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常社会生活中,个体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能够体现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关联。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实在性、恒常性、文化性、固定性等特征,为构建“个体-共同体”关系提供了多维度的连通进路。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纪念碑性标识,是集体记忆的感知纽带,一方面构建共同体的认同框架,另一方面引导个体的感知方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为个体呈现了特定记忆时刻。以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化记忆体系,营造民众体验“我们感”的社会场域,促进全民一体化发展,不仅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助于引领全民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体记忆；习近平文化思想
现实生活中,文化遗产的符号化运用成为人们建构意义与认同的手段。人们通过文化遗产,表达自身与地域之间的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1]“文化遗产”作为国际性共识,它以《世界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为核心的系列公约与会议文件形成,“是方便实际保护工作的类型学式列举”[2]。基于类型学视角,文化遗产呈现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形态。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涵盖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且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这两类文化遗产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物质文化遗产关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历史要素,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脉络,见证了各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历程,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形成原因,以其独特的景观彰显中华民族特性,是开启中华民族叙事的“钥匙”,为个体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图示。经过世代传承发展,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了稳定的形式与溢出意义,能够明确“我者”与“他者”界限,激发人们同根同源的情感,促使人们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持续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方向。有鉴于此,本研究着眼于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建设中探讨如何利用共建、共享、共用的物质文化遗产,营造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着力点,促使更多个体自觉认同、积极实践并真正融入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物质文化遗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属性联结
物质文化遗产在“人-地域环境-地域文化”协作下形成,其价值由主体的自身认知设定,并与环境联结。作为承载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物质文化遗产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脉络,以集体记忆为基底,不断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契合。宏观来看,物质文化遗产被中华民族共同体使用,其蕴含的文化基因参与构建符合时代语境的“记忆之场”,凭借其实在性、固定性,作为表达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为个体感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途径。微观来看,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意义有助于呈现中华民族形象,为个体搭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以恒常性、文化性,为个体提供认同标识,激发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更多个体因共同情感、价值追求、归属感而紧密凝聚。
(一)物质文化遗产使个体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
物质文化遗产彰显文化认同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每个国家都借助自身的物质文化遗产来展现自身与“他者”的差异。中国长城、美国自由女神像、英国大本钟等,均在本国文化体系中具备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经与个体互动,引导个体朝同一的认同方向凝聚,强化了共同体成员身份。第一,物质文化遗产是体认中华文化意象的载体。物质文化遗产外在层面彰显中华民族形象,内在层面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起源、精神谱系等要素,以象征资产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符号化构建,实现跨地域、超族群、凝时空的多维整合,通过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场域,引导更多个体向内凝聚。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感知中华文化价值的纽带。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嵌价值及衍生符号,在全民共享过程中建构起公共性。当统一的共同体价值融入遍及全域、载体鲜明的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后,个体通过感知物质文化遗产以增进彼此间的同一性,这对强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是获得中华文化意义的媒介。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在其由物化形态空间向精神形态空间演化中升华。通过融入日常生活,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建构的情境域,能够“通过非正式交流实现默会知识的溢出,构建基于项目合作、社会身份认同的生产消费网络,增强其与地方场景空间的黏性”[3],持续向个体传递特定知识与情感。
(二)物质文化遗产使个体连通中华民族共同体
物质文化遗产被视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着中华民族本位文化与周边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在各种场合作为重要的符号特征出现”[4]。现实生活中,物质文化遗产为“个体-共同体”互动提供了凝聚性结构与连接型程式。经现代性转化,物质文化遗产吸引并调动个体开展文化体验,使“个体-共同体”在互动中形成互联共生属性。第一,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在国家维度的空间表现。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脉相连、有机共生,经符号化丰富了个体的情感世界与精神家园。遍布全国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个体生活密切关联,有效连接个体与政治体系,以领土空间为限,在社会实践中重塑全民的文化与心理认同边界。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的直观视觉符号。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以共同记忆为基础,为个体生产可直接感知的外化形式,连接个体的情感认知与客观世界,引导感知对象明确“我们是谁”的身份定位,使个体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特定情感,并通过共享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普遍的认同感。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建构中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符号,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物质形式,更具有抽象意涵。它牵引着分散化个体回归主体性认同,使个体在共同体的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中找到价值与定位。
(三)物质文化遗产为个体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
物质文化遗产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在社会转型中持续传承。地域、族群等要素,通过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交会与对话。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泰山作为“过去”政治权力的象征,携“大一统”的文化基因,从王朝国家时代延续至今,在民族国家时代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符号,深植于全民内心。第一,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永恒地固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物质文化遗产见证共同体变迁,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在公共空间利用它们的族裔象征符号,为强化国家认同提供纽带”[5]。个体通过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体系,在意识层面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不断强化归属意识。第二,物质文化遗产为个体展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连续性。“如果没有记忆的概念及其所暗含的关于时间和叙事、连续性和变化、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一切,遗产就会仅仅被理解为‘旧物’。”[6]物质文化遗产从过去穿梭至现在,经历史书写连通诸多历史想象片段,为个体感知共同体提供变迁中的鲜活历史镜像。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形塑中华民族认同的时空场景。作为“记忆之场”,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华文化为基石,将时间维度的集体记忆转译为空间维度的具象场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视化、可触化感知,引导“个体-共同体”同频共振,超越时空局限,唤醒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物质文化遗产向个体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为文化权力的工具,物质文化遗产反作用于现实,传播核心价值与规范,是主体性认同形成的实践基础,能引导个体生发共有认同、铭刻共同价值、归属共同对象。每一个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社会事实性存在,具备有机体系支撑,能引导个体体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范畴。故宫、布达拉宫等,均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一归属中心。第一,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在时间向度上,物质文化遗产标注了中华文化的发轫；在空间向度上,它描摹出中华国家的范围,表征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作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承载文化价值的核心节点,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遍布全国的物质文化遗产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动历程。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认可的社会文化场域。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不同认知视角。需立足当下重构过去,通过激发物质文化遗产物化标识与意义价值间的耦合性,从多维度向全民讲述在中华大地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重现历史场景,增强认同感。第三,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形象。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诸多文化节点以聚集化、结构化形态呈现,内部诸要素相互连通、交互作用,通过相互支撑实现整体性演进。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彰显,物质文化遗产使个体通过记忆的再生产,持续体认中华民族形象。
二、物质文化遗产牵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屹立在中华大地的物质文化遗产,由全民共享、共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沉淀在遗产景观之中。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记忆片段,如贮存集体记忆的长城、凝聚一体感的泰山、汇集民族情感的敦煌莫高窟等,它们跨越民族边界,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财富。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其实体,而是通过遗产本身、相关文献、文艺作品、仪式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外传播。通过构建场景,将中华民族话语嵌入物质文化遗产的细节之中,以记忆元素的再编码为个体提供组合式体验,持续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息,将个体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消费塑造成为具有存在意义的社会形式,使个体从中汲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意蕴,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通过物质文化遗产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纪念碑性
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个体主体性文化认同的进路,强化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新时期,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及对“根”文化的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须在文化精神维度设立纪念碑性标识,帮助个体构建指向性认同。无论是在共同体内部还是外部,承载国家意象的故宫、表征统一意涵的泰山、传递中华形象的长城等,均作为承载这一精神价值的符号被应用。第一,物质文化遗产为个体提供“连续-变迁”的感知结构。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为共同体贮存集体记忆,使其葆有现实意义。以主题化串联的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享有共同意义的符号象征体系,在时空维度展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能够激活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叙说中华民族故事的文化空间。“国家文化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深深扎根于国民‘原生性’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土壤之中,并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础进行不间断的再生产。”[7]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国家征召的主体性价值符号,依靠历史见证性、文化代表性、地域关联性等特性讲好中华民族故事,更能深入人心。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工具。物质文化遗产见证“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和文化意识的发展,对其进行生活化塑造,旨在潜移默化地引导个体将之融入生产生活实践,主动构建认同关联,形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通过物质文化遗产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镜像,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联系,是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7]。以长城为例,它自古以来便是抵御外敌的屏障,在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被转化为“保卫中华”的符号象征。国歌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正是中华民族精神通过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儿女的情感号召。第一,物质文化遗产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符号。作为集体记忆的显像,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不断赋予其主观情感”[8],象征符号、家国神话、价值意识等铭刻其中。经系统化整合,使个体因接触特定景观而被询唤起相应的集体记忆。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媒介。“民族意识……核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具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9]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个体“生于斯,长于斯”的历程,充任共同历史结构的中心构件,内嵌的集体记忆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格,支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话语实践。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景深和现实意义的参照系。在价值认同、主流意识等维度,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中华民族特性。一方面,讲述中华民族故事,为个体提供与“文化-认同”相一致的阐释体系和话语机制；另一方面,担当中华文化枢纽,交汇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向全民输出集体记忆。
(三)通过物质文化遗产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框架
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增进该地区居民的文化认同,肯定传统,提升自尊心”[10]的功能。以大运河为例,它将上中下游的个体串联为流域共同体,使其共享同一价值观念与生活经验,凝练共同意义认知框架。在此过程中,周边元素进入其符号域,经特定编码后,以仪式、图像、话语等形式呈现出来,使个体沉浸在中华民族故事之中,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强化。第一,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流动性记忆。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象征资源,在不断地诠释中,它成了藉以动员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性象征”[11]。经代际沉淀与互动,个体对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逐步深化,生成超越村落、地域、社群的流动性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凝聚纽带,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基础。第二,物质文化遗产规范着中华民族认同的框架。物质文化遗产“将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该民族人民集体意识的基础,保存和传承了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12]。在根据社会变迁而变动的共同体中,物质文化遗产意涵亦需时代性更新,通过激活记忆、强化认同、促进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进路。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是共同体界定“我者”的标识。物质文化遗产虽面向全民,但其内在意义并非任何人都能领会。具备引导性与规范性的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使个体在视、听、触、感中生成情感共鸣、形成认同归属,实现对“我者”的价值衡量与特性塑造。
(四)通过物质文化遗产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方向
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唤醒人的文化记忆,让人一旦接触就能引发对母文化的追忆与认同,从而找到并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归属”[8]。当人们触碰到卢沟桥,共御外侮的记忆便萦绕心头；看到坎儿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画面便浮于眼前。借助物质文化遗产,个体在情境再造中感知共同文化,认同其表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第一,个体在物质文化遗产辐射下增进交往交流交融。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化构建,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手段,而是通过再现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交往交流交融事件和人物,使个体在体验中形成“我是中华民族成员”认知。第二,个体在物质文化遗产牵引下融入集体记忆场域。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再生产往往借助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实现。通过将集体记忆纳入国家话语叙事,升华为集体记忆并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塑造个体的认同趋向。第三,个体在物质文化遗产作用下形成惯习性感知。“一个社会所接受的符号或形象,是以集体习惯和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通过规矩和制度确定下来就是文化的表征。”[13]个体在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下,愈发形成集体无意识、生活习惯、行为共识。
三、物质文化遗产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
国家推动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是通过符号化、体系化构建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领土空间内刻写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弘扬中华文化。以黄河为例,黄河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变迁,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核心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唱起的《黄河大合唱》振奋全民心理,“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歌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团结凝聚的精神驱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伟大精神附着于黄河文化,直接作用于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
(一)利用物质文化遗产塑造“政治-文化”秩序
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形成,源自历代先民与自然、地域的持续互动,在“政治-文化”建构中持续累积意义,凝聚中华民族价值规范。面对外敌入侵与内部动荡,中华民族繁衍不息,其原因就在于全国的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联动,形成稳固的符号意义体系,为全民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根基。第一,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标识与话语表达体系的载体。其符号化构建契合了民族国家时代认同话语变迁的需要,为个体提供认同进路,以传统与现代相织的手段,在节日庆典、文娱消闲、体育赛事等活动中展现,构建社会秩序与认同标识的联结通道。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喻性空间。物质文化遗产以绵延不绝的特性交融多重文化空间,构建“历史-现实”联结。一方面,以其流动的符号记忆承载中华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以独有的时空秩序形塑个体记忆,提供经验感知与情感纽带,引导个体将认同植入记忆秩序。第三,个体对文化信码的共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化意义通过人的主体性作用赋定,并经过内化与外在价值互构而形成,在“抽象-应用-辐射”结构下实现螺旋式发展,使个体在消费物质文化遗产中获得价值感与认同感。
(二)利用物质文化遗产营造“我们感”
“符号是人类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在符号的创造过程中必然会凝结人类的心理印迹,同时人类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也会对自身的思维意识产生影响。”[14]国歌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让长城升华为“我们-遗产-共同体”连通媒介,“以血肉筑就的长城”意象驱动“我们”意识凝聚。第一,个体通过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共同的心理基础。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变迁紧密相连,赋予意义并具有表意功能。个体在不同情境下与它反复“对话”,在共同体视域下形成共同心理基础,推动个体的意识实现内聚式发展。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是生产“我们感”的联结中心。“我们-遗产-共同体”连接时常以视觉图式呈现。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与个体联系起来,其内嵌意义经历史传承、认知转化与情感依附等过程,使个体将其视作“我们的”,其象征意义超越历史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第三,物质文化遗产为个体创设体验“我们感”的进路。穿梭于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个体,在具身体验时空场景中同步进行认同确证,不自觉地以“我者”视角与集体记忆对话,沉浸在“我-我们”的话语时空之中,由此探析归属性问题。
(三)利用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同一性
在现实的“政治-文化”实践维度中,物质文化遗产塑造中华文化认同的“根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对其进行符号化构建,即在文化异质性的社会中进行同一性构设,使个体在参与和互动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民族紧密凝聚。第一,物质文化遗产引导中华民族认同趋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呈现多元文化风貌,需以同一象征符号有效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文化遗产具备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让个体在变换的时空场景中以“一体”视角认知“多元”文化。第二,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中华文化场景体验。“场景不仅包括展现一个地区文化特定的建筑、设施等物质实体,还包括其所象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3]当个体接触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其意义空间,其中的信息、符码通过现实参观、文本阅读、图像传递实现传递与内化。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知。“纪录片《黄河》涉及藏族、撒拉族等十多个民族,记录和呈现了藏族的赛马节……土族的安召舞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15]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要素多围绕物质文化遗产展开互动。通过物质文化遗产体认并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能使个体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赓续。
(四)利用物质文化遗产推进全民一体化
“符号的意义交流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扮演了协调社会生活工具的角色……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14]长城等物质文化遗产被用于指代中国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民大会堂就悬挂着《江山如此多娇》这一绘就长城万里逶迤的画作。可见,“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16]第一,物质文化遗产为全民提供互动交融的场域。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范围内呈满天星斗式分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特点,也诠释中华文化的多元特征。以时间线索审视,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中持续融合多元文化,各民族文化间的先进因子持续碰撞并相互吸收,使中华文化呈“交流融合发展的螺旋式上升”[17]。第二,物质文化遗产全时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文化遗产凝聚集体记忆,一方面在国家话语中登场,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真实可感；另一方面,为“记忆之场”提供连续性体认,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第三,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全民一体化向内凝聚。经历时空洗礼,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复现记忆时刻引导分散化的个体,推动无数个“我”凝聚为“我们”。在互动中,个体获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认识、得到“我们是谁?”的答案。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8]物质文化遗产,在宏观层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形象总结”[19]；在微观层面,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情感纽带存在,持续发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识功能,直接融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进程。从共同体视角审视,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语境的价值召唤下彰显主导性价值,在日常使用中突破“众声喧哗”构筑起“记忆之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内凝聚；从个体视角来看,物质文化遗产频繁出现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使个体经全时感知,不断丰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融入主体性之中。可见,物质文化遗产凭借超越地域差异的整体性认同,为全民提供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途径。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持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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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ing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Liu Chuncheng
Abstract：In daily social life,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reflect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characterized by its concreteness,permanence,cultural nature,and stability,provides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the“individual-community”relationship. As monument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culture,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serves as perceptual bonds of collective memory. It constructs an identity framework for the community while guiding individuals’perceptual orientation, presenting individuals specific memory moments in the process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taking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s a carrier and integr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the cultural memory system,a social field is cultivated for the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we-ness”,promoting holistic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not only enhances national cohesion and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but also guides the people to genuinely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collective memory；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责任编辑：刘 凡）
初审：伍鹏辉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