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和路径的全面、深入认识是推动民族地区开展以“要素澄清、结构适切、功能明确”为关键表征的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根本动因。当前，以支撑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坚力量——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要对象的社会语言教育在内容、方法、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需从明晰教育目的、拓展教育面向、重塑教育生态三方面改进实践，以高质量的教育成果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切民生发展的新议题。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观念；高质量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民族地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性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关涉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问题，在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再一次强调要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始终都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民族工作和教育事业三方共同关注的重点工作，近年来，民族学、教育学、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者从资源供给、硬件配备、工作机制等方面考察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实践经验，并从总体语言规划、政策体系完善、治理模式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开展此项工作的可行性策略。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分析当前推广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对开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且已经开始使用“深入推广”“深化普及”“高质量推广”等表述展示当前此项工作与过往时期的不同，但是鲜有研究从理论层面出发，并辅以实践数据系统论述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何、是何、如何”的系列问题。因此，面对当前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整体成效有待提升、民众综合性语言能力偏低、发展推拉力缺乏等现实问题，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群众发展的迫切需求，有必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下，基于系统理念的指引，分析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动因及表征，并关注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存在更为明显的发展短板和发展诉求的部分——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要对象的社会语言教育培训，从教育目的、教育主体、教育生态等教育关键要素论述推进此项工作的教育路径，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此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一、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动因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整体相对薄弱、未能满足各民族群众发展需要的现实问题，以《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为此项工作推进指明了基本方向，开创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新局面，激发了语言之力有效赋能民族地区的全面脱贫。在助力脱贫攻坚阶段，此项工作聚焦于“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的总体要求，通过开展较大规模的专项培训、职业技能与普通话推广等途径，使目标对象达到“具有使用普通话进行基本沟通交流的能力”[1]，着重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属性和工具属性。随着全国乡村振兴工作的纵深推进，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进一步要求实现目标对象在“能用会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基础上，使其语言文化素养得以提升，并有效服务于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凸显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制度属性和文化属性。总体而言，当前的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相较前一时期产生了由“以面为主”转向“点面结合”、“以用为主”转向“素养提升”、“以量为先”转向“以质为本”的变化。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对象、方针、策略的转向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变化存在着客观紧密的联系，其重心及定位始终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保持一致[2]。上述变化产生的根源在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提出、充实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当前已经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形成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深入认识，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从现在起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和各项工作开展的思想统领。因此，以下将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剖释、特征认识和方法探析三方面入手，阐释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对象、目标、策略等方面产生变化的动因。
（一）观其本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厘清重点与整体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这一论述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即是人的现代化这一本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其他国家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对这一本质的认识成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目标对象由“以面为主”转向“点面结合”的原因。首先，这一论述明确了“是谁要走向现代化”以及该群体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探索，当前所指要走向现代化的是“全体人民”，其覆盖范畴包含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包含着“一个都不能少”的深刻内涵。其次，明确了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达成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促进共同富裕即是实现全体人民现代化的根本路径[4]。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关注的是宏观群体与微观个体相统一的“人民群众”，以全面关切、注重精准的办法实现人的现代化。
基于此，面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整体不平衡、不充分的民族地区，更需要充分发挥语言赋能各民族群众共同富裕的力量，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既关注重点区域整体工作的推进，同时也厘清重点工作对象精准施策开展“攻坚”。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八个省区常住人口占全国总量的14.34%，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相较“六普”增长10.26%。其中，除内蒙古自治区外，0—4岁儿童数量在各省区人口总量中占比均超过5%，西藏自治区的超过8%，15—59岁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在各省区人口总量中占比均超过60%[5]。由此，当前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应重点关切学前儿童、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和基层干部这四类重点群体能力的提升，助力其走向现代化，服务于民族地区整体可持续发展。
（二）观其特点，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凸显对人整体发展的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论述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丰富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富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应把精神层面的丰盈和富足纳入其中。精神世界的丰富集中表现在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形成适切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拥有多样化的精神发展资源。在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下，关涉“培育人”的工作应当改变过往以追寻知识的“工具价值”为唯一宗旨的理念，挖掘知识与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精神要素资源的联系，促进外在精神财富转化为个体的内在素质和发展力量，进一步充实完善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有积极作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重视丰富精神世界的理念指导下，需要改变过往推广普及工作单一功能锁定的状态，更要关注在学习过程中人的能力提升和精神充实的整体性发展，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紧密客观联系，发挥其“浸润”的功能，在各族群众心中厚植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全面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当前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由“以用为主”转向“素养提升”。
（三）观其方法，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加强对自身的全面质量管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物质技术的关键路径，表明了当前所指的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领域都包含在内的完整发展体系。这一论述表明高质量发展一词突破了经济领域的框定，成为全领域发展的指导理念，各项工作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进程。自高质量发展提出以来近几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使得我们对“何为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高质量发展是全方位、全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是既关注供给也关注需求、既关注投入也关注产出、既关注短期成效也关注长期变化的发展，依赖于供给侧改革和技术手段创新得以实现。因此可以说，高质量发展使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不断提升、充实，以获得更好效益的发展。在此原因的影响下，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应适时地转变工作策略，从“能不能”——各族群众是否能够“了解、学习、掌握、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转向为“好不好”——各族群众是否获得了有效、科学、高品质的语言学习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获得更多领域的平等服务，加强对自身的全面质量管理，根据要素投入、资源配置、策略调试、成效评估等环节的可操作性特征探索改进工作方法的措施。
总体而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突出特征和实现路径的认识不断深入、全面，驱动着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对象、目标和策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面对当前推广普及不充分、不均衡、整体相对薄弱的现状，需要开展高质量的推广普及工作，以切实有效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二、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键表征
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时期，通过多方面实地考察发现，语言扶贫工作在以下三个层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首先，对个人而言，大量的青壮年农牧民学会了普通话，增加了外出就业的机会，民族地区适龄劳动力职业收入显著提升[7]，身心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8]；促进了贫困地区学前幼儿的语言发展，为其入学奠定了较好的语言基础[9]。其次，对地区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其打通了向外沟通和向内吸引的渠道，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由此衍生的文化产品得以外销，降低了本地各民族群众与外地游客沟通的难度，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增强[10]。最后，于国家整体发展和建设而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11]，维护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12]。但是，受到民族地区历史传统、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等因素限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整体情况仍然不佳。首先，从基本掌握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数据统计来看，相较于80.72%的全国普通话普及率，部分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仅有61.56%[13]，其中达到“熟练使用普通话但口音较重”以上水平的仅占43.44%[14]，短板明显。并且在地处边境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和普及质量在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15]。其次，从综合性语言能力的持有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相对年轻、社会流动相对频繁且范围较广者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语言能力，普遍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获取、收集信息并与他人深度沟通，年纪较长者则相反[16]。受民族地区复杂语言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能力呈现多样性，一般村民综合运用汉语的能力弱于其习惯用语能力[17]。其三，从治理办法和成效维度来看，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专门机构及人员配置有限，在人、财、物等关键资源上缺口较大，各主体间的协同性不强且主体参与的内在动力不足，呈现明显的推拉乏力[18]。因此，有必要在民族地区开展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实践，以推动更广泛目标对象更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对此项工作的新要求。
系统观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思想和基础性的方法论指引[19]，具体表现在对客观存在的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认识上。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能视为在以往实践基础上的简单工作量叠加，而是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立足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过程，整体性地分析如何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融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素、结构和功能目标中。
（一）要素澄清：更新对物、地、人的全面认识
在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关键要素有三：物，即推广普及的主要内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地，即推广普及工作面向的实际地域；人，即推广普及工作的责任主体和面向主体。
首先，要明确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本质和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的价值。依据对历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分析发现，这一工作经历了以提高民族教育水平为目的可按需开设汉文课—以保障民族群众基本权利为目的鼓励开设汉文课—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目的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四个主要阶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提升民族群众职业能力的工具功能和经济价值的认识[20]。但这一认识尚不足以令各族群众生发持久的内在动力。因此，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指导，认识到当前并非只是简单推广普及语言文字之“形表”，而是以此为载体推广普及语言文字之“内核”——其承载精神文化财富，更新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质和价值的理解，认识到其对培育科学思维、形塑民族情感、构筑文化认同的多元功能，并以此作为开展工作的价值引领。
其次，明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特点和现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实践理论中提到，场域对影响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有自主的形塑机制，制约着个人心理、行为、地位和作用等[21]。因此，有必要更为全面明确地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特点和现状，通过大规模的语言生态调查考察与语言学习紧密关联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提炼导致民族地区语言推广成效薄弱的环境要素，并设计精准缓解的系统策略，营造良好的推广、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氛围。
最后，明确认识责任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范畴及特征。当前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两轨并存格局，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生为主的学校推广路径和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社会务工人员为主的社会推广路径。就前者而言，责任主体是供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资源的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学校管理主体和教师队伍，服务主体是处于相应年龄阶段并参与了学校教育的各级各类学生，他们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和较好的可塑性，这对于其提高语言文字能力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就后者而言，需要促进市场主体在供给公共服务资源中发挥更大的责任作用，为社会学习者提供有益的专项培训和学习资源。相较于学校推广路径的服务主体，社会学习者学习目的明确，容易受到其先前经历的影响，更擅长在社会互动中学习的特点既可能是其学习的推动因素，也可能是阻滞因素，需要认识并加以正面引导。此外，面向第一语言非汉语或汉语方言的服务主体，需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使他们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
（二）结构适切：形成有序有效的实践共同体
调整结构是发挥好事物功能的前提。在过往的工作实践中，涉及此项工作的各主体之间关联较为松散，未能形成有效协同，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此项工作获得成效和后续发展。因此，需重点调适的结构是参与其中的主体结构，令多元主体复合形成的实践共同体适应于现实需求。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共同体应当是共同参与程度深且责任边界明确、通过意义协商和定期互动分享经验知识、对共同事业有关注和热情的网络组织，应当具有较好的层次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协调性。
其一，形成具有层次性的共同体。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机构+公民”共建共治共享，主体多元且功能有别。学校推广路径和社会推广路径中都应当凸显政府主体对整体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的把控，明确其主导地位和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能和水平，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性，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是有必要的。市场主体（如学习资源供应商、营利性培训机构等）在此复合型结构中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的角色，社会组织（如公益性语言培训组织、社区学校等）在弥补微观层面的供需差异上发挥作用。两者产生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的全面指导和方向定位，在共同愿景上达成共识。
其二，形成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共同体。实践的推进有赖于对当前环境、目标对象的认识迭代和既有策略的不断优化，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受到外在政策驱动、市场环境变化、个人内在发展要求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具体参与主体在持续发展变化。这即需要所建构的共同体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地寻找并联结新的主体，依据现实需要尽可能多的将有助于此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纳入其中，尽可能为更大范围的目标对象（如有意向从事新职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处境不利的留守妇女儿童群体、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提供适切的语言文字服务。
其三，形成具有强协同性的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多元主体以意义协商和对话的形式参与其中，在动态交互和协作探究中达成目标。从主体间看，政府、市场及社会主体的协同最终指向是为目标对象提供更优质公平的语言服务，基于政府主导在协商中廓清责任边界和各自优势，实现功能和资源互补。从主体内看，各类主体所含具体分工责任方亦需要形成协同，避免在管理和资源供给中“乱做、不做、重复做、只围绕利益做”的问题，建立有序的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管理体系和规范的资源供应链。
（三）功能明确：满足主体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需求
揭示要素和调整结构的目的在于发挥事物的整体功能并实现效益最大化。基于对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键要素和结构调试的认识，达成精准度高的供需耦合，以发挥此项工作的最终功能——满足主体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需求，既满足一人发展之需，也满足一户、一域发展之需。
第一，满足个体成长发展的多方面需求。一方面是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在以往时期，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旨在满足个体较低层次获得温饱、获得谋生技能的需求[22]，当前，高质量的推广普及则指满足个体获得可持续生计能力和社会地位的高层次需求。另一方面是满足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需求。相较于有形的工业产品，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大多是非物质形态的、在精神层面持久存在的影响。绝对的物质贫困已经得到极大缓解，但困住脱贫者发展的精神贫困依然存在并亟待解决[23]，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即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满足群众的内在精神发展需求。
第二，降低其家庭的返贫风险。发展不仅是指一人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人发展带动家庭整体进步，有必要对个体成长的重要土壤——家庭的发展需求予以重点关照。已有研究证实，家庭中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健康情况会对返贫产生关键性影响[24]，并且若相对贫困的父代能形成较强的教育投资意识，则对阻断子代返贫有重要作用[25]。因此，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不仅要设定于提升个体语言能力，也应以此为突破口提升其综合素质，关注自我身心健康，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并形成科学的教育投资意识，令其有能力规划并投资家庭的整体发展。
第三，激发群体性的发展力量。我国民族地区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跨区域的大规模流动[26]。但是，如果仅依靠劳动力外流的路径改变民族区域的发展状态，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地的逐步衰落甚至消失，应当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关注留守的群众的群体性需求，以高质量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培育本土人才，由此带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而言，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要素明确、结构适切、功能清晰”的工作，立足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需要围绕此内涵讨论具有较好影响力的推进路径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体系。
三、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原则，通过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其中特别提及需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在新时期，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是关键路径。相较于学校教育而言，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要对象的社会语言教育面临更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覆盖面窄、实操性和针对性弱、管理机制混乱[27]，而青壮年劳动力的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与其个人、家庭乃至区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由此，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重点关注青壮年劳动力这一群体，基于系统观念下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素明确、结构适切、功能明晰”的关键表征，全面提升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要教育对象的社会语言教育质量。
（一）厘清教育目的，衔接乡村振兴要求
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最终功能指向主体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由此决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目标是复合性的。有学者从政治向度、社会向度、经济向度等方面提出了在民族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多重教育目标[28]，也有学者通过实证考察语言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提出加强少数民族使用普通话熟练程度[29]。面对青壮年劳动力群体，教育目的应与当下他们面临的发展情景、最迫切的发展需求相联系。具体而言，即是与乡村振兴对青壮年劳动力的能力要求全面衔接，在发展其基本“听说读写”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其进阶的、人文素养意义上的综合语言文字能力。其一，培养青壮年劳动力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青壮年劳动力投入新业态、扩展交际圈提供了平台，需要青壮年劳动力不仅具有能够基本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际的能力，更要求其能够正确、规范、得体地使用口语和书面语的能力，提升交际成效。其二，培养青壮年劳动力处理多样态语言文字信息的能力。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青壮年劳动力面对的语言文字信息和交际需要不仅来自面对面的沟通，更多的来自于云端平台、数字媒介，有必要将此作为教育目的，增强其收集、理解、处理多平台、多样态语言文字信息的能力。其三，培养青壮年劳动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思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青壮年劳动力的成长和发展来说，不能仅视其为沟通交流的工具，更需要凸显其作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心理资本的价值。乡村振兴需要青壮年劳动力投入其中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劳动能力”，也需要他们投入思维层面的创新之力、协调之力、管理之力，这有赖于他们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思维，理解语言文字交际背后蕴含的深层内涵，能够将所学、所见内化为自身知识储备和创新动力源泉，因此，有必要将培育其语言文字思维视为教育目标。
（二）拓展教育目标，践行“学为中心”理念
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人，需厘清人的具体所指及基本特征。在“十三五”时期，去“存量”——民族地区青壮年农牧民是开展此项工作的主要对象。但不可忽视的是，民族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老、少、边”特征，留守的女性劳动者是支撑家庭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30]，有必要在原有基础上拓展教育目标，将发展困难、易地搬迁适应困难的家庭，45—60岁的大龄劳动力及女性劳动力等人群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纳入教育范围。
教育产生作用的根源在于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是否得到唤醒、是否主动参与，因此需要全面践行“学为中心”的要求，充分认识教育对象的特征和学习规律，设计并供给适切的教育资源和创新教学方法。本研究讨论的教育对象第一语言为非汉语或汉语方言的成年人，基于第二语言学习和成人学习相关理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践需要特别重视主体先前学习生活经验与教育内容的联系，在教育过程中凸显主体能动性和善于合作的特点，并从以下方面着手开展。其一，将语言文字教育与“内隐”的民族文化要素相结合。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对象的成长，通过其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表现出来。基于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在多样的民族文化中，既存在具有可感知性和可展示性的文化要素，也存在着具有隐含性和潜在性的文化要素[31]，而后者对人的价值观念、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在语言文字教育的内容设计中，需关注这些“内隐”的民族文化要素及其表现形式，为长期居住在民族地区的学习者提供更贴近生活经验、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教育方式。其二，鼓励互动式学习。成人学习者是具有较强独立意识、自我导向的个体，其语言习得离不开社会交往，使用所学语言解决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与他人互动能够有效帮助成人学习者构建语言知识体系和语言交际策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坚守引导者的角色定位，以开放式问题增加师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并及时总结和反馈互动效果，触发学习者的反思及知识建构。其三，增强技术的有效涉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已有研究确证了信息化技术通过优化语言学习环境、供给语言学习资源、创设真实语言互动场景等办法促进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获得较好成效[32]。对于民族地区的学习者来说，并非引入了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就一定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还需要依据其接受能力和知识水平调试技术的涉入方式、涉入时机和涉入场域，多模态呈现教育知识内容并让学习者能够获得全过程的数字资源支持。
（三）重塑教育生态，打造高质量实践共同体
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要涉及三类主体——教育管理主体、教育实践主体和教育接纳主体。首先，教育管理主体包含从国家到地方语言文字推广工作部门、民族工作管理部门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主要责任人，他们是此项教育工作的规划制定者、政策推动者和实践发起者。其次，教育实践主体是开展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包括来自政府机构、学校、社会组织的干部、教师、培训工作者等。最后，教育接纳主体即为上述提及的处于劳动力年龄范畴内的教育对象。三者共同形塑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生态，而多元主体协同性弱、整体管理机制混乱、教育场域有限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进程和成效，因此有必要通过增强主体参与感、明确各要素生态位、拓展生态域等方式重塑教育生态，打造高质量的教育共同体。其一，外在资源和力量的输入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但这并非是使得这一生态系统保持长久平衡稳定的关键要素，提升主体参与此项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是保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首要的是转变各方主体的工作理念，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共同的语言教育和民族教育发展愿景，从根本上打破各主体“各谋其利”的隔阂。其二，各生态要素因其功能有别而处于不同的生态位，为保持系统始终在复杂环境中有序运行，需要明确各生态要素的生态位及相互之间的层级关系。具体而言，在管理主体的主导和统筹下，将接纳主体的需要作为指导实践改进的根本线索，协调多类型实践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地方实情开放性地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和团体参与其中，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建立多中心的语言教育资源和服务供给格局。第三，面向青壮年劳动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能只发生在传统的校园和课堂场域中，家庭、社区、田间都可以拓展为教育场所，尤其需将家庭纳入到教育生态域中，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联动，鼓励家庭中符合条件的成员都参与到教育培训中，并且引导他们在课后的家庭交往中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并相互辅导，带动家庭中不属于培训范畴的群体（幼儿及老人）共同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形成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良好家庭语言教育氛围。
在新征程上，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有助于民族地区和各族群众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希冀。因此，当前必须关注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聚焦存在更明显发展短板和障碍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要对象的社会语言教育，在系统观念“要素—结构—功能”框架的指导下，厘清教育目的、拓展教育面向、重塑教育生态，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的相关要求高质量落地。
参考文献：
[1]三部门关于印发《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EB/OL](2018-02-27)[2022-10-20].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7/content_5269317.htm.
[2]陈丽湘.论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2022-10-26)[2022-10-26].http://cpc.people.com.cn/20th/n1/2022/1026/c448334-32551867.html.
[4]黄晓伟，卫帅.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
[5]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鉴[R/OL].(2020-05-11)[2022-10-20].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7rp/ind exch.htm.
[6]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7]杜敏，刘志刚.论语言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可持续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
[8]刘国辉，张卫国.普通话能力与进城农民工心理健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0(01).
[9]李瑞华，徐福，陈婷丽.我国少数民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政策干预与实践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21(04).
[10]李蔚.我国语言扶贫事业的成效、经验与深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8).
[11]雷明，赵耀，刘曦绯，邹培.中国语言扶贫进程70年聚焦：模式、机理、路径及前瞻[J].江汉学术，2020(05).
[12]常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1).
[13]刘金林，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深入推普的思考——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二[J].民族教育研究，2021(04).
[14]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1）[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9-40.
[15]刘金林，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
[16]焦开山，郭靓雯.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1).
[17]王晋军，黄兴亚.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独龙族语言能力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
[18]刘义兵，吴桐.民族地区推普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审度、内涵确证和实践路径——基于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19]杨志勇.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动力与实现机制[J].财贸经济，2022(10).
[20]石琳.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J].民族学刊，2021(08).
[21]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48-349.
[22]王春辉.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国语言扶贫[J].语言文字应用，2020(03).
[23]周超，樊虎.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表征、缘由及对策[J].民族学刊，2022(08).
[24]严小燕，祁新华，潘颖，李亚桐.贫困退出背景下返贫脆弱性评价——融合区域与个体的新视角[J].自然资源学报，2022(02).
[25]陈杰，詹鹏，韦艳利.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及影响机制——基于不同队列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1(06).
[26]王朋岗，张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西北人口，2022(04).
[27]李月，刘义兵.推普扶贫视域下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培训的困境与突围[J].中国成人教育，2020(07).
[28]杨显东，李乐.以“推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维度与实践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1(02).
[29]丁赛，阎竣.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J].民族研究，2021(01).
[30]马静，刘金林.少数民族地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一[J].民族教育研究，2020(05).
[31]李文钢.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经济文化二重性矛盾与调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9).
[32]张戈，李雪婷，吴艳梅.“互联网+”背景下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质量的提升路径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Key Features and Educational Paths of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in Ethnic Reg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U Tong LIU Yi-bing
Abstract: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popularization of the State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SCL) in ethnic areas, with “clarification of the elements,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tructure, and clarity of the functions” a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re are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management modes of sociolinguistic education, which mainly targets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 force, the backbon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in three aspects: clarifying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expanding th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reshaping the ecology of education, so that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can respond to the new issues of concern f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ic concep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writing education; ethnic areas
（责任编辑：和侃）
初审：刘羽田，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