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两个结合”都是新时代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而“两个结合”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必由之路。主要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范例。因此，坚持“两个结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性科学实践，在新时代必须领会创新“两个结合”来拓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华民族；新时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两个结合”同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夯实民族复兴之路思想基础的关键，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长久之策。习近平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1]这不仅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党推进“两个结合”的突破性进展，而且进一步指明了“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度和深度更加凸显“两个结合”的创新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两个结合”创新作用于民族工作的有力体现，“两个结合”创造性地揭示了百年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要求、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映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建立在“两个结合”揭示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
（一）中国不分民族和部族的民族定义理论取得了民族研究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运用“第一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发
不论哪一种民族理论，关于民族的定义必然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中国提出不分民族和部族的民族定义，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全局，根植中华文化沃壤，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真理上进行求真务实的理论思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不断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一定义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的挖掘和创新，用原创性的民族定义理论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让蕴藏其中的“四个与共”等优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鲜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的发展现状相适应。
事实上，我们党并非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映“第一个结合”基本特征的民族定义理论，而是在学习、运用苏联民族定义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的全局性总结性思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多国民族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程的深刻观察，揭示了民族形成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成功探索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范本，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直接效仿的对象。1913年1月，在列宁的指导下，斯大林提出，“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2]，并进一步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2]。可见，斯大林把民族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但是，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历程和欧洲国家截然不同，如果教条地运用苏联的民族定义理论，无疑会让中国盲目套用他国理论，以强化民族差别而弱化民族平等，中华民族自然也会成为所谓的“部族”。
因此，不能只谈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真理和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还必须考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这是我们党在不断深化认识规律的基础之上探讨民族相关界说的历史洞彻。毛泽东指出：“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3]虽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一度教条式地运用他国经验，但我们党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真理固然在俄国的具体实践中得以检验和确立，而俄国成功实践的关键在于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能够实现和各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大优势，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方法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无差别的侵略与凌辱。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现实需要，置身于中国的实践场域阐释了民族的定义理论。毛泽东在“第一个结合”中认识和把握民族定义理论，在中华民族各成员彼此平等和团结的基础上，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3]的表述方式，并在1953年提出“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4]，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区分民族和部族的理论[5]。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理论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赋予了各族人民真正平等的地位，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我们党的民族定义理论不是盲从既有界说的本本主义，而是客观分析中华民族演变机理的真实结果，是对照检视中华民族同国外民族不同发展历程的理论剖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扎根中华大地的创新思辨。这一原创性理论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好诠释，不仅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了民族平等的真谛，而且进一步挖掘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直过民族”的历史性跨越翻开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崭新一页，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运用“第一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实现各族人民持久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维持社会进步的总趋势。社会形态更替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实践中，始终坚持“第一个结合”，掀开了部分民族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性一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龙族、怒族等云南部分民族直接跨越了一个甚至多个社会形态，成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帮助下，“直过民族”不断增强自我发展、长久发展能力，实现了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充分彰显，而且是深刻领悟“第一个结合”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社会形态的更替是有序的历史跃升，但通过对俄国社会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俄国存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6]，但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7]。显然，社会形态可以实现跨越式更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列宁结合俄国具体实际突破性地提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8]但是，列宁的原初视界并非我们党实现全国性社会形态科学更替的务实之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云南省有些县的少数民族群众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的融合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团结、生产、进步”的“直接过渡”方针，使其顺利过渡至社会主义社会[9]。“直过民族”及聚居区的历史性转变，突破了列宁对社会形态跨越过渡的构想的先决条件，独立自主地在中国实现了部分少数民族所处社会形态的多重跨越，真正为各族人民带来了平等发展的权利，实现了共同繁荣，是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画卷。
70多年来，“直过区”由贫困落后地区转变为基础设施完善、生态保护和经济开发协同共进的现代化民族团结示范区，“直过民族”成为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窗口，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成为身体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堡垒。“直过民族”和“直过区”社会地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深刻变化，是我们党创新运用“第一个结合”实现直过民族社会形态更替、实现全面小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摒弃了苏联联邦制的教条束缚，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运用“第一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表达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处理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之一，也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观点相契合，而且深度结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实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建立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之上的制度创新，是长期稳定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随着为适应俄国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需要，他暂时放弃了这一主张，创造性地提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8]。苏联的成立和迅速壮大有力地证明了列宁关于联邦制这一过渡式设想的前瞻性和正确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但是，苏联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背离了“结合”的正确立场，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斯大林片面地将民族是否拥有发达的文化与能否获得体现民族平等的区域自治地位相等同[2]。斯大林区别对待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武断地认定部分民族不具备自治的现实条件，事实上是剥夺了部分民族享有民族平等的基本权利，致使苏联在联邦制中酝酿着分裂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经历了直接照搬俄国经验的历史阶段。受列宁联邦制构想的影响，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0]的口号。特别是1931年11月提出建立包括“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11]等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苏维埃联邦”[11]。显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未能进行“第一个结合”，“联邦制”的口号时刻展现出强烈的苏联道路色彩。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我们党真正开始将“第一个结合”贯穿民族工作的全过程，逐渐摆脱了苏联民族工作的教条经验。1941年5月，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2]。自此开始，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在民族地区实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坚守了民族平等的基本立场。民族区域自治70多年的成功实践表明，我们党真正从制度上建立了民族平等的保障机制，切实用“第一个结合”建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钢铁长城。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范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朝着认同度更高的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扎实凝聚，得益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增强。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扎根中华大地并不断发展，本质上就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的过程。作为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长久以来都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解决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问题，必须依托中华文化；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属优秀文化，二者相结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五个认同”等观念成为根植于各族群众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运用“第二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用情抒写
自然基因决定了生物的基本性状，文化基因决定了民族的精神底色。文化基因是具体而实践的，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推进，各民族日益频繁的跨区域流动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重要社会现象[13]，也是熔铸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实践基础。社会观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依存于社会存在的逻辑映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新时代的社会观念是新时代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主观反映，是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价值内核，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基因的独特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民族工作的客观实际，在全面深入调研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党的民族工作。对此，习近平原创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提出了“五个认同”。树立正确的“五观”，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理念，增强“三个”意识，增进“五个认同”。事实上，这些论断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真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正是在其浸润下，各族群众觉醒了超越本民族利益的公共意识[14]，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基因。
“五个认同”等论断聚焦各族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大局，实质上构成了中华民族新时代共同体观念的现代性语境，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华文化基因体系。因此，只有契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社会观念，才能被各族群众广泛接受，才能深度嵌入各族群众骨髓之中。“五个认同”并非不切合实际的“硬灌输”，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软联通”。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由弱到强成功密码的关键在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这“四个选择”的强力支撑归根到底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靠正确把握客观规律，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可以说，“五个认同”是根植于各族群众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积淀着我们党领导各族群众扭转民族危局、谋求复兴的丰富文化内涵，承载着我们党创新运用“第二个结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历史职责，成为联通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因素。
（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联结各族群众血脉经络的精神纽带，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运用“第二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探寻
中华民族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一个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源于拥有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开创的中华民族共同历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根据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进行的科学定位，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的现代特性。“精忠报国”“崇德向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56个民族共同凝结，不仅是各民族共同认可、遵守的传统思想理念[15]，而且在“第二个结合”中成为指引各族群众参与民族复兴征程的共同行为规范。因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是各民族文化的聚合汇总，而是体现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共同文化[16]。它的构筑，不仅旨在维护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而且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纽带的与时俱进性和优越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韧的精神动力以排难克阻。应对世纪变局，必须保持自信的战略定力以谋局定策。我国软实力的竞争力提升归根到底需要激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纽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证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引发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党科学研判国际格局走势、统摄民族复兴大局的主动应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着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认同，构建了共同体样态的心灵归属。诚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已充分证明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指导性和时代性。二者相结合构筑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更能彰显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取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根基构筑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紧密联结的血脉经络。正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断构筑中，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纽带才得以凝结。因此，坚持“第二个结合”理应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方向指引。
（三）确保任何民族都不缺席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运用“第二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劲动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封闭孤立的单向实践，而是物质和精神相互联动的立体式推进体系。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物质家园，与构筑精神家园相互呼应，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不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是覆盖各族人民的物质财富积累，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独有标志，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汇聚起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不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东商西拓”，都是各地区优势互补、长期协作的共同富裕之路。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7]任何民族都不缺席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契合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弘扬了中华民族风雨同舟等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物质动力，是我们党坚持“第二个结合”探寻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现实范畴。虽然在不同的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因共同开拓的数千年辉煌文明而相互依存，也因共同选择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而空前凝聚，更因民族复兴目标不断接近实现而持续团结。我们党创新运用“第二个结合”，将中华民族的灿烂前景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紧密联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新气象紧密联结，激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活力。
三、新时代以“两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在世纪变局背景之下，民族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适应世纪变局的现实需要。作为新时代标志性的原创性理论和实践成果，领会创新“两个结合”不仅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向度，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
（一）以“两个结合”为指引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怎样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靠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走向科学完备的基本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具体且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而来。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铸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扭转民族危亡、重立世界潮头的奋斗历程中和在“两个结合”的实践历程中得以确立的。可以说，“两个结合”的百年实践史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源头活水，系统回答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难以分割的共同体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在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必须紧密围绕“两个结合”，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文本，精准反映时代要求，始终保持中华文化本色，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从理论体系发展历程来看，理论的发展程度都由实践的具体进度来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一个不断适应民族工作新变化、新进展、新阶段的实践过程。以“两个结合”为指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一要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如阐释清楚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等之间的关系，“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二要推进中华民族通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的编纂工作，“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1]，为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
（二）以“两个结合”为主线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如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们党在新时代需要回答好的现实课题。诚然，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出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真正讲好、讲深、讲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并非易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各族群众自觉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践行者，真正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关系各族人民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讲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指导性，关键在于讲实中华文化，讲清党的民族工作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两个结合”能将中华民族之所以由弱到强、由散到凝、由乱到治的根本原因客观、全面、系统地展现出来，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百年图景，折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多彩光谱。因此，要以“两个结合”为主线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彰显了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表明它是对人类文明道路的原创贡献”[18]。
团结才能复兴，这是中华民族对近百年历史最直观的情感认知。“两个结合”贯通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历史和现实，不仅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成功密码，而且传承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结构基因。要依托“两个结合”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媒体要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依托影视、动漫、游戏、小红书、抖音等短视频载体，有形有感有效地讲好红军长征途中的“彝海结盟”、抗日战争中成立的回民支队、民主改革中的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脱贫攻坚中的湘西十八洞村的10年变迁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二是讲深讲透讲活《山海经》《礼记》《杜工部集》等古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以兽首金步摇、汉代织锦护臂、鎏金双人盘舞扣饰等为代表的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与认同感。
（三）以“两个结合”为立足点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古代文明，塑造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在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的感召下，各族人民形成了同心同德的民族品格。文明的发展不能因为曾经的辉煌就止步不前，兼容并蓄是中华古代文明璀璨数千年的动力所在。同样，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僵化理论体系，而是融会贯通、不断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契合了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特质。可以说，“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文明又一次兼容并蓄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画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孤立于中华文明之外的文明大道，而是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新进展。因此，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基因。中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既一脉相承又呈现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关键在于“两个结合”。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众志成城的根基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凝结各族人民人心的力量所在，“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命脉所在。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超越中华文明的片面认知，也不是中华文明重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而是在结合中激发二者的创新活力。立足“两个结合”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不动摇，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理念等挖掘出来，帮助各族同胞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增进对现代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正确处理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系，为发展现代文明注入强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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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wo Combinations”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ENG Yong-hui YANG Han-yue
Abstrac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wo Combinations” are both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of CPC in the New Era, and “Two Combinations” is the necessary path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wo points: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practical car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s(“The First Combinatio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vivid example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with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erefore, adhering to the“Two Combinations” is an innovative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innovative “Two Combinations” to broaden the practical path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The Chinese Nation; The New Era
（责任编辑：李永皇）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