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是在中国国家建设与民族治理语境中形成的系统性话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为核心概念，兼具概念与功能的双重向度，呈现出从“中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条接续的生成逻辑，并始终扎根中华文化和“大一统”的历史语境，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建构，明确指向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功能，呈现出历史、理论、政策等维度的演化特征。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构建要强调共同性的话语基调，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力量；挖掘文化性的话语内容，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注重系统性的话语建设，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整体功能；推进创新性的话语传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应用模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实践进路
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这一重要指示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吹响了时代号角。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作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当代民族政策意义的核心表达，更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意义。有学者认为，话语具有某种“形成性规则”，需要经济与社会过程的参与[2]，使其具备社会意义的构建功能[3]。这也反映了“话语秩序”构建知识与权力的过程[4]。分析话语生成可以揭示其背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演化逻辑，有助于促进话语的未来发展和应用。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有学者针对其子概念展开阐述，探讨“中华民族”话语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内在逻辑[5]、“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出场状态[6]；也有学者围绕其所包含的不同话语类型展开讨论，或梳理叙事话语的优化理路[7]，或挖掘政策话语建构逻辑的动机和目标[8]。总的来说，当前研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动态过程或阶段性特征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且分析视角较为单一。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历史、学术、政策三个维度切入，横向铺开话语演化的历史切面，纵向挖掘话语深化与发展的历史旨归与内部规律，较为详尽地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成历程，并分析其内在逻辑及演化特征，以求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话语实践与应用提供可能的路径依循。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成历程
一切事物发展都有其过程和阶段性[9]。“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其生成过程中具有了历史的、学术的、政策的话语性质，逐步生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兼具概念与功能的双重向度，呈现出从“中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条接续的生成逻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概念生成
从话语的概念向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经由“中华”“中华民族”演变而来，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建构与解释，在不同的历史分期呈现不同的话语内涵，并揭示出不同的历史意义。
1.“中华”：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征初现。1840年之前的中国处在古代历史阶段，其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中华的概念更多与族群和王朝相关，从原本分离的“中”和“华”两个语词发展到整体的“中华”，已初步显现共同体形态的表征，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生成基础。
“中华”一词常被认为是“中国”和“华夏”的组称[10-11]，其元概念包含“中”和“华”所代指的地理位置与民族性质的双重含义，即“天下中心的华夏民族”。首先，“中”在《说文解字注》中被解释为“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12]，明确了内部适中的地理位置特征，引申出“中心”的意思，正如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意为住在天下的中心。中心是与四方、四夷相对的概念。春秋时期，华夏先民常把天下分为华夏和夷狄两大类别，“中心”即华夏先民所居于的中原地区，是相对于夷狄所居住的周边地区而言的。其次，“华”在古汉语中也通“花”，如《说文解字注》的“华”，俗作花[12]，常被赋予生机繁荣、华彩艳丽之意。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把“华”释为服章之美，后引申为礼乐与文化。“华”的本意及引申义使其同时具备极具褒义的情感内涵和崇文尚教的话语特征，被古代部落所用，以“华夏”为名的民族随之产生，赋予“华”字民族身份认同的性质，使其包含部落和民族之意。“华夏”一词代指以炎帝和黄帝为主的部落群体[13]，后冠以族称，称为华夏族。最后，完整的“中华”一词可追溯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提到“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14]。这里的“中华”意指西晋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原。唐代，“中华”二字正式在《唐律疏议》的法律条文中出现：“中华者，中国也。”[15]“中华”被赋予国家意义并解释为“中国”。
2.“中华民族”：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概念在民族危机中不断深化其内容，逐步形成“中华民族”这一具备现代民族国家内涵的解释。该阶段话语生成伴随近代民族意识的深刻觉醒而产生，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兴起和民主革命的进程紧密相关。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国内有志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策，“中华民族”的概念应运而生，与“西方民族”“西方列强”相对。其历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华民族”一词首次出现是在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一文中[16]，从文中来看，此处的“中华民族”所指是当时的汉族。他在1905年更是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17]第二阶段，中华民国成立前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将以清朝统治者为代表的“鞑虏”与“中华”相对。随着民主革命的逐步推进，革命党人意识到之前的主张并不有利于国家统一。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发表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8]，“五族共和”的概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典型论述。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抗战的鲜明旗帜。傅斯年也提出了“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的论断，认为中华民族乃是一族[20]。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特征、各民族一律平等基础上，对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21]。可见，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已经逐步脱离某个民族或者某些民族的特指，强调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属性。第四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紧密相连，具有了国家民族性质的“中华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中国”息息相关。
3.“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各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原则，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仅大力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出台了诸多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费孝通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立足各民族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阐明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结构关系。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反响，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产生奠定了学术基础。
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开创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22]，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表述，这是作为政治话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首次提出。其后，随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和认识日趋深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理解进一步明确，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23]。事实上，共同体理论由来已久，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经出现“共同体”的概念[24]，进入近现代，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斐迪南·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相关概念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使共同体从哲学概念发展为社会学概念，意指拥有共同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后所产生的团体归属和认同[25]。马克思则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共同体”按照客观的生产条件可分类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26]，其中“真正的共同体”作为理想的共同体形态，以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追求目标。这一追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设提供了思想启迪和重要指导。
以统一的国家作为依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27]。因此，当下语境中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表述凸显出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着重强调。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功能生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中的核心命题，是话语认同功能和导向功能的深刻体现。2014年5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次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22]，后又在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整论述[28]。“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概念在与“意识”“铸牢”等词缀互动中逐步拓展了话语功能，阐发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功能生成过程，并体现在国家的政策话语表述中（见表1）。
表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话语生成中的主要话语表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中首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呈现，在2017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才以“铸牢”为前缀共同出现。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发展并不是单一维度上话语意义的加深，而是多维度上功能的拓展。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实践功能指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功能指向为基础，所以在进行话语功能分析时应按照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
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的认同功能深化。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表述的变化，是实体概念作用于个体心理范畴的动态过程，既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历程中“意识”所作用的对象和呈现方式，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话语旨归，从而激发出话语在思想认同方面的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问题[2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评价、认同的心理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情感和行为倾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客观存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民族实体，其意识的呈现即反映在人脑中形成的主观映象，因此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其一，从意识的对象来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所以“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指明了其所作用的对象，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其二，从意识的呈现方式来看，一方面，意识是一种心理活动，需作用于具体的认知客体，也需要处于特定的认知场景，这意味着只有在较为稳定、统一、具有生成共同心理状态能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具备个体生成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环境中的集体认同孕育共同体意识，给予共同体建设动力支持，其意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也对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深化全体成员对共同体的认识、理解、认同等一系列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真正发挥了凝心聚力的话语功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鲜活地作用于共同体成员的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如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等，使他们明白个人与共同体的前途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激发个体的共同体意识，自觉自愿地维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导向功能具体化。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述是从名词转变为动宾词组，是概念意义生成动态指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铸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与民族工作开展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发挥了话语在实践指导方面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前进的方向。
从字面意义来看，“铸”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本义指熔化金属以铸造器物[30]，可见铸造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步骤繁多、熔铸再造的“深加工”。《说文解字》中，“铸”字被解释为“销金也，从金寿声”[12]。后世也用“铸”字来比喻造就、培育，如《法言·学行》中的“孔子铸颜渊矣”[31]。“牢”字强调了“铸”的程度之深，“铸”与“牢”连用暗含了对工作效果和程度的要求。所以，从语词本义来看，“铸”强调了步骤之繁琐和炼化金属程度之深，“牢”强调了熔铸质量要求之高。以上两点共同体现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深入性和细致性，还意味着对其达成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对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目标上提出的深入的、持久的、彻底的要求。
从逻辑意义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前缀动词经历“树立”“培养”“培育”“铸牢”等表述的改变，进一步明晰了该话语指导民族工作开展的要求和标准。2014年，“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表述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表述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终确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见图1）。前缀动词经数次调整后固定下来，“铸牢”不仅包含“树立”“培养”“培育”等含义，更深刻表明了其实践指向的进一步深化。第一，“树立”到“培养”的表述变化是对“意识”内涵认识的加深，意识的“树立”更多体现为一种阶段性的目标和结果，培养则强调需要经历持续性的过程。第二，“培育”是基于“培养”而提出的更高要求，强调时间的长度和投入的深度。第三，“培育”到“铸牢”话语变化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达成的目标，“培育”是一种任务指向，并未阐明任务的要求及实现水准，“铸牢”的表述是对“培育”指向的进一步明确。
图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过程
综上所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整话语经过“中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概念深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赋予得以最终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根植于广袤的中华大地，其话语所具备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扎实本土理论依据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创造了自身强大的内生发展空间，使其话语发展充满活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在地化实践、国际话语传播等广阔的空间。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演化特征
事物发展存在过程性，呈现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32]，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其演化过程中也呈现出有关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的诸多特征。从时间向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以“中华”“中华民族”等历史语境下的整体性概念为生成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生成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通过落实于话语实践，发挥了政策话语的引导、支持、应用等功用。这一演化过程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历史、理论、政策等不同维度的特征，呈现其扎根中华文化和“大一统”历史传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意蕴。
（一）历史维度：始终扎根中华文化和“大一统”的历史语境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历史文化浸润中逐步深化，在“中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始终扎根中华文化根脉和“大一统”历史传统。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33]，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中概念内涵深化的重要依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内涵中，始终贯彻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突出体现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中团结合作、平等互助等内涵的精神内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注入了精神源泉，如“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话语就是一个生动例证。“大家庭”作为中华民族的指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发言中多有提及[34]。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从国家话语层面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35]追溯话语生成源流，“大家庭”是作为中华传统伦理文化基石的家文化的深刻反映，是对家国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36]，“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自在民族”的实体自秦汉时期就已开始形成，在“大一统”历史传统中，整个秦汉到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几乎都是在“中央-郡县”制一元化的国家形态结构的机制作用下得以巩固和发展。在“大一统”思想浸润中，秦始皇率先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谋求国家统一。秦朝全面推行了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汉朝推行推恩令、设立刺史制度，持续加强中央集权。同时，汉朝还通过设立西域都护府、实施和亲政策等，积极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唐朝大力发展均田制、科举制等，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生产和教育等方面的趋同互融。贯穿王朝更迭的“大一统”历史传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概念的生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理论维度：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建构
理论范式与话语系统紧密相关，话语系统受理论范式变化的影响[37]。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系统的生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吸收与发展，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与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成与发展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38]。
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来说，“真正的共同体”是其主要理论观点。“真正的共同体”实质上是“自由人的联合体”[39]。正如马克思所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0]。追求人及人类本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使得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不同于其他思想，科学描绘了人类发展的未来蓝图、寄托了人类的共同愿望与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践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姿态推进世界大同与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时代命题。
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说，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审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21]，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向，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学界也积极推进相关研究，费孝通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56个民族为基层，中华民族为高层”[41]建构“多元一体”理论体系，厘清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文化归属，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团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政策维度：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功能
话语既是对展示出某种外在功能的符号系统的称呼[42]，也是政策功能发挥的显性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生成过程中发挥了话语的政策指导功能。自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提出至今，其话语表达是接续不断的、话语重要性是逐步加强的、话语意义是持续深化的；话语表述的不断完善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本体内涵、体系建构及应用价值等方面得以持续发展，呈现出阶段特征明显的政策话语生成历程，逐步发挥引导、支持、应用等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功能。
首先，2014年到2017年为第一阶段，政策话语概念逐步明晰，发挥了明确话语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功能。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首先出场，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确定了“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并突出强调了文化认同的重要地位。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缀动词相继使用了“树立”“培养”“培育”等不同表述，最终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整论述。在此过程中，话语发挥概念的引导功能，整合并组成各概念的关键要素。其中，“中华民族”是话语核心和本体，“共同性”揭示了话语的主要特性，“意识”点明了话语对象和话语功用，“铸牢”为话语实践制定了标准、明确了要求。这四个要素共同揭示了话语概念内涵并明确指向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民族工作，明确了政策话语目标和价值取向。
其次，2018年到2021年为第二阶段，政策话语重要性加强，发挥了话语体系建构的支持作用。这一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和规定；“中华民族”这一表述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体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的第七和第十段中增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话语提供了有力的法理依据。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和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在民族工作中再次得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在此过程中，话语发挥理论体系的支持功能，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话语体系，阐发了以“四个共同”“四个与共”“四对关系”“十二个必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念。
最后，202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政策话语应用逐步深入、要求更加明确，发挥了指导话语实践的应用功能。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基本形成，在政策应用与实施过程中对理论体系和政策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更细致、更明确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两个结合”理论成果，为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成为这一阶段深化政策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础。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四个共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五个共同”，指出中华民族在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五个方面的相互性[43]，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概念的共同性特征，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任务的高度。在此过程中，话语发挥了实践应用功能。以教育领域为例，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相继融入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育人、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不仅出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专门教材，还推动融入各类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中。比如，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提出，语文课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4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话语。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构建的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构建，不仅是一项深具学理价值的理论体系建设工程，更蕴含着指导社会实践的鲜明现实意义。它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完善、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指明方向，成为兼具学术与政治影响力的重要话语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成和发展积累了诸多经验，但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值得重视，如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问题[45]、文化内涵的“虚化”问题[46]、话语系统性建构不成熟问题[47]、复杂国际舆论背景下话语传播的被动问题[48]。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既要保持固有优势，围绕历史、理论、政策的已有经验开展适应性发展，也要应对国际国内新挑战适时创新话语构建的实践进路。
（一）强调共同性的话语基调，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增进共同性为主要目的[49]，这也意味着增进共同性应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设的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过程中，始终强调话语的共同性特征，或是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中汲取共同性的学理基因，或是从“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等论述中为共同性提供政策支撑，共同性的指引促进了话语激励功能的发挥，凝聚了指向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的话语力量，积蓄了各族儿女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力量。
增进共同性要关注共同性与差异性的问题。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一方面，共同性是共同体的建设基础，是共同体形成的首要前提。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交错融居，有兼收并蓄的文化模式、相互依存的经济体制、相互亲近的情感依赖，已然形成了社会存在中的民族实体，其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安全与利益提供了坚实保障。如，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共抗外敌，无论是正面战场、敌后游击区，还是西北、西南大后方，都有各族人民威武不屈、浴血奋战的身影，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另一方面，共同体在发挥共同性功能的同时也容纳了差异性特征。增进共同性并不是要消灭差异性，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仍要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在饮食习俗、服饰风格、民俗艺术、建筑特色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价值旨归是一致的，共同体通过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来巩固和增进共同性，为成员彼此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正因为尊重共同体成员内部的差异性，个体会更主动强化共同体身份认同并积极维系共同体形态。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设与发展，要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重要原则，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发展。
（二）挖掘文化性的话语内容，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从中华历史文化汲取丰富养分，加深了话语内涵、丰富了话语内容，具备了鲜明的文化性特点，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生根发芽的关键因素。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设要深入挖掘文化性的话语内容，激发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话语的文化性内容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方面进行挖掘。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包含着许多体现共同体特征的思想，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衷共济的义利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等，它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如，中国和亲文化古已有之，意在通过政治联姻谋求和平友好，唐朝文成公主进藏的和亲壮举，不仅促成了吐蕃与唐朝的长久友好，还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成为汉藏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二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自觉”的重要因素，蕴含着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如，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不怕艰难险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等理念为核心，成为中华民族在共同团结奋斗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在新时代持续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共进、不畏艰难、患难与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是以上两种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现代化发展动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重要制度文化内容，既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又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例如，“石榴象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在当下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标识，象征各民族紧紧拥抱在一起，与之形成的“石榴话语”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建构与应用[50]，在教育领域推动学校创新育人模式[51]、丰富课程内容[52]，使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真正“落地生根”。
（三）注重系统性的话语建设，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整体功能
系统论目前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事物、改进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的必然趋势[53]，是一种用整体系统态度对待研究和处理的对象以及系统中要素的方法[54]。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注重话语内部及不同话语之间的整体性建设，使话语内部系统丰富并调节外部系统，外部系统支持和反馈内部系统，促进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动态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话语体系建构，使话语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功用（见图2）。
图2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系统性构建
一方面，要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话语体系建设，挖掘历史话语、创新学术话语、完善政策话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命题中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形成以“中华民族”为起点，以“共同体”理论为支撑，站在中华民族本就是一个共同体的历史事实中，创造性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话语，进一步指导民族工作开展，这一过程正是其话语内部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历史话语、学术话语、政策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华文化与历史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继而政策话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阐述与理论指导中应运而生，催生出“五个共同”“正确的‘五观’”“四个与共”“四对关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内容，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念清晰呈现。
另一方面，积极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与其他体系共生发展，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外部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这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不仅需要建构话语体系，还要扎根丰厚史料、创建自主理论，形成史料体系与理论体系。史料体系为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和素材，理论体系推动话语体系和史料体系的更新和完善，而话语体系使前两者得以更加准确而生动的表达，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整体，共同构建了更加系统科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体系。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正是构建这一体系的重要成果，这一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奠基之作[55]，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融入学科、课程与教材建设中，坚持以史带论、论从史出，表述准确生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中达到统一，极大地扩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发展空间。
（四）推进创新性的话语传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应用模式
话语传播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创新性传播，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要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故事性”叙述方式，赋予话语生动的、具体的表述形式，应用于教育、文化传播和政策宣传中。话语往往是高度凝练后的意识形态标识，而话语功能的发挥立足于对话语概念和意义的深度解剖，在政策宣传和教育应用中，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成为这一过程的中介。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56]，“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诠释和传播这一话语概念，不仅要明确“中华民族中各民族一个都不能少”的深刻内涵，还要通过“民族团结誓词碑：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三千孤儿入内蒙”等故事的讲述，使个体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正确认知，强化共同体认同，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
对外，要更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国际化传播新范式，立足人类共同追求与共有价值，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发展脉络，凝聚为共同的文明旨归，寄托了人类所共有的愿望和期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57]。作为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延伸，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认为全世界人民是祸福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符合全人类的共有利益和共同期待，是和平、繁荣、美丽世界的文明旨归的表达，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一起形成了内在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这些话语在国内国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既发挥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话语标识功能，也为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担当，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话语既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又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58]。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构建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工作的鲜明需求，又在话语生成与发展中服务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激发了话语背后蕴含的凝聚性、创新性内涵，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概念上是具体的、在理论上是完整的、在政策中是实用的、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其生成及演变历程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对世界大变局、数字化浪潮等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如何夯实话语基础、创新应用模式，有形有感有效推动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与发展，仍然是当前与今后需要加大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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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History,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U Minghai DUAN Jiaqin
Abstract: As a systematic discourse form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governance, the discourse o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akes the discourse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its core concept. It has a dual dimension of both concept and function, presenting two successive generation logics: from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has always been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reat unificatio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clearly pointing to the policy fun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showing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in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olicy dimensions.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emphasize the common tone of the discourse to rally the common streng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ap into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discours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pply the systems theory method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discourse system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v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to update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责任编辑：马旭）
初审：蒋秋圃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