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成式AI作为当前全球的技术趋势正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经历的生存境遇，开启了各族用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智化生存”。生成式AI搭建起的技术场域，不仅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宏观场域的结构和发展，形塑其中观场域的族际互动模式，还嵌入到微观场域的各族用户日常实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态场域中，生成式AI不是主客对立的被动工具，也不只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非人行动者”，而是作为“数智行动者”产生着“技术药性”。而缓解生成式AI药性的负面影响，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各族用户之间在与生成式AI深度耦合过程中的能动性与交互性。因此，可以以各族用户行动者主导的“人—机协同”模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社会与情感基础，发挥人类行动者的主动性并平衡人与“数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式AI；行动者；技术药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学者探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1]、形成历史[2]，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及其实践路径[3]。当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正不断重塑着各族群众的生活方式，一些学者注意到互联网社交媒体对族际互动的作用[4]，探讨了在网络空间应如何进行民族事务管理[5]，但对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影响研究仍显不足。尤其生成式AI被认为是正推动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6]，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这既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基础，也是各族人民生活和实践的社会现实，而外部AI技术世界与各族人民内在价值观体系之间的关联开启了各族人民的“数智化生存”。面对当下技术环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现实要求，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路径以推进民族团结。因此，本文试图从斯蒂格勒的技术药理学角度探讨数智化时代背景之下，生成式AI作为“代具”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的构成性意义，以及如何有效地缓和生成式AI的“毒性”③，发挥生成式AI的“药性”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数智化生存：生成式AI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场域
随着AI技术和数字智能设备的发展与应用，各族人民的交往模式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大模型的发展催生了AI技术的迭代，自从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以来，生成式AI在全球流行开来[7]。生成式AI是一个总括术语，用于描述在海量数据基础上进行训练的机器学习解决方案，以便根据用户提示生成输出[8]，包括但不限于文本、音频、图像、视频甚至三维模型等多模态内容。以我国为例，截至2024年7月底，已经完成备案并上线，能为各族人民提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已达180多个，目前注册用户数已突破5.64亿[9]。
可见，生成式AI在当前快速变化的世界开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所议“数智化生存”⑤是从尼葛洛庞帝所提的“数字化生存”概念延伸而来，BN指在数字化基础之上，各族用户通过生成式AI等新技术实现更智能化的生活、工作以及交往。DeepSeek的爆火开始被应用于国内各领域，这表明生成式AI技术正成为各族用户“数智化生存”的现实状态和基本图景。而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思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场域中所发挥的意义和作用。
一是从生成式AI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国际政治场域来看，AI作为未来国际战略博弈的关键技术之一已经成为共识。根据相关调查，2019年，国际上80%的大型组织旨在采用或已经采用了某种形式的AI[10]。全球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积极收购AI初创公司来巩固控制力以及排除竞争者[11]。2023年，世界AI大会期间，全球多家企业在大规模深度学习模型的应用中竞相展示，其竞争态势被业内称为“百模大战”。此外，AI不断与民族国家、全球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成为在经济增长中塑造全球竞赛、保持全球竞争力的权力要素，“主权AI”的概念也随之兴起。例如，2024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AI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首次被写入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Stargate”（星际之门）投资项目，计划未来四年投资5000亿美元以发展AI。AI技术的国际竞争及我国对AI技术的战略定位共同构成了生成式AI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背景和宏观场域。
二是从生成式AI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观族际交互场域来看，生成式AI技术正重塑族际间的互动形态和信息交互模式。在工业化时代，各族人民的互动形式主要有“面对面”交往，以及通过书信、电话等早期大众媒介进行跨区域族际互动；在数字化时代，各族人民除了地理空间中的族际交往形式以外，还进行数字化的互动交往实践。而数智化场域下的族际交往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数智化不只是数字化的叠加升级，还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互嵌共构[12]。具体而言，与基于地缘的族际交往相比，基于生成式AI技术的族际交往突破地理空间的藩篱，扩大了族际交往的广度；与早期数字族际交往相比，基于生成式AI的数智族际交往更顺畅、随机，族际间的信息交互程度更智能化、具身性。
三是从数智化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日常实践场域来看，生成式AI正成为各族人民数智化生存的环境构成。生成式AI作为各族人民数智化生存的环境构成，是指生成式AI向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交往面向的持续渗透与广泛覆盖，形成嵌入在各族人民微观日常的技术背景，影响包括使用生成式AI的各族用户和不使用生成式AI的各族人民。生成式AI开始逐渐影响并形塑着各族用户的日常生活。例如：DeepSeek赶超国外生成式AI，被国内各领域各场景全面引入，为各族民众的教育、营销、医疗等众多生活领域提供即时服务。同时，生成式AI的爆炸式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不使用生成式AI的各族人民与各族用户之间的数字鸿沟。生成式AI技术内嵌的生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数智化时代各族人民不可或缺也难以摆脱的生存形式，开启了各族人民的“数智化生存”。
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场域中，是宏观场域下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基石之一，也是中观场域下族际之间彼此关联的中介，还是微观场域下各族用户与之建立起广泛且日常化的生存联结。可见，生成式AI正逐渐成为数智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也日益成为各族民众实践与交往的技术环境构成和生活方式。
二、数智化的药：生成式AI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与风险
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场域中，带来的是充满张力、变动的局面，既孕育着无限可能，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成式AI既可能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赋能，也有可能使之产生裂缝。在此，我们借鉴斯蒂格勒关于技术药学概念，以更形象具体地探讨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带来的影响。正如斯蒂格勒所说，医治人类病痛的药方（如技术、科学）会产生毒害，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的存在[13]，从而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难以预计的风险挑战。
（一）生成式AI的自身机制问题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增加
一是生成式AI的黑箱特点使得民族事务治理变得更为困难。生成式AI模型是极其复杂的函数系统，包含数量庞大的参数，对于专家来说，解析其内部处理过程难度系数都很高，更遑论普通用户。毫不夸张地说，生成式AI的黑箱连算法的创造者都不知道如何解释[14]。而如果当生成式AI生成的内容导致民族间产生误解甚至冲突时，就难以确认责任归属问题，容易影响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从而加大民族事务治理的难度。
二是生成式AI存在的幻觉现象可能影响民族间的和谐关系。生成式AI的“幻觉”是指生成式AI生成的信息或内容可能包含错误或虚构的部分，却以看似正确、合理的形式呈现出来[15]。假设生成的民族信息文本、图片或视频是生成式AI深度伪造的，对于毫无防备或相关知识背景的各族用户就容易被欺骗误导，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甚至导致民族之间产生隔阂和矛盾。加上“幻觉”是生成式AI难以摆脱的症状，其产生可能是由于数据稀少、信息空白、基础不足、模式泛化和分类错误等复杂且难以确认的原因[16]，增加了网络民族事务治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二）生成式AI的局限性容易加剧民族间的偏见与矛盾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根本上高度依赖此前的语料库，即训练数据进行无监督或半监督式的自我深度学习[17]。而这些训练数据来源如果有意或无意地包含了对民族、种族的偏见，就极容易固化并放大这些刻板印象。那些看似中立又无身份差异的数据和算法之下，实则掩藏着种族主义，因为技术工程师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预先判断或者偏见编码到系统中。学者批评智能机器人外形和行为都是以欧洲为中心进行设计，缺乏多样性[18]，而当前热议的ChatGPT、Sora等生成式AI其训练数据仍然是“白人种族框架”⑥，其生成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白人种族框架的价值观，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生成式AI若缺乏规范监督，被部分国家利用，则可能加剧全球舆情矛盾和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冲突，成为技术权利下的“意识形态战场”[19]，一定程度上阻碍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三）生成式AI与各族用户之间的交互影响民族间的和谐团结
一方面，随着各族用户逐渐依赖于生成式AI之间的人机互动，可能产生信息茧房效应，改变民族间的交往模式，容易影响族际间的情感交流。生成式AI个性化推荐算法提高了各族用户的体验和满意度，但各族用户对生成内容的反馈会导致生成式AI更倾向于生成获得各族用户即时正面反馈的内容，随之可能产生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各族用户更多接触的是自己熟悉或偏好的同质化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各族用户的信息视野变得更加封闭，价值观也更单维，不利于族际交往的进行。同时，生成式AI是以广泛的信息源为基础，所生成的内容往往超越了各族用户日常社交所能获得的信息，随之也将对族际交往模式产生影响。因为这种信息获取模式的改变极有可能使各族用户成为信息海洋中的“孤岛”[20]，从而导致其对其他民族产生误解和偏见，降低了族际交往的可能性。此外，过度依赖于生成式AI进行交互的各族用户容易产生社会孤立感、情感认知偏差以及情感表达缺失等问题，从而影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另一方面，生成式AI进一步拉大了民族间的数字鸿沟，影响民族的和谐团结。我国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各族群众所能享有的数字红利[21]。因而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各族群众之间获取、适应和使用生成式AI技术能力都存在着差异，影响了族际交往的质量和深度。同时，随着生成式AI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各族群众在生成式AI中存在的数字鸿沟可能带来“马太效应”，即善于使用生成式AI的各族用户不断累积资源，优势也就不断扩大；而落后者容易处于越来越被动的不利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外，这种技术鸿沟产生的技术隔阂也容易使不会使用生成式AI的各族人民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影响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非人”还是“类人”：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的角色
鉴于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需要厘清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的角色，才能更恰当地提出生成式AI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策略。如同道路作为物理空间中族际互动的基础设施，生成式AI为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和传播等提供了必要的物理和虚拟平台，是数智时代支持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活动与交流的物质基础设施之一。从工具性视角来看，生成式AI不仅作为麦克卢汉所指的身体工具性延伸，是嵌入各族用户日常生活实践的智能应用，还是数智化时代下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技术工具之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巨大潜力。
将生成式AI技术视为工具是很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生成式AI的发明就是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工具性出发点。然而，生成式AI某种程度是人脑（身体）的工具性延伸，但又非简单的延伸性工具[22]。如果我们只把生成式AI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工具，既容易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陷阱，忽略生成式AI技术本身的多维结构，还不能恰当地看待生成式AI与各族用户之间所存在的交互作用关系，更无法全面审视生成式AI作为各族人民的社会实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仅从被动工具层面去看待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如今人和技术物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需要关于技术和人新型关系的思想”[23]去探讨生成式AI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而言之，我们不仅应看见作为技术工具的生成式AI，更应看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域中生成式AI的自适性和智能化，以及各族用户与生成式AI之间的深度耦合关系。在此，更全面的本体论视野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我们面对的从来都不是物体或社会关系，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和非人类组成的链条”[24]。从这一关系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只需要人类行动者的努力，而是需依靠人和非人所组成的混合体共同推进。本研究将生成式AI视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数智行动者”。
一是生成式AI作为“非人行动者”参与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具体而言，生成式AI与各族人类行动者一样是具有能动性与影响力的行动者，平等地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不是指“意图、自主或责任”，而是“有影响力并通过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来行动”[25]生成式AI具有对其他行动者的行动产生影响的能动性。拉图尔认为，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26]，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域中，生成式AI与各族用户、政府组织等人类行动者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行动者。
将生成式AI技术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客体赋予方法论与操作策略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有利于我们用动态、开阔的视角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域中各族用户与生成式AI之间互动共生关系的复杂性。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静态的话语结构，而是不断由人与非人共同推进的意义生成过程。也就是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过程不仅是政府组织与各族人民等人类行动者的实践，还是由生成式AI与各族用户，以及生成式AI与其他非人行动者的多元关系所共同作用的。在数智化场域下，政府组织、各族用户等人类行动者与生成式AI等非人行动者相互交织、作用，共同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不同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的其他“非人行动者”，生成式AI具有智能性、主体性的特点。生成式AI已经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而是基于数字大模型、神经网络算法的“类人机器”，从根本上实现了智能化飞跃，具有“类人”的脑力特征、技能、语言及交往互动[27]。甚至，相关研究证实，用户与生成式AI互动的心智感知是主体性与感受性交融的[28]，因为各族用户在与生成式AI的顺畅互动中感受到其作为“类人”的主体性。换言之，除了一般非人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外，生成式AI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于人类行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能够基于各族用户的需求独立生成新颖的内容，并给予“类人”的智能情感回应。各族用户在与生成式AI交互的过程中，生成式AI这种顺畅、智能且看似情感性的回应使各族用户对其产生“非对称共情”[29]并将之赋予主体地位。
进而言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智化场域中，生成式AI可说是和人类行动者互相建构的“数智行动者”。例如，各族用户通过生成式AI进行民族文化知识问答，生成式AI基于大语言数据库给予各族用户相应回答，各族用户则在此回答基础上进行反馈，继而生成式AI通过分析不同民族用户的行为和反应，去理解各民族用户的思维模式，并将这些互动行为作为其学习数据，各族用户也在与生成式AI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可见，作为数智行动者的生成式AI与各族用户等人类行动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互相作用、深度交织，构建了一个动态、循环且交互的异质网络。而这一网络不仅是生成式AI与人类行动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连接，更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中人与数智的动态混合体。
总之，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方式思考人机共生的可能性，从而突破人机共生的无知之幕[30]去探讨各族用户和生成式AI互动互构的共生关系，以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生成式AI作为数智行动者的影响。当生成式AI不再仅作为被动的工具，而开始被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智行动者和实践者时，我们看到生成式AI与人类行动者都被联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域中，并在其中凝结成各种互动关系。
四、技术良药：人—机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尽管生成式AI可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禁止使用生成式AI。我们应最大程度地发挥生成式AI作为数智行动者的技术优势，减轻其对民族团结的负面影响。如斯蒂格勒所言，生成式AI就像人类发明的药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既有毒性，也有药性。而对抗生成式AI技术毒性的唯一途径，就是依赖其自身作为药的解毒作用，当生成式AI这样的新技术物体适应了人类躯体或人类社会的内在环境时，它就会对此环境产生解毒作用[31]。也就是说，当生成式AI深嵌于各族用户生活之中，或者完全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就开始更多地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某种程度上这种等待外部因素或系统内部动态自然调适的解决方法属于被动的适应策略，不仅忽视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生成式AI作为数智行动者的能动性，也没有发挥人类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生成式AI固然是发挥能动性的数智行动者，但人类行动者才是这个过程中的核心行动者。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借助了人的代言而实现的[32]，哪怕是生成式AI也需要工程师的设计、各族用户的使用才能发挥能动性。人与生成式AI这样的媒介技术是在共同体意义中成为相互创生的存在[23]。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且综合的应对策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研究提出以“人—机协同”模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人—机协同”模式是由人类行动者主导，并与生成式AI在交互过程中，属于双向建构的协同模式，不仅有助于实现各族行动者与数智行动者相互调节的目标，更展示人—机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愿景。
“人类行动者主导”是指由人类行动者所主动发起和领导控制，这种模式离不开政府及行业组织的共同监督管理。当创新本身不受监管时，这个技术本身不太可能产生自我纠正的动力[33]。正如前文提及生成式AI由于数据偏见或不透明等原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一定挑战，生成式AI技术需要政府加以有效管理[34]。然而对于生成式AI的监管比起其他技术的监管要更加困难，尤其随着生成式AI的技术发展及复杂性增加，人工智能与其他系统或智能设备的互联性也在逐步增加，建立特定治理机制是必要的且不可避免的。然而对于生成式AI的监管比起其他技术的监管要更加困难，尤其随着生成式AI的技术发展及复杂性增加，人工智能与其他系统或智能设备的互联性也在逐步增加，建立特定治理机制是必要的且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治理挑战，可同时采用适应性治理和“去中心化”治理，前者是指随着新信息的收集，对法规和政策进行迭代调整和改进[35]，后者即结合行业标准和政府监管，进行共同监管[36]。因此，政府与生成式AI开发公司等人类行动者通过搭建生成式AI的合理监管机制，以减轻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一）“人—机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一是借助生成式AI生成高质量的民族文化内容，促进民族文化个性化、专业性地传播。诸如文心一言、ChatGPT等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AI可以根据各族用户的个人特点生成个性化的文化内容，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有学者就提出可以让生成式AI成为民族文旅数字人[37]，扮演民族旅游景区的个性化智能导游。生成式AI还可结合其他AI技术创建虚拟的民族特色生活场景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场景，使各族用户能具身地体验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比如，香港浸会大学学者用生成式AI呈现了虚拟瑶族村落里合成的瑶族舞者歌舞表演。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民族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扩展和延伸各族用户对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认知，还能推动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尊重。
二是发挥生成式AI的创造力，辅助民族文化的数智化、创新性地传承与发展。生成式AI具有目前其他类型AI无法比拟的创造力[38]，可以使得民族文化叙事得以创新性地呈现与传承。比如，2024年两会期间，新华社采用生成式AI文生视频技术，图像化地呈现了布依族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利孩童时期学习纺织的记忆。再如，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有公司使用生成式AI对“敦煌遗书”的残卷进行数字化修复，使其可以被各族用户所“看见”。运用生成式AI可以促使民族文化的数智化、创新性发展，并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容，激发民族文化的活力与魅力。
（二）“人—机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路径
通过生成式AI促进线上与线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加固和扩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主要包括社会关系以及围绕既定关系结构所形成的行为取向[39]。换言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社会基础[40]。而在数智化时代的多重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亦具有数智化特性，包含了各族用户的海量数据及互动数字信息。生成式AI技术消弭了传统线下族际交往中的时空障碍，对各族用户交流的方式产生较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族用户互动交往的效率、频率，拓宽了族际交往的渠道和交往方式[41]。
一是利用生成式AI实时翻译多种民族语言的优势，构建民族语言智能翻译系统，降低语言障碍、促进民族间无障碍交流，并提高民族用户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由于生成式AI在图像识别、语言翻译等方面表现往往超过人类，能以多种语言生成连贯且上下文相关的响应[42]。因而可以基于生成式AI研发适用于各民族语言的智能翻译系统，提升不同民族用户间交流的效率和便捷性，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化发展。
二是将生成式AI广泛地嵌入社交媒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成式AI可以结合VR/AR等技术应用于线上的族际交往中，增强族际互动的具身化、临场感扩展各族用户的互动体验方式，增强族际交往的沉浸感和情感连接。可以说，生成式AI辅助下的族际交往不仅丰富了线上族际交往的体验维度，还开启了族际交往的新形态和新内容。
（三）“人—机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路径
通过生成式AI高效的内容生产技术优势，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信息资源的智能化配置与日常化投放，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生成式AI是以广泛的信息源作为内容加工基础[20]，加上其个人化推荐优势，可以更精准、智能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投送给各族用户。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活动中的人们对事情的感知是整体性的、关系性的、情境性的”[43]。也就是说，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仪式活动的整体情境下更易产生情感性的共鸣，并且在中华民族象征符号的沉浸式情境体验中更易生发出深度的情感关系联结。
一是通过生成式AI强化中华民族的共有叙事，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激发各族群众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叙事主要包括各民族共有符号的集体象征作用和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经验。生成式AI可以将共生叙事作为训练数据，挖掘并分析各族文化的共性和交融历史，并基于这些共性制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内涵的培育与弘扬。比如人民网推出“AI石榴籽”的创意卡通形象和各类应用场景，以更生动呈现象征民族团结共生的符号。还可以通过生成式AI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保护和发展。
二是将生成式AI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培育与仪式教育中，营造和谐共处的民族情感氛围，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一方面，可通过生成式AI深度融入各族民众日常生活的策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用户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在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的融入程度略显不足[44]。利用生成式AI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与生活场景融合，促进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情感认同，有助于构建民族团结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借助生成式AI让中华民族的仪式教育更丰富多元，巩固与深化各族群众对共同体的情感联结。例如，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绘说现代化》栏目推出两会特别版，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两会“好声音”等使用生成式AI生成形象化、案例化的图像。
总之，随着算法的不断进步和计算资源的不断增加，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用前景中潜力巨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机协同”模式是以人类行动者为主导，利用生成式AI的技术优势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加强线上、线下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使得各族用户对中华民族的情感深根固柢。
五、结语
生成式AI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范式变革，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看，生成式AI不只是一种数智化技术工具，更是一个数智行动者。生成式AI是当前数字社会强大且有巨大潜力的技术，但因其广泛的适用性、智能性等特点，也容易扩大或者加深其作为数智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潜在负面影响。生成式AI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与消极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就是其作为数智行动者发挥能动性的体现。但生成式AI也只是斯蒂格勒所说的人类“代具”之一，生成式AI发明的目的是增强人类而不是取代人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人类行动者主导的“人-机协同”模式从而推动民族团结。
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技术潜能和挑战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智能技术的复杂性，以单纯的技术工具论难以理解生成式AI作为数智行动者的能动性，无法直面生成式AI与各族用户之间变动、丰富的关系联结。而人类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是在无意识技术实践与有意识技术反思的辩证活动所形成的螺旋上升中实现的[45]。在各族人民与生成式AI技术互为存在的“数智化生存”现实之下，我们应释放生成式AI作为数智行动者在各族人民生活秩序、意义生产方面的潜力，不断推动生成式AI的技术实践与批判性反思，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①202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调研时指出，“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高度复杂及广泛应用等特点，人工智能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本文使用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其概念可追溯到早期为了复制人类智能而开发人工神经网络，在此人类智能可被称为解释信息和从信息中学习的能力，包含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人学或ML（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
②代具：主要指人类自存在就开始借助的外部辅助器官，区别于传统工具的外在性与功能性使用，它不仅是工具的延伸，更是嵌入到人的记忆、感知与存在的结构中。本文旨在探讨生成式AI作为“代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的构成性意义。这里所说的“构成性意义”，是指通过引入“数智行动者”概念，进一步细化并深化对“代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所承载功能与影响机制的理解。
③毒性：指技术同样可能削弱人的批判能力，使记忆依赖于外部媒介，进而导致主体的异化与被动化。本文指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④药性：指技术作为人类延展自身能力的手段，能够促进记忆的保存、知识的传递与主体性的形成。本文指生成式AI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的作用和影响。
⑤“数字化生存”是指人们使用数字技术以获取和处理信息导致工作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形成个性化且高度互联的社会。
⑥费金在2006年创造了“白人种族框架”（white racial frame）一词，用以描述西方世界观中使种族化的权力和特权等级制度永久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一系列种族成见、偏见、意识形态、相互关联的解释和叙述以及视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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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洋）
初审：蒋秋圃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