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教育视角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长特点，为学生构建明确、具体且具有实践驱动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念集合，形成富有教育特色的铸牢方案。要素主义教育学派主张学校教育应着力提升文化中的“共同要素”，即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理解、共同的准则和共同的精神，以促进社会共识。共同要素的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导。在共同要素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分为四个层级；思想认知层关注文化奠基与身份认同的构建；共识理解层聚焦价值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规范准则层强调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型构；精神动力层则是理想信念与民族情感的凝聚。在教育实践中，需重点挖掘历史记忆教育资源、构建显隐互构的课程体系、深化准则导向的教育实践和共建情感共鸣的教育生态，以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要素；层次结构；文化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核心议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1]。作为中国教育全系统的基础性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到写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逐渐形成了从国家政策到地方实践、从理论探索到大中小幼一体化推进的全系统、多层次、立体化布局。
学术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涵盖了多学科视域。民族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整合机制[2]与文化认同建构[3]，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根基与现代转型交互作用下的生成机理[4]；历史学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和自觉过程，关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历史特性[5]；政治学、法学领域的研究则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重点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与政策体系[6]；心理学侧重于从社会认同与群体归属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与认同机制[7]。上述研究构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解释框架。当前，在教育学领域，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体系构建[8]、课程与教材建设[9]以及教育教学实践[10]等方面，尚缺少从教育内在机理的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深度探察。从教育学的视角深入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在学生心中建构一种明确的、具体的、有实践驱动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念集合[11]，有助于形成具有教育特色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案。
教育活动中，学生的价值观和民族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多层次的教育要素逐步构建
起来的。本研究以“共同要素”作为分析框架，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与实践进路，旨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二、共同要素与教育的理论框架
要素主义教育学派认为，教育在促进社会共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强调，具有永久性价值的知识和经验是稳定的社会力量，学校教育的目标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文化中的共同要素，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共同的文化”精华传递给下一代，形成稳定的社会共识，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威廉·巴格莱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应致力于“确定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形成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理解、共同的准则，以及共同的精神[12]。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四个共同要素不仅构成了教育的核心内容，也为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教育的核心功能：掌握共同文化要素
在要素主义教育理论中，文化占据着核心地位。巴格莱认为，文化是区分不同国家民族的重要标志，包括所有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所有人共同持有的标准和理想，所有共同的传统、固有文化、艺术和宗教等[12]。教育与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公民掌握共同的文化要素，这被视为“正规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此框架下，教育的目标是建立文化共同体。巴格莱进一步指出，学校教育应通过提升文化中的共同性因素，确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思想、理解、准则和精神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集体思维与集体决策，并推动整个群体向更高标准迈进[12]。这些共同要素即文化共同体的核心，它们通过历史经验的积累与提炼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公民应掌握这些共同文化要素，以便在国家、社会内部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这种信念是巴格莱一以贯之的认识，在《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中得以充分体现[13]。巴格莱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培养对国家的热爱是正规教育的首要功能[12]。
学校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基石。巴格莱认为，“课程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共同文化要素。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这些共同文化要素会发生变化，但这些经过人类实践检验、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共同文化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要求课程应具有相对统一性”[14]。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守护者”，还是“社会进化的主要代理人”。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接纳历史经验，将社会进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财富传递给学生[14]。教育要求教师对人类遗产中的知识、技能、观念及道德规范等进行甄别，并将其“编织”到学生的生活经验中[12]。
（二）共同要素的内涵及其关系
要素主义教育家认为，学校教育应持续不断地探讨和确定民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12]。厘清“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理解”“共同的准则”“共同的精神”四个共同要素的内涵，是教育发挥传承共同要素功能的重要前提。
“共同的思想”是一个社会或文化群体中普遍接受的观念、思想、认识等。巴格莱认为，教育应该让每一代人都掌握反映人类遗产中最宝贵的要素，包括各种观念、思想、认识等[14]。这些要素根植于各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人们认知的基础，是人们交流和理解世界的共同起点。“共同的理解”是群体或社会成员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认知一致性，主要体现为价值观的共享，这种共识能帮助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框架。巴格莱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不仅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更是主流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应使学生掌握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思想，包括为他人着想、合作、忠于职守、忠诚等[12]。“共同的准则”则是群体或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包括道德标准、法律体系和社会契约等。这些准则不仅是“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理解”在意志维度和行动维度的具体体现，更是每个成员必须遵循的共同秩序。巴格莱认为，社会的稳定性依赖于传统习俗和准则的存在，其中“最基本的惯例是人们能够协调在一起共存的基本条件”[12]，学校应在课程设置中强调道德教育，使学生明确社会期望并形成规范意识。“共同的精神”是指群体或社会成员形成的共同理想信念、情感态度等，它是群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巴格莱指出，理想是一个人迫切希望达到某项目标的观念，或是全身心拥戴的控制行为的观念，是一种抱负或追求[12]，教育的一个核心使命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精神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这四个共同要素相互作用、彼此关联。共同的思想代表社会群体广泛共享的知识与观念体系，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为其他三个层面提供思想基础；共同的理解建立在共同思想的基础上，表现为群体成员对共同思想的理解与内化后的认同与价值共鸣；共同的准则是对共同思想和共同理解的实践导向，规约了共同体成员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共同的精神是群体成员在精神层面的共同信念与情感连接，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中超越时空的精神内核，是激发个体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内在动力。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具有实践驱动力的“共同体意识”观念集合。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
“共同性”作为“共同要素”最根本的理论特质，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核心与逻辑必然[15]。“共同要素”理论不仅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组成提供了理论框架，更为解析其层次结构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静态、单一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多层次、动态发展的体系。基于“共同要素”理论，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思想认知层、共识理解层、规范准则层和精神动力层。该层次体系由浅入深、环环相扣，既体现了认知建构与价值内化的路径，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念生成到实践深化的螺旋发展过程。各层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相辅相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凝聚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与实践依据。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并非简单的要素累积过程，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互动、适应与再创造从而共同塑造新的集体认同的动态调适过程。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凝练核心要素以强化文化共识，也必须在认同建构过程中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 
图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
（一）思想认知层：文化奠基与身份认同的构建
思想认知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层，涵盖了中华各族人民共享的思想观念体系，它根植于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互融合、兼收并蓄，共同汇聚形成的中华文化基因。思想认知层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思想融通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两个方面，这两个维度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认同基础。
中华民族思想融通是思想认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16]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17]。巴格莱认为“有效的民主主义要求文化上的共同性”[14]，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儒家的仁爱与和谐、道家的自然与平衡、法家的秩序与规范等，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理解万物的基本出发点和共同参照系。这些共有思想体系不仅沉淀于《尚书》“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中，更凝结在《礼记》“大同”社会的制度构想里，经由《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史笔淬炼，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成为维系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不固步自封，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既保持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又具备创新的能力。正是这些思想的融汇、传承与创新，构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体系，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情感上的认同与认知上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是思想认知层的另一核心要素。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感源自对共同文化与共同思想的深刻认同。中华文明历经千年积淀，通过地理纽带维系共同生存空间、政治纽带构建统一治理秩序、经济纽带促进互补共荣、文化纽带实现兼收并蓄，在历史长河中淬炼身份基因，于交往实践中熔铸认同符码，支撑起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归属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一家”的理念逐渐成为各民族普遍接受的观念，并深刻植根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烙印下“华夏儿女”“中华儿女”等身份标识。这种烙印为个体提供了清晰且深刻的身份定位，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了稳固的关系联结。正确觉知并建构自我身份，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起点[18]。正是这种身份认同感，推动了每一位中华儿女在面对民族大义时挺身而出，捍卫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尊严与利益。这种认同不仅是历史的积淀，更是现代社会中对文化归属感的确认，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
（二）共识理解层：价值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共识理解层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启层，是中华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达成的理解与共识。它体现了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通过文化共性寻找共识，进而形成对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认同，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与繁荣发展。
这一层次的构建离不开文化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并非简单的观念接受，而是经由主体诠释与意义重构形成的价值共识。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氛围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基于对中华传统美德的认同，逐渐形成了相似的价值理念。这些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民族团结的思想源泉。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意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以及“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等，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诉求，成为中华民族群体成员共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正是通过传统价值理念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实现价值体系与时代语境的有机衔接，它在现代社会成为全民族的价值共识，支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共识的核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对于一个民族与国家而言，最持久且最深沉的力量源自全社会广泛认可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1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汲取了中国革命文化的精神精髓，并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养下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内在的先进性与广泛的包容性，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体的共有认知体验、共承价值标准、共同实践指向以及共善价值规范紧密凝聚在一起[20]。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精神内核，以简练而生动的表达，准确地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利益与共同愿景，培塑并引领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容与价值导向。在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展现的独特精神标识，深刻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信念；在社会层面，它所倡导的公共价值追求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指引着各民族成员主动明确自身合乎社会公德规范和私德要求的行为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17]。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转化为各族群众自觉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追求，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三）规范准则层：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型构
规范准则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行转化层，承载着将价值认知转化为社会行为的关键职能。这个由法律规制、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构成的复合型规范体系，型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系统，其通过内在道德自觉与外在制度约束的协同作用，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坐标系。
社会规范植根于中华文明基因库，并形成了独特的运行逻辑———儒家以“仁者爱人”构筑了伦理共同体，道家借“道法自然”架构起天人秩序，法家凭“刑过不避大臣”锻造了制度框架。这种规范框架通过代际传递与文化濡化，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模式，更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中华文化的制度性记忆。具体而言，儒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奠定了中华民族社会治理的基础准则；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为共同体意识嵌入了生态伦理维度；而法家“不别亲疏，一断于法”的制度原则，则构建起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刚性保障体系。
社会规范是法律规制与道德内化双重建构的结果。法律体系通过权利义务的精准配置构筑起民族平等的制度保障。这种刚性的制度安排不仅框定了个人的行为边界，还催生出动态平衡的社会秩序。而伦理道德则展现为更具韧性的文化塑造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被视为社会和人的基本价值标准。如朱熹对孔子思想的诠释所言：“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21]，即指出“道”不仅关乎个体的内在修养，更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柔性支撑。遵循“道”，个体的行为才能符合伦理标准，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种治理智慧在《礼记·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经典论述中得到充分验证，同时也充分彰显了教育在社会规范再生产中的关键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范意识的内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人心的根本途径。康德强调“自律”是道德教育的最高准则，这意味着个体的道德实践不仅有赖于外在规则的约束，更需要建立起内在的价值认同[22]。这种认同约束着社会互动过程中各方成员行动的可能性范围[23]，维护着社会和谐。巴格莱进一步提出了“由纪律到自由”[14]的教育路径，强调要培养个体的纪律、义务和责任意识。在巴格莱的理论参照下，规范教育不能仅作为一种外在要求，还要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选择。
（四）精神动力层：理想信念与民族情感的凝聚
精神动力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顶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驱动力。理想信念和民族情感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理想信念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民族情感则是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情感纽带。理想信念与民族情感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理想信念的构建在于通过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理想信念承载着各族人民对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与坚定的实践意志，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理想信念具有实践性和时代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孕育出“小康”“大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共同理想信念。面对近代民族危机的严峻考验，振兴中华、民族独立逐渐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成为支撑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语境下，这种理想信念主要体现为“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的中国梦的不懈努力[24]。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它不单单是政治目标的体现，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心中深植的理想。理想信念的力量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在实现共同目标过程中形成集体行动，使离散的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的实践意志，进而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种理想信念经过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传承，凝聚成了中华民族坚定的复兴之梦，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民族情感作为精神动力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凝聚的核心动力。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标识，也是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感，激发着每一位中华儿女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的自豪。自古以来，儒家视身、家、国乃至天下为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社会连续统一体，儒家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集中表现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25]，塑造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激发了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共同关切。无论是在危急时刻，还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铸就了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26]于一体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在于将“伟大民族精神”转化为可操作的课程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接，彼此扶持，携手并进，如费孝通所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27]这份情感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力量，并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教育领域亟需落实的实践任务。基于“共同要素”理论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教育实践应进行系统化设计，以要素提炼为核心方法推动教育内容重构，以要素层次为路径导向构建从认知建构到价值内化的多维转化机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生精神世界中的深度嵌入与内在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的精神动能。
（一）重构历史记忆教育资源，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
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作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结晶，既是解读文明演进的“活字典”[28]，更是提炼共同要素、形塑共同体认同的基因图谱。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深刻指出的，“民族认同及其稳定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29]在教育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三维历史记忆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石。巴格莱关于学校教育应“传递人类遗产最宝贵的要素”的论断[13]，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夯实跨文化理解的认知基础。正如美国“文法和词典之父”诺亚·韦伯斯特所洞见的，统一的语言是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唤起国民自尊情感、增进民族成员之间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成为整体的强有力纽带[30]。二是构建典籍文献、传统技艺等显性中华文化符号体系，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三是提炼仁爱伦理、民本思想、信义准则、正义追求、和合智慧、大同理想等价值精髓，通过“典籍今读”等创新活动实现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译，使学生形成可迁移的认知框架。
革命文化的沉浸式体验能够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理解。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象化呈现，应突破单向知识传授模式，依托革命遗址的场域感知、文物复现的情境重构、口述史的情感共鸣、角色扮演的实践体认等多元路径，如开展重走长征路、“文化寻根”主题研学活动等，让学生获得沉浸式历史在场体验，切身体会革命精神的实践价值，从而增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现实映射则是推动历史记忆向共同体意识转化的桥梁。教育实践中可构建“双轨叙事”框架：纵向维度可以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协同发展的时间轴，通过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政策实践，帮助学生理解国家战略与民族团结的深层逻辑；横向维度可以建立区域互助的案例库，如展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的对口支援合作，使学生在现实案例中理解共同体协作机制，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
（二）创新显隐互构课程体系，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共识
学校课程是传递共同文化要素、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核心载体。构建显隐互构的立体化课程体系，通过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协同作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创新，实现知识传递与文化浸润的双重目标。
显性课程的系统创新需在国家统编教材引领下，构建“主轴辐射”课程群，并通过跨学科主题学习实现知识的深度融通。在基础教育阶段，应以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科目的国家统编教材为文化共识主轴，在知识传授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同时，学校还要深挖各学科的文化内涵，通过呈现数学史中的中华智慧、地理学科中的民族分布格局等，在不同学科场域强化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此外，还可以通过跨学科主题学习推动课程创新，课程设计不仅应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构建学生的文化认同，还要引导学生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理解共同体意识的动态生成过程。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开展的“重走千年长廊，探寻丝路文明”学科融合课程[31]，将地理、历史、语文等多个学科有机整合，既能帮助学生理解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价值，还能帮助学生建构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体认知。需要强调的是，此类课程设计不应止步于强化中华文化的辐射力，还应鼓励学生探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跨族际互动，引导其在史料实证中体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为基础，构建“理论－方法－实践”模块化课程体系，形成从课堂认知到行为自觉的完整育人链条。理论模块可依托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人文社科类学科开设一系列通识教育课程，引导学生系统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发展历程及现实挑战，深化理论认知。中央民族大学[32]、北京师范大学[33]等面向校内外、各专业学生开设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系列课程，为高校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体系提供了示范经验；方法模块可依托各专业开设的方法类课程，特别要加强对民族志、口述史、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应用，使学生掌握科学研究工具，提高对民族交往、文化融合实践的分析能力；实践模块则可依托大学生创新项目、寒暑假社会实践等综合活动课程，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为学生提供理论应用的实践场域，使其在真实情境中体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提升跨文化理解、交际与实践能力。
隐性课程的系统建构需在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下，构建“情境浸润”育人体系，并通过校园文化场域、教育仪式与师生交往等情境实现价值观的深度融入。在教育实践中，可以侧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构建校园文化环境，在校园景观设计中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如设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文化墙、建设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校园雕塑等，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根植于日常学习环境中。二是完善仪式教育体系，构建“日常－成长－节日”三级仪式链。日常仪式可以通过“共同体经典诵读”“中华民族故事会”等活动强化学生的文化感知；成长仪式可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成人礼等重要节点植入中华文化元素，使学生在仪式体验中深化文化认同；节日仪式可结合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以及国家公祭日等历史纪念日，引导学生在历史叙事中形成情感共鸣。三是重构师生交往关系网络，教师应从知识传授者、文化阐释者转变为价值引领者与理念践行者，通过组建“中华文化研学共同体”、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等创新实践，在实践体验与互动对话中深化学生的价值体认。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互构，不仅体现为课堂教学内容与校园文化环境的相互支撑，更体现在知识体系与价值引导的深度融合。显性课程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框架与学科支撑，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体系清晰可感，而隐性课程则通过校园氛围、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使这种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认同与行动指南。二者相互补充、交叉渗透，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全方位育人体系。
（三）深化准则导向教育实践，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自觉
制度规范是维系共同体稳定运行的关键机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内化的重要支撑。共同体规范并非固化静态的制度框架，而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持续生成、动态演化与不断调适的结果。深化准则导向的教育实践，需要注重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的协同推进，引导学生将抽象的外在规范转化为具身的内在信念，实现从“知道”到“践行”的跃迁。
在直接教育层面，学校应充分发挥课程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通过系统化、专题化的内容安排，精准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准则。例如，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主题深度融合，使学生理解道德准则与制度规范在共同体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普法教育中，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规的系统讲解，使学生明确自身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法律责任与公民义务；在专题教育中，通过深入阐释“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核心理念，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提升对共同体规范的认同与接受度。
在间接教育方面，学校则应注重情境创设与活动体验，通过榜样示范、实践活动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并践行价值规范。具体而言，学校可邀请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时代楷模等开展主题讲座与交流活动，亦可发掘和树立身边的榜样力量，通过师长言传身教、朋辈示范互动等，使共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志愿行动等，引导学生在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中强化规则意识，增强责任担当，使学生在真实交往中体悟多民族共处的现实意义，在文化习俗差异中体察多元文化的共通底色，在互动磨合中理解硬制度与软规范的相辅相成，在服务社会中深化对共同准则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由外在约束到行为自觉的转变。
此外，学校还应建立健全管理与评价长效机制，促进学生对共同体准则的认知转化为深层的行为自觉。具体而言，学校可以借助成长档案、反思日志、社会实践成果等载体，构建覆盖课堂学习、校园生活、社会实践的多维度评价体系，系统记录学生规范意识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可设立“民族团结奖”“志愿服务奖”等荣誉称号，以表彰在跨文化交往、公共事务参与、服务社会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个体与团队。这种将过程性评价与激励性引导有机结合的机制，使规范教育转化为可感知的成长体验、可践行的行动指南，助力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有形、有感、有效目标。
（四）共建情感共鸣教育生态，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能
情感在认同意识的心理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34]。培育学校主导、家庭支持、社会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情感共鸣教育生态，可以有效激活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能，实现从认知理解到情感认同的价值升华。
学校作为情感育人的核心场域，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应发挥统筹联结作用。一方面，学校需深度优化校园内部生态，特别要充分调动教师作为“精神遗产可信赖继承人”[12]的主动性，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故事“编织”进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让学生在精神磁场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与信念认同。另一方面，学校可以“教联体”建设为契机，以学校为圆心，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与区域资源共享平台，引导社会导师、家长等主体深度参与到共同体文化建设中，与师生的生命叙事交融共鸣。
家庭作为情感认同的起源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发挥着代际传承与生活实践的双重功能。家庭故事是家庭情感浸润的重要载体，长辈通过讲述家族迁徙史、祖辈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生活经历，可以使家庭代际对话成为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民族发展史的有机缝合点。同时还可以借助数字叙事技术建立“家庭文化记忆档案”，将长辈口述史转化为可视化家史图谱，使个体印象升华为集体记忆。家庭日常是文化传承的活态空间，可以通过传统节日美食制作、亲子红色经典阅读等方式，将“家国一体”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肌理。
社会作为情感共同体的互嵌空间，在教育生态建设中扮演着多维互动与资源整合的枢纽角色。政府部门应协同社区、公共文化机构、企业等主体，协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可以依托社区定期举办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会、非遗手工坊等，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政府部门还可以联合公共文化机构、企业开发中华文化研学旅行项目，如北京市丰台区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联合举办的“京蒙同心·共铸华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行动[35]，开启了一场两地青少年双向奔赴的文化交流之旅，提供了民族团结研学的示范案例。此外，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云端联动共同体”，通过虚拟现实（VR）历史重现、在线文化体验平台、跨地域学校联动课程等方式，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学生的文化交流与情感融通，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时空局限，在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延展深化。如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云南省陆良县、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四地组织近万名师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共同参与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跨省区校际“开学第一课”[36]，探索了跨地域协同育人新模式，这不仅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也通过沉浸式体验和互动交流增强了各民族青少年之间的情感纽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赋予教育的责任和使命。通过对“共同要素”的深刻挖掘与融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扎实的文化根基和认同框架。从历史记忆的传承到文化精髓的弘扬，从课程体系的构建到教育实践的深化，每一环节都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扎根与发展奠定基础。教育不仅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一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更要通过生动的实践活动让这一意识转化为行动力。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推动下，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凝聚起全体人民的共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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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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