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地区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承载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历史记忆。通过教育手段，可以达到形塑红色记忆、唤醒情感共鸣、发扬红色精神的目的。在理论层面，探讨红色文化教育推进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知识、情感、意动”教育与“赞同性、归属性、参与式”国家认同，在不同层级上具有密切关联。在实践层面，构建红色文化符号库、打造三情并举文化产品、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可以为民族地区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基础和路径参照。
关键词：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国家认同；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也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民族地区是红色资源的富集区，保留了众多历史厚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这些红色文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各民族共享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凭借独特优势，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开展好红色文化教育，理应成为民族地区赓续共同历史记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举措和光荣使命。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推进下，红色文化教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一是探析红色文化教育的时代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示范，可以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学习意志和民族意识。[2]二是探究红色文化教育的现状问题。其中认同度不高[3]、教材内容深度不够、课堂教学方式枯燥、传播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较为突出。[4]三是探寻红色文化教育的优化路径。不同学者分别从思政课主渠道[5]、校园主阵地、社会实践[6]、网络平台等角度提出解决方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对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提出迫切需求和更高要求，而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研究恰恰是薄弱环节。鉴于此，本文着力探讨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与国家认同的理论内涵、逻辑关联和实践路径，为民族地区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基础和路径参照。
一、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的内涵阐释
“红色”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吉祥喜庆、热情奔放、富贵顺利。同时，“红色”还有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就此，“红色”逐渐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色调，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代名词。所以说，红色文化指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践所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它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贯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伟大征程。红色文化因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表现形式的有机联结体[7]，主要包含三个层面：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红色文化亦可分为物质层面的红色遗迹、旧居、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博物馆、革命文物、红色报刊、红色歌舞、诗词歌谣等；制度层面的纲领、文件、路线、方针、政策等；精神层面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等。
“文”最早见于甲骨文，其字形像一个站立的人形。“化”有改变之意。人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本质即人化[8]，目的在化人，所以说文化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红色文化教育可以概括为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择红色文化教育内容，并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促使受教育者达到教育的感化，使受教育者形成革命先辈所具有的道德精神，把他们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基于人类心理活动“认知-情感-意动”三个阶段[9]，红色文化教育包括受教育者对红色文化认知、理解、情感、态度、评价等一系列心理过程，以及将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要义进行践行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红色文化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逻辑层次，即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意动教育。第一层认知教育，即通过一系列红色文化符号，让受教育者感知红色文化是什么，唤醒共同历史记忆。第二层情感教育，建立在认知基础之上，通过营造特定情境体验、建构情节记忆，激发受教育者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自信和情感共鸣，实现知识到情感的内化。第三层意动教育，即意志教育和行动教育，是在各种诱惑和错误价值思潮面前，能形成对于红色文化的理性价值认同，并自觉按照红色文化所承载的道德精神、行为规范、共同意志来指导生活工作实践，实现情感到行为的外化。
民族地区是红色文化资源富集区，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历史意蕴和现实基础。首先，教育意义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地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红色文化属于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共同价值塑造功能。依托民族地区地方红色文化开展教育实践，发挥教育塑造记忆的功能[10]，实现了精神内核普遍性与表现形式地域性的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民族地区文化心理特质的结合，让共同历史记忆建构更加具象化，有利于共同体理念深植人心。其次，教育内容方面，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是对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赓续和共同性的彰显。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是在面对亡国灭种空前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丰富和不断发展而来。无论桂北地区“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的歌谣、在回族地区颁布的“三大禁令、四大注意”政策，还是拉萨市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湘西十八洞村精准扶贫故事，都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它既有浓厚的区域特色，又超越单一文化归属，是“四个共同”的有力佐证，增进了各民族共同性。最后，资源禀赋方面，民族地区现存数量丰富、形态多样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源。仅就革命遗址这一红色文化重要物质形态而言，全国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即达3.6万多处，其中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民族地区平均有约2000处革命遗址。除此之外，民族地区还有极为丰富、保存良好的文献资料、民谣、口号、书刊等不同类型红色文化资源，为因地制宜开展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推进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
国家认同是个体对赖以生存的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国家主权、政治道路、政治主张、政治体系、运行机制等的理性赞同，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并产生可以为之奋斗终生、敢于为之牺牲小我的忠诚感和具体行为[11]。它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是维系国家存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认同的心理循环系统角度划分，国家认同可以分为认知层面的赞同性认同、情感层面的归属性认同、行为层面的参与式认同。它是在个人和国家的长期互动中形成并不断调整的，是随着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全面深化，其认可度、归属感也会随之加深的心理过程[12]。同时个体逐渐将国家核心精神和价值规范接受、认可并指导实践，反过来在实践中又不断调整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形成一个知行合一、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过程。
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以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相濡以沫的共同历史、唤醒各民族群众共同记忆为基础，阐释和唤醒红色江山是各族人民共创共有共爱的共同情感，传达红色文化核心精神和培育价值共识，与增进国家认同的目标吻合、内容贴合、形式契合、耦合共生。
(一)认知教育：感知符号培育赞同性认同
“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表达了古代先民对于五谷丰收、四时和顺的期许，以及对太平盛世的赞许和向往，是一种朴素的赞同性国家认同。具体到现在，赞同性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作为和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绩效的理性认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理性认同。
红色文化认知教育是红色文化教育的基础，旨在以教育为媒，通过红色史实和红色符号的感知来唤醒民族地区群众的红色记忆。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记忆系统中最基础、最直接的形象表征[13]。格尔茨提出可以应用符号来交流、传承、发展对事物的知识和态度[14]。所以说，依托红色文化符号可以唤醒人们的集体红色记忆，使非亲身经历者获得共时性体验。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民族地区积淀了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符号。湖南汝城县瑶族村展现红军战士剪被子送村民故事的雕像、宁夏西吉县单家集村“回汉兄弟亲如一家”软锦缎匾等文化符号，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各民族群众积极拥护并参加革命斗争、军民鱼水情深的红色记忆。广西凌云县背笼瑶民谣《当兵歌》“敌人来扰我国家，大家起来去杀敌”、贵州青崖苗民传唱《八月里来桂花香》“八月里来桂花香，含泪送哥上战场”等文化符号，承载了国难当头之时，各族儿女同仇敌忾、共御外辱的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西藏立定村传承的手工缝制红旗等红色符号，象征着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热爱。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歌曲《天路》《石榴红了满天山》《美丽山村》等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提振了对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认同和自信。总之，这些丰富的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虽然形成的时空境遇不同，但都共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历史史实和知识，是整个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体现，是共同性内核下的地域性表达。通过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认知教育，可以深刻阐释这些红色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和时代内涵，利用联想的手段整合集体知识，形塑“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苦难中奋进、在挑战中前行、在改革中创新，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的集体记忆，传递“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伟大真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重要论断、“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历史结论，培育了对国家主权、政治道路、政治主张、政治体系、运行机制的赞同性认同。
(二)情感教育：创设情境生成归属性认同
增进国家认同既需要理性认知的丰富，更需要爱国情感的激发[15]。归属性国家认同相较于赞同性国家认同具有更强的自觉性和稳定性，是在文化心理上对“我是谁”“我属于谁”问题的回答，核心在于将自我视为群体中的一部分，并对其他群体具有排他性，情感上形成主人翁的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感。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就是表达了对祖国情感上深沉的归属性认同。归属性国家认同与历史、文化、领土、参与度等要素有关[16]。而现如今构建归属性国家认同的重点在于让大众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追求。
受教育者获取了红色历史文化知识，并不代表对政治系统和红色文化生成积极的态度和正向的情感[17]。知识是量的积累，情感是知识获取基础上的质变[18]。情感教育是在认知教育形塑红色记忆奠定的基础上，通过创设专门的情境和体验等手段，实现对红色文化符号、史实和红色记忆的深层次情感-态度归属和依赖，从而增强红色文化教育实效，是认知教育的升华。一定程度上，认知教育侧重于“教什么”的教育内容问题，而情感教育侧重于“如何教”的教育手段问题。
具体到民族地区，认知教育要充分发挥区域红色资源的禀赋优势，情感教育则更需要以人为本，注意与当地各民族受教育者兴趣偏好、文化特质相契合，让受教育者更直观感受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政治担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科学安排，感受到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治理，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进而达到推进归属性国家认同的目的。首先，要注重符号解释和情节刻画。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被挖掘和选择后，需要通过情节刻画对其进行文化解释，阐释背后的故事事件和精神内核。一方面从历时性的纵轴，从宏大叙事的维度，书写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地区生动实践，彰显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19]。另一方面，选择民族地区红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亲历者或者传承者，通过日常叙事的方式，以生活化、通俗化、本土化的语言来传播事件细节、个人回忆，共享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取向。在刻画情节、形塑红色记忆中回应“符号指向什么”“记忆属于谁”“我是谁”“我族和他族”等话题，实现记忆的共享和情感认同的延伸。其次，情境创设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情境是受教育者接受红色文化教育所处的环境，引领着情感走向，良好的情境是红色情感生成的前提条件，对于增进归属性国家认同具有推动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任何一种教育实践，让受教育者越少意识到教育者的意图，教育效果就越大。创设情境可以减少政治说教式的宣传，潜移默化地实现心理和行动的共情契合。与此同时，将图、文、声、色、像融于一体营造氛围，尤其是选取符合当地传统文化和心理偏好、当地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情境元素，使同处情境之中的每一个个体融入到共同记忆场景当中，共享情感体验，唤起情感共鸣，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意动教育：价值体认激发参与式认同
参与式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第三级阶梯，中国古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爱国报国、胸怀天下的思想，便是参与式国家认同最直接、最深厚的表现。行为层面的参与式认同是在对国家的历史文化、国家主权、道路主张、制度体系等形成理性赞同和归属认同基础上，一方面按照国家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自觉参与到祖国建设当中，甘于为之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又在身体在场参与社会事务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国家在场、中国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断增进对于国家的全面了解和情感依恋。
红色文化意动教育包括意志教育和行动教育两个维度，重点是将红色文化认知、情感和行为行动联系起来，促进知行合一，实现由红色情感向爱国行为的外化。第一是意志教育，主要体现为价值观教育。红色文化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守正创新”等价值立场，也蕴含了“民为邦本”“家国天下”等中国传统思想。借助红色文化资源，弘扬红色精神，培养受教育者的红色情怀、价值理性和政治定力，增进受教育者面对外界非理性诱惑和错误思潮能够区分好坏、明辨是非的能力[20]。第二是行动教育，指在红色意志和价值观作用下，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参观考察、仪式操演、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通过实践让受教育者感悟优良品德、培养行为习惯。行动教育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和“知行合一”的教育传统，又是理性价值观落地生根的重要支撑，更可以说是参与式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蕴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核。例如，在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长征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丝路精神等都与民族地区息息相关。这些民族地区红色文化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老西藏精神为例，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进藏、修路、生产的伟大实践中得以孕育产生，并不断继承和发展，“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内核为凝聚人心、催人奋进、推进参与式国家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意志教育基础和精神力量。同时，民族地区为红色文化行动教育通过价值体认推进参与式国家认同提供广阔的空间、资源和契机。作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民族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可以组织受教育者直观观察民族地区发展成就，尤其是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成果和历史性变化成效，从中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现如今民族地区又成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可以为受教育者通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体认红色文化精神提供广阔天地，更提供了建功立业的精彩舞台，使受教育者在实践中真正受到锻炼、增长才干、服务社会，增进参与式认同。除此之外，在民族地区保留有很多红色主题相关节日仪式，如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等。通过纪念仪式开展仪式操演，在仪式操演中通过系统化的流程将受教育者有序整合起来，将受教育者代入历史场景当中，将共同价值观念在群体中进行传播共享和反复强化[21]。
三、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推进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
作为巨大社会变革历史见证和记忆叙事的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是民族地区本地化的红色文化。因此，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天然地将红色记忆赓续传承、增进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要想发挥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推进国家认同的目的，就必须达成红色文化普遍性特征和民族地区差异性特色的融合，实现红色文化教育知信意行结合和国家认同层次性贯通。在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的符号选择、产品生产、平台协同等方面，要着力构建红色文化符号库、打造三情并举文化产品、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有形有感有效地推进对于党和国家的理性赞同、归属依恋、自觉奉献。
(一)构建红色文化符号库，推进理性赞同有形可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22]，体现了文化符号对于文化传承、精神传递、形象塑造的重要性。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既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的力证，也是红色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因此有必要选出一系列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构建不同层级的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库，将其作为推进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性工程。一是对散落在民族地区的红色文化符号进行全面搜集遴选。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红色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系统性不强、新技术应用不够、宣传推广应用不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民族地区红色文化很大程度上还依靠口口相传来传承，随着时间推移，很多红色文化资源尤其是口述资料面临着消失的风险。因此，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的全面挖掘保护刻不容缓。二是对所搜集的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进行系统性分类整理。结构决定功能。在增进国家认同整体目标之下，可以建构次级认知教育目标，如“翻身得解放”“走上幸福路”“鱼水情意浓”等，据此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类型划分。依据皮尔士符号经典定义，从反应层面又可以划分为视觉符号、听觉符号两类[23]。视觉符号包括遗址遗物、碑刻雕塑、宣传标语等，具有生活化、直观性和隐喻性的多重特点[24]，可以对史实提供实物佐证，呈现历史细节，形象构建历史认知。听觉符号则包括歌曲、戏剧、民谣等，具有显著的所处时代元素和民族地域特色，可以营造氛围，让人身临其境，唤醒历史记忆和情感共鸣。按照形成时期又可以将红色文化符号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符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符号、改革开放时期文化符号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符号。因此，可以综合目标分类、反应层分类、时间分类等，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系统层级架构、整理解释，形成“1+1>2”的整体效应。避免只是各种红色文化符号的简单堆砌，提供碎片化的红色史实故事，无法将增进认同、凝心铸魂效益最大化。三是进行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的数字化存储和传播。充分结合三维扫描、全景摄影、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按照规范标准和尊重差异的原则，对口述资料、文献文物、遗址仪式等各种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据化采集，建立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数据库。要推进数据库的全民共建共享，提升可获取性，这有利于红色文化符号跨越空间障碍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应用。
(二)打造三情并举文化产品，推进归属依恋有感可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202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创作爱国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欧美发达国家也一直非常注重电影、动漫、音乐等文化产品生产，将其作为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渠道。可见，文化产品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功能。将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解译，并融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生产当中，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收益，还可以展现地方历史文化、激发情感认同，实现思想性与观赏性相统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如何用高质量文化产品推进国家归属性认同?关键在于文化产品生产实现“情节-情境-情感”三情并举。以红色记忆为原型，无论创作展陈、舞台剧、电影、动画片还是游戏等形式的文化产品，都深挖其中的爱国精神、军民鱼水情、民族团结元素等，实现历史与现实、情与景的融合，建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我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感到骄傲”的情感意识。一是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和生动性，在选取合适的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记忆后，既要明晰作品的主线，编织完整的知识网络，同时要使情节有一定的起伏，环环相扣并且层层深化。二是发挥情境的作用。共情存在情境依赖效应。要通过情境的应用使受教育者感受到革命先辈和自己的群体归属、身份共性，以及先辈事迹与当今幸福生活的因果关联[25]。要选取民族地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融入当地元素，与受教育者建立更多情感联系，用以提升在地化传播效力。三是注重情节和情境的层递式融通，形成情节的“开端-冲突-高潮-结局”与情境的“起境-承境-转境-合境”的层递式关联，做到在故事叙事推进过程中情境的相应切换，把情境设计作为故事线形式融入到文化产品生产当中，增强代入感，提升共情力。例如，2022年根据真实事迹改编的影视作品《平凡英雄》，没有刻意的政治口号式宣传，而是讲述了如何抢占黄金8小时跨越1400公里拯救意外断臂7岁和田维吾尔族男孩的故事。这部作品主线清晰，“挑战时间极限”贯穿始终。如何穿越人流拥挤的街道、如何让错过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头”、如何登上已经满员的飞机，一个个问题的抛出和解决，让整个故事矛盾鲜明，情节转折丰富，惊心动魄。在情节推进中注重情景渲染，当飞机上所有乘客齐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为小男孩加油鼓劲时，情境转折和感情升华达到了高度的融合统一。接力赛中有自发疏通道路的商户、有自愿让出座位的乘客、有随时待命的医生，刻画的都是一群平凡人，却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人民至上”的情感追求。总之，这部作品实现了情境呈现与情节发展关联融合，实现了以好看的故事弘扬主旋律、唤起观看者共情和情感认同的目的。
(三)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推进自觉奉献有效可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要“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提出“建好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注重运用仪式礼仪”“组织重大纪念活动”等重要举措。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最早提出“记忆之场”概念，用以研究法国承载历史记忆、形塑国民意识的场所[26]。“记忆之场”既包括切实存在的有形之场所，如博物馆、纪念馆、遗址遗迹等；又包括无形之场所，如红色仪式。在数字时代的今天，网络成为了新兴的、尤为重要的无形记忆之场。因此，民族地区开展红色文化意动教育，激发参与式国家认同，应该积极打造、完善各种记忆之场，强化参观考察、志愿服务、红色仪式、网络实践等实践教育的交织和互补，从相对独立走向彼此融通，进而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为身体参与提供协同平台，让国家认同的认知和情感得以在亲身实践中去深化和表达。一是打造博物馆等实体实践教育空间。用好民族地区丰富的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资源，加强与各类学校的合作共建，以国家认同为主要目的推出主题展陈，注重故事线的设置和应用，注重图文藏品、音视频技术、数字互动装置的综合运用，通过增加受教育者的现场体验感和知识获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来架构红色文化认知框架，实现与历史记忆的有效联结。如西藏林芝红旗颂联展馆除了应用图文展品之外，还设置“幸福巴吉，由我规划”等互动项目，使用VR等技术，并播放《农奴》等红色影片，增加沉浸式体验效果。二是组织开展民族地区主题志愿服务。民族地区全域作为承载历史记忆的记忆之场，既是昔日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现在乡村振兴的主阵地，同样应该作为红色文化实践教育的大课堂。可以组织受教育者参观考察民族地区发展成就、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特色志愿服务，或者参与到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搜集整理的红色寻访中，通过身体在场代入历史在场，不仅做红色记忆的体验者、传承者，更引领做好红色记忆的创造者，实现红色文化价值体认。三是注重网络实践教育空间构建。邀请民族地区红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亲历者或传承者，通过微博、论坛、直播等平台进行历史的讲述。借助优秀短视频等，通过手机屏幕实现红色文化教育融入生活日常。开展有形记忆之场的云参观，扩展博物馆、纪念馆等实体场所的辐射边界。还可以以重要节日、重要事件等为契机，开展网络仪式操演实践，使受教育者亲身参与到红色记忆的再生产当中，有助于内化价值记忆、形塑共同体认同。
四、结语
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是增强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有效的抓手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科学部署，把传承红色文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念兹在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红色底蕴[27]。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既彰显了我国红色文化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的共同性，又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开展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作为我国红色记忆赓续传承的重要组成，要发挥民族地区红色资源禀赋优势及其在民族地区推进国家认同中的宣传动员优势。从心理活动规律角度，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包括认知教育、情感教育、意动教育三阶段；国家认同包括赞同性认同、归属性认同、参与式认同三层次。在理论层面，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与国家认同在不同层级上具有紧密内在联系，成为推进国家认同目标落实落细的基础保障。通过红色文化认知教育，感知符号、唤醒记忆，培育赞同性国家认同；通过情感教育，创设专门情境，唤醒情感共鸣，生成归属性国家认同；通过意动教育，实现价值体认，激发参与式国家认同。在具体实践层面，应全面摸底、系统化整理，构建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符号库，推进理性赞同有形可依；打造推出“情节-情境-情感”三情并举的文化产品，推进归属依恋有感可悟；整合平台，多技术交互，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推进自觉奉献有效可见。只有这样，才能从“知情意行”全链条通过红色文化教育促使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共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未来在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的价值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教育和增进国家认同的维度。在此后的工作中，应该探索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整体方案和实践路径，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展现出新时代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
[2] 栾捷.红色文化教育的价值与路径探寻——以《陕西红色文化教育》为例[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47).
[3] 张亮，周静.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全国71所高校的实证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4] 戴明新.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5).
[5] 贾红霞，范建刚.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四堂联动”红色育人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2，(2).
[6] 黄艳.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6).
[7] 庞朴.三生万物：庞朴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 孙美堂，杜中臣.文化即“人化”——文化概念的一种诠释及其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9] 袁凤琴.乡土课程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意蕴及实践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10] 邱昆树.高等教育中的“文化记忆”问题及对策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20，(4).
[11]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2] 佐斌.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2).
[13] 吴娜.红色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J].新疆社会科学，2017，(3).
[1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5] 彭茜.论国家认同的“情感转向”及其教育意蕴[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16] 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评述与探讨[J].民族研究，2017，(4).
[17] 欧阳常青，苏德.学校教育视阈中的国家认同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12，(5).
[18] 蒋文静，祖力亚提·司马义.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及实践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0，(1).
[19] 黄煌华.红色记忆的赓续逻辑：唤起、建构与刻写[J].思想理论教育，2022，(4).
[20] 谢欧.中学历史教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2，(5).
[21] 罗月佳，保虎.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22] 习近平.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9-28.
[23] 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2).
[24] 龙柏林，李秋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记忆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20，(3).
[25] 周文治.红色文化产品的后期评估共情设计方法[J].包装工程，2023，(16).
[26] 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J].历史研究，2017，(6).
[27] 吴向东.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红色博物馆高质量发展[N].学习时报，2024-01-05.
A Study of the Path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thnic Areas
ZHUANG Wei
Abstract： Ethnic areas are rich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 carrying the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that all ethnic groups breathe the same breath , share the same future , and stay truly connected to which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 we can realize the purpose of shaping revolutionary memory , awakening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practic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to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by establish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d culture “knowledge , emotion and conation ”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 approval, be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in ethnic areas. It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building a red culture symbol library , creating 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 emotions simultaneously , and building a practical education com m unity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red gene”inheritance project in ethnic areas , to cast a strong sense of com m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ath reference.
Key words： ethnic area;red culture education;national identity;path
（责任编辑：周媛媛）
初审：伍鹏辉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