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它具有典型的凝聚性结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回应、认同和延续，是语文教科书理应承担的责任。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各国文化发展同质化趋势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以及文选型教科书的特质使得语文教科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多重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需要树立尊重多元与坚持文化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丰富统编语文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载体形式，促进统编语文教科书从文选型向整体型的过渡。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教科书；文化记忆；统编教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凝结，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传统文化对于维系历史和滋养当代均具有独特价值。[1]相较于其他学科，语文具有突出的人文价值，2021 年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强调了传统文化教育在培根铸魂、铸牢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价值。语文教科书肩负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如何更好地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培养与提升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力与传承力，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应为之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活”的古代文化，具有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对我们的集体文化记忆进行回应、认同和延续，帮助青少年树立文化自信，是语文教科书理应承担的责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依靠语文教科书，语文教科书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始终承担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2]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强调的“为了形成记忆，人们之间需要纽带”，[3]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纽带，其现代性内涵值得进一步挖掘。
文化传承是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属性，教育则是进行文化传承与文化创造的主要途径。语文教科书承载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学生通过学习，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力与传承力得到提升，进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贡献力量。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编语文教科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统编语文教科书不仅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媒介”，也会适时对其进行文化选择、提炼、加工与改造，进行文化价值判断。其次，从课程的角度来看，优秀传统文化是教科书内容选择的重要来源，也是提升教科书深度的关键所在。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功能诉求与内容表征构成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的学理基础，使得传统文化进教科书成为可能。因此，明确其中的学理基础，有助于我们真正领会和践行统编语文教科书的育人理念，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传统文化的凝聚性结构是语文教科书发展的推动力
文化记忆理论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共同提出，他们认为文化记忆是涵盖了一个社会所有知识的总概念，人们在一定互动框架内的行为和体验会受到这些知识的影响和支配，并且人们需要一代代地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这些文化记忆。[4]在文化记忆理论视域内，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与其相对应的“凝聚性结构”，即文化的核心内容，它隐藏在文本和仪式之中并在文化记忆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文化传承与弘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存在“凝聚性结构”，关于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人们众说纷纭，虽然仍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凝聚性结构在促进中华民族团结成命运共同体上发挥作用。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的凝聚性结构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空间层面，均能促进“我们”的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天然存在的“凝聚性结构”将一个个的“我们”凝聚在一起。[5]
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文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具有特定意义与价值，为中华民族所尊重和认同。此外，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系，其凝聚性结构将中华民族的共同经验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在一代代的重复和现时化过程中，释放出无可抵挡的凝聚力量。语文教科书包含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肩负传统文化教育重任，我们在接受语文教育、学习语文教科书中一篇篇承载着文化记忆的经典性文本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领悟中华文化之力。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凝聚性结构的助推，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性结构的挖掘和体现是语文教科书价值实现的前提。因为统编语文教科书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是存储文化记忆的绝佳“记忆场”，在这一“记忆场”中，每位学生都可以感受到集体感与归属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语文教科书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体，前者以后者为其弘扬与发展之重要载体，后者则以前者为其开展之主要目的。
（二）传统文化教育是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功能诉求
教科书的功能受到学科性质、教科书的属性和特点的制约。首先，从语文课程的特点来看，语文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思想情感上的熏陶与感染起着重要作用。语文课程标准非常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附录部分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推荐了135篇值得背诵的古诗文，也在多处提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6]毋庸置疑，古诗文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在新课程改革之后，与古诗文相关的课程与教学逐渐受到重视。不同阶段的课程标准都在强调应在语文课程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学生的文化感悟力，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阐释决定了语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功能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立足于学生，关注他们的兴趣、接受水平与学习方式。如何以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传统的神韵，让传统文化真正地走进现代、融入教科书、嵌入心里，值得我们思考。[7]
其次，从教科书的内涵与特点来看，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官方法定文本，其内容必须符合时代背景与社会要求，更应体现国家意志。教科书建设是国之大事，属于国家事权[8]，因此，从教科书的设计、编写到使用，各方面都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容不得半点马虎。除了体现国家意志，教科书也是文化传统与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通过教科书这种传播广泛的“文化载体”，能够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建立深层的文化自信，可见，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教育功能是其内在诉求。无论是语文课程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特征，还是教科书的文化教育功能，均是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学理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丰富的文化记忆是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内容表征
分析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必然会对教科书中的选文进行分析。当前，我国统编语文教科书仍以选文为主，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围绕教科书中一篇篇的选文进行，学生通过对选文的学习，掌握语文知识并获得语文能力。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性文本是我们铭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记忆场”，其中，许多选文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也是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决定了统编语文教科书的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独特性。其独特性主要有两点：教育内容的全面性与教育方式的文化滋养性。语文教科书中每篇选文都是多层次、完整的符号体系，包含了字、词、句、段、篇五个级别的语言单位，而各个级别的语言单位均包含着丰富的语文教学信息；统编语文教科书的传统文化教育依赖精心编排设计的选文来开展,而非直接、生硬的灌输，每一篇选文所蕴含的语文教学信息，主要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信息，通过各个语言单位的学习传递给学生，学生在学习文章的过程中理解、认同、内化选文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文化滋养过程。
有学者对统编语文教科书中涉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相较于旧版语文教科书，统编语文教材中的选文更具经典性，更强调书本内容对学生思想情感方面的感染与熏陶，注重以文化人的育人导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科书便安排了古诗词教学，小学阶段的十二册教科书中共有古诗文124篇，占所有选篇的30%；初中阶段的六册教科书同样选入124篇古诗文，占全部选篇的51.7%，[9]由此可见，选文的文化负载是统编语文教科书的显著特点，也是其内容表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难为之惑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需要语文教科书，需要借助统编语文教科书这一有效载体，但由于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复杂多样、动态发展的特征，并且影响传统文化继承因素的多元性及其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性等，决定了语文教科书虽是学生生命历程中能够影响其文化感悟与文化传承能力获得的重要因素与条件，但仍存在诸多难为之处。如何克服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过程中所遇的重重阻碍、更好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各国文化发展同质化趋势的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频率也在持续上升，呈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虽然各个国家的文化承载着本国独特的集体记忆，凝聚着本国国民的心，但各国的文化显然不是仅对本国产生影响的孤立体，而是处在世界多元文化网络上的连接体，影响力辐射全球。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之下，多元文化思潮逐渐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给不同形态的文化提供交流对话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引发文化之间的竞争。在各种文化碰撞过程中，强势文化占据着“上风”，对弱势文化具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征服与控制着人心，极具渗透力，是一种比征服国土更有力量的文化统治。
“文化记忆”不受时空限制，也可以超越个体间的交流，实现跨国、跨种族的沟通交流，因而，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多元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民对本国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做得不够。面对多元文化的激荡与碰撞，语文教科书同样面临发展难题，主要表现为：在以西方化为实质的文化发展环境中，以何种标准对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选入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又能否在传承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民族性，既适应现代文化环境，又很好地保持本国特色，保住其“民族身份的象征”的地位？最关键的是，在多元文化时代背景之下，选入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内容能否让青少年真正得到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滋养，从而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语文教科书如何积极应对文化发展同质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优秀传统文化多样性下的语文教科书内容选择与编排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其历史悠久、丰富多样，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与融入问题也尤其复杂。在探讨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之前，首先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一代又一代相传的具有一定民族或社会特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0]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发展历程中创造出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积极进步的、优秀的一部分文化，这一点确切无疑。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概念界定，学术界暂时没有统一的表述，它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除此之外，关于文化的结构组成问题亦是众说纷纭：有两分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层次说（物质、制度、思想）、四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等等。[11]不同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内容与核心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涵盖面广，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教育、艺术、科技等多方面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内容的丰富性是影响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科书的主要原因。教科书的编写直接受学科课程标准的指导与规范，解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发现，虽然其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教材编写建议部分均多次提及语文教科书对于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该课程标准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目标与内容作出了模糊的说明，对统编语文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标准，以及它们如何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却未给出可操作的指导建议，这无疑给统编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带来困惑。综上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方面，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内容限度上，以何种标准选择进入语文教科书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如何确保选入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能够丰富、深刻、系统且全面，包含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所遇到的挑战之一；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形式限度上，选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以显性形式（如文字、插图、文学经典作品等）还是以隐性渗透的形式（如文章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如何确定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最佳载体形式等，仍需要教科书编写者作更深入的探讨。
（三）文选型语文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析出面临困扰
除了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多样性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带来的困惑之外，语文教科书的文选型编写体例本身存在的封闭性、模糊性等问题同样给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析出带来困扰。
首先，“文选型”语文教科书具有封闭性，主要表现为语文教科书中的范文系统是相对封闭的。语文教科书中所选的文章理应具有经典性、典范性，值得人们反复琢磨，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所选为语文教材，务求其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增长确有助益”[12]。现实也是如此，统编语文教科书中很大一部分选文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古诗词，缺少“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文章。并且这些经典作品一旦被选入教科书，往往被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使得“文选型”语文教科书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而这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语文教科书的封闭性。如前文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历久弥新，因此，教科书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如何适应变化的时代是当前面临的难题之一。
其次，“文选型”语文教科书的模糊性特征亦给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析出造成困难，具体来看，“文选型”语文教科书的模糊性是由选文的独立性造成的。语文教科书中每一篇选文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由字、词、句、段组成篇章，而它们背后又包含着字意、词意、句意、段意和篇意，因此，每一篇选文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与此同时，每篇课文作为一个完整的教学单位，同时具有知识、思维、道德、听说读写等多种功能。面对同一篇选文，不同的教师可能会对文章的字、词、句所蕴含的信息以及它们所承担的功能作不同解读，由此在教学过程中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如，有的教师重点对选文中的生字词进行讲解，而有的教师则侧重对选文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度挖掘。质言之，“文选型”语文教科书中选文内容的模糊性以及功能的丰富性使得教师难以把握书本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从而导致语文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析出受到一定限制。
最后，虽然语文教科书编写者一直致力于建构科学有序的学科知识体系，尝试用“主题”“单元”等标准将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进行有序分类，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同一册教科书内的内容联结起来，每册教科书之间还未形成科学严密的层级关系，仍具有一定的无序性。“文选型”语文教科书的无序性特征给教师的教学实践造成困难，许多教师不知如何将各册教科书中的内容进行科学排序，也找不到文章之间的联系与逻辑关系，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大量简单重复的现象。如，教师在教授新的一篇课文时，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从识字、解词、析句、分段再到概括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13]教学停留在表层，忽视了选文之间的联系，更忽视了选文背后蕴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致使选文所负载的多样文化因子得不到析出、语文教科书功能的发挥大大受限。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统编版语文教科书的可为之径
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丰富，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感悟力与传承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面对当前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在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建构与析出难题，可以从三方面作出积极回应。
（一）树立尊重多元与坚持文化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
文化全球化、同质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势必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使得教育工作者承担更加艰巨的传统文化教育任务。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受到过冲击，但其自身具备的强大生命力是无法被毁灭的，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中华民族是有着浓烈真挚的共同情感的伟大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情感纽带将每一个“我们”紧密连接，也赋予了文化记忆特别的强度。在世界各国“文化记忆”的交流与碰撞之中，中华文化仍能在世界文化舞台熠熠生辉，正是因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是仁和义，这符合全人类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道德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例如，日本至今还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传授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内容。[14]人类在发展历程中见证了各国文化不断冲破封闭、积极展开交流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纪，教育者首先应树立多元文化观，切实做到既尊重文化差异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中华文化是在与其他文化进行不断交流、互相汲取有益养分的过程之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必须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以一种差异化的广阔视野看待和理解世界文明，促进优质文化的跨时代、跨文明交流。其次要实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提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的发展去向。”[15]教育者只有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进行自觉践行，才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想要有效建构和析出语文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力和传承力，树立尊重多元与坚持文化自觉的文化教育意识。
（二）丰富统编语文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载体形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及其界定的模糊性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入统编语文教科书造成困扰，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来明晰语文课程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中所承担的具体任务。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不仅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及其传承意义，还详细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主要内容，并对各方面的关键词作出了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确定了进入统编语文教科书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范围，也使我们明确了进入语文教科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应做到丰富而全面、生动而深刻。2021年，教育部又制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指出语文学科是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程，并从主要载体形式（汉字、书法、成语、古诗词、古代散文、民间故事等）和学段要求（小学、初中、高中）两个方面对语文学科的具体要求作出了说明。因此，基于已有政策文件分析，结合语文教科书自身特点，首先，应将真正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的内容选入语文教科书，并依据育人目标、学段要求、学生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有序分配 ；其次，建议将中国古代思想精华和传统美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以汉字汉语、中国诗词、中国戏曲、传统节日等文化符号为依托，全面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科书中的内容和呈现形式；最后，应明晰各级教科书所承担的传统文化教育任务，作好统编语文教科书与地方、校本教材的分级管理，给予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应的关注与重视。
（三）促进统编语文教科书从文选型向整体型的过渡
“文选型”语文教科书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与变革，仍在我国语文教科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统编语文教科书中文选型的课文包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是存储文化记忆的重要记忆场，但也派生出了诸多影响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析出的问题，必须积极促进 “文选型”语文教科书的改革。选文之间的割裂、分散是造成统编语文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析出困难的主要原因，因此，需对统编语文教科书中选文所储存的信息进行系统的控制，具体包括：一是对统编语文教科书进行定性控制，明确语文课程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上的整体要求、各个学段又分别承担什么传统文化教育任务、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选择并教授哪些传统文化内容等，以此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编语文教科书深度融合的方向与内容不出现偏差。二是对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信息进行定序控制，即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及知识的逻辑顺序，对语文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呈现顺序进行由浅入深的合理安排，并且应格外关注不同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关注各篇选文、各个主题单元、每一册教科书之间存在的纵横联系，强化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加强统编语文教科书的序列性、连贯性与整体性。三是对统编语文教科书中选文信息系统进行优化重组。文选型教科书侧重于单篇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而整体型教科书则更注重文学、语言、文化等多学科内容整合。因此，建议在统编语文教科书中设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综合性跨学科模块，如，将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与历史事件、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等相结合，或者在语文单元或章节中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议题，围绕中心主题，整合不同文体、不同作者的作品，以此推进统编语文教科书向“整体型”过渡，进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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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Unified Chinese Textbooks
YANG Yang, LIU Shan, LI Xin
Abstrac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s a typical cohesive structur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to respond, identify with, and continu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homogenization tren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under the current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the diversit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elf,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ected textbooks make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face multiple difficulties in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wareness that respects diversity and adheres to cultural self-awareness, enriches the content and carrier form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and promotes the transition from text selection to overall form in the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textbook; cultural memory; unified textbook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李秀萍）
初审：王雨苇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