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核心课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重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正在经历一种社会转型，而从人类学角度思考则意味着当下我们正面临着文化转型。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中国正在从一种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变，二是中国城市也在经历着从一种地域性文化向移民文化、向多元一体文化的转变。习近平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基于当前的这种形势变化，与社会的转型、世界格局的变化相关联。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但同时又是多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要建设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符号，就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来实现，要树立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同时还需要科学地保护各民族的语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因此，在党和国家开展民族地区治理工作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是民族核心课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紧紧围绕这一条主线。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政策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托，情感上相互亲近，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变局，以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重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话题。中国有56个民族，一些民族还有很多支系，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或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民族可能在语言上还有差异，在这样一种多元的情境中，每一个人的认同是分层的。在不同的情境下，个体角色不一样，责任不一样，认同可能不一样。例如，在家庭中，个人与父母形成亲子关系，我们认同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在学校的情境中，则进入了更大的人群，别人的关注在于你来自哪个乡，是哪个民族？比如云南某县的孩子到了临沧市上学，可能就会回答：“我来自凤庆县”“我来自耿马县”或“我来自云县”，这个认同的层次又提高了一些；而当孩子们到了云南省的环境中，则会认为，自己是临沧市人、大理市人等；当孩子们走到全国的平台，则会向外介绍：“我是云南人”“我是广东人”等；而当走向世界，我们则会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我开始，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认同方式。可见，随着不同的情境变化，每一个个体认同的地域就越来越宽广，我们的民系、民族与整体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不等于否定56个民族的差异性。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2]因此，讨论异质性也并非为了消灭差异，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差异与共同性的统一，特别是从以上例子能够看到，自我身份的认同会随着不同的情境而改变。
习近平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以为这是与社会的转型、世界格局的变化相关联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正在经历一种社会转型，而从人类学角度思考则意味着当下我们正面临着文化转型。“文化转型”[3]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第一，我们的工业文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需要转型。第二，我们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自主发展适应新的环境？当前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费孝通文化转型之问，是否有了新变化、新形态，这都内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需要学界认真钻研。
二、移民、社会结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笔者认为从文化、文明角度思考中国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中国正在从一种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变。2011年全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所谓农业大国一去不复返，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意味着我们从农业大国向工业、都市大国的转变。第二是中国城市也在经历着从一种地域性文化向移民文化、向多元一体文化的转变。
从移民及人口流动看，过去城市都是以讲某一种方言的人群为主体，比如在上海讲上海话，在广州讲广州话，笔者当年刚刚进入中山大学的时候，老师基本上都是讲粤语，半个学期听不懂课，但是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院里面没有一个人会讲广州话，因为老师来自五湖四海。从一个学校的变化到一个城市人群的变化，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转型，一种理念的革命。同样，从更大的范围上看，随着人口流动，很多理念、人口结构、民族结构都发生着变化，过去民族的分布方式是“小聚居大分散”，即除了少数的几个大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以外，其他大部分民族都呈现出小聚居大分散的格局。这说明过去所有的民族都是跟其他的民族共生的，很多乡镇或县城都有很多民族在一起生活，而非单一民族聚居。当下的人口流动使得我们民族的分布改变了，过去一个县可能以几个主要民族为主，如云南曾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现在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可能是深圳，55个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个城市里，可见向沿海大城市人口流动的规模之大。这说明中国的移民时代已经来临了，并且在不断加速，2010年以前，中国人口流动主要以东部地区高频率和大规模的流动为主，到了2010年以后，西部流动人口的增长第一次超过东部。人口的流动改变了人口的结构和人群的分布，过去分布相对区隔的民族，现在呈现出一种民族互嵌的状态。过去由单一地域的人群构成的城市，现在变成各种人群糅杂在一起，而这种人口的变化导致的文化转型，是从单一的民族社区变为多民族社区，从地域性的文化变成多元文化，从地域性城市转变为移民城市。
从文化转型理念上看，文化自我中心带来的主要是“地域性歧视”“民族歧视”“种族歧视”。文化转型的重要特征是理念上的变化，过去是文化自我中心，这种带来的地域性民族歧视非常大。有一次笔者到加拿大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参观，那里的人对我说：“欢迎你回家！”这样的说法来源于印第安人的一个传说，传说中那里是人类起源的地方，所有人到了那里就是回家。其实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人类起源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比别人优越，但是如果这么多的人都集聚在一起，这样的认知是否会带来混乱？所以我们的理念要改变。
费孝通先生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的美，尊重别人的美，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家才能和谐相处。当不同的人群在一起，每个地方的人要改变这个理念都不容易，除了有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外，我们还要有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格局，这样才能够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修身的第二句就是致远，我们要有远大的志气。
从人群的变化来看，社会的矛盾也变化了，出现了“原住民”与“外来人”的矛盾，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矛盾。原住民与外来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巴黎的骚乱、伦敦的骚乱都是因为新的移民与原住民因为就业与福利分配等问题而产生了矛盾，原住民认为新来的人抢了他们的工作，赚走了他们的钱，拿走了他们的福利。这种矛盾实际上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一些地方针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歧视，就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从社会结构变化来看，从“熟人社会”变化为“陌生人社会”。从整体上看，“社会融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基于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世界形势的变化，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糅杂在一起，用过去56个民族，或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都无法准确地表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形势的变化带来的，为了不同人群和谐相处而产生，我们不能以某一种单一民族来表述。
三、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
为什么要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4]的概念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但同时又是多元的。这个概念后来被习近平总书记接受，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后这个概念还将不断拓展。
费孝通先生的提法，有三个要点值得关注，首先，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因为这56个民族是已经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这个民族实体的所有归属成分，都已经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来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其次，费孝通先生的核心概念是说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凝聚作用的核心，就是汉族，这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员。多民族国家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民族，占总人口如此大的比重。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这是凝聚我们56个民族的重要核心，能够把多元的民族凝聚到一起。
最后，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七个要素：一是地理构造，中国北面是沙漠，西面是喜马拉雅山，西南都是高山，东面是海洋，它形成了一个相对分隔的地理格局。二是多元汇合，周边不同的人群不断融入进来。三是汉族始终处于核心地带，历史上很多族群想要逐鹿中原。四是汉族与周边人群的互动事实上促进了新的人群的混合，形成了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的局面。五是周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比如笔者对科举移民的研究发现，过去西南地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而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以后，分配了部分考试的名额，在一些地区科举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一些人移民到西南民族地区，利用本地的配额参加科举，后来他们也会被当地少数民族所同化，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在诺邓白族就有这样的案例——来自福建的移民在本地科举中成功，成为一方名家，最后成为当地的白族。六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也有充实，如屯军等方式。七是费孝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民族走廊”。他提出藏彝走廊、北方走廊以及南岭走廊，将其看成一个文化的边界，即华夏以外跟华夏以内沟通的一条通道。
笔者近年来提出沿海走廊的概念，我们将海洋视为一种生计模式，与稻作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涵盖了游牧文明、山地文明、稻作文明以及海洋文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延续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断裂了，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
乔健先生也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之上”[5]。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集在一起，共同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最终能共存共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却绝无仅有。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通俗读本《历史分光镜》《万古江河》中也以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历史，他仔细分析了中国有的四套文化整合的体系：思想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这四个体系网络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力量。中国自秦汉统一后，普世性的儒道意识形态，以文官系统与皇权相辅的帝国体制，以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以编户齐民为基础，有阶级却可相对流动的动态社会，家族与社区相叠的社会组织等，即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四项体系重叠相合，互为影响，构成一个紧密而稳定的多体系的文化复合体。在现代之前，在没有外来体系干预之时，这四个体系中即使有部分的衰落和败坏，因为四个体系的互补作用，整个复合体能够自行愈合，一时不致崩溃，我们现在也将之称为文化的韧性。假如全体崩溃了，由于中国区域内自然条件不会变，复合体系中的经济体系会首先复原，而逐步导致其他三个体系的恢复。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统一的版图？许先生举例，中国就像处在一个四周封闭的盒子里，不同的人群就像不同颜色的豆子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被不断地摇晃，豆子混到一起，是很难分清的，如果没有这个盒子的边缘，一摇就散了，我们四处有边缘，所以硬卡在这个盒子里转就“人和”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盒子的中央核心也在不断地变换。他提出中国与欧洲不同，欧洲周边强国林立。比如罗马的扩张靠的是罗马兵团，而罗马兵团远征之后通常不再回来，而是留在当地，逐渐成为独立力量，从强干弱枝发展为强枝弱干，从而导致了分裂。而中国不同，中华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很少使用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文化整合的方式进行，如编户齐民，民众交租劳役，国家给予的回报是承认你是中华帝国的一员，因为中华帝国代表的是优秀的、先进的文化，能够成为其中一员，个人是自豪的，而加入了中华帝国，还能参加科举，完成社会流动。马克思·韦伯也看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不凡之处，他认为科举制度让寒门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获得社会的流动。隋唐开始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举制度，为什么中国传统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在那个时代，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意味着个体身份的改变、家族命运的改变，甚至是整个地域社会的改变。这也是我们从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移动到南方，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7年广东省GDP第一次成为全国第一，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许倬云先生在其成名作《西周史》中讲周为什么能取代文化比较高的商，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朝代，他说周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文化的包容性。周人建国时与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但商人要强大得多，周人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保存自己的独特性，同时还接受了草原文化以及羌人的影响。在周克商以后，周对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能对自己的敌人尊重，这是了不起的宽容精神！同时，周人同姓不通婚，就可以用通婚的方式与其他族群联合。此外，周人用“华夏”来称呼自己，而不用周，这种精神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形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当然这个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新石器时代就逐渐形成的共同文化体系基础上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持续时间相当长。政治与文化体系的整合，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
中国文化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凝聚力？为什么能够把不同的人群吸纳在一起？这种宽容精神是最重要的，很多民族跟我们打过仗，最后都融入在一起，只要能够认同我的文化，我们就可以走到一起。所以才能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则会阻碍我们的伟大事业。
我们周边的民族都有逐鹿中原、入主中原的理想，历史上不少民族入主中原，最后融入汉族。如鲜卑人，北大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研究鲜卑人，鲜卑人经历了从“匈奴化”到“汉化”的过程。鲜卑人源自现在的外兴安岭，然后从小兴安岭到大兴安岭，一直往西迁徙，迁徙到今天的呼和浩特，建立起了北魏，又迁都到平城（现在的大同），最后迁都到洛阳，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统一后在公元471—499年，先由冯太后主持改革，后由孝文帝亲自主持改革，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分明姓族、改易汉俗等。在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这个过程经历了“匈奴化”“汉化”，最后鲜卑族消失了，彻底融入了中华文明。
除了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逐渐融入汉族外，也有不少汉族在向周边发展的过程中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如汉族不断向西南移民，有屯兵、经商、做官、挖矿、逃难、科举等等形式的移民，其中一些长期保存汉族习惯，一些逐渐被当地民族融化。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原跟周边通过民族走廊不断的互动，达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一是藏彝走廊，西北的人群通过藏彝走廊，即今天的甘肃、陕西一带南下、经四川到云南，形成了大概16个民族。二是河西走廊，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连接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保持了中原与西域人群的互动。三是南岭走廊，是中原与岭南的重要通道，是南北、东西人群互动的区域，苗、瑶、侗、畲以及客家就分布在这一区域。
笔者提出了“沿海走廊”的概念，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北起辽宁的鸭绿江口，南至广西的北仑河口，岛屿海岸线总长1.4万公里，构成了我国从古至今众多民族或族群的迁徙通道和活动空间。在地理分布上，沿海民族走廊依托海岸线这一自然地理条件，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包括以海岸线为基准向陆地拓展的陆地部分和向海延伸的近岸海域。沿海民族走廊上的各民族除了自史前时期就居住于此的东夷、百越之外，还有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东进的汉、羌、彝、苗、瑶等诸多民族以及一些来自海外的民族。这条走廊意义重大，不仅通过江河与内陆相连，同时通过海洋与海岛相连，更重要的是以沿海走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提出了基本的框架，用了“石榴籽”的比喻说明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融合在一起。面对当下国内、国际形势，民族团结是生命之本，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内容，交融是本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要建设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符号。这也是学者的任务，需要改变理念，应该重新定义“中”字头、“国”字头的含义，如中文应该包含56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如中医，应该包含所有民族的医疗、医药；包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史，要以中华民族的视野这一整体观来重新编写历史，这些要作为铸牢的基础设施来建设。
另外一个实现的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最核心的内容，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的强盛是最重要的，而实现的路径在于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所形成的局面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应该以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为目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实践中表述和实践核心价值观，这是需要我们共同探索的问题。
要树立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历史上中国包容的理念使得各民族走到了一起，我们要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很多优秀的东西慢慢消失了，我们要把它重新保护起来。
要科学地保护各民族的语言。通过英汉字典后面的语言分类图表，可以看出语言和语言之间是互相不能沟通的。我们现在要使用通用语，是为了我们互相交流的需要，并不是要消灭其他民族的语言或者消灭某一种方言。现在我们不用通用语言来交流是不行的，如果每个人都讲自己的方言，都讲自己的语言，都变成自话自语，谁也听不懂。在推行通用语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重视对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语言的消失很快，我们这一代人还能讲一些方言，而我们的下一代很多已经不会讲了。
中国从近代化到现代化发生得非常剧烈，在西方列强炮火的威胁之下一下子走进近代化。1840年以来，那么多的波折、坎坷，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动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制度的碰撞都非常激烈，中国近代化是一个带着血和泪的过程。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实行新的现代化政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是以欧洲与北美作为样本或榜样，向他们追赶的一个过程，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发现我们单纯以欧洲、北美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榜样，是不行的，是不适合的。所以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的现代化有几个特征，一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民族差异巨大，如此大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史无前例的，在全世界也没有榜样可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二是中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反对牺牲一部分人或者损失一部分人，而是提出一个不能少，要让所有的民族，所有地方的人群都能够实现现代化，都能够富裕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当下所提出的实现让所有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探索也许可以创造人类的奇迹。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仅有物质上的富足，没有精神，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些自信都应该是从家庭到社区、到学校，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如何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将其内化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指导我们的日常行为，都是目前的重要课题。四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而非西方社会式的将工业化、现代化建立在人类对地球的主宰上。五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文化之，希望走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人爱好和平，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自朝鲜战争以后至今，中国有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打仗非常消耗，历史上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尽管唐朝三战都打败了，但是高句丽还是投降了，因为国力无法支撑。因此，从传统走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依旧是和平发展。
当然，现代化也有一些本质的要求：第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能够领导中国的力量，除了共产党没有第二个力量，西方社会结构像一个橄榄球，社会中间是大量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第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差异大的特点，我们还要和平发展。第三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们不再追求低质量的发展，也不再保持低水平重复，而是要求高质量的保障，所以对人才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了。现在整个中国的人口素质提高了，尤其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刚刚解放时中国的文盲率极高，达90%！2020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就已达到4183万[6]，2022年毕业的大学生就已经超过1000万，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都在上升。教育的高质量提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3]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6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
[5]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6]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2021-08-28(3).
Interpretation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OU Da-ming
Abstract: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form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over a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is a core issue of the nation. Facing the complic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ina is undergoing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le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oint of view, it means that we are now facing 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is manifested in two ways: firstly, China is changing from a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an urban civilization, and secondly, China's cities are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gional culture to an immigrant culture, and to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Chinese culture. Xi Jinping's proposal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based on this chang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change in the world landscape. The Chinese nation is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and the basi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cultural identity,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and constructing new cultural symbol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 this can also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rdly,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up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ourth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languag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a scientific manner.
Keyword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谭 敏）
初审：白虹雨；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