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促进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的进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进路和促进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命滋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活水灌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通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荡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福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能够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两个结合史；三个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促进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的进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进路和促进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命滋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活水灌溉，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被更好地呈现出来，使中华民族的生成脉络被更好地表现出来，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被更充分地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通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荡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福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促进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的进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进路和促进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命滋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活水灌溉，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被更好地呈现出来，使中华民族的生成脉络被更好地表现出来，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被更充分地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通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荡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福时代。
一、“两个结合”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
（一）“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突出特点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立场观点方法，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现代化形塑，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华民族步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世界存在的根本形态是运动。物质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多样的具体形态的统一。运动不仅是同一物的单纯的位置变化，而且是发展、变化、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推移。发展的根源，不在外部的原因之中，而在发展着的世界的自我运动之中。这自我运动的源泉是矛盾，是一切现象中内在的互相结合、互相排斥的诸对立物的斗争。一种事物到它自己的对立物的转变，由于飞跃、由于量的蓄积所引起的质的变化，由于连续的中断，由于特定的关联的断绝而显现。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转变，常以某种方法，表明旧事物的否定，同时，表明旧事物在比较高级的形态上的改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产物。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的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力量所在。唯物辩证法是总括的理论，它已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通过个别科学，分析地研究世界的各部分，再综合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个别科学不断地反映世界的新面貌，对于辩证法提供更丰富的材料，因而概括个别科学的成果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也更趋于丰富和发展。所以，唯物辩证法，是一般与特殊、直观与思维、理论与实践、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之辩证法的综合。同时，这种哲学本身是辩证法的，也是一个流动的发展的世界观。
（二）“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特点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特点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文明精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渊源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来源。从共同体角度提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从治国理政角度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演进规律的深度结合。
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个别科学的诸结果的概括，它与个别科学的发展水准有极密切的关系。在个别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高级水准之时，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成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正是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成为一个成熟完备的形态，融会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性
1.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义表述更加全面完善。相对于“中华民族”较为宽泛的解释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指向上更为明确，在政治的意蕴上更加清晰，在理论的脉络上更加完整。因此，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轨迹和传统习惯的认同，而是在传统文化滋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双重基础上兼容并蓄，融合发展。
2.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辩证法。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3]“两个结合”在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尊重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通马克思主义的意涵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推动了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发展，使现代民族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政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各民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深度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解决了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那么，“第二个结合”就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华民族可以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更加深邃的历史跨度进行新文明创造，展现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更加美好的前景。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此后，有关我国的民族问题也逐渐拥有了独立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的思想主张，并在理论上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和实践遵循。“两个结合”视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而且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法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的表现。
3.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两个结合”的历史唯物论承认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无论在哪一方面，只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的、忠实的反映。社会存在规定社会意识这个论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论纲，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都是这个根本论纲的说明。所谓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过程，是人与人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所谓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阶级或职业等集团所具有的、非组织的，或稍稍组织化了的感情、情绪、思想或学说。社会意识即是在意识中被反映了的社会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有着各族人民“四个共同”的实践基础，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的社会意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土生成概念，凸显了中华民族生存交往的辽阔空间。“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远的历史生成，包含着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史和民族关系交互史。“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生成，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表现。“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优势的生成，是各族人民发展出来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四个共同”是滋养马克思主义精神之果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的先决条件，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事实，显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对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超越，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更高层次的归属，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这种意识关系要贯穿于共同的生活场景，合力于共同的发展目标，指导各民族坚持原则，应对各种挑战。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三个进路
“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意义深远，对推进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民族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互嵌式格局的进一步深化，促进各民族的“四个与共”，使主观与客观、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自在与政治自觉、个体诉求与主流价值的趋向一致都是关键步骤。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三个进路，能够增进共同性，使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彼此成就，能够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凝聚及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一）促进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的进路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性链条上，每个民族都是镶嵌在这个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齿轮，展现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基本构成的重要单位。但是，作为贯通中华民族历史的民族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新时代的这个民族关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辩证运动过程。只有在“两个结合”视域下，我国的民族关系才能够得到最根本的完善。“两个结合”对民族关系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把民族关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这个民族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文化自信是这个民族关系的要求，共同富裕是这个民族关系的现实，繁荣发展是这个民族关系的愿景，团结进步是这个民族关系的内涵，现代化是这个民族关系的未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贯通历史，跨越古今，经历时空考验，终于定形。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强大力量，各民族共创中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
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在阶级社会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民族成为中华大地的统治民族，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采取对各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个民族注定不会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就要被各民族打倒。我们之所以把民族关系视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并不是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无足轻重，更不是忽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根本性作用。而是因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离不开民族关系“内因”的推动。从历史上看，各民族通过民族关系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开展交往交流交融，互相之间紧密结合。民族关系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传递出来的正能量，对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保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民族关系稳定和谐才能够促进其他方面关系的稳定和谐，民族关系的动荡飘摇就会导致其他方面关系的动荡飘摇。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民族矛盾甚至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其他方面矛盾的发展变化。如宋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都在民族关系影响下发展。处于辽、金、西夏、契丹和吐蕃等的包围之中的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都市经济在宋代相当活跃，资本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金钱拜物教特征表现充分，包括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在内的八大科技成就举世瞩目。宋代发展的“台监合一”的监察制度比其他朝代完善，在宋代不杀监官的传统影响下，监司的监督作用发挥的也比其它朝代突出。《宋史》记载，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奏，科道交章弹奏，皇帝下旨将太师蔡京等六人拿送三法司问罪，流放烟瘴之地，永远充军。将户部尚书蔡京之子蔡攸斩首，家产没收，奴婢自寻出路。但是，在这种表面歌舞升平的面纱后面的宋代的民族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宋王朝与其他民族的战争结束了东京梦华的繁华盛世局面。从宋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可圈可点，但是，宋的民族关系则始终处理不好，统治阶级求和求战都无法解决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处理妥当日益激化的民族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告诉我们，旧时代、旧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不完善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各民族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结果，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民族关系才能够摆脱旧时代、旧中国苦难深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实现真正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进路
民族团结从古至今都是民族关系的主题。民族团结的好坏是民族关系好坏的指标。“两个结合”视域的民族团结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民族团结不仅成为我国各族人民遵循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古代有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范例，例如，《尚书》指出，要建立至高无上的人人都遵循的原则才能保证国家稳定、臣民团结，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4]周代的统治者懂得必须通过人民群众公认的、能够接受的原则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达到胜利的目的。周武王在征伐商纣王时，以团结作为胜利的基础，以此动员周人建立消灭纣王的必胜信心：“受有亿兆荑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4]。秦统一中国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开创了民族大一统事业之宏伟局面。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形成的混血新汉族力量强大，设立的六都护府管理着疆域宽广的民族地区。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三次组织力量整理国故，试图以儒家思想统一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大一统的思想意识，以与大一统的疆域相配合。
中国共产党是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爱戴、主动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主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屹立不倒、立时代之潮头引领中华民族前进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始就重视民族问题。党的二大首次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在强调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同时，提出将民族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原则。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贯穿党百年历史伟业。长征途中，刘伯承与凉山彝族果基宗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红军经过宁夏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启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先河。为切实尊重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在藏区制定《对番民十大约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在这个背景下，民族自治、民族自决被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更准确、更完整、更能够体现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所替代。这就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大团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开辟了新的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民族团结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作出了深刻阐述，要求全党“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5]。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2]
（三）促进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路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6]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富有创意的崭新命题。在这个命题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崇高伟大引人瞩目，震撼人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6]的最好注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创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崭新事业的开创，是超越前人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独一无二的新路，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创造、善于创造、能够创造伟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保证。
落后的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连一根缝衣针都造不出来，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经济将中华民族淹没在远离现代性的潮流之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想打通中华民族通往现代化之路，但无一成功。从1904年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直至1927年还没有取得满意成果。举着民族自救、民族改造旗号开展的“村治”所倡导的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所开辟的“新治道”不过数年就已“崩溃”[7]。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看到了中国存在前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例如：经济上的小农分散，各自独立无法形成现代化大生产。政治上的国家意识淡薄，重家庭轻国家观念根深蒂固无法形成现代政治建设，“举国家政治而以家庭情谊代之”的现象举目皆是。梁漱溟认为：“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7]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企图在日本的现代化和苏联的现代化之间开辟出来第三条道路，希望以文化和教育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个通往现代性之路的设想和实践之所以不能长久，草草收场，就是因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严重不符。
正因为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先进理论的指导，旧式革命、旧式革新总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总是昙花一现，使中华民族的“史前史”成为一个与现代化无缘的历史，使现代化对中华民族来说始终是一个挂在天边可望不可即的梦。那种与旧中国发展方式相适应的各民族分散状况使中华民族一盘散沙，导致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经验和民族关系的意识在那个时代都是不完全的，碎片化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支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结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结合，说到底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已经不是盲目的实践，更不是没有效果的实践，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前人的实践，是无往而不胜、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的实践。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塞在批判西方哲学时，一针见血指出了其中弊端：“西方哲学以理念开始，也以理念结束，无论在其开端，还是在其终点，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黑格尔那里，最高样式的存在，终极形式的理性和自由，都表现为努斯，表现为精神”[8]。以实践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新文明创造具有与西方文明“概念的统治”（《启蒙辩证法》术语）相区别的显著特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支撑，不仅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而且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一个文明新形态的表现。所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位不仅要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和世界，而且要着眼于现代文明发展中的中国和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看清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支撑作用。
三、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三个进路的实践路径
把“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三个进路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和实践论的统一，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社会发展的理论，是社会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的实践指南。因此，有计划地从事于社会的实践，才能使三个进路从历史的必然的领域进到历史的自由领域，使各民族以充分的自觉创造出自己的历史，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一）把握“四对关系”是推进三个进路的基本要求
一是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五个认同”和“三个意识”；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就是要注意对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增进共同性并不意味着消灭差异性，尊重差异性也不是固化差异。二是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二者可以并存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三是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把汉族文化等同中华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都是不对的。四是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并不自然而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二）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推进三个进路的基本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共同”深刻诠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四个共同”蕴含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规律，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三）把握“五个突出特性”是推进三个进路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品格，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平性根植于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
（四）增进“四个与共”是推进三个进路的基本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界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最大的依托和依靠，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不仅在表述方面应该清晰明朗，便于认识理解遵循，而且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要求也是严格严肃，一丝不苟。与国家意识的契合度成为衡量每个民族和每个人国家意识建立的尺度。贯穿国家意识的是理性、责任和义务。每个民族、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就是理性、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个意识表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就要求每个民族、每个人作为理性、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者，要以理性、责任和义务的眼光看待和处理各种关系，建立国家至上的法则。在这个意义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一个强大的因，各民族、每个人都是这个因的果，果不能大于因，果是文明世界，因是文明源泉。
四、结语
“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三个进路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文化使命中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以时空压缩的气魄凝聚了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以认同的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再造辉煌、再创伟业的强大生命力，以共同的信念追求打通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所有堵点、卡点、瘀点。使各民族对中国式现代化不再陌生，而成为这个伟业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实践者。
“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三个进路，将一家一户、血缘族缘这些传统的单位以范围更大、成员更多、国家特色更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单位所代替，使国家成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本单位，引导各民族认同国家，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民族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引导各民族归属国家，也使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历史新篇章的强大动力。
在“两个结合”视域下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只是懂得一般意义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远远不够，还需要懂得蕴含其中的特殊意义。这就是要认识和理解，全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发展进路中的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各个阶段都具有特殊性。只有正确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才能够正确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进路的作用。
“两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和实践，而是在现代文明意义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各民族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上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基础，高度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各民族的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支撑，各民族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强大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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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 洋）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