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理念的具象化与操作化。本研究借助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提出构建“一体化”机制的参与者特性、权责特性、事项特性、时空特性政策要素及“主体—价值—政策”逻辑一致性要素关系。基于此，结合对5省（自治区、直辖市）43所大中小学调研，剖析“一体化”实践的主要做法及堵点。研究发现，“一体化”实践多以校长领导力为驱动，尚未形成规范的机制；构建“一体化”机制面临价值认识不一致、主体职责不匹配、课程体系衔接不足、育人情境适切性不够等制度障碍。为此提出构建“一体化”机制的建议，一是组建以受教育者成长为价值旨归、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指导的育人共同体，达成“主体—目标”共识；二是建立责权分配机制，实现“主体—政策”对等；三是以大思政观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体系，保证“目标—政策”协同系统；四是完善阶梯式实践育人机制，增强“政策—目标”成效。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机制； 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构建“一体化机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政治理念走向育人实践的制度保证，也是凝聚教育合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不断丰富，“一体化”的制度构想逐步得以表达。如2019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首次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并要求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1]，2020年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及2021年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均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对象一体化的要求。同时“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多位一体的教育平台，打造互联网新平台”[1]“要面向各族群众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2]“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3]等从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成效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一体化”要求。
具体到教育领域，学术界聚焦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展开了初步探索。一是“一体化”内涵辨析，如有学者基于系统论视角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是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阶段的贯通[4]，并基于协同论提出政府、学校、家庭和社区“共同体”育人。[5]二是“一体化”结构要素分析，如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由主体、客体和目的构成。[6]三是“一体化”策略研究，如遵循“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与优势”“讲好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强化一体包容多元的课程叙事”等原则加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建设[7]；运用“知—行—演—评”教学一体化模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社会学专业课教学结合在一起[8]。
上述研究从理论层面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形态进行讨论，但鲜有研究从政策分析视角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及执行阻滞进行剖析。为了解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构建的主要做法及遇到的制度障碍，本文对东中西部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3所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实地调研，访谈教育行政部门人员、教师、学生184人，随机发放学生调查问卷1705份。本文基于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结合调研，还原学校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堵点，探寻构建一体化机制的制度路径。
二、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政策分析框架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实践，亟须制度化设计予以保障。构建“一体化”机制就是将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各相关主体、要素、环节等通过制度加以统筹，将政治理念具体化、操作化。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为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多元主体如何就复杂要素关系达成一致政策目标提供了政策参照点，并对政策体系协调统筹提出具体方法，可成为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可供借鉴的分析思路与操作模型，以确保“一体化”机制“目标—手段—效果”的一致性。
（一）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的理论内涵
S-CAD（subjectivity-consistency， adequacy and dependency）是试图辨识和处理政策制定的“主观性”，讨论在政策规划时价值和政策的相互关系及系统性分析的作用。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的构成条件包括：（1）为了达到某种期望的状态而设计的一系列决定和行动；（2）政策跟价值挂钩；（3）政策的制定就是不同参与者建立和调解他们的“价值—政策”关系；（4）建立主观性的参照框架以决定所处理事情的相关性、重点和紧急程度；（5）分析政策的一致性、充要性和依赖性。[9]
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主线是“主体—价值—政策”的逻辑一致性，主要要素是参与者特性、权责特性、事项特性、时空特性。四个特性构成政策参照点，确定政策体系中不同主体的权责、事项序列及时空情境的适应，实现政策制定方向性、可行性、目标性、适应性的统一。
第一，参与者特性表征政策制定的主体及主体间关系，回答“谁的价值被决策关注”，是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政策制定中对“权利”观点或“需要”观点的选择远非客观，而是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和主观的[9]。第二，权责特性界定不同主体的职能边界与能力范围，回答“谁应该干些什么”，是政策制定的主体问题。角色和职能决定了个人参与的性质和程度，并确立观察事项的观点。[9]第三，事项特性梳理现有事实的轻重缓急，回答“怎么完成政策任务”，是政策效果的重要保障。根据参与者如何看待这些事项，以及如何把他的价值和事项联系，每个价值的轻重会因而变化。[9]这就使价值具有事项特性。第四，时空特性规定当时当地情境下的路径，回答“怎样的政策更加适配”，是保持政策活力的要件。政策制定应将主体、权责、事项放在情境中判断，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谋划。
（二）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下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政策要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包括“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两个方面[10]。具体到学校层面，一是场域一体化，学校内部教学、生活、管理等协同以及家校社协同。二是学段一体化，各级各类学校育人的衔接性。三是教育载体一体化，课程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活动、网络宣传等有机结合。上述“一体化”的功能在于促进“以德为先”育人的协调性、连续性、综合性。
结构决定功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有形、有感、有效”，需要健全的组织制度结构，即一体化机制。一体化机制是围绕学校如何内部协调、外部协作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而设定的价值理念统一、政策目标一致、政策措施相互支撑的制度体系。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对政策参照点的具象化及对政策体系逻辑一致性的阐释，为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提出了方法论。一是提供了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实践制度障碍的分析框架，可用于诊断“为什么一体化机制受阻”。二是提供了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操作模型，可回答“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有哪些要件、要件关系如何、制度安排如何协调”。
在S-CAD主观性政策框架下，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应遵循“主体—价值—政策”逻辑一致性，将参与者特性、权责特性、事项特性、时空特性共置于一体化机制，并在多要素匹配过程中实现凝聚共识、权责一致、措施协调、精准适配等功能。
第一，参与者特性，即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主体价值理念的一致性。在政府、大中小学校（全员教师）、家长、社会（社区、其他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多元主体中，任一主体出现价值分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会出现政策供给缺位或政策执行阻滞。第二，权责特性，即多层级主体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政策决策时各司其职的权责对等性与协作性。政府由其掌握行政权力的特性，具备发布政令、资源调控、业务指导等职责，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纵向衔接、横向协作、内部整合的高位制度拉动具有强制性。政府统筹缺位或权责错配，即会出现学校等主体各自为政或力不从心。第三，事项特性，即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任务、多场域的有序性与衔接性。构建一体化机制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众多育人任务中被置于重要且紧急象限持续推进，对多场域、多任务、多形式育人目标轻重缓急进行排序。第四，时空特性，即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情境下的适切性与灵活性。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对象身心特点差异显著，一体化机制并不是僵化的“齐步走”，而是设置鼓励多样性探索的规则，为个性化教育设计提供依据。
三、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制度障碍
实践先于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多以同学段校际合作、跨学段学校协作、家校社多主体协同等方式进行尝试。如S省Q中学倡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结对联盟”，通过“书信结对”等活动促进联盟校学生交流；J省T小学与本市艺术类高职院校结成共育伙伴，学生一起绘制中华文化墙画展示中华传统古诗词魅力；Y省M大学及其附中与所辖Y社区签订《党建共建协议》，学生为社区制作民族团结进步故事音视频，社区居民和学生一起开展志愿服务。同时，“一体化”实践出现不平衡性。以上“一体化”示范案例均发生在办学基础好、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优的学校，学校多位于民族地区或校名冠以“民族”字眼，基础薄弱校面临马太效应的困难。可见，典型经验表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实践以“天时地利人和”的资源优势为驱动，尚未形成完整、规范的机制，由此制约典型经验在更大范围复制。政策理念偏差、权责平衡性不够、政策措施系统性及灵活性不足等制度障碍，导致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构建“不想做”“不能做”“不会做”并存。
（一）参与者特性：多主体价值认识不完全一致
对于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构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出现教育管理者“协同联动”要求与教师、家长“现实绩效”需求论的张力，存在多主体的政策理念分歧。
教育部提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中小学德育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紧密融合”[11]的一体化要求，从增强育人实效性的角度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抓手。
从学校工作层面来看，各级各类学校属性、发展目标、运转机制、考评体系、发展情况不同，学校多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重视程度受到政绩追求的影响，出现不平衡性。如高中阶段受升学率影响，非考试科目的重视程度普遍偏低，“在以学生成绩评教师的体制下，一线教师最关心学生成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是完成规定动作”（T-S-H123）①高校教师固守自身学科与专业方向，以学术考核为主，部分专任教师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自身无关，个别思政课教师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在历史课中讲”（T-B-U155）。
从家长教育理念来看，家长高度重视学业成绩。70%以上的学生选择“很少/几乎不与父母谈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有大学生表示“父母最关心高考，对升学没有帮助的活动，父母不会主动张罗”（S-B-U38）。
（二）权责特性：政府职能发挥不充分、多主体协同偏弱
由“一体化”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学校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且依靠学校的主观能动性向内发力。一方面，统筹本校内部教学、管理等环节，60%以上的学生选择“通过学校相关课程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发挥校长领导力、资源调动力等优势在教育系统内部拓展，结成育人联盟，向外发力不足，社会组织参与较少。学校成为“一体化”的主导暴露出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责任不到位的问题。学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层组织，其优势在于系统化、专业化组织教育教学，劣势在于协调统筹、调动资源，这就造成以学校为主构建“一体化”机制向外发力不足。
反观实践，政府职能部门在“一体化”机制构建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充分，通过制度手段高位拉动不足。构建“一体化”机制尚需进一步破解当前纵向贯通、横向联合的体制机制制约，如中小学办学自主权偏弱，中小学校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参与课程开发、教育教学活动设计由于涉及经费、人员、资源等多方面调动，出现保障性支持偏弱而约束性管理偏多的问题，导致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优势发挥受到影响。囿于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各自的绩效目标，各主体多按照各自职责要求与运转机制开展工作，信息壁垒、制度壁垒尚未破除，资源共建、共享、统筹配置不够畅通。
（三）事项特性：课程体系断层
目前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思政课程、学科渗透、专题课程、实践活动等方式开展，但受制于课程设置、师资能力等因素，课程、实践活动等载体一体化仍不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为宣传活动的优先项，课程体系建设的次优项。课程内容体系上下不贯通、左右不融通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思政课程、学科课程若即若离，置于教学自选项。
第一，贯通路径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思政课课程体系大中小一体化尚缺制度设计。思政课自成体系，缺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概念理论的系统呈现。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高校“两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8门必修课均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息息相关，但多以零碎、分散的知识点与政策要求呈现，尚未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系统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完整性不足；其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科学的事实规律与宏大的理论体系所蕴含着的价值被淹没，重要的学术价值与育人价值被窄化为简单的思想灌输。
第二，融合路径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学科—思政”一体化缺乏制度基础。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的2017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18个学科均体现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民族团结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素材丰富。但分科教学课程体系下，学科教材按学科逻辑组织学习内容、设定学习目标、安排课时，并分科考核。因此，教师以完成本学科学习目标为主，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以本学科教材为线索，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关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学科课程处于可结合、难结合的状态。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学科门类繁多、分化细致、专业程度高，部分专业课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合易被忽视。9.6%的学生认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一般或没有效果，有大学生表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要体现在重要节日等主题活动，与平时的教育教学、科研活动结合较少”（S-Y-U40）。
（四）时空特性：各学段育人情境设置与育人方式阶梯性不够
各学段以学生为主体的党团队活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主渠道。目前依托党团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组织形式单一，内容同质，且与学生特定的年龄段契合度不够，共青团员、党员的活动组织广度深度不足。如征文活动、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成为大中小学党团队主题活动最常见的方式，各学段选择率均达到70%以上。而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上述方式的参与积极性依次为82%、78%、45%、38%，“与中小学生踊跃报名相比，大学生参加活动的方式则为院系推荐或指定，学生多认为是硬性要求”（T-B-U169）。
可见，各学段在不同时空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活动出现千篇一律、精准度不足、特征不够鲜明等问题，折射出各学段对不同时空育人情境的实践活动缺乏协同设计机制，党团队阶梯性、层次性育人机制不足。由于协同机制缺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在不同时空中以单一情境、单一方式反复出现，与教育对象的认知发展不匹配，影响教育对象的体验感与收获感。
四、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政策框架与实践路径
解决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不想做”“不能做”“不会做”的问题，构建一体化机制是关键，需建立符合“主体—目标—政策”逻辑一致性的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详见图1），确保主体与目标（参与者特性）、主体与政策（权责特性）、目标与政策（事项特征）、政策与效果（时空特性）相一致，真正促进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主体、多载体、多资源、多形式协调有序，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推进。
图1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
（一）“主体—目标”链：组建以受教育者成长为价值旨归、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指导的育人共同体
构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需率先满足参与者特性要求，即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家长、社会组织等参与主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系统性、协同性、综合性达成共识，以受教育者成长为价值旨归、坚持“三全”育人理念，形成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共同政策意愿与行动。价值理念构成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点。只有当人类对改变一些问题情势的愿望做出判断时，政策问题才是可能的。[12]
从受教育者成长出发，基于全员“滴灌式”、全过程“进阶式”、全方位“综合式”育人理念，达成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的共识，可在最大限度上以制度规范取代“自发式”学校联盟，改变“口号式”“应付式”政策执行方式。
组建以受教者成长为价值旨归、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指导的育人共同体首先凝聚育人者的教育责任共识。思政教育是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13]与智育同向而行。育人者应变短视的现实绩效观为德育为先的全员育人观，全员担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责任，变置身事外、互相推诿为主动作为、积极协作。
其次凝聚育人者育人方式改革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体成员在多元族群交融生活实践中自觉生成的共识性价值与共鸣性情感，是客观实体在人脑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和认同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14]因此，“一体化”机制是对“三全”育人理念的制度转化，是育人方式改革的具体行动，即以受教育者视角，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符合受教育者思想成长规律的交错式学习空间，统筹教学逻辑、生活逻辑与交往逻辑，拉近教材、课堂、活动、生活与受教育者的心理距离。
（二）“主体—政策”链：建立育人共同体责权分配机制
根据权责特性，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家长、社会相关组织等主体共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共同体中，应遵循权责一致原则与协作互助原则，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在其相匹配的能力水平下协同行事。建立育人共同体责权分配机制即“主体—政策”链的匹配，实现“不同主体做能做的事”，明晰各自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机制中的权责。
第一，政府成为育人共同体的推动者，充分发挥顶层设计、资源调配、公共服务、授权赋能等关键主体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度供给，建立跨主体、跨学段、跨区域协同机制。整合“高校、研究机构、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实现“组织管理、人才培养、团队建设、资源配置、成果分享”五个协同。[15]另一方面适当放权，赋予中小学校自主权，以高校为桥梁，吸引社会组织参与，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大中小学纵向协作机制的执行力与创新力。
第二，政府职能部门构建协同工作机制。统一规划和协调设计教育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等方面，是促进大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一体化的整体效益所关注的重要事项。[16]教育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民委等管理部门统筹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教材编写、教育资源开发、电子数据平台建设、人才支持、经费保障等全局性工作，避免政出多门、多头领导、政策打架。
第三，完善家校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育机制，以学校为纽带传导家庭育人职责，以政府为主导激发社会组织育人主动性。学校通过家委会制度、家校实践活动联动机制等方法，让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知情意行提升的常态化场域。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教育机制，[17]由地方政府统筹博物馆等社会资源，建设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奖励补贴等机制，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度。
第四，以评价机制撬动多元治理格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育人纳入党政机关、相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考评指标体系。从人财物力支持度、指导力、统筹力及资源开放度、参与投入度、社会宣传广泛度等方面各有侧重评估多主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贡献。
（三）“目标—政策”链：以大思政观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学校“五育融合”水到渠成的教育结果。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适配与其“主线”地位相一致的政策体系，即“目标—政策”链的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置于“立德树人”五育融合育人体系的优先项，抓住课程育人的关键事项，以大思政观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体系，方可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实现教育内容的系统性、连续性。
第一，在上下衔接方面，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思政课程体系，建立思政课程贯通机制。思政课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学什么”的核心渠道，应率先着力解决跨学段同题共答的问题。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化的思想体系，整合现有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体系。按照“常识—政策—理论”的认知顺序，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知识体系、提炼理论体系，并将其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理论融合在各个学段的思政课程。调整思政课程难度与深度，在不同学段对同一知识点、概念、理论采取不同话术进行阐释，达到由表及里、由现象向本质的层层深入。
第二，在左右融合方面，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学科课程、实践活动、隐性课程紧密结合，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与学科、学术与思政、教育与宣传的一体化机制。根据不同学科的特色优势，深入挖掘提炼学科知识体系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密切相关的价值性、人文性等教育元素。[18]用学科话语体系、学术逻辑解释政治概念，用教育逻辑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受教育者的知情意行提升过程。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课程思政“三位一体”同向同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课程体系，打好“大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组合拳。[19]
（四）“政策—效果”链：完善阶梯式实践育人机制
除课程体系之外，校内外实践活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创设时空多样性的最佳载体，是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的重要途径。在特定氛围中，个体通过熏陶、暗示、感召等方式，其心理特质逐渐发生转变，并且在特定情境控制下能够超水平地调动心理潜能，从而达到常规教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20]实践活动体系需把握好“时空特性”，多场景、多空间、多形态育人方式统一于阶梯式育人机制，促进“政策—效果”链的连贯。
第一，探索以内容为王的主题实践活动大中小学衔接机制。同为“中华民族一家亲”主题活动，在大中小学不同时空，演讲、朗诵、征文、班队会、党员主题活动、校外志愿服务等多种实践育人形式应体现学习任务由简单到复杂的切换、育人空间由单一到多样的拓展、社会关系再现由单元素向多元素的复杂化。如中小学阶段创设生活性场景，突出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感性认识；大学阶段创设社会场景与职业场景，“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实习就业模式，在就业、流动、社区嵌入中实现情感交融”[21]，让大学生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内涵与理论体系。由此在阶梯式的实践育人体系中同题共答，引导受教育者在丰富的场景中、多样性的社会关系中增强“五个认同”。
第二，依托党团队教育体系，深化实践育人的阶梯式机制。少先队、共青团、中国共产党三者的有序衔接是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时序链条”[22]。应充分利用好党团队思想成长阶梯式发展渠道，充分挖掘与开发党团队育人资源，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教材”[23]，通过党团队教育一体化设计深化实践育人阶梯式机制。建立少先队辅导员、共青团书记、党支部书记联席工作机制，着力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进阶发展，内容由单一到综合，活动形式由体验到思考、由旁观到参与，避免低水平同义反复，组织形式单一雷同。形成形式丰富多样、内容深度广度衔接、育人效果递增的党团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活动体系，促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感”“有效”。
注释：
①在调研中得到的访谈材料，编码方法为：开头第一个字母表示访谈对象类型，包括：S（student）表示学生，T（teacher）表示教师，A（administrator）表示教育行政部门相关人员;第二个字母表示地域，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缩写；第三个字母表示学段，其中U（university）表示大学，H（high school）表示高中，J（junior middle school）表示初中，P（Primary school）表示小学；第四个是数字表示访谈总人数中的序号。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参考文献：
[1]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10-24(1).
[2]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4-8.
[3]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2022-03-06(1).
[4]海路，王洋，张梦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的特征与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3)：10-17.
[5]海路，王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元主体协同：内涵、困境与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3)：127-136.
[6]江世鑫，徐丽曼，刘影.大中小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6)：81-84.
[7]万明钢，王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建设[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3)：26-34.
[8]张莹.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与优化策略--基于社会学“知-行-演-评”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54-166.
[9]梁鹤年.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M].丁进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9-91、35、48、41.
[10]严庆.提升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信度与效度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5-13.
[11]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N].中国教育报，2022-02-09(2).
[12]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4版)[M].谢明，伏燕，朱雪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3.
[13]邱伟光.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2017(7)：10-14.
[14]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4)：5-13.
[15]余文兵，普永贵.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践的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5)：15-23.
[16]李正军，熊坤新，张天华.大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价值意蕴与行动实践[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3(5)：18-24
[17]姜浩颖，邢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理路[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1)：10-15.
[18]张学敏，胡雪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课程：特殊价值、嵌入逻辑与实施路向[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1)：13-19.
[19]蔡倩.以大思政课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S1)：45-49.
[20]王桂林.潜在课程：一种不容忽视的教育资源[J].教育探索，2003(6)：27-29
[21]孙琳.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内涵要素、建构过程与培育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2)：115-119.
[22]华耀国.新时代中国少先队组织的根本定位[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6)：3-5.
[23]许锋华，闫领楠.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机制建构[J].民族教育研究，2024(1)：16-24.
Policy Innov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School Education on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I Fa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for solidify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education at schools is a concrete and operational manifestation of thepolitical concept of strengthen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Facilitated by the S-CAD subjective policy frame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policy elements of constructing integrated mechanism with the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haracteristics, item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lt also proposes the logical consistency element relationship of “subject-value-polic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43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5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rticle makesanalysis on the main practices and obstacles of “integration” practic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is mostly driven by principal leadership, and has not yetformed a complete and standardized mech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ere remains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uch as inconsistent value understanding, mismatched main responsibilities,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appropriateness of educational contexts and methods. Thus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building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Firstly, to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community taking the growth of the educated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three completes” educational concept as the guidance, and to achieve a consensus on “subject-goal”; Secondly,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assign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s to achieve “subject-policy” eguivalence; Thirdly, to build a curriculum system of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sure a collaborative system of “goal-policy”; Fourthly, to improve the step by step practical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goal”.
Key words: fostering as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S-CAD subjectivity policy framework
（责任编辑：海路）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