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空间维度上体现的是一种整全的意识，追根溯源受到了儒家天下观的影响。儒家天下观不仅为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促进了以儒学为主流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儒家的仁爱精神可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爱”作为联结的内在动因，从个体的仁爱之心到共同体的民族大爱，仁爱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联结的文化根基。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公利”之上的共同利益体，儒家“义本利末”的义利观凝聚了各民族的价值认同，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纽带。通过对儒家“天下观”“仁爱观”“义利观”的阐释，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彰显的文化认同、情感基石和价值立场，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儒家优秀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资源价值；当代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凝心聚力的法宝，也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不断增多。至今，相关理论成果日益成熟完善，内涵不断丰富。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及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研究，即大多数学者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追溯，特别对“大一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绎进行了研究。如左鹏（2021）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对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有个系统认识。”[2]二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互关系上把握二者关系的研究。张淑娟和孙冉冉（2023）研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资源价值与历史纵深的维度。[3]张涛（2023）研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生机。[4]三方面，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的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来展开思考。如任利伟（2025）[5]研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提出。刘庆斌（2023）[6]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归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道德伦理和人文精神。四方面，从中华文明统一性、文化共生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开展研究。如么加利和付倩（2021）[7]论证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根源与发展需要，二者存在高度的内在逻辑和耦合关系。陈杜鹃和代晓丽（2024）[8]研究指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生成了各民族的认同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五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我国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研究。陈立鹏等（2025）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成果是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卷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展与升华。[9]
通过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根基，“文化认同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因素。”[10]中华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认同应增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价值。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自孔子创立儒学，后经子思、孟子、荀子等人进一步弘扬，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思想制度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其后，儒学的地位受到外来文化思想及其他哲学流派的冲击而式微。到了两宋时期，儒学再一次焕发生机，前有北宋周敦颐开创宋明理学，后有南宋“程朱”理学，再到王阳明“心学”，儒学吸收了其他文化和流派的思想，得到了整合性发展。近代百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儒学迎来了“第三次历史性高峰”。[11]
在“两个结合”原则主导下，深度挖掘好儒家优秀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资源与核心价值，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试图从儒家思想的天下观、仁爱观、义利观来展开思考与阐释，进一步挖掘这些核心理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的资源价值与当代意义。
一、儒家“天下观”——从整全思维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空间维度上将不同地域的民族联结起来，体现的是一种整全的空间维度意识，而这种意识追根溯源受到了儒家天下观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中，空间维度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从对“天”的体认中发端。从空间秩序再到社会秩序的建立，形成了儒家对于天下秩序建立的认知思想基础。儒家思想从中华文化的时空起源探索“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养分。
（一）儒家思想时空秩序的起源与建立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中，空间维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这与中国这一名称的内涵有一定的关系，对天地的感觉与想象也与此后中国人的各种抽象观念有极深的关系。”[12]中国古代思想发端于对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的运思与想象，对于空间的感受是古代思想起源的原初起点。《尚书·禹贡》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3]禹划分九州疆界，并将高山大河定作九州的分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中，空间维度至关重要。《尚书》中关于“九州”“五服”的记载，形成中国古人的“天下”意识。中国古代的神话很多表现了这种整全空间感的认知与想象，“当这种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政权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依据。”[12]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起源来自中国古人对空间的感受与思考，进而形成了中央与四方的关系。如《诗经·北山》篇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空间秩序到社会秩序的建立，形成了儒家对天下秩序建立的认知思想基础。
当古代思想的空间维度注入了文化、制度等社会发展的历史，空间维度就获得了时间维度存在的意义。儒家思想的天下观是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在以政治文化为中心实现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在很多儒家文献中多有著述。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4]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这是因为中原文化有完备的礼乐文明制度，就算没有君主，整个社会秩序也能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动荡。对此，孔子也充满极大信心地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4]可以说，天下观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端。在这种观念中，天下由抽象的时空哲思与想象转化为有形的疆域领土，其中也包含着与之匹配的制度与文明，随着社会发展而确立的公心与民意，以及由此扩充的对整个世界秩序与制度的关怀和构建。《礼记·礼运》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15]充分体现着“大同社会”为理想的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目标。而到了孟子，更加扩充了“天下”的内涵，“天下”不断地演进，“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昊天之下的土地，而是伦理意义上包含仁政、王道等道德、政治内涵的文明共同体。”[16]至此，儒家思想的天下观意识已初步建立，整全的文明共同体意识为中央集权的王道提供重要支撑，也为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学的理论依据。
儒家天下观所建立起来的时空秩序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在历史进程中天下的边界在不断扩展，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万邦来朝”的盛世，天下的空间维度得以扩大到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亚洲国家。到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已经开始积极探寻和建立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天下的空间得到了拓展，但儒家天下观确立的“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这样的中华民族心理自我认同一直没有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意识一直是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
（二）儒家天下观视域下的文化融合
在儒学的时空观中可以看出古代先哲已经运用整全的意识去思考社会发展，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时空观中已经彰显出了共同体意识。中国传统天下体系呈现了中华文化中“中央”与“四方”的关系，也会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实际上，儒家天下观所体现的是以文化融合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进程。而“大一统”观念与制度的完善，更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进程，在此过程中“天”的意志与合法性成为了绝对权威。如董仲舒所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17]首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天子是受命于天，不是随意指定，天的意志不可违背，也成为了人间的最高权威，这也为皇权合法性提供了最合理的依据。其次，“易服色，制礼乐”就是文化的渗透与融合，以中原文化作为统一的基调，具体来说是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确立。
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力所体现的精神是“以文化人”，通过礼乐文教的润化，增强各民族的卷文化认同。儒学之所以能被广泛地接受与认可，不在于制度的主流化，关键在于其核心理念是基于普遍人性的特点、社会和谐的伦理结构而存在，因此具有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显著特征，这也是文化认同的基本前提。“从理论上看，文化认同的前提是有文化他者的存在。”[18]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4]如果远方的人不来归服，那就施行礼乐文教来让他们归服。“文德”代表的就是以礼乐文教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修文德”就是对四方的文化浸润。“修”本身代表的意思就是以德服人。通过文化认同的过程，让他们心悦诚服，愿意来学习和归服。孔子甚至想去“九夷”之地居住，有人劝他那里很简陋闭塞，怎么能居住呢？孔子却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4]如果是一位君子住在那里，又怎么会简陋闭塞呢？就是说以君子的礼仪德行来进行文化润泽，使之改变。但自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国家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为民间知识分子提供了上升通道，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得到再一次确认，增强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文化的心理认同，也势必会影响到文化融合过程中其他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与接受，这个过程逐渐拥有了制度化的权威象征。
为保障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自古就有了与之匹配的相对完备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西周时期形成了“五服”制度，通过和天子远近亲疏的关系来确定尊卑，也是古代分封制度的体现。秦朝废除分封制后，推行郡县制，天下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天下”，“公天下”的社会制度为“大一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在政治治理结构中逐渐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呈现出从“王畿”“诸侯”到“羁縻、土司”“藩属国”，再到对中原仰慕的周边地区和国家，[19]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君主以天之意志俯视天下，并自觉以中国礼乐文明浸润之为己任。唐太宗说：“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20]唐太宗以天下四方的治理为政治理想，大国君主的胸襟格局可见一斑，历代政治君王几乎皆以平定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儒家天下观通过文化融合、制度保障，突破了因不同地域、文化习俗而带来的多民族的隔阂，在历史进程中，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三）从儒家天下观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1840年英国的坚船大炮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传统儒家所代表的“天下观”遭到了重创，这也是崛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挑战与冲突，使中华民族不得不在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中寻找出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1]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儒家的“天下观”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变。传统儒家“天下观”是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如果道德沦丧，天下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人将不人，天下也就亡了。而在清朝末年，以道德礼制的天下观已不能维护中国与四方的关系了。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22]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但又不同于西方国家演变的进路。
一百多年前，当中国面对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清政府的无能和不断退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是“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先锋战士。梁启超在1899年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又在1902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当上下求索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开始振臂高呼“同胞们!团结起来，不能做亡国奴！”全国各界、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寻找救国良方之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浮出。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推翻了旧世界，迎来了一个多民族团结、统一的新中国。
儒家天下观促进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大一统”和大融合，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文明进程。近代以来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中包含的家国天下情怀也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砥砺前行，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多民族的和谐共处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动儒家天下观的转化和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续弘扬天下观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认同，对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意义。
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思想也受到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23]马恩学说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指引，最终实现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与儒家的天下担当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这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理论视为救中国的良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成为改变旧中国的生力军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发掘和激活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理论所代表的人类发展先进理论的同一性，是儒学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题中之义。
二、儒家“仁爱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石到哲学实践
共同体是一种基于“类哲学思维方式”的思考，这种思考模式积极探索的是“哲学”“人”与“类”之间的关系。[24]基于此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性应该是人的“类本性”，是现实中的个人，强调个体的意识自觉。儒学的理论实际上正是从重视人的生命自觉开始，即对于“仁心善性”的发现，并将个体的生命实践积极应用于社会伦理及政治生活。以“仁爱”为核心的君子人格成为儒学生命实践的标尺。仁爱精神体现的是一种生命情感的温度，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以“爱”的实践为情感基石，这种爱是一种超越民族差别的大爱。儒家忠恕观是仁爱精神在实践中的准则，也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法则，引导各族人民在相互包容和理解中彼此尊重、共同发展。
（一）儒家仁爱观的本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石
“类本质”哲学是以个体的自觉对人以及社会进行的思考。儒家的仁爱精神始于个体生命的自觉，是有关生命情感的体悟和思考，这一哲学精神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石。儒家思想的核心本质是“仁”，“仁”与“爱”密不可分，“爱”是仁者的能力。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4]“仁心善性”发端于人的怵惕恻隐之心，是对他人的怜恤同情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可见，儒学“仁爱”的发端始于个体生命的温度。在郭店竹简中，“仁”的写法是上下结构，上面是身，下面是心，表达的是“身心一如”的状态。身而为人，具备“仁心善性”是一个最本质的内在要求。儒家经典探讨“仁”时可以和“人”互为阐释。《中庸》第三十二章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14]朱熹亦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14]理解人之所以成为人，必须从儒家仁学之大门而入。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仁爱观从“仁”的探讨发展为对“人性”的探讨，儒学建构的“仁学”本质上是“人学”，孟子标举的“善性”也就是“人性”。
从儒家的“仁爱”到“良知”，皆人之通性也，可以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石。儒家的仁爱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上位者在政治管理中的政策体现，即仁政、民本，这是实现“大同社会”政治理想的保障。另一方面是针对个体而言，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人的内核也是‘仁’，（即仁心善性）。”[25]这体现出个人在社会理想实现中的重要意义。大同社会的实现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建构，更需要每个个体的实践。只有每个人具备了仁心善性，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才有社会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可以说，儒家思想的“仁爱”精神是“类本质”哲学的核心，趋向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完善。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互助共赢，人与自身不断完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儒家哲学的内核是个体“仁心”“良知”的自觉与建构，马克思的崇高价值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者都是以个体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前者从“仁学”的角度更加注重个体道德水平，后者从人与社会的存在关系，关注个体在现实中的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个体的认知理解与参与，如果说儒学的第仁爱观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石，十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则成为构建这一共同体六中的个体发展目标，关切到每个人的更好发展，卷共同体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
（二）儒家仁爱观的外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儒家仁爱观揭示了“仁心善性”是人的通性，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石。同时，儒家仁爱观由个体的仁心外延为对他人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爱，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爱人”。[14]因此，仁不仅仅是仁心善性，也是一种爱的能力。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仅要爱身边的人，还能去爱更多的人，将爱的涟漪不断扩大。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14]能够去爱别人的人，也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爱。能够去尊敬别人的人，也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仁者爱人’则是说，每一个道德生命都非孤立存在，必须与其他道德生命发生关系，形成互动，相亲相爱，才能使其内在的生命之光得以开显和敞亮。”[25]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尊重每一个道德生命的基础上，以仁心善性彰显生命之光，共建一个彼此尊重，和谐友爱的共同体。自孔孟之后，后儒将仁爱扩充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认为仁者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从个体生命中感受到万物之德。从“亲亲”“爱人”“仁民爱物”到“一体之仁”，儒家将仁爱精神的实践维度扩充到整个宇宙，囊括一切生命，也形成了一整套以“仁”为理论起点、以“爱”为实践内核的庞大体系，并在实践中引导着人们对社会秩序、人伦良知的自觉与自我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涵盖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包含着人类与地球、人类与其他生命体、人类与自然及环境之间的关系，与儒家的“一体之仁”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为解决好世界难题，人类和谐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相比于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爱”，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传播的“爱”在实践意义上范畴更为宏大，在相互包容和理解中彼此尊重、共同发展，中国的繁荣昌盛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繁荣昌盛。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国家重视民族地区交通、引水等基础建设的发展和投入。为解决新疆沙漠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2022年新疆“和田——若羌铁路”通车，全长825公里，建成了世界上首个沙漠铁路环线——2712公里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策勒、于田等县不通火车的历史，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出行和地区的发展。为了解决云南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难题，滇中饮水工程是中国目前在建的最大规模引调水工程，总投资超过一千亿，途经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线路全长超过664公里，预期2027年完工。这些重大项目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儒家仁爱精神更大维度的共同体实践，“一带一路”为周边友好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本公共产品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截至2018年，中国与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协议和合作项目。中国以“大爱”精神，不断扩大人道主义援助规模，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中国政府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家思想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起点，在当今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深远、更有意义的影响。
（三）儒家忠恕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实践
儒家思想的“忠恕”观是处理人我和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也成为儒家思想外化于行的重要实践标准。孔子曾经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立刻心领神会，对门弟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4]可以说，曾子对于老师“一以贯之的道”做了精辟的解读，朱熹解释“忠恕”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14]忠就是尽己之力，恕则是推己及人之心。“忠恕”的思想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忠是积极的一面，尽力而为；恕则是消极的一面，尽量不要去做。“‘忠’是对别人做有益的事；‘恕’是不对别人做有害的事。”[26]在孔子思想中，“恕”比“忠”更加重要。当子贡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恕”就是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做不到对别人有益的事，但至少不要做对别人有害的事，这划出了为人处世的一个道德底线。《中庸》二十三篇记载：“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是这个思想的表达，若能做到则尽道矣。可见，圣人对忠恕之道的重视，甚至指出由此可通达于“道”!
忠恕之道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同时也成为儒家政治学的重要法则。孟子希望齐宣王用“推恩”（推己及人）的政治思想来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14]“推恩”在本质上就是体贴和同情之心，其实是对孔子“恕”道思想更明确地弘扬与践行。辜鸿铭曾在演讲中认为中国人的精神是“温良”，“温良”由同情和智慧构成，而“礼”的本质其实是照顾和体谅他人的感受，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过着完全的心灵生活。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成年人的理性世界中，却依旧保持着孩童般的心灵。这种理性与灵魂的美妙组合，是中华民族民族性不朽的奥秘。[27]这些奥秘究其根源，来自儒家思想，特别是“恕”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中华民族的人伦日常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的建构。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受到儒家忠恕观的涵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对他人和世界保持善意的民族，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共谋发展。站在今天的历史维度，以儒家的忠恕观来看，中国积极践行的“忠”是中华各民族和平相处、团结一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民族和谐共同发展；而“恕”则是各民族平等发展，想人民所想，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决民族地区人民急、难、愁、盼的事。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是以儒家仁爱精神为立场，以忠恕观为实践原则，将天下之人视为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同胞”成为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结纽带。
三、儒家“义利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蕴含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义利观为中华民族构筑了统一的价值体系。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文化传统后，进一步整合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增强了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相互联系中的道德规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统一坚定的价值立场，儒家思想义利观中“重义轻利”“以义为先”的思想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基本的价值立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8]
（一）儒家义利观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义利的概念早在中国商朝已有之，《尚书》典籍中已有了“义本利末”的萌芽。到了春秋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义利观，进一步形成了“义本利末”“以义生利”“见利思得”“义利相兼”的思想，认为“义”是本，要放在首位考虑，同时，也肯定“利”的一面，认为“义”能够生“利”，倡导“以义为本”“义利相兼”，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于“义”与“利”的辨析。“义利之辨”体现在社会政治治理层面，为一个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最根本的价值立场，也引导了个体道德生命的成长，成为“君子”与“小人”的根本之别。
首先，是以正确义利观为导向的社会政治及道德层面的建设，“‘义’与‘利’的选择则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说所遵循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关。”[29]“义治”成为儒家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义治”的根本在于施行“仁政德治”，“义治”的决定因素在于上位者的“德”。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4]通过君子之德来追求天下的公利，为天下谋求福利。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4]孟子反对的是王追求的私利，认为应通过“义”实现天下的公利，公利就是一种“义”，也是一种大德。“以义为先”同时包含着“义本利末”，也实现了“义”与“利”的统一，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基本价值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公利”之上的共同利益体，以正确的义利观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各民族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帮扶，共同发展，这是一种“大义”，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价值立场。
其次，在个体精神层面的成长中，儒家义利观明确了在面对义利的选择时，要遵循“义本利第末”“先义后利”的准则。子曰：“富与贵是人之十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六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4]这里孔子卷已经表达了对于财富和道义的辩证关系，获取财富必须要符合道义，也就是合于正道。“君子义以为上。”[14]指出君子应以“义”为选择标准。但儒家并不排斥“利”，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4]世人皆可追求财富，但要“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4]面对利益时，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体现出儒家“先义后利”的鲜明道义立场。孟子进一步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4]作为君子，言行举止应该都符合“义”的标准。儒家义利观引领个体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二）儒家义利观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立场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对中华民族产生深刻影响，以儒家为代表的义利观，几千年来不仅影响着百姓对义利的理解和判断，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同时也对国家治理和外交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在具体的实践中，儒家义利观强调义大于利，绝不能唯利是图。正确的义利观不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成为国家政治治理中的追求，成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价值标准。孟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该“以义为利”。《大学》第九章曰：“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30]这里的“利”主要强调天下之公利，从本质上来说仍是“惟义所在”。墨子则侧重将义利相统一，提倡“万民之大利”，明确从整个社会的公利来评价行为是否符合义。古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从大局上注重“义”，坚持义利并重，特别是在与周边小国交往中，体现出“重义轻利”的大国格局。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古代先哲们的智慧。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丝绸之路，并将这样的义利观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留下了中国与沿路多国互利合作的历史，实现了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也为今天构建人类命共同体中“一带一路”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儒家的义利观也体现着国家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回顾百年中国，中国的发展始终以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为原则，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建设，其中的“大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和追求，为保障所有中华儿女的幸福生活，国家投入到民生工程中的资金，不会考虑到成本回收，是在外国学者眼中的“亏本的买卖”。这正是中国在不断发展中，国家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大义放在首位的真实写照。而其中的“利”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为稳步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制定经济上对口的帮扶政策，只有每个中华儿女好，每个民族都好，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好，整个国家才会安定繁荣。这种义利观不仅颠覆了西方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实现了“义利统一”，也符合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儒家义利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地位。
（三）儒家义利观扩大共同体的价值维度
儒家义利观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统一的价值立场，也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依据。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国与国的联系愈加紧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现在的世界局势中独善其身，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始终保持对外开放，经济得到迅速繁荣，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而在对外合作关系中，中国一直秉承着正确的义利观，以中国智慧的思想理念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将正确的义利观融入外交原则中，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中多次强调“以义为先、义利兼顾、互利共赢”的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28]显示出中国在大国外交中的价值立场，面对国际利益冲突时的责任与担当。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实践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31]“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2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全球挑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也是在构建新型国际秩序中所提供的智慧方案，正确的义利观是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重要前提和准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在改革创新中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思维和观念，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霸权的地位，创造了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借鉴经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产生着深刻影响。“新型世界秩序以超越现代世界秩序为基本定向，其哲学立场是‘人类社会’，其现实基础是‘利益共同体’，它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利益为‘存在论基础’。中国为构建新型世界秩序提供了智慧方案，总思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2]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其哲学立场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体，而“利益共同体”则是在现实中推动人类共同的发展与繁荣。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理不同，中国文化更看重内在生命的实践。儒家思想是在现实中对人类社会的观照，就是一部演绎人类社会生存的智慧之书，每一章节都呈现着人的生命与情感。正是这一份人类共通的生命与情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哲学立场与价值立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哲学精神上引领全人类文明发展并创造出新的价值形态。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辩证的历史过程，外在条件基于秦汉以来“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保障，内在动因则展现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之根，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和内在逻辑，是中华各民族相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符号，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程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儒家思想的精神意义在于“是超越内在的理性主义。在其内在的方面肯定了个体，在其超越的方面肯定了全体。”[33]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本质上体现了增强共同性的特点，儒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在精神的引领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先，儒家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文化共性的基础作用。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其“天下观”“仁爱观”“义利观”等核心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认同、情感基石和价值立场。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关键就在于其核心理念是基于普遍性特点、社会伦理结构而存在，这是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其次，儒学作为“人”学，也是情感共性。在民族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和义利观等成为能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价值与道德准则，打破了各民族的文化隔膜，调和了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形成了广泛而紧密的情感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坚固的情感基石。最后，儒家思想在调和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提供行动指南。儒家天下观增强了中华民族自信，也为近代以来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觉醒奠定了基础，引领志士仁人为国家崛起前仆后继。仁爱精神联结着民族大爱，引领着各民族和谐相处。“义本利末”的儒家义利观调和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公利”之上的共同利益体，中国的发展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昌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看到儒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提供的这些资源价值，应挖掘更多的文化共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要用好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文化载体，发挥其精神凝聚力、情感联结力等作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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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Valu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Profound Philosophy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QI Lanying SHAO Longbao
Abstract: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ism, constitutes a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internal logic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rving as a shared ideological basis and cultural symbol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Based on a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value that Confucianism provid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re concepts in Confucianism — including the tianxia guan (the worldview of “ all under heaven”), ren'ai guan (the perspective of benevolence), and yili guan (the view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 not only enrich cultural resources for consolida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offer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kind. The tianxia guan provides a cultural rationale for integrating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ross spatial dimensions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acting as an essential ideological pillar in transitioning from a “defacto ethnic entity” to a “conscious 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n'ai guan presents an emotional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commonality of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erms of extension, it offers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for forming a unified Chinese community that connects different regions and ethnic peoples. In addition, the yili guan establishes a value framework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egrating shared val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moral norms amid inter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Deeply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source value of Confucianism for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integral to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ly, the formation of thi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tems from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spiritual values. The millennia-long dominance of Confucianism over Chinese culture lies in its core principles rooted in the universal nature and social ethics of humankind,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solely Han culture or a specific people. This foundational characteristic transcends ethnic divides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forming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cultural identity. Furthermore, in the course of ethnic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Confucian concepts like ren'ai guan and yili guan became widely accepted social values and moral standards. These principles broke down cultural barriers, alleviated ethnic tensions, and forged strong emotional bonds, laying solid founda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unified yet diverse Chinese nation. To grasp this dialectical unity, their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nterplay must be fundamentally understood. First, while acknowledging Confucianism's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commonalities among diverse ethnic groups,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respec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other words, one should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preserving diversity. Secondly,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lso serves as a crucial safe-guard for all ethnic groups to unite in jointly fulfil- ling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Confucianism lies in its ability to revitalize itself in the present era, providing intrinsic value to consolidate cross-ethnic sentiments and foster consensus-building. This em-bodies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s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In short,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common values and spiritual core provided by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an emotional cohes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onfuci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aspects.
Key words: Confucian profound philosoph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source valu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王美英）
初审：王紫瑶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