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从结构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探究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与不同层次价值观认同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点。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本文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倾向值匹配分析发现：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越强，而且对国家、社会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有更强的认同。上述结论表明，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对教育程度偏低者，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培育方式；对教育程度较高者，需充分发挥更高层次价值观“自上而下”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一、引 言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1]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路径成为民族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已有研究深入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并且指明了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和挑战[2][3][4]。不过，现有研究大多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展开，或者聚焦于某个民族地区的情况，较少有研究使用全国性调查数据研究当前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情况。而且，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总体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少有研究进一步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本文在梳理相关成果基础上，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少数民族在总体层面以及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情况，并进一步探讨教育获得对以上各方面认同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重点，袁梅和刘玉杰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演进的基础上，总结性地指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经历了民族教育政策稳步回归法制化、人的个体素养与社会素养并重、民族教育政策突显以人为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四个阶段。[2]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重点，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与践行的研究大多围绕大学生群体展开。例如，左殿升和冯锡童通过对全国30所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实证调查发现，目前高校青年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上总体向好，认同度较高，但也存在理解不深、情感不高、阵地不牢、效度不足等问题。[5]郭朝辉基于全国15所高校3124名大学生的调查分析也有类似的发现，研究表明当前高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度很高，但群体内部的认知有差异，且认知层次还处于表层阶段。[6]以上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知状况较好，但在认知层次上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或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陈宪章和吴纪龙的研究十分具有代表性，这项研究进一步区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层次，指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总体比较认同，认同视角受民族因素影响，对部分价值内涵的把握不够准确，践行意识不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取向的认同存在差异，民族特点鲜明，自觉践行意识不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高度认同，能够主动践行，但部分学生在重要选择时表现出行为与观念不一致的情况。[7]这项研究也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的价值观认同存在明显的差异，若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可能忽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结构性特征。
从上述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可以发现，即使是目前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认知层次尚有待深化，特别是对诸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国家层面的价值内涵把握不够准确，践行意识不强。可以合理推论，上述现象在少数民族总体中同样存在，而且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因素与教育路径
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差异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媒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媒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认识构成挑战。[8]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表现为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干扰学生心理、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淡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效果、新媒体为敌对势力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渗透活动提供了便利。[9]
除新媒体因素外，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和个人因素四个方面。[10]显然，这些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因素自然也是开展认同教育的主要路径。张锐指出，以爱国主义为内容、以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心理认知为基本、以情感融入为基点和以日常养成为基础，可以形成价值共识，为新疆高校认同教育奠定基础。[11]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因素与教育路径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此外，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需要在考虑民族特色的情况下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程度。王岚和孙力对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苗族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的调查表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同度和内化度来决定的，如果得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同，就不可能有他们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地区就可能会被标签化和浅表化。[12]因此，正如田夏彪所指出的，民族地区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进民族文化更新过程中，需采取文化开发与教育转化相统一的形式路径：文化开发注重经济与社会效益并重、传承与创新和谐并进、民众与政府合力并举；教育转化凸显以社会成员法治意识自觉为基础、社会成员道德品质修养为方向、社会成员身心能力协调为归宿。[13]
考虑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特殊性，大量研究也指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充分结合民族特色与发展情况。例如，徐德莉指出，目前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存在系统认知体系弱化，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意识形态出现二元对立状态，缺乏适应民族地区的核心价值观本土化培育模式等问题，因此，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构建契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14]武星也指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内在契合为其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文化基础。[3]充分结合民族特色与发展情况，以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方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
（三）研究假设
从以上对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以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解释研究为主，验证性研究较少。在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大多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展开，或者聚焦于某个民族地区的情况，这些研究固然可以反映少数民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的一个侧面，但难以提供有关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总体性描述。因此，本文尝试从教育这一重要因素入手，深入探究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因果性影响机制。显然，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并不仅仅因为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因为教育过程是价值观培育的重要环节。
不少研究也指出了教育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作用。例如，杨永建和钱秋蓉研究指出，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必须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选择科学有效的培育路径，其中一个路径是努力推进“教育扶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智力支持。[15]此外，一项针对四川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78.2%的人群认为，一个人的教育背景与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成正比，其他人则认为二者间并无必然关联，人的观念和行为操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知识储备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16]综合现有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少数民族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越高。
假设1意在检验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高低与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关系。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17]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侧重点有所不同，越高层次的价值观对个人认知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因此，考察教育获得对更高层次价值观认同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机制。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检验教育与不同层面价值观培育的关系：
假设2：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对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越高。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数据，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样本可推论全国年满18-69周岁的住户人口。2019年CSS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0283个，其中少数民族样本834个，占比8.11%。在删除相关分析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分析样本为825个。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认同指标和总体的认同指标。2019年CSS问卷询问了受访者“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包括哪些特征”，共设计了19个选项，既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还包括尊崇宪法、创新、包容、崇尚科学、尊重人权、集体主义、团结等7个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取向。为识别出受访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特征，此题要求其最多选择5项。在变量操作化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变量，本文将选择12个核心价值取向较多的受访者视作高认同，将选择较少的视作低认同，生成一个取值0~5分的连续变量，0分表示受访者未选择任何一个核心价值观，5分表示受访者选择的均为核心价值观。对于高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变量，本文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赋值3分、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四个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赋值2分、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个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赋值1分、将其余7个非核心价值观赋值0分，生成一个取值介于0~14分的连续变量。其中，0分表示未选择任何一个核心价值观，14分表示受访者选择了全部四个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并选择了任意一个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受教育年限，在模型分析中将其近似操作化为一个连续变量，具体对应关系如下：未上学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职高技校为12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年。在倾向值分析部分，由于自变量须为二分类虚拟变量，故根据少数民族群众教育程度的分布状况，将教育程度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小学及以下；另一类为初中及以上。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户籍、城乡、六大区域。以上各变量具体取值及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从描述统计结果看，少数民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总体较好，在满分5分的情况下，平均得分3.186分；少数民族群众在较高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表现上相对一般，在满分14分的情况下，平均得分6.785分。表2具体呈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比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两个因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因而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少数民族受教育年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在具体模型设定方面，本文共设定两个模型，分别以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高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因变量，并加入全部控制变量。为检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检验较低受教育程度者与较高受教育程度者在因变量上的差异。
四、教育获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以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因变量，模型2以高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因变量。
从模型1结果看，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的正效应（p＜0.001），支持假设1，亦即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确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系数结果看，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063，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少数民族的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平均增加0.063分。
从模型2结果看，受教育年限同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p＜0.001），支持假设2，表明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对于诸如国家、社会等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系数结果看，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146，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平均增加0.146分。举例而言，与完成大学本科教育（16年）的少数民族群众相比，仅完成义务教育（9年）的少数民族群众的高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平均低1.022分。
表1 变量描述统计表（N=825）
表2 少数民族群众不同价值取向选择比例（N=825，单位：%）
表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N=825）
注：（1）参照类：a男性；b群众；c未婚；d非农业户口；e无宗教信仰；f城镇地区；g华北地区。（2）显著性：*p＜0.05，**p＜0.01，***p＜0.001。
（二）少数民族样本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为使用因果推断方法进一步检验线性回归分析所得结论的稳健性，本节以小学学历为界，将受教育年限简化为二分类变量。从少数民族样本分布看，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占比46.06%，学历在初中及以上的占比53.94%。以小学学历为界将少数民族样本大致分为较为均匀的两组。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样本中，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占比为31.81%。可见，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样本低教育程度者占比偏高。由于样本中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者仅2人，且无一属于低教育程度组，将其纳入分析将违反重叠假定，故删去，分析样本为823个。估计各类别倾向值得分的变量为表3中除受教育年限以外的全部控制变量。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各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少数民族样本的倾向值匹配分析结果（N=823）
注：控制组均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
表5 平衡性检验报告（N=823）
注：（1）参照类：a男性；b群众；c未婚；d非农业户口；e无宗教信仰；f城镇地区；g华北地区。
从表5平衡性检验报告看，在使用倾向值匹配后，除婚姻状况中的离婚类别，小学及以下组和初中及以上组在各自变量的标准差异上均有明显缩小，方差比也更接近1，匹配效果较好。
从表4结果可知，无论是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还是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者均显著更高（p＜0.001）。这一发现虽未直接支持假设1和假设2，但也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性证据，亦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两类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上均显著更高。从系数结果看，在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方面，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群众平均高0.473分。在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方面，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群众平均高1.085分。
如前所述，在少数民族样本中，学历在小学及以下者占比46.06%，亦即近半数少数民族群众未上学或仅有小学学历。本节分析进一步表明，少数民族群众的这一特征会进一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当然，模型分析仅能证实二者存在可以识别的因果关系，但其具体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显然，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众对某些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知，进而影响到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对于诸如国家层次和社会层次这些距离实际生活更远的核心价值观，受教育程度较低者难以充分理解其价值内涵，这构成了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点。
（三）全样本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为进一步凸显少数民族在教育与核心价值观认知上的独特性，本节使用全部样本比较了小学及以下者和初中及以上者在两类认同得分上的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如前所述，在全样本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占比为31.81%，初中及以上者占比为68.19%。与少数民族样本模型设置略有不同，全样本模型中增加了民族变量，分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类。
表6 全样本的倾向值匹配分析结果（N=10259）
注：控制组均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
表7 平衡性检验报告（N=10259）
注：（1）参照类：a男性；b群众；c未婚；d非农业户口；e无宗教信仰；f城镇地区；g华北地区；h汉族。
从表6结果看，在全样本中，无论是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还是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者均显著更高（p＜0.001）。换言之，在全样本中也存在与少数民族样本中一致的因果作用机制。从系数结果看，在全样本中，初中及以上学历者在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上比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高0.278分，在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得分上比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高0.881分。
比较两个样本的系数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样本的两个系数均明显高于全样本，高出0.2分左右。这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核心价值观认同有更强的提升作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特有的语言、文化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而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对通用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也有助于其更加全面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因而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教育对核心价值观认同有更强的提升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路径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倾向值匹配分析均证实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诸如国家和社会等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强的认同。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对象群体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认同度较高，同时也面临来自新媒体信息等方面的挑战。[5][9]从本文研究结论看，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层次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但从少数民族整体来看，拥有较高学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水平无疑是更高的。本文讨论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仍旧存在需要补齐的短板，特别是在教育程度较低者的价值观培育方面。
有关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的质性和理论研究已经认识到“教育转化”[13]和“教育扶智”[15]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这些观点，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认知和理解能力上的限制，其价值认同更容易偏向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或其他非核心价值观。另外，本文发现也揭示了教育水平对于更高层次的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促进作用。换言之，相较于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个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的认同，教育获得有着更强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教育之所以对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一个核心机制是通过强化国家层面的价值认同，进而更好地发挥最高层次价值取向对于其他层次价值理念的统领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2]，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性。在培育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时，需要根据其受教育水平采用恰当的引导方式。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引导其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些价值观。对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少数民族群众，需要考虑到其在理解较高层次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一定困难，避免简单地采用从国家到社会再到个人这种“自上而下”的培育方式，而是要同时结合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这种“自下而上”的培育方式。
未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教育程度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针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众，构建适合不同教育水平的、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二是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个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点，更好地发挥其引领作用，特别是引导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理解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前途命运之间的关系。三是全方位、多层次推动少数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学历教育水平，倡导终身教育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各个层次的教育和培训中。总体而言，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教育水平，不仅有助于其获得收入更高的技能型就业机会，推动实现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更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推动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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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Core Socialist Valu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Based on the 2019 Chinese Social Survey Data
LI Xiao-jing TIAN Zhi-peng
Abstract:Strengthening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reate a keen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ructurally,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national, social and personal.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value identity can help clarify the focus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9 Chinese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takes ethnic minor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to find tha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stronger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core values, and the stronger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higher levels of values such as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social level.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can help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for those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s, a combination of“top-down”and“bottom-up”approaches should be adopted; for 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the“top-down”leading role of higher level values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Key words:ethnic minorities; educati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李 晓）
初审：李柯瑶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