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华文明史出发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构建起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五个共同”贯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所涵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而言，在于强调从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视角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理论”发展而言，重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主要阐释对象为中华民族国家建设；就“体系”构建而言，着力于揭示中华文明作为动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总体规律。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唯新，我们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增进各民族历史主动性为导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推动其成为新时代中国学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五个共同；文明；“两个结合”
理论是源于实践的具有相对完整形态的理性认识。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对实践的具体总结，即使遵循一定的普遍性原则，都需要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必须全面而准确地描摹实践、提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过程，也是强调共同性、伟大复兴识大局、立大略的进程。站在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的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最为重要的是运用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规律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从而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
因此，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指引，才能够构建起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原有的“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五个共同”。于此，本文从“五个共同”对“四个共同”的拓展与提升出发，分析其蕴含的理论特质，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向度。
一、“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提出的三个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2]从中华文明史出发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够有效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本质区别。
在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为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历史纵深。在2024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原有的“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基础上，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属性，同时也增加了第五个“共同”的论述，即“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三个层面都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强调从视域拓展、理论纵深、知识储备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进行新的延伸与扩展。
(一)视域拓展：强调从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视角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前提，就是要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所回应的时代性问题，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原创性概念所回应的现实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3]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并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样也不是西方的民族国家。那么，如何准确地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对待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审视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就成为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所必须回应的时代性问题。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成为理解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
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表述的总结中，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从“疆域”“文明”“民族结构”的三要素，到“文明”一要素的转变，这表明应当从文明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但并不排斥现代主权国家建设理论，只是文明国家赋予这些理论以更多的道德色彩、情怀与权变[4]。因此，只有从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才能实现以统合疆域和多元民族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理论与以家国天下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有机统一，也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以及超越国家共同体之外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
(二)理论纵深：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重点阐释中华民族国家建设实践
就理论发展而言，对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学理性总结(即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固然要从“特色”的角度予以看待，同时也要从历史观的角度予以把握。离开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很难说清楚中国道路的“特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就难以被认为“科学”。这涉及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
科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整体规律，以及以根本动力的学术知识作为支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一般性蕴含于特殊性之中，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这对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依据，即不仅需要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也需要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表述中，对中华民族历史事实认识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更加聚焦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核心在于将多民族统合于一体的主权之下，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点阐释中华民族国家建设[5]。同时也从疆域、历史、文化、精神的视角，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中国特色，表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离不开承继久远的共同体资源。
(三)知识储备：揭示中华文明作为动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总体规律
一个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不仅需要回应实践的需要，还需要科学的知识体系做支撑。实践的需要本身也需要知识生产作系统地说明。故而，有关理论体系建构的讨论，必须聚焦在知识生产之上，而具体的知识生产往往以学科的形式予以反馈。这就要求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以回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基础性问题作为前提，优化学科设置，提供知识生产作为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领域重点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重大基础性问题就聚焦于国家建设实践的中国概括。由于其研究的复杂性，传统的学科思维、理论框架已经难以构建起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亟须通过学科优化调整来推动理论发展，以理论发展带动话语感召力的提升。由于既有研究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需要在已有理论精华基础上拓展创新。对此，就需要进一步地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研究问题与构建思路。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历史站位与实践要求
相较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并没有以“国家”作为理论建设的表征，而是以“共同体”的知行追求为后缀，以此凸显中华民族主体性建设的价值内核，彰显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文明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民族工作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3]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运用“五个共同”的中华历史观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的历史性发展与人类思想的历史性突破具有深度关联性。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的到来，西方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因其所造成的现代国家认同困境和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困境[6],而失去长期具有的主导话语权。与之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指南，体现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开辟了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民族治理与国家认同之路。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推动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革新。在西方民族国家的范式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特性、民族差别是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与此对照，“共同体”则强调将个别的“你、我、他”结合成具有共同性的“我们”[7]。“五个共同”把这个具有共同性的“我们”明确表达为中华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共同体之间的“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共同体的格局观将个人、族类群体、国家、世界联为一[8],塑造新的共同利益，拓展新的合作纽带，不断地实现“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形成更为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将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动力源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动力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9]作为“实践的事情”,文明决定了以怎样的政治价值去建设国家。“作为社会的素质”,文明决定了以怎样的人文价值去建设人们共同体。由于西方文明是以“征服革命”作为表征，这使得西方研究者往往以“帝国扩张”“殖民侵略”“征服王朝”等视角看待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五个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一贯性，充分证明了中国疆域版图的扩大是大一统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不断濡化与认同的结果。
最后，将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实践创造。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造主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的历史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表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呈现伟大复兴时该有的样子，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建设工程。而中华民族主体性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的认知，“五个共同”立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铸就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揭示了各民族的主体能动性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各族人民能动地创造互鉴融通、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优势所在，是崭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鲜明的特征。
总的来说，从“五个共同”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历史站位与实践要求，就是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相较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使用“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来看待中华民族，使用“人民史观”而非“民族史观”来看待中华文明，使用“共同体”而非“国家”来思考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独特的文明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11]“五个共同”深刻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深化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本土智识。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研究问题与知识体系
如果说理论体系的历史站位和实践需求是理论体系的方向性问题，那么研究问题和知识体系就是一个理论体系构建的本体性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研究问题和知识体系问题，涉及的是这个理论体系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之间的边界和知识构成问题。同时还厘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需求，即揭示将各族人民凝聚成“共同”行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道理、学理、哲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可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三个理论支系入手。[12]因此，从本体论、意识论、建设论三个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研究问题，需要抓住以下五个大的知识板块。
(一)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基础原理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13]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文明宝库中的多民族国家治理之术相结合，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方能认识与把握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特色。因此，这一知识板块就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相关理论。
其一，多民族国家本体研究。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形成与发展包含两个时段。在进入世界历史之前，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在建立许多王朝或政权的同时，推动着以“天下国家”为核心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传统的“天下国家”同“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的理念相冲突，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找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文明新路”。如何对这些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特别是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探寻“文明新路”的重要作用，需要从学理上进行分析。
其二，多民族国家建设动力研究。“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化了将文明作为多民族国家建设动力的学理内容。可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哲学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基础、中国信仰与文明等方面，全面呈现中华民族创造、传承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铸就中华民族的学理知识。
其三，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人们共同体不会自然形成、天然决定，而是特定时空内的客观要素决定与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将治理与共同体关联起来，是党的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也为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从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建构、民族事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华民族的法治建构、区域化差别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探寻和认识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般规律。
(二)中国疆域诠释研究的学理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14]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迁，正确地把握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是区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知识部分主要包含着对中国疆域是什么，从哪里来，向哪里发展的问题的回答。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本体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疆域的特点就在于“有疆无界”,这与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现代主权国家范式下疆域的内涵及特点，理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摆脱“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的疆域研究范式，科学地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就成为中华民族疆域本体论研究的重点内容。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观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观常常与民族事务治理的观念相联系，在中华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涵盖了五方之民、华夷一体、天下观等重要话语概念。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治理研究。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在形成与发展以及疆域观的特殊性，使得其疆域治理也存在着与西方民族国家极大的不同。可以从大一统秩序对于疆域治理的影响、中国不同边疆地区治理研究以及港澳台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出发，探寻并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疆域治理的一般规律。
(三)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哲理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4]中国史的研究，其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就是展示各民族从多元汇聚成为一体的历程，归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规律。因此，这一知识板块主要包含着如何从中华民族整体史观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与发展、如何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根基、怎样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三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中华民族历史观本体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思考当中，形成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传统，涵盖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发展史观、多元一体辩证史观、人民史观等重要话语概念。
其二，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史研究。以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和多元一体辩证史观为指导，加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研究，聚焦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共同性，科学阐释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进程。
其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以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观和人民史观为指导，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分析看待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形成与演变历程。
(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知识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文化认同深刻影响到对文化主体的认同，对先进文化代表的认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所在[16]。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形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构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文化主体性内涵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不断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17]文化“向内凝聚”的主体特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大一统传统。可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中华民族史诗文化等方面明确文化主体性“向内凝聚”的内涵。
其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文化主体性观念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观念表现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独立自主的主人翁意识与自信、自觉、自为的历史主动精神。文化的主动来自文化主体的自觉，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18]。因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文化主体性观念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明确时代风向，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建立起来的，只有系统地对这些过程进行梳理，才能明确以何种方式理解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核心要素。
其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文化主体性巩固研究。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并不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盲目自大，也不意味着机械地坚持自我，更不意味着不加甄别地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这就要求在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态度与理念转接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主体性的践行路径，拓展文化主体性的内蕴与外延。
(五)中华民族精神的学理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19]与西方民族国家相比，国家政治统一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国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传统的爱国主义而不是近代的民族主义，更适合被视为文明国家的中国[4]。因此，这一知识板块主要是对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爱国主义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关联、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的回答，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研究。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随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的变化，爱国主义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只有系统地对这些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才能明确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要素。
其二，中华民族精神特性研究。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由爱国主义精神和其他民族精神共同构成的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精神体。爱国主义具有其他民族精神所不具备的属性和特点，以及在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可以从社会调控范围、内涵的可延伸性、价值引导力等方面对其特性予以研究。
其三，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研究。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各族人民澎湃的爱国热情，更需要将这种热情转化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际行动。爱国主义教育是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际行动，可以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重点予以明确。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时代关切就是通过回答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来体现的。在多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以族类差异整合为起点的民族建设与致力于统一为目标的国家建设之间存在张力，如何采取有效的方略消解两者之间的张力就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时代问题。“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总结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寻求交融与合作的经验和智慧，为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处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张力寻找到了新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学的重要体现，既不是全然恢复传统天下国家的理论知识体系，也不是全然另起炉灶，建构与西方民族国家完全不同的理论知识体系，而是对其内容予以吸收和扬弃。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关于民族(国家民族)、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的一般性学理；另一方面，要调整并舍弃其在“术”(同化主义、自觉主义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增加适应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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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ve Commonalities”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Build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GUO Yuchen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e aim to gai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struct a scientifical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Five Commonalities" run through the more than 5000-year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ory", and "System" covered b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erms of the study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emphasizes build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the main object of explanation for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it reveals the overall law of us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rather than conservatism, innovation instead of novelty, we must take the "two combinations" as guidance and enhance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guidance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mote it to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Five Commonalities;Civilization;Two Combinations
（责任编辑：陆 刚）
初审：伍鹏辉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