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作为民族研究的特色话语，伴随民族话语的变迁，历经从“阶级话语”到“关系话语”、从“话语依附”到“话语融合”、从“话语本土化”到“话语特色化”三重样态。话语的转型确证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流变性和可超越性。新时代基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概念、常态化机制、方式和效果”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研究，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意味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重心发生了时代转向，即从基于“民族关系改进”的“策略性建构”研究，转向基于“民族认同自觉”的“主体性生成”研究，为阐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提供了全新范式。
关键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已然成为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建构的内核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话语体系的特色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者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展开了多维度研究，从实践上探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文化、课程、活动、仪式等多种形式及其价值实现的可能，形成了整体性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话语体系。历史地看，“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话语是如何生成的，历经何种样态变迁？“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有何“新意”和“新为”？基于元研究的视角，从“学者研究”的“观点阈”和“方法域”阐释新时代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生成逻辑，旨在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体系的系统性认识，从而探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本土化建构的可能，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建构。
一、从“阶级话语”到“关系话语”：民族话语转型及其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规范
20世纪50年代，民族话语的转型引发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的因应变革。其中关于民族问题本质的讨论，在民族话语体系中形成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阶级话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民族问题的实质的定论，由“阶级话语”转向各民族“人民内部关系”的“关系话语”，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阶级话语”的拨乱反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中“阶级话语”的批判性分析
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委相关文件的批示中，提出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简称“阶级实质论”）的论述[1]。20世纪60年代初期，民族的关系话语直接忽略了“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条件，使得“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泛化为一个普遍命题，造成人们在民族关系上的误解。早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文献中论述到：“历史教学中，如何把民族团结教育和阶级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必须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时候，必须和阶级教育结合起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上的民族问题”。[2]可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范式也受到“阶级实质论”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架构的前提，影响着教育教学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批判“阶级实质论”开始，中国民族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场“拨乱反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被彻底否定和批判。关于“阶级实质论”，丁汉儒认为民族和阶级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范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新时期，民族问题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实质。[3]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颁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阶级实质论”的说法是错误的。[4]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5]，对于“阶级实质论” 的说法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进行了澄清。1980年《中国民族报》撰文指出：“解放后，我们党根本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形成为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的民族关系。”[6]由此，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本质的讨论和研究，从立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阶级话语”转向人民内部关系的“关系话语”。
基于“关系实质论”的话语范式，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着力点从“阶级教育”及“如何实现阶级利益的调和”转向“如何促进民族关系的改善”，并综合体现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概念澄清、理论创新和务实的批判性分析等方面。例如，受研究话语转型的影响，有关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学的探究转向了对各民族主体的关系的审视。相关观点认为，应“认真清理‘左’的错误对民族工作战线的影响，搞好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而“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实际上是进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教育”[7]。这种立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思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做法的研究，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逐渐走向立足中国民族实际的教育实践。研究者主张“在历史课教学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可以“结合教材内容，适当补充少数民族史料，阐发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8]。显然，这种主张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传承发展、历史贡献同时置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的观点，既是对新历史阶段中阶级话语的扬弃，也是对民族关系话语认同的体现。
（二）“关系话语”的辩证阐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中“多元一体”理论话语的解释范式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9]该理论澄清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群体关系及其结构，论述了中华各民族作为“多元”与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之辩证关系，本质上是对中华各民族关系话语的抽象概括，进一步消解了“阶级论”的弊端，为探究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滕星以此为理论观照，提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论构想，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10]在路径方面，苏德等通过审视多元一体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契合性，提出民族团结教育的实现途径，即语言、文化和认同。[11]在两者关系上，万明钢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理解我国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基础，指出“民族团结教育的核心是让各民族人民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12]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重心也在发生潜在的变化，即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策略性分析，转向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研究。
二、从“话语依附”到“话语融合”: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镜鉴与多学科视角的整合
2010年之前，国内不少学者关注到国外理论特别是西方民族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影响。国内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话语逻辑依附或借鉴于西方人类学或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在突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话语从研究范式、逻辑基础、视域、方法和内容等多维度实现了从“话语依附”到“话语融合”的过程。
（一）话语依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对外国民族理论话语的镜鉴
缘于国情不同以及学界对“民族”内涵各自解释的差异，国外研究中鲜有与中国所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同义的概念。相关研究主要限于拉美、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主要采取历史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方式，探索本国民族团结教育之路，以期建构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欧美国家虽不直接以“民族团结教育”为概念表述，但事实上相关术语被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表述为“Unity and Education”或“Education for Solidarity”等，间接研究多民族国家的教育与多元文化互动、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包括如何通过国家教育实现国家民族的完整统一，如何赋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教育权利，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反对种族歧视、促进学生的跨文化交往、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等问题。
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影响下，我国出现大量运用西方民族理论，包括族群理论、民族和国家认同理论来阐释中国民族教育问题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问题。例如，“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理论关于跨民族接触及跨文化教育的论述，对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滕星和苏红结合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所面对的问题，提出了“多元一体化教育”的概念。[13]这一表述虽然借鉴了西方理论，但突破了西方传统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话语的局限，嵌入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话语。王鉴指出，在比较研究中，要反驳两种观点：一种为西方自由化观念，即无视中国国情，企图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取代中国民族教育；另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无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潮流，拒绝接受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14]诚然，对西方概念的运用不宜“照搬”,还需立足中国本土实际，以“中体西用”为前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体现我国“多元一体”思想的优势[15]。
(二)话语融合：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话语的整合
在本土理论相对欠缺的情况下，国内学者探究了多学科融合视野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多重内涵、时代意义和价值实现的可能。一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视角。人类学研究者开始强调民族教育的范式革命，呼吁民族教育研究的“人类学之维”。[16]民族教育响应了这种呼吁，将社会文化人类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研究。例如，孔翠芳从教育人类学角度，借鉴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班克斯(James A.Banks)的多元文化课程观，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的课程模式进行分析。[17]常永才等基于对文化互动心理研究的初步分析，强调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中要重视涵化心理学成果，促进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双文化认同与整合。[18]邵晓霞将民族团结的本质视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文化映射”,将“民族团结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的话语意蕴转移到了“文化”意义层面。[19]二是象征人类学视角。象征人类学把文化视为一种能够传递信息和表达观念的象征体系，从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社会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所包含的多重意义。[20]纳日碧力戈对符号与象征在民族关系建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意义建构进行了研究。[21]相似观点认为，要善于运用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形象的存在和环境的塑造，使之形成一个视觉映象，逐步地渗入思想的映象之中，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这些有关象征、符号理论思想的融入，为维护社会整体和谐秩序为要旨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三是民族社会学视角。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个关涉社会群体关系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视野审视社会群体中的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团结行为和心态与教育的关系尤为必要。例如，有研究者立足政治社会学，强调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众传媒对民族团结教育的作用和意义[23]；从社会心理学视角，阐述社会成员的社会心态与个体自我民族团结教育之间的关系[24]；也有学者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逻辑结构及其实践策略。[25]另外，诸如社会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等也都被用以解释和分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随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西方民族理论和人类学理论广泛传播到中国。近年来，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建构，同时出现了一种用西方多学科的学术话语代替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术话语的倾向。因此，借鉴或融合外国民族理论阐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议题之时，更要探究中国本土和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
三、从“话语本土化”到“话语特色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本土建构与特色探索
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教育研究者为强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将视阈转向本土化，鲜明地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26],并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逻辑与格局做了系统阐释[27]。从研究趋势来看，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本路向、探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新内涵和常态化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为阐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方法和实践话语的本土化建构提供多样可能。
（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本土建构
其一，彰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本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教育研究。民族认同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也是其目的。但研究者普遍关心的是两者的关系，主要聚焦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性、差异性及内在冲突性的分析。陈达云指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民族身份意识不断增强，而国家认同意识却比较薄弱。[28]如何实现二者的“整合之道”[29],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和谐论者认为，应从多重社会认同研究视角出发，分析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结构，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复杂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关系[30],以及在学校教育场域中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生关系[31]。其二，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式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旨在增进教育主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热爱和认同，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主要体现在汇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校园以及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建构从文化认知、文化自觉到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教育路径。[32]2021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指出“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33]从政策话语来看，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时，学校对中华民族共享的优秀文化的传承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其三，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想目标的民族和谐教育研究。“民族和谐”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各民族团体与其他各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理论话语方面，钱民辉阐述了“民族教育和谐论”的思想与构想，[34]在实践话语方面，张诗亚认为要实现西南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西南的民族教育中遵循和谐之道，进行共生教育和共谐教育。[35]简言之，充分挖掘和继承我国少数民族和谐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6]。
（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特色探索
其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基本确立并成为显性研究话语。一是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概念的话语分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概念在不同主体、不同学科理论体系与不同语境下，被表述的或所指的意涵不尽相同。有研究者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界定为面向全体受教育者传授各种民族知识的活动。[37]或基于认识论、价值论、主体论三个维度阐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多重内涵。[38]二是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的探索。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为此，民族教育研究者对“建构什么样的”和“怎样建构”民族团结教育的常态化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者认为，建立科学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常态化机制，首先要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每一个公民重要的教育内容，要研究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青少年学生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形成的社会与心理机制。[39]从系统性来看，应该立足完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顶层设计、审定和修订国家民族团结教育教材、落实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师资保障、强化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督查和评价。[40]三是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效果和方法的时代思考。研究者认识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更要从人们的普遍认知、情感态度和具身实践来落实。要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效果突显，要在全民性、生动性和意义性的基础上，突破客体范畴的狭隘、教育方式的宣教性和团结进步的物化[41],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效果“深”入人心、“化”为“自觉”,加强理论供给和实践的深入推动。[42]由此可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理论深度和研究范围的宽度都在延伸，话语体系基本确立。
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新概念、新思维、新视角与新理念。国内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持着迅速增长的研究热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延展，是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主线。如何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化各民族的“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五个维护”？在政策话语的影响下，研究者多认同在高校和中小学教育中应开展系统化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也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应着力加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意识教育[43]。研究者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路径。[44]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成果尤为丰富，此处不做赘述。概而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相关研究亦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核心架构，并广泛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学术价值选择。
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特点与反思
当前民族研究存在多元的声音，衍生为学术界的话语之争，包括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的本土与西方话语之争，民族政策的一二代话语之争等。这些争论也延展到当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讨论。因此，需要对当下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本土建构提供科学的逻辑基础。
（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生成的特点
从民族研究话语的变迁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生成逻辑可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具有一定的流变性和可超越性。其中，流变性是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伴随时代发展、社会变迁、范式变革，而在研究核心议题、研究方法、研究特色等方面也发生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只是一种“迎合式”的改变，而是具有超越性，体现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自身的话语革新。
其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流变性。伴随时代变迁和民族话语的调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历经从“阶级话语”到“关系话语”、从“话语依附”到“话语融合”,从“话语本土化”到“话语特色化”的过程转变(见表1)。研究话语的转变彰显出新的研究视阈、研究力量、研究重心对传统研究局限的改变。阶级话语作为历史事实,虽然有其历史局限,但研究者认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仍然要用辩证的眼光来重新分析“阶级实质论”[45],这对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仍具有反思作用。关系话语使得民族关系从阶级对立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并进入新的“人民内部关系”的结构之中,从阶级关系话语到人民内部关系话语,虽然要讨论的都是各民族“关系”,但是不同研究话语情境下的“关系”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十分缺乏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话语多来自西方,无论是多元文化教育,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表明当时的研究对西方学术话语具有较强的依附关系。随着研究视阈的不断拓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话语变迁中有了建构的空间,澄清的机会以及被广泛运用,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提供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论依据。新时代背景下,从中国国情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实际需要来看,探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和特色之路,才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真正诉求。
其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的可超越性。随着时代变迁或民族话语的演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始终能够维持自我革新,在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上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首先,在研究范式上的超越性。相较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发生了改变,即从基于“民族关系改进”的“策略性建构”研究转向基于“民族认同自觉”的“主体性生成”研究。这一转变所传达的隐喻价值是极其重要的,也正是我们未来要拓展研究的空间。传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试图通过教育手段的干预,来调和或缓解民族矛盾关系,因此重心放在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通过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开设什么样的课程活动,用什么样的文化熏陶等“措施”上,以通过“有效策略”为各民族成员的“民族团结”的“意识,心理、行为,情感”提供建设性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策略。然而,通过“外在环境的手段”来塑造认同,撮合关系、维系团结,终究像是一种为了“民族团结”而采取的略显“应急”效用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管理策略。真正的“民族团结”，不应只把教育当作工具,而是目的。如何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而非形式上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策略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需要重申研究的哲学基础,即以“民族认同”为逻辑起点,以唤醒个体的中华各民族主体的自知意识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转变为目标,从而将民族团结转化为个体的能动行为和自觉意识。如何让个体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关系,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要真正探寻的价值逻辑。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的超越性。在概念研究方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概念话语逐渐丰富,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到“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从“学校民族认同教育"“学校国家认同教育”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概念不仅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元范畴,也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础研究的张力和空间。在内容研究方面，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和核心领域,并形成了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核心的,包括民族认同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谐社会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各有研究侧重点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类型。
（二）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反思
一是“话语重塑”。重塑论旨在重构一套区别于传统民族或民族团结教育理论和政策的话语逻辑,以指导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对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而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概念、内涵、方式等都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我们需要厘清每个阶段所谓“新的”话语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他所刻画的话语内容是否实事求是,辩证地审视新的民族话语是否回应现时真实的民族问题。否则,即便是一种新的话语,也可能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陷入违背事实和规律的研究陷阱。
二是“话语完善”。完善论强调传统民族话语本身的“本土性”,但也承认需要在时代环境变迁中不断完善相关民族理论和政策,尤其是要坚持运用马克思民族理论话语,以更好地指导现实民族关系问题的解决。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应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基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坚定的意识形态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46]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须立足中国民族结构和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中国特色民族团结教育理论体系。其二,坚持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政策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基本导向。探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系统研究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材建设,拓展研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方式、评价等,应成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的重点。新时代需要讲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故事,开展学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机制研究,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和传播的教育机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内容和实现。其四,立足中国民族实际情况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本土化建构的出发点。能够立足中国本土实际,摆脱西方话语的霸权,深挖具有中国本土概念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挖掘历史文本和实践过程中彰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新概念,新表述,将中国概念、理论、话语变成世界语言,形成中国特色和本土化的国家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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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ng Logic and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IU Zi-yun PAN Bei
Abstract: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s a social practice of the CPC and the state 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and solidify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As a characteristic discourse of ethnic research,the study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from“class discourse”to“relational discourse”,from“discourse attachment”to“discourse integration”,“from discourse localization”to“discourse specializ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confirms the variabil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research.In the new era,research based on“the concept, normalization mechanism,mode and effect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and“solidifying the community sens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the study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It means that the focus of discourse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hasshifted along the changing time,that is,from the research of“strategic construction”based on“improving ethnic relations”to the study of“subjectivity generation”based on“self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nd solidifying the community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national unity education;discourse system;solidifying a firm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海 路)
初审：伍鹏辉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