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G省L县某农村初中185名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法考察了家庭经济收入和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及家庭义务感和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家庭经济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投入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2）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家人的尊敬、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正向调节当前对家庭支持和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即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通过未来对家庭支持和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更显著。

关键词：家庭经济收入；家庭义务感；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学习投入

1 引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指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孩子，从小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能够理解生活的困苦，懂得为家庭承担责任。那么，穷人的孩子是否会将这份责任担当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一方面，我们看到，穷人的孩子由于懂得父母的辛劳，为了改变家庭处境而努力学习，许多出生寒门的孩子正是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了阶层的跃迁和身份的转化。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样是体谅父母的辛劳、生活的不易，穷人的孩子却放弃学业，靠自己的努力谋求生计，担负起养家的重任。简而言之，同样是为了分担家庭责任，穷人的孩子的努力方向却不尽一致。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家庭投资理论和身份一致动机理论试图回答：处境不利的家庭，特别是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匮乏是否会影响农村孩子的家庭责任，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投入；同样是为了改变家庭的不利处境，为何一些孩子选择努力学习，一些孩子选择通过打工等其他方式。

1.1 家庭经济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学习投入

家庭投资理论指出，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场所，不同家庭环境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思想态度、求学历程以及未来生活（Matthew＆Gallo，2011）。因此，在研究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时，多数学者通常会考虑父亲职业（社会资源）、父亲文化水平（文化资源）和家庭经济收入（经济资源）等三方面的因素（李春玲，2003）。其中，在 Blau 和 Duncan（1967）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中，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影响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变量。目前，很多研究将以上三者或者两者作为测量指标考察家庭背景或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学习活动的整体影响，较少分别考察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子女学习活动的独立效应（Matthew＆Gallo，2011；乔娜 等，2013；石雷山 等，2013）。但是，已有研究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子女学习活动或学业成就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并不相同（郭丛斌，闵维方，2006；方长春，风笑天，2008；杨宝琰，万明钢，2015）。例如：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的研究发现，父母学历和家庭年收入虽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均有正向影响，但相较之下，父母学历的正向影响更大。因此，将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综合起来考察家庭背景或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学习活动的做法并不完全恰当，有必要分别考察两者对子女学习活动的影响。

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开始和执行学习活动时在行为上的卷入程度和情感上的体验质量，反映了学习者对学习任务和活动的参与程度（Schaufeliet al.，2002）。很多研究者认为，学习投入包含认知投入、行为投入和情感投入等多个维度（Fredricks＆McColskey，2012）。但是，有研究者指出，相比其他因素，学生在学业相关活动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影响其学业成功和个人发展的最优预测因素，故而将学习时间及其有效管理作为学习投入的客观测量指标（Destin＆Oyserman，2010；Fredricks＆Mc Colskey，2012；Kuhn，2003；Pintrich，2004）。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学生的学业成绩高于平均成绩，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WöBmann，2005；杨宝琰，万明钢，2015）。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质与学习条件，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缺乏优质的教育机会，面临较多的家庭压力，在获取教育资源与教育经验上相对不足，所以，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许嘉猷，1986；石雷山 等，2013）。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家庭经济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初中生的学习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1.2 家庭经济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义务感与学习投入

家庭义务感是指与提供支持、帮助和尊重家庭成员有关的态度和行为（Fuligni＆Zhang，2004）。在以集体主义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孩子在家庭中的责任。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强调的家庭义务包括相信需要偿还父母努力养育子女而付出的意愿、愿意为了家庭而牺牲的意愿，以及尊重家庭的权威（Fuligni et al.，1999；Fuligni＆Zhang，2004）。在学校努力学习，一般认为是处境不利家庭孩子的主要责任，表现出教育成功的孩子不仅会给家人带来荣誉、尊重，还会带来家庭条件的改善（Chao＆Tseng，2002）。也就是说，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匮乏家庭的青少年可能更需要帮助他们的家庭，而考虑家庭需求、渴望给予家庭支持的青少年往往具有更高的教育愿望，更加坚信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学习投入更多（Fuligni et al.，1999;Fuligni et al.，2001；Fuligni＆Zhang，2004）。

不过，方长春和风笑天（2008）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有着非常强的代际继承性，其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成就，家庭经济资本通过影响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选择而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杨宝琰和万明钢（2015）的研究也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的学习活动或学业成绩的主要方式是直接作用，经济资本还通过父母的教育期望、教育支持等的中介作用间接促进子女的学习活动或学业成绩。由此来看，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习活动或学业成就的影响更多体现为直接作用，家庭经济收入不仅体现为直接作用，还通过其他变量间接影响学习活动或学业成就。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义务感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义务感在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1.3 家庭义务感、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与学习投入

身份一致动机理论（Identity-based Motivation)是有关人类动机和目标追求依赖于情境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解释了人们的身份或自我概念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以实现目标，即人们有动力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朝着渴望的未来身份方向努力，并以适合他们现在和想要成为的人的方式行事（Oyserman，2013；Oyserman＆Dawson，2021）。未来身份（future identity）是指个人对其未来身份的主观看法（Crespo et al.，2013）。依据身份一致动机理论，当一个身份凸显且有意义时，这个身份更可能对人们的行为选择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对于未来的探索和投入主要集中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工作和职业及其与教育的关系是未来身份的重点内涵(张玲玲，张文新，2008）。Destin和Oyserman（2010）的研究表明，当凸显未来身份依赖于教育时，儿童更可能增加自己的学习投入。鉴于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未来身份限定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即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是指儿童和青少年对自己未来身份（工作和职业）的实现是否依赖于教育的观点。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责任是孝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子女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愿意为家庭利益做出牺牲。研究发现，一方面，由于取得教育成功的孩子不仅能够给家人带来荣誉、尊重，还会改善家庭条件，这使得处境不利家庭的孩子因履行家庭责任而在学校努力学习（Chao＆Tseng，2002）；另一方面，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也可能认为需要分担家庭经济困难以及支持父母和兄弟姐妹而放弃学业去工作（Suárez-Orozco，1995）。简而言之，家庭经济收入经由家庭义务感的中介作用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可能因不同边界条件而表现出不同状况。Frye（2012）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预测是基于道德标准的自我“身份认知”，由于对未来的积极认同，从而使得马拉维农村的学生虽遭受劣势条件制约却也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望。按照Destin和Oyserman（2010）的研究发现，当儿童认识到其成人时的身份（工作和职业）依赖于教育时，他们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业上，以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相比之下，当认为未来身份独立于教育时，孩子则不会做出以学业为中心的选择。杨宝琰（2017）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弱势地位学生是否愿意在教育上花费精力，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把教育看做是能够帮助自己发展的一条途径。

综上，本研究预想经济收入较低家庭的农村初中生的家庭义务感普遍较高，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他们较高的学习投入，这取决于经济收入较低家庭学生对于未来身份的获取是否依赖于教育的感知。具体而言，当经济收入较低家庭学生感知到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时，由于其认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家庭命运，故而因履行家庭义务而增加学习投入；但是，当经济收入较低家庭学生感知到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时，其便认为接受教育对于改变生活困境无效，则不会因履行家庭义务而增加学习投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家庭义务感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另外，如前所述之原因，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体现为直接作用，所以，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作用不会出现在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过程中。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G省L县某农村初中的185名初三学生，平均年龄14.89岁（SD=0.74），其中，男生93人，女生92人；农业户口152人，非农业户口33人，均居住在农村。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未来身份依赖教育VS未来身份独立教育）被试间实验设计，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条件中的一个。其中，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组97人（女生57人），平均年龄14.75岁（SD=0.71）；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组88人（女生45人），平均年龄15.05岁（SD=0.74）。实验按照两个条件分批展开。

2.3 研究工具

2.3.1 实验启动材料

参照Destin和Oyserman（2010）设计的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启动范式，依据其对未来身份启动材料的描述，在网上选取相应职业照片制作未来身份依赖教育和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的视频。启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的版本倡导的主题是：学生通过接受教育，可以获得好的职业和收入（如工程师、公务员、医生、律师），以此来证明学习的重要性；启动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的版本倡导的主题是：学历对于未来发展并不重要，工资收入没有明确地与教育挂钩（如演员、农民、厨师、快递员）。要求被试观看两个视频中的一个，观看视频之后，发放问卷，让学生根据此时的感受，回答下列问题：（1）您认为学历对个人收入重要吗？（1~7表示“根本不重要”到“非常重要”）；（2）想想你自己是一个成年人，您认为您会从事什么工作？您将在十年内做些什么？根据所选职业来判断其思考的未来身份是依赖教育或独立教育，上述问题用于评估实验材料启动的有效性。

2.3.2 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

父亲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等六个类别。参考石雷山等人（2013）的研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我们将家庭月收入划分为300元以下、300~700元、700~1000元、1000~1500元、15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5000元、5000~6000元、6000~7000元、7000~8000元、8000~9000元、9000~10000元、1万元以上等14组。参照相关研究（Bradley＆Corwyn，2002；师保国，申继亮，2007），我们将家庭收入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分进行统计分析。

2.3.3 家庭义务感和学习投入

家庭义务感：采用Fuligni等人（Fuligni et al.，1999；Fuligni＆Tseng，2008）编制的家庭义务感问卷。本研究中，“当前对家庭支持”维度包括12个项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78；“对家人的尊敬”维度包括7个项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73；“未来对家庭支持”维度包括6个项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63。问卷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义务感越高。

学习投入：采用Destin和Oyserman（2010）在其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即本学期计划每天花费在家庭作业和温习功课上的平均时间。

2.4 实验程序

（1）预实验。预实验旨在检验正式实验所需的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启动材料的有效性。选取71名农村初三学生，随机分配他们观看未来身份依赖教育（37名）或未来身份独立教育（34名）的视频材料。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的视频涉及毕业于知名院校年薪前十位的企业家、不同学历薪资表（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和84%的上市企业500强高管拥有高学历等内容，让被试了解到接受教育可以获得好的职业和收入（如工程师、医生、律师等）；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的视频涉及学历不高的明星拥有高收入，无学历却拥有高收入的快递员、月嫂、厨师等内容，让被试认识到学历对于未来发展并不重要。观看视频之后，发放问卷让被试想象自己未来所处的情境，回答问题“您认为学历对个人收入重要吗?”（1=根本不重要，7=非常重要）。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组的学历重要性评分（M=6.03，SD=1.34）显著高于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组（M=4.74，SD=0.93），t（69）=4.67，p＜0.001，d=1.12，说明两个视频分别有效启动了两类未来身份。

（2）正式实验。首先随机分配被试观看一个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独立教育）的操控视频。在指导语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参加观看视频任务和回答相关问题。待被试观看视频之后，研究者分发问卷，测量被试的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启动有效性、家庭义务感、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学习投入，待问卷回收之后，主试解释研究缘由，发放小礼品以示感谢。

3 研究结果

3.1 操纵检查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组的学历重要性评分（M=6.32，SD=0.91）显著高于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组（M=4.57，SD=0.97），t（183）=12.70，p＜0.001，d=1.86，说明两个视频分别有效启动了两类未来身份；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组的学习投入得分（M=5.87，SD=1.25）显著高于未来身份独立教育组（M=4.25，SD=0.98），t（180）=9.84，p＜0.001，d=1.44，说明未来身份操纵显著影响学习投入。

3.2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5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4.58%，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经济收入与家庭义务感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义务感各维度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相关（表1）。

3.4 家庭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检验家庭义务感在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Hayes，2013）。如表2所示，父亲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24，p=0.02；父亲受教育程度未能显著预测当前对家庭支持，a=-0.04，p=0.29；同时纳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当前对家庭支持后，父亲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26，p=0.01；当前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42，p=0.04。这说明当前对家庭支持在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学习投入之间不起中介作用。父亲受教育程度未能显著预测对家人的尊敬，a=-0.02，p=0.54；同时纳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对家人的尊敬后，父亲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26，p=0.009；对家人的尊敬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71，p=0.001。这说明对家人的尊敬在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学习投入之间不起中介作用。父亲受教育程度未能显著预测未来对家庭支持，a=-0.01，p=0.70;同时纳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未来对家庭支持后，父亲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25，p=0.01；未来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55，p=0.01。这说明未来对家庭支持在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学习投入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如表3所示，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10，p=0.04；家庭经济收入显著负向预测当前对家庭支持，a=-0.04，p=0.03；同时纳入家庭经济收入和当前对家庭支持后，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12，p=0.02；当前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46，p=0.02。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当前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02，Boot SE=0.01，95%CI[-0.05，-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ab/（ab+c’）=19.18%。家庭经济收入显著负向预测对家人的尊敬，a=-0.07，p＜0.001；同时纳入家庭经济收入和对家人的尊敬后，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15，p=0.002；对家人的尊敬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85，p＜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对家人的尊敬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05，Boot SE=0.02，95%CI[-0.09，-0.0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ab/（ab+c’）=51.34%。家庭经济收入显著负向预测未来对家庭支持，a=-0.04，p=0.02；同时纳入家庭经济收入和未来对家庭支持后，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c’=0.12，p=0.01；未来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64，p=0.006。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02，Boot SE=0.01，95%CI[-0.06，-0.00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ab/（ab+c’）=23.81%。

3.5 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作用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家庭经济收入通过家庭义务感影响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检验方程为Y=c0’+c1’家庭经济收入+b1当前对家庭支持+b2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b3当前对家庭支持×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e1（方程1）；Y=c0’+c1’家庭经济收入+b1对家人的尊敬+b2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b3对家人的尊敬×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e2（方程2）；Y=c0’+c1’家庭经济收入+b1未来对家庭支持+b2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b3未来对家庭支持×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e3（方程3）。

如表4所示，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方程1中，当前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13，SE=0.06，p=0.008，95%CI[0.02，0.25]），b1显著；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07，SE=0.03，p=0.01，95%CI[0.02，0.12]），c1’显著；当前对家庭支持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交互项显著预测学习投入（B=-0.17，SE=0.06，p=0.003，95%CI[-0.28，-0.06]），b3显著。这说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显著调节当前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方程2中，对家人的尊敬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22，SE=0.06，p＜0.001，95%CI[0.11，0.34]），b1显著；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08，SE=0.03，p=0.003，95%CI[0.03，0.14]），c1’显著；对家人的尊敬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交互项未能显著预测学习投入（B=-0.09，SE=0.06，p=0.13，95%CI[-0.20，0.03]），b3不显著。这说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未能显著调节对家人的尊敬在家庭经济收入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方程3中，未来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17，SE=0.06，p=0.002，95%CI[0.06，0.28]），b1显著；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07，SE=0.03，p=0.01，95%CI[0.02，0.13]），c1’显著；未来对家庭支持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交互项显著预测学习投入（B=-0.12，SE=0.06，p=0.04，95%CI[-0.23，-0.01]），b3显著。这说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显著调节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和学习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依据方程1的检验结果，采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条件下，当前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75，SD=0.21，p＜0.001，95%CI[0.33，1.18]）；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条件下，当前对家庭支持不能显著预测学习投入（B=-0.17，SD=0.24，p=0.43，95%CI[-0.65，0.30]）。最后考察在调节变量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如表5所示，家庭经济收入通过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受到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与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条件相比，家庭经济收入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条件下通过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更大。

依据方程3的检验结果，采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作用，如图2所示，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条件下，未来对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0.84，SD=0.25，p＜0.001，95%CI[0.35，1.34]）；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条件下，未来对家庭支持不能显著预测学习投入（B=0.08，SD=0.28，p=0.37，95%CI[-0.48，0.63]）。最后考察在调节变量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如表6示，家庭经济收入通过未来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受到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与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条件相比，家庭经济收入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条件下通过未来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更大。

4 讨论

4.1 家庭义务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直接正向预测学习投入，但不通过家庭义务感间接影响学习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和完善了已有研究发现。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有着非常强的代际继承性，对子代的学习活动或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直接作用，其他变量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方长春，风笑天，2008；杨宝琰，万明钢，2015）。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能力和效力方面要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母，这可能对子女教育产生全面的影响，进而有效提高子女的学习投入（张文新，1999）。也就是说，父亲受教育程度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整体文化资本，其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种全面综合的直接影响，这最终导致父亲受教育程度经由家庭义务感对学习投入产生的间接影响显得微乎其微。

有研究发现，经济收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因儿童所处的家庭、学习环境和父母为子女提供的激励环境不同而异，经济收入也并非像父亲受教育程度那样对子女学习活动的影响更多体现为直接效应，而是往往与其他变量结合起来，或经由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习活动产生积极影响（Yeung et al.，2002；杨宝琰，万明钢，2015）。本研究发现进一步完善了这些观点，即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家人的尊敬、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从家庭经济收入对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看，家庭经济收入越低，农村学生的学习投入越低。倘若家庭经济收入经由家庭义务感发挥效力时，家庭经济收入越低，反而对学习投入具有积极作用。有研究者认为，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孩子更能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家庭更期待孩子在协助父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王美萍等，2001）。另有研究也发现，经常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作业和学习（Fuligni et al.，1999）。由此来看，化解经济劣势对学习投入消极影响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将其与家庭义务结合起来，即经济劣势要求孩子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家庭责任的履行有助于促进贫困家庭孩子的学习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家庭投资理论，即家庭经济资源劣势并不必然对孩子的学习带来消极影响。裴斯泰洛齐认为“穷人必须接受贫穷教育”，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此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布津迈尔，1994）。

4.2 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调节作用

寒门子弟想要获得社会地位升迁，最重要的突破口是接受教育。但是，同样是体谅父母辛劳，为何一些孩子放弃学业去谋求生计，另外一些孩子却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家庭的不利处境。本研究对于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在家庭义务感与学习投入之间调节效应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现象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发现，家庭义务感有助于增强青少年的学业动机和学习时间投入（Fuligni＆Zhang，2004；Fuligni et al.，1999）。本研究发现，启动不同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家庭义务感却因之而对学习投入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当启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时，高当前（高未来）对家庭支持的农村初中生的学习投入显著高于低当前（低未来）对家庭支持的农村初中生；当启动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时，不同家庭义务感水平的农村初中生在学习投入方面没有表现出上述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已有研究发现，阐明了家庭义务感影响学习投入的边界条件，即只有当个体认识到未来身份依赖于教育时，当前对家庭支持和未来对家庭支持才会增强其学习投入水平，在认为未来身份独立于教育的个体中，家庭义务感较高者并不比家庭义务感较低者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同时，本研究发现也验证了基于身份一致动机理论的研究结果，即当学生认识到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时，其更有可能以学习为中心，当没有看到未来身份与教育间的联系时，则会影响其做出以学业为中心的选择（Destin＆Oyserman，2010）。

本研究还发现，当启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时，家庭经济收入通过当前对家庭支持和未来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显著，即当农村初中生认识到未来身份依赖于教育时，家庭经济收入劣势将会促使他们出于改变家庭不利现状或在未来能够给家人提供支持而增加学习投入；当启动未来身份独立教育时，家庭经济收入并未通过当前对家庭支持和未来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也就是说，当农村初中生认识到未来身份独立于教育时，家庭经济收入劣势不会促使他们出于解决家庭近期或未来需求而增加学习投入。这些研究发现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投资理论。按照家庭投资理论，经济资源劣势妨碍了青少年的学业发展（Conger＆Donnel lan，2007）。从本研究发现来看，家庭经济收入不足虽不利于青少年的学习投入，但经济资源劣势有助于促进孩子履行家庭义务。不过，经济资源匮乏家庭的孩子不一定会因履行家庭义务进而增加学习投入，这依赖于这类家庭的孩子是否认识到接受教育与未来职业间的关联性。同时，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身份一致动机理论，即未来身份通过情境线索出现在思维中，进而影响到人们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以及采取与之相一致的行动（Oyserman et al.，2014）。

4.3 研究启示

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通过家庭义务感进而影响农村孩子的学习投入。但是，这种影响会因个体对未来身份的期许而不同，同样是为了改变家庭的不利处境，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命运的孩子会增加学习投入，认为教育与未来发展无关的孩子则不会因此增加学习投入。简而言之，经济资源匮乏有助于促进孩子担当家庭责任，但对家庭有担当的孩子要知道教育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时才能爱学习。因此，教育者若想激励处境不利儿童增加其学习投入，除了教育孩子主动承担家庭责任之外，还须引导孩子认识教育与未来发展的必然联系，提升持有独立教育身份的孩子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增强社会开放程度，让经济资源较差家庭的子弟看到未来身份与接受教育密切关联，认识到接受教育是获取向上流动机会的重要途径，则应该成为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基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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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conomic Income and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on Academic Engagement among Rural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echanisms of Family Obligation and Education-dependence Future Identity

YANG Bao-yan MA Xi-feng ZANG Hong-yu MAO Hai-yan

Abstract: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185 third-grade students at a rural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L county, G provin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wa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mily income and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academic engagement of rural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the role of family obligation and education-dependence future ident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Family economic income and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had a direct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engagement; (2) Current support for family, respect for family, and future support for famil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economic incom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3) Education-dependence future identity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urrent support for family and future support for family between family economic incom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which meant in the case of future identity dependence on education, the indirect effect of family economic income on ACADEMIC ENGAGEMENT through future support for family and current support for family was more significant.

Key words:family economic income; family obligation; education-dependence future identity; academic engagement

初审：李柯瑶，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