程充分证明，边疆治理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一）中国古代王朝的边疆治理促使“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虽然中华大地上既有大一统时期，也有分裂时期，但是有三条历史主线是不变的：
其一，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根深蒂固，为各民族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历史的主流思想。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并统一中国的情况。各王朝的统治者，都对外宣称本政权具有唯一正当合法性，并力图统一中国而自证其正统性，呈现出极强的内向凝聚特性，这一现象在多民族政权并立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二，中原和边疆人民之间的互动历来频繁且深入，最终铸就了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历史的长河中，双方不仅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壤，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与融合，构建了一个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社会互通、心理互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框架。随着包容性政治体制的建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及战争的推动，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共同底色的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其三，对边疆治理的成效决定了王朝的强盛与否，且越是强盛的王朝所容纳的民族越多。一则，政治趋同是各朝代加强中央集权、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王者无外”的思想，而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建立的国家管理制度如郡县制、行省制、编户齐民、改土归流等，即是对这种思想理念的具象化。在历史的演变中，随着疆域内政治制度的逐渐趋同化，一些原处于边疆地区与中原文化差异较大的族群，其身份认同也逐渐向华夏身份认同靠拢。二则，因时因地因俗制宜成为各朝代处理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智慧结晶。从秦代在岭南地区设置的郡县、到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到唐代的边疆羁縻州、元代的宣政院和土司制度、再到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等，都比较好地起到了照顾边疆地区实际情况并开发边疆地区、促进中原和边疆互动的作用。
（二）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加速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形成
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中国被迫卷入了帝国主义所主导构建的世界体系当中，然而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系列严重的边疆危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自海疆到陆疆，边疆危机全面爆发，最终触发了中国深刻的民族危机。
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无数志士仁人不懈奋斗，踏上了拯救国家、谋求民族存续的征途。然而，从洋务运动到太平天国运动，从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最终都走向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以封建君主为组织核心的封建王朝国家在面对以民族为组织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时，缺乏足够的民心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封建王朝的统治依赖于君主的个人权威和贵族阶层的支持，民众对国家认同感较弱。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族认同为基础，能够激发人民的集体意识和爱国热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战斗力。孙中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11]，然而这样优秀卓越的民族、这样广袤富饶的土地，为什么会沦落到任人欺凌的地步？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11]。
但是国内军阀割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全面侵华，使中国自清末以来的边疆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进一步演变为全面民族危机。抗战期间，与否认少数民族、逐渐滑向民族歧视与民族同化政策的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2]，坚持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12]。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边疆各民族与汉族一起纷纷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如东北的抗日联军、内蒙古的蒙汉抗日游击队、西北的回民骑兵团、新疆的反帝联合会、西藏的少数民族马帮、云南的佤山抗日游击队等，各族人民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伟大精神。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完成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有效的边疆治理铸就了“自强”的中华民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从此前相对松散的“民族集合体”向更具深厚政治内涵的“国家共同体”的跨越式转变。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家象征与实体，新中国对边疆地区实现了有效的治理与开发，不仅巩固了国家领土完整、捍卫了国家主权，还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民族政策，努力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思想上，坚持民族平等，并强调民族团结。毛泽东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13]。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解放军严格执行了民族平等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西藏人民的普遍拥护。在制度上，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区，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再者，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全面发展。国家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社会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边疆地区一改落后的面貌，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一系列扶持措施的实施，边疆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总体来看，我国的民族关系大为改善，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在不断加深，形成了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对此，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4]。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边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江泽民在《论民族工作》中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15]。党和国家在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沿边开放政策，并推动援藏援疆战略的落实，边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和互动日益频繁。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上，并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高屋建瓴地对边疆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则，高度认识到边疆治理的重要性。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6]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积极应对大变局的关键策略，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二则，强调做好民族工作之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性。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17]虽然边疆治理涉及诸多繁杂事务，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贯穿其所有工作的核心主线。做好民族工作，也就抓住了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边疆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繁荣，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著增强。
二、以边疆治理现代化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导向
相较于其他地区，边疆地区在民族工作方面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性挑战。当前，持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效途径。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工作围绕各族人民的需求和福祉展开；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目标；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是底线任务。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筑牢边疆治理根基
百余年来，党所有伟大事业的成功，都是“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18]。要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民性必然是贯穿其中的价值立场。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而多维的系统性工程，它必须深植于人民之中，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其中，贡献智慧与力量。边疆治理现代化要从人民中寻找根基。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在于满足人民群众强烈的现实需求，这里的“人民”并不仅仅指的是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民，更指的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全体中国人民。从现实需求来看，人民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且深入，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与改善上，还包括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等。从能量来源来看，人民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着强烈的期许和愿望，这是推进边疆治理现代的动力源泉。边疆治理现代化正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办好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事情，通过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边疆治理现代化要从人民中集聚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能量，他们通过亲身实践不断改造着世界，而实践正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拥有无尽的创造能力，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改造世界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提炼总结又升华为人民群众所拥有的智慧，经过党的正确领导，成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让人民群众成为主体力量和主要推动者。
边疆治理现代化需由人民来共同完成。首先，由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要充分调动边疆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然后，尊重并顺应人民的意愿。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先民历经数千年互动所形成的“合一共命”的共同体，在各族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心理认同基础。在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以回应各族人民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需求。同时，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9]，边疆治理现代化也要服务于这一目的，要确保治理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做好民族工作，民族团结是生命线
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民族团结为生命线。从我国的民族分布地理情况来看，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交错杂居区与边疆地区高度重叠。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15]，对于边疆地区而言更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历次边疆危机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身影，他们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夸大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在边疆地区煽动民族分裂情绪，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国家带来了分裂的危险。
边疆地区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要正确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工作重要原则。[20]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共同性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差异性是民族特色的体现。历史上中国经历了多次分裂和统一，但是每一次分裂后的统一都是更多民族、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统一。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共同的心理认知、有了共同的情感归依、明确了共同利益所在。因而，增进共性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主旋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各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客观差异性。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共同构成了如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我们需要认识到，差异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共同性则是贯穿始终的内核，赋予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内共生共荣的意义。脱离共同性去拔高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将会导致国家的混乱与分裂。因而，差异性需得是在共同性基础上的差异，即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各民族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才能得以彰显和发展。对客观差异性的把握和对共同性的塑造正是边疆治理现代化所必须秉持的辩证理念。
边疆地区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还要做好宗教工作。在坚决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但是宗教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信教人口比例较高。边疆地区既是中原与外界交流的经济走廊，又是文化与宗教走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历史上已经消逝了的各种宗教，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影响着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21]做好宗教工作，就要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保护其合法权益，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而调动和激发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切实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制止任何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增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宗教内容进行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适应的阐释、调整和创新，不断增进其包容性。
（三）实现均衡协同发展，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23]。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与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理念，并将其作为关系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的主旨就在于实现各民族共建共享共富。
共同富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耦合关系。首先，二者理论同源。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契合现实国情需求的“真正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内在地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共同体当中，生产力高度发达、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阶级与剥削都不复存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非谋生手段，每个人都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所以，通过构建这种社会发展模式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是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具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发展方式。然后，二者主体同一且目标一致。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视角来看，不论是实现共同富裕，还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实践主体、依靠力量和目标对象都指向了全体人民。二者都以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为实践主体，以各族群众为依靠力量，通过各族群众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参与，以共同奋斗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以文化交流破解民族之间的隔阂、以经济共生消除地域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足中的双重解放。共同富裕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丰富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二者在“团结－发展－团结”的螺旋上升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推向了新境界。
共同富裕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首先，边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虽然新时代以来边疆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边疆地区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从经济情况来看，陆地边疆九省区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与其他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对传统产业依赖度较高，产业结构亟需升级；从区域发展来看，边疆地区内部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总体而言，边疆地区既面临着补短板的任务，又面临着追赶现代化的压力；与此同时，还要承担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双重使命。如果任由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持续，不仅会拉大边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更会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然后，边疆地区在发展成果共享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看，边疆地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城乡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牧民较难享受到相应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边疆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在创造更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必须让边疆各族群众在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中走向共同富裕。
（四）筑牢安全屏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底线
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边疆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边疆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越发频繁；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也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地缘政治竞争愈发激烈；同时，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快速冲击着边疆地区现有的社会结构。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4]，各种风险挑战有可能会在外界的刺激下进入集中爆发期，“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1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阶段往往是国家安全问题爆发的高风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越是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就越是复杂严峻，而边疆安全就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的复杂态势，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系统性挑战。总体而言，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交织叠加现象、国内治理难题与国际局势变动或会形成共振效应、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发展诉求相互牵制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然后，我们需客观认识到，虽然中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受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但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鉴于此，我们应当秉持历史主动精神，积极作为，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强化安全对话等途径，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主动塑造有利于我国的区域安全格局。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先秦著作《管子》中就有言，“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倘若没有安稳的社会环境，人民的安居乐业便无从谈起，国家的繁荣昌盛更是遥不可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既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的增强，更取决于政治凝聚力、文化向心力、制度感召力等软实力的提升。但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离不开民族团结所形成的稳定社会环境的支撑，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才能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不稳定、不确定及不安定因素进行动态识别、精准研判与有效化解的复杂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切实维护社会稳定”[25]。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边疆治理现代化需要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构建起一整套合理、高效、可持续的治理体系，从而不断推动边疆地区治理效能的跃升和发展水平的提升。
三、以边疆治理现代化高质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略
人类社会是各环节与要素在辩证统一关系中相互联结、彼此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具有内在有机性的统一整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言，“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自然共同体的原始社会走向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恰如其分地验证了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本质特征。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其本身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应主动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方向和保障，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边疆地区的具体实践，二者协同发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以政治建设凝聚思想共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政治建设在边疆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还是边疆基层治理的微观层面来看，政治建设都能够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使边疆治理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
首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27]一方面，要强化党在边疆治理尤其是边疆基层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构建契合边疆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治理体系。边疆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治理，其战略定位与治理逻辑决定了党在边疆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与核心作用，这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维护边疆安全与发展秩序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各级党组织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打造“横向覆盖无死角、纵向贯通无断层”的网络协同领导机制，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架构、创新群众动员方式、完善党群协同治理机制等方式，将党的领导深度嵌入到基层治理单元中。另一方面，落实好党管干部原则，培养出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党员干部队伍是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其政治素养与实践能力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的优劣。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7]要发挥好党员干部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密切联系民族群众的优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工作，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的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将个人价值实现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目标相统一，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与人民评判的业绩。
然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根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民族政策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基石，确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基本范式，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任何对这一制度的解构或异化，都必将导致我国出现民族理论体系紊乱、政策实践体系失效、现实民族关系失衡的链式反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遵循了国家结构形式与民族关系格局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强调国家整体性的统一与民族地方自治的结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最高利益诉求，亦是民族区域自治得以存在的法理前提与实践根基，若脱离了这一前提，就会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出现“制度性离散”的风险；另一方面强调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既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及现实发展需求的制度性回应，又是对特定地理空间经济社会治理需求的现实性回应；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绝非特定民族的排他性自治安排，民族自治地方亦非某一民族的专属地理空间。在实践维度上，需得严格落实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要求，以法治化的手段保障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
（二）以经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厚植物质基础
经济建设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物质根基，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边疆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性约束条件，同时，就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而言，边疆地区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整体进步的关键着力点。要坚持经济建设与边疆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边疆各族群众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向共同富裕。
首先，推动边疆地区深度融入国内发展大局，激活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一方面，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推动边疆地区深度嵌入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现边疆地区的功能性重构。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在加速重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造成了系统性的挑战。虽然从理论上讲，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但是因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协调以及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客观上弱化了超大规模的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协同效应。为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边疆地区需持续深化与其他地区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进程，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生态承载能力等，有序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资金转移、技术转移，形成具备自身独特优势的价值链体系，避免区域间产业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当前，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可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着手，解决边疆地区普遍存在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但制度成本高昂的矛盾，打造法治化、市场化与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进而实现从地理空间边缘向经济枢纽节点的功能性重构。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目前来看，陆地边疆省份的经济增长较为依赖传统产业部门以及政策性财政转移支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趋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多重压力下难以为继。边疆地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就要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上下功夫，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具备边疆特色的应用研究的投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还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加速本地资源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跃迁，注重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同时还得注意完善人才的培养、引进与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然后，将边疆地区打造成面向国际开放的前沿阵地，构筑双向开放的新格局。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思维而言，边疆地区往往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其经济发展在国内各区域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新形势下，边疆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一方面，将边疆地区打造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日益加深，沿边开放将成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极。边疆地区急需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开放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4]，制度型开放是边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方向。在此过程中，可给予地方政府以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的前提下灵活调整地区对外开放政策，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而言，边疆地区要主动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战略机遇，用好政策红利，全方位拓展与周边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将边疆地区打造成为连接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枢纽，发挥经济内外联动的关键作用。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边疆地区是其对外进行交流的海陆通道枢纽，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未来边疆地区对其他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会更加明显。对周边国家与地区而言，边疆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我国深化区域合作的枢纽节点。因而，边疆地区需得在优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上下功夫，有效提升物流效率并切实降低物流成本，同时还得建设现代化的跨境物流体系并优化物流通道的国内外布局，将边疆地区打造成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枢纽。
（三）以文化建设凝聚精神合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造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是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支撑，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文化建设，不但能够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包容，更能增强边疆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
首先，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边疆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深度交织、多元共生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动态演进的显著特征。一方面，要以增进文化共性为基础，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之间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化由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汇聚而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价值追求。从文化结构的视角来看，中华文化犹如主干，各民族文化犹如枝叶，唯有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这就要求，既要引导各族人民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多元”与中华文化“一体”性之间的关系，又要引导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基础上的共荣共生，同时还要引导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传承和发展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民族在文化传承中凝聚共识、在创新发展中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边疆地区有着各民族在历史上因频繁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丰富的共有文化资源，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共性特征。通过对这些共有文化资源的开发及保护，能够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如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断挤压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认知逐渐淡薄，文化传承有出现断层的危险。因而，需要加大对边疆地区共有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加强传承人的培养，同时应着重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出边疆地区独特且富有魅力的文化力量。
然后，以意识形态为灵魂，构筑社会多元群体的共识根基。意识形态安全是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边疆地区是我国与外部世界在物理和精神意义上双重接触的“前线”，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防线，意识形态斗争较为激烈。要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就要打好“组合拳”。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强化共同价值引领。要在边疆地区深度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土壤，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同具体实践进行深度融合[28]；就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将其内化为群众的行动指南；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边疆治理的各项政策与制度中，确保治理行为符合共同价值追求；就要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以文化人，增强其感染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构建完善的边疆知识学体系，发挥理论在“文化戍边”中的作用。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来讲，当前中国的边疆知识学体系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自主的边疆民族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亟待完善。既要从历史和现实对边疆治理的规律与逻辑进行深度挖掘，又要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实际应用，还要注重学科体系人才的培养。从学科内容建设的角度来看，要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注意加强对中华民族史，尤其是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加强对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不仅是学科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更是抵御错误思想、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要求。
（四）以社会建设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营造和谐氛围
社会建设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社会建设重点关注的是边疆地区的民生保障与改善、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与创新，在此过程中，要以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重点，以增强边疆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深层次的战略目标。
首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夯实边疆地区公平发展的民生根基。在边疆地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改革开放的红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果深度惠及当地各族群众，是契合时代发展需求与社会公平理念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要聚焦群众日常关心的事务，办好民生实事。群众日常关心的问题不外乎收入分配、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在解决民生问题上，要秉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理念，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为重点，以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及性为抓手，在供给侧针对群众的现实需求不断增加并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如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并加大对边疆地区的教育投入以促进教育公平、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并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以改善医疗条件、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并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以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等，使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4]。另一方面，要健全发展成果普惠共享机制，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边疆地区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而应该是全体边疆人民共同的发展。客观而言，边疆地区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这就要求，务必要以缩小差距为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等措施，构建起一个更加公平、稳定且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范围并提高保障水平，确保人民在面临风险时能够拥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还能够激发各阶层、各族群众参与边疆建设的积极性，更能消除边疆地区因收入分配不均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潜在风险，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然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方面，推进边疆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强大治理合力。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边疆地区不断涌现出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治理主体模式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所在，因而需要积极引进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等多元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就政府而言，要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发挥好政府所应承担的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功能；就市场力量而言，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生产要素向边疆地区效益最高的优势产业、社会急需的民生短板领域合理流动；就社会力量而言，要培育起一批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并推动其合法、有序地参与边疆社会治理，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文化传承、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补充性功能；就公民而言，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明确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与义务，强化各族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打造并完善各民族嵌入式社会结构，夯实社会治理的民族团结基础。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边疆地区亦是如此。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打造各民族嵌入式社会结构能够打破民族聚居的相对封闭状态，有效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入了解。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中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城市规划中引入嵌入式社会的思路，促进各民族在空间分布、文化交流、社会交往上的深度融合。在边疆基层治理中，尤其要注重推动各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互相嵌入，搭建基层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引导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使各族群众在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消除隔阂与偏见、增进信任与友谊。
（五）以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共有家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从社会发展的宏观维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实质上是一场涵盖生产方式转型、生活方式革新以及价值观念重塑的全方位革命，不仅关系到各族群众生存权益的保障、生活质量的提升，更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兴衰存续，是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性议题。
首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创新绿色治理方式。一方面，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出发，坚持生态保护修复的一体化进程。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生态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整体性、关联性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性、复杂性的特点。传统的以部门、地域为主体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在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剧的今天显得捉襟见肘，因而必须构建一套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关联性特点的协同治理体系。具体而言，要站在整体性的视角，打破行政区划、行政部门的壁垒，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生态治理协调机制，实现治理数据的共享与整合，方便全面、准确地掌握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同时，要采用系统思维和整体规划的方法，制定包含各类生态要素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在这其中，尤其要注意发动群众的力量，构建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资源管理的机制，培育生态共同体意识，将生态利益纽带转化为民族团结的情感链接。另一方面，用科技赋能、以制度保障，创新绿色治理方式。今天，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核心驱动力。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聚焦于解决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活垃圾处理等，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性、时效性。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方的生态责任和义务，加强环境监督执法能力建设，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然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保障各民族的生态权益并从根源上减少社会矛盾的滋生土壤、能够形成辐射带动全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效应。一方面，基于边疆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与战略地位，培育特色生态产业集群以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7]边疆地区拥有复杂多样且极具生态价值的生物资源、储量可观且开发潜力巨大的清洁能源等，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通过科学规划与合理开发，着力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29]，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等着手，有效整合区域内生态资源进而培育绿色生态产业集群，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同时，以绿色产业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另一方面，针对边疆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方式来助力可持续发展。边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然而生态服务价值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效益具有公共性，受益者广泛，但是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发展机会的保护成本却基本由边疆地区所承担。这就要求我们在边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央政府层面，要加大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依据边疆地区生态保护的实际投入及生态服务价值，科学制定补偿标准；在地方政府层面，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补偿资金重点应用于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领域，推动地区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层面，要积极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推动生态资源的资产化、生态价值的市场化，鼓励边疆地区通过环境权益交易将自身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在社会层面，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的形式引导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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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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