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根脉，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作为维系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通过多种文化媒介在代际之间传递。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达，凝聚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导向、信仰体系、行为准则和理想追求，通过文化记忆得以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厘清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的关系，依循文化媒介传承和培育民族精神，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记忆视角，赓续传承民族精神的文化媒介包括仪式、文字、图像、身体和地点等象征性符号。以此为镜，凭借仪式点燃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利用文本激活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捕捉图像唤醒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依托身体接续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借助地点凝聚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是民族精神当代培育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文化记忆；民族精神；赓续传承；文化媒介
传承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之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集中体现，[2]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深厚而持久的生命之源。我们必须洞悉民族精神的当代演进与其悠久历史传统的内在关联，[3]关注社会文化中各种记忆过程和记忆现象，积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民族精神，深入探索民族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文化记忆理论作为一种关注文化传承和人类记忆的理论，主要研究特定历史背景下，不同时期的人们以不同方式描述民族文化精粹并使之概念化的过程，[4]为民族精神培育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本文将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阐释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的基本内涵，澄明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文化媒介，探寻民族精神当代培育的实践进路，力求为理解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的互动机理提供解析框架，为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以此促进民族精神的现代表达与赓续传承，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一、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的基本内涵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特定时空文化记忆的集中表达。文化记忆是概括社会各种文化传承现象的关键概念。文化记忆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重要支撑。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精神之“原生家庭”，是民族精神得以生发和承继的重要根脉。
（一）民族精神的理性认知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5]民族精神不仅表现为高度概括的精神风貌和被民族成员普遍接受的社会信念，同时也表现为民族成员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是与时俱进的、为民族成员所认同的一套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系统。[6]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精神，[7]铸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品格和气魄，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和思想资源，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坚定前行的底气和动力[8]。中华民族精神涵盖了古代的自强不息精神、崇尚道德精神、整体趋同精神、民为邦本精神与尚中贵和精神，近代的救亡图存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9]现代的爱国敬业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精神与公平正义精神等。
民族精神培育是培养人的精神品质和精神价值的教育，旨在通过个体价值的发掘和提升来实现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10]中华民族精神的赓续与涵育须承载历史之厚重、观照现实之境况、体现时代之精神，始终坚守爱国主义教育之根本，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引领，并紧扣时代旋律，感知时代跳动脉搏，捕捉时代精神之精髓，深入挖掘积淀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记忆，推动民族精神的现代化重构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将民族精神的培育全方位地融入教育体系，开辟以文化人的教育路径，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入发掘并充分利用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宝藏，在此沃土之上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文化记忆的深度诠释
文化记忆理论以记忆、文化及社会的关联为研究重心，关注被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记忆。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Assmann，J.）和阿莱达·阿斯曼（Assmann，A.）在哈布瓦赫（Halbwachs，M.）的集体记忆和瓦尔堡（Warburg，A.）的社会记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新生概念。扬·阿斯曼在《考古学与文学的对话》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1]并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确立了其基本内涵：文化记忆是通过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象征系统等文化符号得以存储和传承的记忆。[12]
从修辞学角度看，文化记忆作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现象，经常借助转喻和隐喻等修辞格，将抽象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意象和体验，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感知和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层含义。转喻式文化记忆主要通过具体的物品、场所、仪式等元素间接传达更广泛的文化意义，隐喻式文化记忆则是通过比喻在两个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建立一种意象上的联系，揭示深层次的相似性和共享意义。[4]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联想机制，是人们理解和传播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从类型学角度看，文化记忆分为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存储记忆是指那些无意识地储存在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中的记忆，而功能记忆则是指那些在当代社会中被激活、使用和传承的文化记忆，如文化活动和文化意识的接收与传承，以及所传承之物的持续存在。[4]存储记忆提供了文化记忆的物质基础，而功能记忆则确保了这些记忆在现代社会中的活跃状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记忆动态系统，使得过去的经验不断服务于现在和未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从核心功能角度看，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13]即文化记忆是连接不同个体的精神纽带，其核心在于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张力与冲突中获得动力，唤醒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总之，修辞学角度关注文化记忆的表达方式，提供了文化记忆被表达和理解的方法论基础；类型学角度关注文化记忆的存在形式，说明了文化记忆是如何被保留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而核心功能角度则关注文化记忆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化记忆在构建群体身份认同方面的关键作用。对文化记忆本质特征及运作机制的梳理也为民族精神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文化记忆是民族精神的文化表征
文化记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象征符号生动展示了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为民族精神的传承提供坚实基础和鲜活素材。民族精神是文化记忆的内在根基，通过对文化记忆的挖掘、整理与传承，能够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民族精神，塑造和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命力。
从本体维度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创生过程中不断吸纳各种文化而构建的一种独特文化体系，包含了一个民族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等深层文化元素，是表征民族身份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文化方式记载和传承的共同记忆，[14]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从内在关系维度看，民族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的“原生家庭”，文化记忆是民族精神生成的文化根基，民族精神是文化记忆的文化表征。具体而言，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综合反映着一个民族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方式、能力和观念。[7]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凝结而成的精神文化财富，代表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标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集中体现着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7]
综而观之，民族文化作为一种依靠记忆和象征符号体系而维持的社会共同经验，是生发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的深厚土壤。文化记忆作为构建群体身份认同、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智慧与价值观念的内在灵魂，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母体中升腾而出的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之光，[15]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力量不仅塑造了民族的性格特质，也深深烙印在民族的文化记忆中，成为维系民族团结、激发民族创新活力、推动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民族精神的传承延续，离不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需要通过教育、文艺作品、传统节日庆典等多种方式强化民族文化记忆。民族精神的当代培育也需要依托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通过传承民族文化，确保民族精神为民族振兴提供绵延不断的精神力量。
二、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文化媒介
任何类型记忆的生成，都需要依赖一定的物化媒介，[16]而文化媒介作为塑造和传播文化记忆的重要工具，还发挥着传承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深入探讨了仪式（ritual）、文字、图像（image）、身体和地点（orte）等文化媒介的功能和变迁，为促进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播，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延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其中，仪式作为集体行为的象征，是文化记忆的“活态”展演；文字和图像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知识与象征意义，是文化记忆长期储存的关键；身体作为记忆的载体，通过习惯、技能和情感体验传递文化记忆；地点作为文化记忆的物理锚点，与特定事件、人物或传统相联结。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凝聚，是形成文化记忆的重要基石，也是民族精神培育的核心内容。相较以往的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民族精神培育强调澄明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文化媒介，认为依托文化媒介进行具象化呈现才能跨越时空限制，使民族精神得以世代传承。
（一）仪式是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重要媒介
仪式意指在特定时间节点和地域空间内举行的、借助文化符号和器物等有形载体、运用既定操演程序表达特定主题意蕴的公共庆典活动，[17]是赓续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以直观、生动且富有情感力量的方式将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心灵深处。仪式的本质在于能够通过“重复的压力”重现已有秩序，以现时化形式展示对文化意义的传承。[18]赓续传承民族精神本质上也是将文化记忆进行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这一文化再生产机制主要依靠定期展演的节日庆典和祭祀仪式等活动，储存、传播与承继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无文字社会，文化记忆的传承主要依赖口述传统、仪式庆典、艺术表演以及其他非文字形式的文化实践。[19]在现代社会，结合传统岁时节日开展的庆典仪式、为纪念先人或伟人举办的纪念仪式等活动，成为弘扬和传承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20]
然而，在民族精神传承中起关键作用的并非仪式本身，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性符号系统。[18]这种极具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因其高度的文化凝结能力，以各种方式保存、表达和传承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构成奇特而高效的文化记忆保存方式，成为文化记忆动态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3]仪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具备承载集体记忆、实施规范教育、提供感官体验等作用以及内在象征性、动态演进的特性，主要通过象征性的语言、集体参与的形式、有序的时间序列，以及教育和秩序维护的功能，将抽象的民族精神具体化为可感知与可实践的生活艺术，以此实现民族精神的传播与延续。
（二）文字是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符号媒介
文字是长期稳定存储和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工具，通过文学作品、历史文献、哲学论述等形式记录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智慧结晶，确保民族精神的跨时空传承。作为一种记录和传达语言、思想与信息的符号系统，文字是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存储和保存稍纵即逝数据资料的重任。[21]
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符号，其永久可读性和可支配性为延续文化记忆提供了条件，使得永续传承民族精神跨越了时空的局限，不再依赖口耳相传式的教化。由于文字是以一种具象、直观且可感知的形式记录民族的精神内核，抽象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得以固化为具体的符号表达，这不仅为民族精神的记录和保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还为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延续传承奠定了稳固基础。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记忆的支撑。一是文字作为一种记录工具，能够将抽象无形的内容转化为具体可读的文字形式，使这些记忆能够被记录、保存并传播给后代。二是文字作为一种范式性的外部存储媒介，能够抵御时间的侵蚀，超越口耳相传式文化记忆的界限，完整复刻过去的思想与文化，使得民族成员能够跨越时空的局限，永续传承民族精神。三是文字作为唤醒记忆的重要介质，能够以其抽象性和反身性唤起个人或集体潜藏的文化记忆，使曾经被遗忘或被忽视的民族精神再度鲜活起来。
（三）图像是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外化媒介
图像是以视觉形式表现事物、情景或概念的载体，包括画像、工艺品、可视艺术品、地图和建筑物等原型，[22]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人，也是记录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同时还是使民族精神具象化和可视化的外化媒介，在历史流变过程中发挥着“图像证史”和“继电站”的功能。图像通常被凝合成一个指涉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在场符号，以静态或动态的形式作为基本表意符号，影响民族成员对特定时代文化记忆的认知和传承。
图像是一个时代的视觉印记，“言说”着过去的故事，其本身的在场感与逼真性也能使民族成员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23]当图像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密码时，其提供的具体视觉表现不仅能够帮助民族成员直观地感知和理解特定时代的文化景观，还可以助力民族成员透过图像的外延层次领会其所暗示的意义之全貌，[24]从而更好地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当图像作为民族成员共享过去文化视觉表象力量的最佳向导时，[22]借助图像这面文化无意识的镜子，不仅能够调动民族成员的触觉和听觉等感官体验回味那些凝固在图像表面的历史痕迹，还可以通过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广泛的传播潜力，重新点燃被印刻于图像中的文化原初能量，唤醒沉睡在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促进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四）身体是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物理媒介
身体既是民族精神物质化的体现，也是民族精神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介质，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使民族精神在生活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身体”不仅是“活的身体”（lived body），[25]而且是使不可见之物隐喻式地显现为在场之物的重要媒介[26]。即身体不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物理躯体和个体原初的认知主体，[27]也是个体感知世界、表达自我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存在，[28]主要通过民族成员的行为举止，以及利用印刷资料、百科全书、照片、录音带、计算机等手段传达信息，[29]以具身在场的形式重演过去的情景，借助表演动作的隐喻力量有效保存过去的历史与文化，以此成为延续文化记忆的动力系统，并作为传承民族精神的物理媒介发挥作用。换言之，身体是感知和体验民族精神的直接工具，也是民族精神实践与表达的特殊载体。个体凭借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两种方式，将经由身体内化过程习得的精神激活为外化物质，通过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习得民族精神并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同时将身体表现形式作为对外展现和传递民族精神的渠道，促进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传承。
（五）地点是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空间媒介
地点指具有特定位置的空间区域，是一种有形的空间媒介，既承载着民族历史的文化记忆，也维系着当下和未来的民族文化发展，为民族精神的赓续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情感纽带。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通过穿越时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唤起民族成员的情感联结，加深民族成员对所属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促使民族精神的内核深深烙印于每个民族成员的内心，随着一代代人的延续使民族精神薪火相传。
地点是见证历史和积淀文化的具体地理空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见证着民族的历史变迁，记录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精神品质，如古迹遗址和历史建筑等。固定在这些地点之上的回忆具有持久的延续性，这种持久性比个人和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文化回忆更加长久。[30]地点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也是抽象的文化象征。一些地点因历史事件或文化活动而获得了超越物理空间的象征性，如历史遗址和纪念馆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标性建筑能使虚幻的文化记忆拥有具象的参照物和实体性框架，直观地传递和唤起民族成员对民族精神的回忆与共鸣。地点还是民族成员认知世界和表达情感的参照物，承载着个人或集体的情感记忆。通过在特定地点举行各类民族节日庆典和纪念活动，延续民族文化记忆，以反复的体化实践持续唤起民族成员的文化情感，强化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感，以此接合民族成员的现实记忆，并将民族精神内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三、民族精神当代培育的实践进路
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思考民族精神培育路径，不仅应积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还应引导民族成员接续民族精神，探索民族精神培育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之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同年龄段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信息接收方式等存在差异，传统的培育方法可能难以高效发挥作用。然而，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不同文化媒介共同形成了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记忆系统，每一种媒介都在不同层面对民族精神进行塑造、传播和再生产，又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共同促进民族精神的传播与内化。依托五种媒介探究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路径，对于赓续传承民族精神、延续共同文化记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凭借仪式点燃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
仪式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特定的、有序的行为模式和象征符号，产生并强化民族成员心中的文化记忆。举行传统节日庆典和各类纪念仪式等活动，能生动地展现和传播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核心价值观，确保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将仪式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31]既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保护与传承，又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与践行。
一方面，借助传统节日仪式追寻民族精神的文化记忆。传统节日天然地汇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依托春节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构建培育民族精神的仪式文化场，依靠周期性仪式的反复展演活动，将其承载的价值体系以象征符号的形式进行现时化阐释，凝结民族成员对过去时代的文化记忆，促使民族成员在仪式操演中不断找寻证实自身记忆的线索并形成富有意境的民族精神图景。另一方面，通过纪念仪式保证民族精神的连续性。通过在固定的时间节点、以特定的形式和内容举办庄重的纪念活动，借助各种生动具体的形象展示深藏于仪式中的民族精神，使民族成员以“当事者”的身份和心态了解并铭记民族精神的历史始源，进而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
（二）利用文本激活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
文字作为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符号媒介，连缀而成文本，承担着连接个体与集体文化记忆的功能。利用蕴含民族精神的文本激活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文本不仅包括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等文化文本，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等文学文本，还包括口头流传的故事和歌谣等特殊文本。文化记忆主要借助奠基性文本发挥作用，[18]作为文化记忆符号化表征的民族精神若不能依托奠基性文本得以维护和继承，便可能会出现文化失忆或传承断裂危机。因此，利用蕴藏民族精神的文化文本、文学文本和特殊文本，传承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记忆，对于保持民族精神活力、防范文化失忆、促进民族文化永续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将文化文本作为确保民族精神延续传承的遁点，激活文字所承载的原初意义，保持民族成员对史书和经典读本等权威性文化文本所蕴含国家记忆的正确认知，规避因经典失效而出现国家记忆的扭曲、缩减或工具化风险，以此克服“传统流”带来的停滞，实现民族精神的延续与更生。[32]第二，将文学文本作为承载和传承民族精神的中介，通过传记、小说、戏剧和诗歌生动再现特定民族文化，有效传递民族的文化记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共同的情感，建构跨越整个文化体系的记忆模型，以此避免因民族精神传承形式单一而出现文化断代的现象，不断滋养民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第三，将特殊文本作为传播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媒介，以国家或民族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艺术创作等构成的记忆网络为锚点，编制覆盖大中小学各阶段的一体化民族艺术学科教材以及结合地方特色的地方性校本教材，经由文字将丰富的意义、价值观念和知识系统化与具体化，使民族成员能够直观感受和理解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领悟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精髓，寻找民族精神的力量之源，发掘民族精神创新的基因，并结合现实而发扬光大。[33]
（三）捕捉图像唤醒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
图像是一种直观而生动的信息传播载体，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将民族精神内化为每个成员心中的文化记忆，从而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视觉文化时代，培育民族精神应重视发挥图像的“施为”作用，借助图像的鲜活性和超文本性全方位呈现民族精神的文化形象并揭示其文化根性，利用图像隐而不显的功能夯实民族成员对民族精神的理性认知，善用图像潜移默化的力量增强民族成员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感，巧用图像叙事的隐喻能力架起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唤醒潜藏于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自豪感，进而推动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一方面，发挥照片、纪录片和电影等复制性图像的“提示者”功能，帮助民族成员回忆民族文化记忆，加深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理解，强化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构建和谐统一的民族文化环境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激活绘画、雕塑、历史画像和故事绘本等创造性图像的“引导者”功能，借助视觉图像再构真实历史事件、再现真实历史场景与先进人物事迹，带 领民族成员走进民族历史故事，使其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共鸣，进一步内化民族精神，并实现代际相传。例如，在民族文化展演的重要时刻，借助复制性图像架设历史与记忆之间沟通转化的桥梁，促使民族成员在轻松愉快的活动和叙述性对话交流中激活转瞬即逝的回忆图像，了解不断被现实化的民族发展史，增强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从而永续传承民族精神。
（四）依托身体接续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
身体是传承民族精神的“稳定剂”和复现民族精神的“活媒介”，具有把自己最隐晦的灵魂与他者经验进行努力联结的本能。[34]教育学立场下的身体是需要教育者敲打和塑造的身体，是有着各种可能性且能在有意识引导下变成现实的身体，是可以在现实性基础上被继续赋予新的可能性的身体。[35]然而，传统的“应试教育”观视教育为头颅的教育和纯粹的精神训练，忽略了身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36]依托身体的仪式、身体的属性和身体的技术重拾真实的文化记忆，[29]是民族精神当代培育的核心议题。
首先，举办兼具文化象征形式和身体记忆功能的仪式活动，营造民族精神培育的“次生场”，通过举行祭奠英烈、纪念日庆典和文艺展演等身体展演活动，复现历史中的优秀人物及其事迹，重新演示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充分调动民族成员的感官系统，使民族精神铭刻在其血液和骨肉中，从而不断强化民族成员对民族精神的文化记忆。其次，进行内蕴民族精神和身体规训的礼仪教育，以礼仪教育的程式性与规范性为体化实践基点，对民族成员进行家庭礼仪、学校礼仪和公共场所礼仪教育，使其在身体与认知的交互作用中实现对民族精神的“共情”，从而真正理解民族精神、认同民族精神并生成具有“自我感”的民族精神。最后，开展接续历史记忆和身体语言的技能教育，开设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俗体育、民俗戏剧和民间剪纸等以身体为媒介的技能教育，通过联想、想象、比喻与拟人等思维方式，利用已有经验确保民族成员和文化记忆的共同在场，[37]借助实践性和体验式的教育不断构建和强化民族成员的身体技能，凝聚民族成员的文化共识，接续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
（五）借助地点凝聚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
地点作为过去和现实之间的桥梁，[30]承载了民族的历史记忆，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赓续传承的重要载体。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地点包括代际之地、典型之地、纪念之地和创伤之地等，这些不同的地点唤醒和激发的记忆也不相同。借助地点凝聚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通过保护、修复和活化这些具有民族历史文化底蕴的特定场所，依据不同地点的特质进行适切的教育活动，是增强民族成员文化认同感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路径。
其一，重视代际之地的文化建设，凝聚和传递家族文化记忆。家长应以民族的传统和历史为基，通过传承家风家教、讲述祖国历史和英雄故事、践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引导家庭民族成员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其二，强调回忆之地的文化教育，建构民族文化回忆空间。依靠文化守护者或传承人，带领民族成员追念性地“阅读”博物馆、纪念馆或文化遗址等典型之地和纪念之地的文化风景，并利用这些地点留存的可见物体，将民族的精神遗产变得可触可感，使民族精神在新的语境下获得新生，并真正培育“有精神的人”。其三，深化创伤之地的文化教育活动，营造一个富有象征意义与情感共鸣的“非意愿回忆”空间。通过举办纪念性活动，触及并唤起固着在创伤之地的历史记忆，激活创伤之地历史积淀的情感能量，通过历史记忆与当下情境的紧密结合，创造出一个交织着过去与现在的文化叙事场域，以保障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助力民族成员绘制一幅民族精神之回忆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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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Memory: The Successive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Cultiv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Yang Maoqing Liu Zhenfang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a cultural root on which a nation depends for survival, carries a nat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values. As an important link to maintain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transmitted between generations through various cultural media. National spirit,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embodies a nation's value orientation, belief system, code of conduct, and ideal pursuit; it is passed down through cultural memory, and is constantly given new meanings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memory and national spirit, and inheriting national spirit according to cultural media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 cultural media inheriting national spirit include such symbols as rituals, texts, images, bodies (plus embodied existences) and spatial areas. Based on this, the practice-based approaches to the contemporary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include igniting the cultural memory of national members with rituals, activating their cultural memory with texts, capturing images to awaken their cultural memory, relying on the bodies (plus embodied existences) to continue their cultural memory, and gathering their cultural memory with the help of spatial areas.
Key words： cultural memory; national spirit; successive inheritance; cultural media
（责任编辑：陈枫）
初审：王雨苇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