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话语体系构建是讲好中国民族教育故事、传播好中国民族教育好声音的必然要求。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经历了从自主探索期、建构发展期、群策群力期到守正创新期的发展历程，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即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和话语传播得以不断发展。但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仍然存在话语表达缺乏主体性、话语内容缺乏创新性以及话语传播缺乏融通度等现实问题。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还需要凝聚民族教育话语多元主体力量，提增民族教育话语主体自觉；积极构建民族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强民族教育话语理论自觉；转换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式，提升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法自觉。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族教育；话语体系；自觉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论断[1]，“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2]，话语的背后是思想、观念、价值观的表达，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言说体系，现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风向标。民族教育话语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应着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这一问题，它具有重大意义。
体系是指由若干相互关联的事物或思想观念构成的一个整体，如思想体系、理论体系、防御体系[3]，“话语，指的是特定的言语实践及其成果（声音、文字等），‘话语体系’指的是由言语实践的若干基本要素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言语活动整体”[4]，这一言语活动整体必须要回答“话语主体（谁立言）—话语内容（立何言）—话语对象（对谁言）—话语传播（怎么言）”的根本问题，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即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传播四个核心要素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看，“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内核，话语体系是表达，三者有机统一”[5]，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因而，构建民族教育话语体系不能剥离民族教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单独来谈，溯源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必然涉及对民族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相关内容分析，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应然和实然之路。
近年来，学界对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展开相关研究，形成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有学者直接围绕民族教育的学术话语体系[6]、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7]、民族教育特色话语[8]进行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研究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9]以及学科发展[10]中，间接提及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此外，民族教育理论的发展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如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王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滕星提出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王锡宏提出的“民族教育双重性理论”等理论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但总体而言，学界对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研究多属“附带性”研究，即有关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专门性、针对性研究尚显不足。追溯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特征，审思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助于提出适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演变进阶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阶段为明线、以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暗线、以中国民族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为关键节点，着重从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工具四个核心要素来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情况，总结出四个时期的特征。必须说明的是，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各核心要素在各个时期虽都有体现，但本文主要探讨各时期比较凸显的核心要素建设情况以反馈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建设。
（一）自主探索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萌芽初现（1949—1978年）
1949—1978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面临“政权独立”与“百废待兴”的双重现实境遇，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亟待重建，在此情况下，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没有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自主探索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主要反映在民族教育话语主体和话语内容上，民族教育话语主体以官方话语主体和学术话语为主，话语内容的官方性、权威性更强，学术性初现。
一是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地方”民族教育相关机构成立，官方话语主体性明显，“少数民族干部教育”成为该时期主要话语内容。1951年9月、1956年6月分别召开第一次、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首要任务[11]，颁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为推动“首要任务”的实现提供政策支持。此外，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1952年4月，政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各级政府根据各地少数民族人口概况和工作需要，设置了专管民族教育的行政机构或配备了专职干部[12]。各地民族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推进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同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会议的召开、官方政策的颁布表明这一时期民族教育话语主体以官方话语主体为主，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在发展、推动民族地区建设上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少数民族干部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内容。
二是民族院校相继成立，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出现。1950—1965年间，西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学院相继成立，并一共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可以说，民族院校的成立表明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初现，且在一定程度上充盈了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数量、质量。各民族院校的成立也能够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出更多能够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少数民族干部。必须注意的是，各民族院校的成立实际主要是为了贯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等政策方针，因此这一时期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虽已经出现，但学术话语内容更多是属于官方话语内容性质，从四次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的主题也可看出，如1964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强调，民族学院是培养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的学校，是革命的抗战式的政治学校。
然“文革”期间，上述由自主探索而初步构建的民族教育话语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二）建构发展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初现规模（1979—1990年）
建构发展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主要反映在民族教育话语内容、话语主体和话语传播上，学术话语主体更加具体，新的民族教育官方话语内容和学术话语内容出现，民族教育话语主要依靠纸媒传播。
一是自主探索期形成的民族教育话语体系逐渐恢复，新的民族教育官方话语内容产生。1981年2月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文革”期间民族教育的经验教训，民族教育发展得以拨乱反正，重回正轨，民族教育司、各地区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得以重建。根据民族地区发展实践需要，“造就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专业人才”成为主要任务[13]，1984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民族教育发展有法可依，民族教育发展“三个面向”、民族教育自主权等新的民族教育官方话语内容出现。
二是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具体化，学术话语内容更加丰富。一方面，以中央民族学院为代表的中央院校和地方院校成立了自己的民族教育研究机构，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也在这一时期正式成立，这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表明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更加具体。另一方面，引进国外民族教育相关理论，民族教育学术话语内容更加丰富。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如教育人类学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中首次看到民族教育研究的身影[14]，借鉴国外教育理论，对于推动我国发展民族教育学这门新兴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教育话语内容更具深度和厚度。
三是民族教育话语传播途径以期刊和专著传播为主。《中国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研究》《民族高教研究》等民族教育学术期刊正式创刊并发行，为民族教育话语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传播舞台。一些与民族教育相关的著作（孙若穷《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谢启晃《中国民族教育史纲》）问世，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为代表的科研成果的出版，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15][16][17]。民族教育话语影响力不断提升，民族教育话语通过期刊、书籍等方式得以更广范围的传播。
（三）群策发力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不断丰富（1991—2011年）
经过自主探索和建构发展阶段，民族教育话语体系逐渐建构成形。群策发力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主要反映在民族教育话语内容和话语传播上，学术话语内容不断深化，新的民族教育官方话语内容和学术话语内容出现，民族教育话语传播范围更广。
一是民族教育元研究不断加深，民族教育学术话语内容愈加丰富。20世纪90年代，民族教育发展进入独立发展阶段，我国学者开始对民族教育学开展元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与民族教育相关的论文（叶志贞、崔斌子《创建教育学科的新分支———民族教育学》，王鉴《我国民族教育现状、经验、展望》，孟立军《试论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等相继发表，景时春主编《民族教育学》，哈经雄、滕星主编《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主编《民族教育学》等著作出版，我国民族教育学术话语内容愈加充盈。
二是“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教育”官方话语内容和学术话语内容更加明确。1992年以“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为主题的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1999年以“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把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为主题的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2005年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从各会议主题上，民族团结话语的实践指向性更加明显。其间，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共同发出“坚持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发展民族教育，推动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话语信号。在这一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的官方话语也在不断彰显，从官方政策①话语中得以佐证，而学术界也展开了对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团结教育的相关研究。
三是民族教育话语走向世界，民族教育话语传播力度增强。一方面，国外学者参加我国民族教育相关会议，如1995年，我国在云南昆明首次举办少数民族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以及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专家、学者和民族教育工作者近200人[18]；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哈经雄、滕星等教授作为美、日等著名高校客座教授，讲学过程中亦在传播中国的民族教育学，发出中国民族教育声音。通过这两种方式，我国民族教育话语实现“走出去”，扩大民族教育话语传播范围。
（四）守正创新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纵深发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民族教育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和话语传播）都获得纵深发展。
一是民族教育研究阵营形成，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主体多元。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中心的中部群体、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中心包括三峡大学和湖北民族学院以及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在内的中南群体、以西南大学为中心包括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在内的西南群体、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中心包括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内的自治区域群体、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中心包括西北民族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内的西北群体的形成[19]，表明民族教育研究力量更加庞大，不同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此外，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院校逐步开设民族教育（学）专业，基本建成学士—硕士—博士三位一体的民族教育（学）学历教育体系，为民族教育研究培养大量人才，民族教育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界开展对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基础学校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民族教育学术话语内涵更加丰富。
二是民族教育内生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内容成为学术研究方向。一方面，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潜力”，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民族地区逐渐进入不仅要参与发展、更要内生发展的阶段，多元、优质、公平的高质量发展诉求成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2015年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是民族教育的首要任务等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2014年第四次、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共同传达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自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研究迅猛增加。
三是民族教育话语对象范围扩大。在民族教育话语体系自主探索期和建构发展期，大力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加之新中国建立之初，少数民族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因而这两个时期，民族教育话语对象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群策发力期，国家继续颁布一系列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如“高考降分录取政策”和“预科教育”等政策，民族教育话语对象仍然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为主。守正创新期，民族地区基本实现从追赶、跨越到内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隐含的是民族教育话语对象不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而是宏观上的中华民族群体，这也侧面说明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了建设性进展，为民族教育话语对象范围的扩大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民族教育话语对象更加多元复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20]，网民人数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扩大了民族教育话语对象的数量以及范围，但在官媒与自媒体共存的时代，民族教育媒体话语主体数字素养问题亦需重视。
四是民族教育话语传播不断加强。随着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媒体网络平台的兴起，民族教育话语传播不再仅仅局限在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传播，民族教育话语传播阵地实现线上线下双循环。这一时期民族教育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民族教育相关论文仍在不断增多、深化，如袁梅、苏德等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西方多元化教育有何启示》一文，首次使用“Minzu Education”对民族教育进行中国化的翻译[21]，对构建本土化的民族教育话语，提高中国民族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很大作用。这一时期亦是亟需回答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如何构建的特殊时期，在继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传播的同时务必思考自身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困境反思
通过对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展开历史追溯，发现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个时期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建设各有侧重，最终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但在对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溯源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民族教育话语主体间合作欠缺，话语表达缺乏主体性
民族教育话语主体具有多元性而非单一性，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回溯民族教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过程中，民族教育话语主体也存在一些问题并亟待解决。
民族教育研究机构、学者间的跨合作交流不强。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中部群体、中南群体、西南群体、西北群体等多个民族教育研究阵营，这些不同地域的研究阵营在民族教育研究中贡献了群体力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在“群体”力量达成的前提下，亦需“共同体”的力量。但当前我国民族教育话语主体间的群体协同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学者运用Cite Space对CSSCI数据库中1998年至2016年我国民族教育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各研究机构的合作单位多是与该研究机构相邻或相近的单位，如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合作过的研究机构主要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临沂师范学院等，各“群体”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少，整体网络的合作密度偏低[22]。且从具体的民族教育层次类型教育研究上看，也反映出民族教育研究机构跨机构合作程度低[23][24]。
民族教育话语主体的主体性不足。民族教育话语主体的主体性指的是话语主体在研究、传播民族教育时应具有表述“中国特色”的自觉，但有学者指出，“当试图用英语表达‘民族’这一概念时，无论采用何种概念或立场，都只是将一种西方模式转换为另一种模式，而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界定和表达‘中国特色’”[25]。主体性不足也反映在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学领域在借鉴、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还未形成更多自己的民族教育学理论。
（二）民族教育学知识体系难构建，话语内容缺乏创新性
民族教育学知识体系包括民族教育学的“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内容的根源地在于民族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中，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即有什么样的话语内容，新时代背景下，民族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构建仍然存在问题、壁垒。学界将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统称为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三大体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学科体系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只有建设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有依托和根基。学术体系决定着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话语体系是表达形式和思想元素，体现着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规范性、严谨性”[5]。但目前我国尚未建成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科地位“孱弱”[26]，民族教育科研发展也存在诸如学术规范性和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科研力量还缺乏有效整合等一系列问题[27]，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族教育话语内容受到影响。
民族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并未建成，话语内容缺乏原创性。民族教育话语内容的原创性要求民族教育学应避免像教育学那样有时继续扮演西方概念、理论“搬运工”的角色[28]。溯源我国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发展历程可知，我国民族教育学起点低、底子薄，依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1]的问题，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并未建成相关，在此情况下，民族教育话语内容原创性削弱，标识性的民族教育学话语内容难以形成，最终导致民族教育学的中国表达难以走出去。
（三）民族教育话语传播境地难扭转，话语传播缺乏融通度
数字化时代赋能我国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打破时空限制，传播范围变得更广，从形式上来看，民族教育话语传播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实质上，民族教育话语传播依然处于“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境地。
民族教育话语传播环境不利。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展示窗口，好的学术期刊通过自己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29]。此外，与民族教育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论坛等是民族教育话语内容得以推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些载体是民族教育话语的主要发声渠道。但当前我国国内中文期刊等学术平台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度有限且被大多数国家视为权威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美国把着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评判标准和发展方向，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歧视[30]，且发端于英美文化、以收录英语期刊为主的索引数据库SSCI和A&HCI，并不适合作为评价非英语国家的人文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31]。民族教育学作为人文学科之一，此等情况下的国内外学术平台环境并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的传播。
民族教育话语传播融通度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不能很好地应对话语对象国际化、多元化的转变，话语表达的适时转化性不强。话语方式有国内、国际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和说话方式[32]，话语方式的不同实则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国际传播中，受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因素差异的影响，加之话语文本跨文化传播过程所带来信息传递的‘文化折扣’问题，传递性传播的效果一直不佳”[33]，加上我国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以及良好外语水平的高层次外向型人才储备不足[34]，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民族教育话语内容不能很好地转换为国际话语对象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民族教育话语传播表达方式融通度不高，最终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传播影响力受限。
此外，话语对象，包括国际话语对象和国内话语对象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不容忽视，还需谨慎处理好话语对象差异与话语类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发展路向
自觉指的是“人们的自我意识高度成熟，能够对自己的存在、各种责任担当、处置各种关系和问题的能力状况，以及对自己精神成熟度的高度认同的状况”[35]。自觉的民族教育话语主体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中不仅能够更加主动地认识“自我”，更能够正确地认识“他者”，民族教育话语体系要在理性认清自身存在的现实困境基础上，从民族教育话语主体自觉、理论自觉和传播方法自觉等方面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路径。
（一）凝聚民族教育话语多元主体力量，增强民族教育话语主体自觉
“话语体系的主体是人，话语体系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人创造的”[36]，民族教育话语主体要具备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自觉，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构建者，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凝聚多元民族教育话语主体力量，能够扩大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能量场。
一方面，民族教育话语主体间通力合作，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民族教育学术共同体。话语主体的人是群体性的[37]，而非个体性，“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38]。民族教育话语主体要善于打破群体间的界限，积极加强与中部群体、中南群体、西南群体、西北群体民族教育研究机构间、学者间的合作交流，完成话语主体从个体认同、区内认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转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深话民族教育话语体系建设，逐步实现民族教育话语从个体自觉到群体自觉的转型。当然，民族教育学术共同体允许各群体的话语主体在微观研究方向上有所侧重，在民族教育研究的百花齐放中丰富民族教育话语内容，追求的是宏观意义上的“共同”。各话语主体在保证研究有所侧重的同时，要善于在竞争、发展中主动与兄弟院校交流协作，共同构建民族教育话语学术共同体。此外，学术共同体不仅要具有本土化的特征，更需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国际化是指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阐述自己的学术理念；本土化是指任何学术理念必然要从国家发展的实际出发，要能解释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39]。不可简单地将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窄化为中国化、本土化，而是其“根”在中国，面向全人类、面向世界、具有国际视野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强化民族教育话语主体文化自觉，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话语。“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文化自觉具有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和处理好与其他文化关系的双重使命[40]。“文化自觉的主体是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而不是文化本体”[41]，民族教育话语主体是文化自觉的主体，民族教育话语主体的文化自觉是指话语主体不仅要了解自身民族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更要清楚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在进行文化交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话语主体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具备文化自觉的民族教育话语主体不易在借鉴他者文化和发扬自身文化的过程中迷失方向，更能摆脱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学徒状态”，逐渐实现本己的“自律性”要求[42]，形成具有本土性的民族教育话语内容。民族教育话语主体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要主动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在开展民族教育研究中牢记文化自觉的使命，在学习西方文化和借鉴西方理论中善于进行学术反思，敢于批判，贯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交往意识，围绕费孝通构建和丰富文化自觉说的三种策略“时代问题导向、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本土知识的提炼”[43]，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出具有原创性、民族性的民族教育理论话语，通过自己的话语声音解释中国现实问题。
（二）积极构建民族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强民族教育话语理论自觉
话语体系是“三大体系”中的一部分，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核[44]，理论自觉是指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不仅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还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45]。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的形成需要在自主的知识体系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养料。
一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主动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标识性概念。自主的知识是创新的结果，创新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的创新[46]，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创新不是对中华历史的盲目复刻，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盲目排斥，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探索，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民族教育学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民族教育学资源。在此过程中，更易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概念、内容，更能够回答好民族教育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进而打造易于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创设与西方民族教育话语对话机会，提高中国民族教育话语内容吸引力和影响力。
二是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中国作为方法的民族教育学研究理路。问题意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即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以新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问题”为导向[38]，回应的是以中国为关照的现实需求，基于中国问题提出的民族教育学自主知识更能够彰显中国实践、中国经验。“阐释中国”是以中国为“对象”，蕴含的是他者视角，“中国阐释”是以中国作为方法，秉持的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态度，从作为“对象”的中国，发展到作为“方法”的中国，实则呼唤的是建构一种对话主义的文化立场[47]，亦是民族教育话语理论自觉的表现之一。具备“问题意识”的研究思维和“反思性”的理论自觉的民族教育话语主体更能够主动承担理论创新责任，成为民族教育理论创新者，而不是成为西方民族教育理论的掮客，继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三是加强民族教育学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构建融通中外的民族教育话语。新时代，中国民族教育学要走向国际舞台，要在老一辈民族教育学前辈的指引下不断前行，更要与时俱进，以培养“‘全球化视野、眼光与思维’、拥有‘跨文化学术能力’‘全球学术胜任力’和‘中国学术成果表述力’”的青年人才学者为核心目标[48]，为民族教育学储备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通过人才桥梁构建、融通中外的民族教育话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文化内涵、易于世界接受的学术思维表述的中国民族教育话语内容，推动民族教育研究更具深度和厚度，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在国际上的话语音色辨识度以及话语音量。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不是排斥西方，而强调的是在与西方文化、西方理论交流中学会反思自我与他者，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三）转换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式，提升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法自觉
话语传播是话语体系形成的最终环节，话语传播的过程蕴含着一定价值观的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话语传播的目的不是在于创造类似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形成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的是话语交流的平等对话，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进行民族教育话语宣介和推广的过程中，要转变传统的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式，提升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法自觉。
一是改变传统的话语信息输出方式，形成主体间性的话语思维。传统的话语信息输出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单向度传播方式，这样的话语传播在短期内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话语传播的实际效果不强。在进行民族教育话语传播的过程中，应主动运用“主体间性”的话语传播方式，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通过与他人平等对话最终获得一致性共识[49]。就国际话语对象而言，“主体间性”的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式利于在对话交流中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共同价值”，在此过程中，更利于讲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就国内话语对象而言，“主体间性”的民族教育话语传播方式不是简单的民族教育话语内容的信息传递，而是更能够引发话语对象进行民族教育话语表达的一种交流方式和宣传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结合的话语传播方式。
二是调整信息传递模式为深度阐释模式，增强民族教育话语传播影响力。民族教育话语传播不仅要讲好民族教育故事，更要深度阐释清楚中国民族教育故事背后的教育原理。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传播的主要载体，自身负有发表和传播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民族教育学原创性理论成果之责。学术期刊设置的议题应该是经过调查研究，具有实证性的，而非是单纯追求热点式的，在议题设置上学术期刊可团结上述提及的民族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坚持对民族教育话语传播的深度阐释，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站在世界的高度，把和人类共同命运相关联的议题同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为世界贡献中国思想、理论与方案”[50]，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术话语，增强中国民族教育学术走出去的底气和民族教育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当然，更要积极争取参与民族教育国际学术活动及其规则制定的机会，活跃于世界民族教育国际会议舞台，还要鼓励和培育民族教育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到国外知名高校讲学，中国的民族教育故事通过中国民族教育学者传播，其信服力、传播力更强。“如果一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可能不得不有所改变。”[51]参与国际学术活动规则制定，能够为中国民族教育话语传播赢得更多机会。
三是善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话语传播途径，加强对话语对象的监督引导。在人人都可以快速下载、注册，成为民族教育话语传播主体的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存，民族教育话语传播由中心化、垂直化传播转变为扁平化传播，民族教育话语传播在继续发挥传统媒体传播作用的同时，应重视新媒体的力量，构筑话语传播的全媒体矩阵。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百花齐放的话语传播时代，民族教育话语的“两级传播”过程逐渐发生变化，已经形成“大众传播—一般受众”的线性传播方式，话语对象的社会舆论作用越发强大。面对不同类型的话语对象，需持续加强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话语传播素养培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传播立场，处理好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加强对话语对象的舆论监督和引导，重点在于提高民族教育话语对象在民族教育话语传播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注释：
①《关于全国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1999年2月13日）、《关于在大中小学进一步大力推进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通知》（2004年6月14日）、《关于在中小学切实抓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通知》（2008年3月4日）、《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2008年11月26日）、《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关于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的通知》（2009年8月20日）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2]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2019(05)：4-22+204.
[3]新编现代汉语词典[K].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1240.
[4]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谢立中社科评论|探究“三大体系”概念的本质意涵[EB/OL].(2020-12-24)[2023-10-21].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0681.shtml.
[5]王炳林.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30(1)：12-18+157.
[6]田养邑.逻辑与格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体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9)：214-220.
[7]孟立军.关于建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5)：5-13.
[8]蓝洁.民族教育特色：话语的视角[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67-171+188.
[9]许丽英，王晴阳.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建构[J].民族教育研究，2023，34(1)：47-54.
[10]苏德，国建文，袁梅.嬗变与进阶：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审思[J].教育研究，2020，41(4)：107-114.
[11]王世忠，王明露.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三重逻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10)：80-88.
[12]马依沙，刘文璞.对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回顾[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2)：97-101+81.
[13]许丽英，王晴阳.建党百年来少数民族干部教育的历程经验与趋向[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2)：13-18.
[14]刘国华，于海洪.论中国民族教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2)：156-159.
[15]滕星.中国民族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J].民族教育研究，1999(1)：22-27.
[16]王鉴.关于民族教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4-18.
[17]常永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研究：历史、成就与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01)：37-42.
[18]余人.我国首次举办少数民族教育国际学术讨会[J].中国民族教育，1995(06)：59.
[19]谭志松.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开创者——哈经雄教授对创建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贡献[J].民族教育研究，2016，27(6)：17-22.
[2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32(5)：13.
[21]Yuan M, Sude, Wang T, Zhang W, Chen N, Simpson A, Dervin F.Chinese Minzu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an Inspiration for“Western”Diversity Education[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2020, 68(4)：461-486.
[22]饶武元，刘浩，余正台.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7，28(4)：5-15.
[23]金亚男，何彬，王梅源.基于Cite Space的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研究可视化分析[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2(5)：14-17.
[24]史大胜，王燕，张萌萌.我国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基于Cite 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2)：88-95.
[25]Zhang, X. The Paradig Maticcrises in China’s Minzustudies:Refl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oment[J].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2017(7).
[26]吴晓蓉，胡甜.我国民族教育学发展审思与体系建构[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04)：30-38.
[27]沈沫，陈立鹏.加强民族教育科研的思考与建议[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19-122+191.
[28]冯建军.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三大体系”——基于改革开放后教育学发展的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1(9)：210-222.
[29]王雅林，巨慧慧.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要义与条件——访著名学者王雅林教授[J].学术交流，2016(8)：5-8.
[30]袁梅，原子茜.讲好中国故事——高等教育推动国际传播的时代使命[J].教育研究，2023，44(6)：95-104.
[31]冯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哲学动态，2019(9)：12-16.
[32]韩庆祥.中国话语体系的八个层次[J].社会科学战线，2015(3)：1.
[33]李智.自主构建和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J].人民论坛，2023(18)：103-106.
[34]张东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文化软实力，2016，1(2)：5-9.
[35]邱柏生.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12(1)：14-19.
[36]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27-36+155-156.
[37]韩震.论话语的内涵、实质及功能[J].哲学研究，2018(12)：117-122.
[38]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0(5)：5-17.
[39]赵超，王慧.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基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6)：132-141.
[40]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2003(7)：5-9.
[41]邱柏生.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12(1)：14-19.
[42]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1(2)：5-13+4+220.
[43]海路，熊冰.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缘起、比较与发展路径——兼论文化自觉说对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话语体系的启示[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1)：41-48.
[44]冯建军.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体系建设成效[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3)：1-14.
[45]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9(5)：1-7.
[46]陈洪捷，侯怀银，余清臣，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笔会)[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3)：15-39.
[47]吴攸.中国作为“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4)：77-87.
[48]李政涛，文娟.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贡献与国际认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16(3)：62-72+188.
[49]杨生平.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45-51.
[50]李晶，李天鸣，刘天星.学术期刊支撑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设的作用与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22(4)：52-57.
[51]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8.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Ethnic Educ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urse, Dilemma and Direction
Xu Li-ying Wu Qian-lia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ese ethnic education well and spreading the good voice of Chinese ethnic educ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ethnic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period of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the period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eriod of group policy promotion, to the period of upholding correctness and innovation.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ethnic education, namely the discourse subject, discourse content, discourse object, and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still faces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subjectivity in discourse expression, lack of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content,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in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ethnic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needs some measures as follows:(1)Consolidate the diverse forces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 subjects;(2)Actively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ethnic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awareness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3)Transform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enhance the self-awareness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method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thnic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柯艳萍）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