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学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枢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儒学文化嵌入云南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性与层级性的过程，通过不断吸纳、融合、重塑云南文化，形成特色鲜明的云南儒学文化。云南儒学文化在国家空间与地方社会展演着中华文化的主体行动逻辑，进而形成主体互生关系，在政治策略、文化礼仪、思想意识等方面深刻影响云南各层级实践主体，将云南各民族牢牢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云南儒学文化；多层级；主体互生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
历史上，儒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纽带，通过政治吸纳、情感共通、符号共享等，有效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审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儒学文化，必须打破“精英—中心论”的单边范式，破除中央王朝史观，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一体的学术思维，彰显儒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儒学文化传播之固疆、稳疆、润疆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对云南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维系作用值得深思。与中原地区相比，云南儒学文化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性、边疆性、包容性。自先秦时期，云南境内各民族便开始与中央王朝交往互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兴太学，置明师”[1]，在全国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倡导儒学。2022年9月，云南晋宁河泊所出土两千余片写有文字的简牍，其中就有《论语》残篇。汉王朝借助儒学涵化吸纳云南少数民族的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两宋，云南虽有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但仍心系中央王朝，持续学习儒学文化，尚有开科取士之举。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兴儒学，立学校，开科举，施教化，云南在政治文化上深度融入中央王朝，至明清时期，云南文化已“与中原无异”。儒学所兴教化在云南产生显著成效，在不同历史时期增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
中华各族儿女在长期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具有内生性、外生性、开放性、超越性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显著特征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2]。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云南实践中，儒学曾经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就云南儒学文化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过程而言，不仅体现为“多元”融合为“一体”的行动链条，亦折射出“多层级主体”互动互生的关系格局。
当前学术界较少关注儒学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儒家民族观、儒学与民族教育、儒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有学者认为，儒家极力宣扬的“大一统”和“华夷一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体两面，成为各民族共同追求的政治远景。[3]历史上中央王朝秉持“华夷一体”观念，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儒学文化，推行儒学教育，要求土司子弟入国子监，鼓励其参加科举考试，[4]加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有力维系了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5]历史上，儒学作为中华文明向心力、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至巨。杨翰卿等人研究发现，儒学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诗词歌赋、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的交融互动，不仅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6]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具体到云南，龚友德等人探讨儒学与云南少民族文化的关系，[7]但尚未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语境下展开研究。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云南儒学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逻辑、路径机制、结构模式等，揭橥其内蕴的“多层级主体互生关系”。所谓多层级，是从纵向的梯度而言，包括从中央王朝到地方政府，再至民间社会、基层组织乃至行动个体；所谓主体互生，是从横向的结构而言，上述不同层级的行动主体，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以双向性、二重化的交往实践，形成有机统一的关系格局。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云南推动儒学文化传播的多层级主体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儒学文化版图的伸缩，主要受到代表国家力量的地方官员、代表汉族移民势力的豪族大姓、代表少数民族势力的夷帅耆帅等势力的影响。元朝以降，边疆民族地区的庙学建设、少数民族儒生尤其是举人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儒学文化传播程度、儒学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程度最为重要的两个指标。越是主动接受儒学文化的云南民族地区，越能创生适应具体社会情境的互动生存策略，越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过程中实现自在到自觉、自洽到自适的转变。概言之，儒学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是国家权力转化为地方话语、国家意识下沉到地方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至云南各民族普遍观念的历史实践过程。当前，遵循“多层级主体互生关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仅有助于理解云南儒学文化史，谱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篇章，其学术分析框架亦可对相关民族地区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化嵌入：儒学提升云南文化空间中华性的路径
从先秦开始，儒家文化精英逐渐构建出完整的以文缘关系超越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中华民族早期关系图谱。边疆地区各民族逐步认同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合状态，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中华各民族凝聚力的“粘合剂”。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8]在孔子看来，“华”“夷”不是血缘、种族上的界限，只是文化、礼仪上等文化层面的分殊。中华各民族互相交往的过程是文化互动、互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相互浸润、互构互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多元文化格局，同时也为儒学在云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在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云南多层级实践主体主动采取策略适应现实的政治、文化、社会情境，以此实现自身文化的长存与共生，形塑了云南“无间华夷”的文化格局，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一)人口基础：汉人嵌入云南地理空间
文化嵌入往往是伴随着政治交往、民族流动、空间演化而产生的，多民族主体在特定时空中相互交流融合，打破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形成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交互共生的社会结构。原生环境、原生民族、原生文化为儒学文化嵌入社会空间奠定了基础，云南原生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文化基因，“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足以令人惊讶的文化，他们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种种联系，体现出其生动的民族关系画卷，丰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内容”[9]。汉族迁入云南，在原生文化基础上丰富了民族文化，各民族主体在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情感交融实践进程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史上，汉人伴随着政治经略、经济交往、人口迁移等进入云南地区，推动儒学文化嵌入云南原生文化体系中，对于巩固边疆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记·平准书》说：“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乃募豪民田西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10]特别是元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云南与中央逐步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汉民族亦从中原地区不断迁入云南与当地各民族杂居，进一步带动了儒学文化输入云南。
汉族不断迁入云南地区同当地各民族交错而居，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结构。民族流动伴随着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汉族在融入云南历史进程自觉进行“文化润疆”策略，饱读儒家经典的名人儒士与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内地移民分别从两个层级推动了儒学文化嵌入到云南多民族社会空间，在原生民族、文化、社会基础上，重塑着云南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结构，[11]为云南儒学化与儒学云南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12]历史上的云南儒学文化传播，既有来学，又有往教。《新唐书·南诏》载：“故西泸令郑回者，唐官也。往巂州破，为所虏。阁罗凤重其惇儒，号‘蛮利’，俾教子弟，得箠搒，故国中无不惮。”[13]通晓儒学的唐西泸县令郑回被俘，反而得到重用，教授王室子弟读书。明清时期，因各种原因被贬谪的内地儒生，也成为儒学文化嵌入云南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如山西右参政王奎贬居临安“提倡文教”，一时间临安“士绅多尊礼之，使子弟受学”“人文蔚然起”。[14]山西人王汝敬“寓蒙教授生徒，崇尚司礼，蒙之俗一变焉，其弟子后先举于乡者甚众”[14]。嘉靖年间翰林学士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他游历云南各地讲学，“教授生徒，多所造就”[14]。被俘、被贬儒生虽在内地移民中比例极小，但是他们对于儒学文化以及云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5]
(二)华夷视野中的文化边界熔铸
“大一统”思想是道、王、圣人三者为核心而铸就的天地之一统。“华夷之辨”是“大一统”思想的衍生，其并非为区分“华”与“夷”，而是在以“华”为核心的基础上将“夷”接纳、融合，并达到“天下一统”。华夷文化以“华之一统”核心，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持续推进边界熔铸。
“用夏变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虽是儒学精英对民族融合的单向描述，但在双向民族互嵌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多历史时期的中央王朝都企图通过儒学进行民族文化整合，将儒家思想礼仪与道德观念嵌入少数民族传统意识中。大理白族较早接受汉文化，吸纳儒学文化，大理国虽奉佛教为国教，但“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16]。“师僧”“释儒”阶层是佛教、儒教在大理国广泛传播与影响的结果，可见白族先民中佛儒深度交融之情形。儒家的伦理纲常如“仁义礼智信”在本主庙中得到了具象体现，许多白族本主都是忠、义、孝的代表性人物。[17]
云南少数民族思想家亦积极响应中央王朝政策，李元阳引《元御史郭松年记》言：“惟夫子之道，与天地并，语小则无内，语大则无外，固不可以古今夷夏为限阂。”[18]孔子之道与天地齐，如上“大一统”中圣人言是与道齐，而道是不分夷与夏的，所以夷夏之间的道没有界限。同时儒家认为天下只有先教与未教之民，没有不可教之民，先教之民是为了教化未教之民，而不是存在一种文化优越感，这便是儒学教化之意。李元阳认为：“云南古荒服之地，自汉始通中国，然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惟纲常之道粲然明于世，而礼乐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维持世道之具胥此焉。”[19]即只有通晓儒家之礼仪纲常、中原之规章刑罚，才能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上述思想带有一定的文化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应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分析其功能作用。
民族地区儒学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华夷一体”民族观、“有教无类”教育观、“仁义礼智信”道德观等都深刻映照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主流。少数民族在德行、才性上与汉族无异，“华夷之别”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特点的差异，是可以通过文化互通进行熔铸，而儒学在中华文化交流互通体系中占据了位置。儒学文化进入云南不仅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提供养分，儒学作为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象征，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嵌、互生、互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推动了儒学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边界的互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三、意识共通：儒学提升云南地方意识中华性的机制
儒学对云南地方意识的吸纳是指在中华民族历史演变进程中的儒学将云南地方知识以及实践主体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实践过程，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进路，是多层级主体在儒学的制度框架中获得各自期许的社会资源而进行的目的性实践。其中主要包括政治吸纳、文化吸纳与情感吸纳，分别从政治高度、文化广度与情感深度阐述儒学与云南地方不同维度的吸纳。
儒学在其中便以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形式将各民族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文化空间载体，各族文化在儒学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互动实践，进行文化再生产与文化结构再造。而多层级主体在此空间中进行着共同体实践，并不断吸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权力精英、少数民族民众，形成了诸如熟读儒学经典的土官、少数民族儒生等群体。其实践活动从意识层面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化交融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从文化塑造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
(一)政治吸纳：儒学政治价值的地方再造
政治吸纳是指政治系统对于社会情境变化所制定的一系列举措，包括使社会精英进入政治体系并担任一定角色，将其要求纳入政治系统的渠道建设的过程。[20]而儒学政治价值的地方再造可以从制度吸纳与精英吸纳两个方面理解，换言之，可以从政治制度设计、权力精英规训两个视角，探析儒学在政治吸纳中扮演的显性制度塑造与隐性意识归化的作用。云南地方精英为继续保持自身阶层的优越性，或主动或被动接受儒学以提升自身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历史上，在云南政治空间的制度吸纳过程中，存在着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治权力的博弈，双方你来我往，各持进退。元代之前中央对云南边域主要施行“羁縻政策”，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相较于中原地区存在着差异，中央设羁縻州、羁縻县，封土酋“王”“公”“候”不等，借以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治。元朝逐渐形成完善的“土司制度”，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阶层制度化，对应中原政治管理制度设置“土官”。明朝特别是清朝，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中央与地方权力精英的博弈往往置于制度化、体系化的儒学文化中，“忠君爱国”成为少数民族的价值追求。
政治精英吸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表现。《旧唐书·南诏传》说：“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13]，又说南诏后期的国主丰佑“慕中国，不肯连父名”[13]。隆舜的年号大同，表明了对儒家大同思想的推崇。可以看到，儒学对南诏政治精英阶层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朝将儒学与土司制度进行关联，鼓励土官子弟入国子监熟读儒学经典，[21]明太祖朱元璋“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22]土司子弟入国子监习教化之礼，以他们为儒学文化的种子，使所司之地风俗同于“中国”，此项策略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路径绵延之长。同时，明朝还规定承袭土官的子弟必须系统接受儒学教育，否则不准承袭。此举无疑是中央王朝与民族地方政治精英之间博弈的妙手，有效发挥了儒学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政治功能与凝聚作用。
儒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以云南为例，中央王朝通过儒学地方政治价值再造将云南政治制度、地方精英吸纳入儒学文化圈层，打破原有固化的政治权力结构，同时结合显性或隐性制度建设、精英规训、大众教化等措施，将云南各层级主体吸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文化吸纳：儒学教育的地方实践
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其多元文化结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早已形成多样性、包容性、实践性的特点，并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突出的代表，在各种形式上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而学校的兴办也成为儒学进入云南的重要表现。
云南学校最早兴建于东汉，《后汉书》载“元和中，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学校，渐迁其俗。”[23]东汉末年，云南诸如李恢、吕凯等，堪称精通儒学、博洽文史的人才。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爨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亦有不少接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人士。
南诏王室及其大臣学习汉文化的需求非常强烈，大都能用汉文结合白蛮语音写诗，儒学在上层传播迅速。南诏后期仿唐，也在太和城设文庙。元明清时期，伴随国家力量，儒学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体系不断深入云南地方社会。“元则历年较久，典章制度亦较详备。设管学机关，在中央有国子监……地方则有诸路儒学提举司……其学校则……地方有路学、有府学、有上中州学、有下中州学、有县学……且以国威远震，吾滇兴学亦于此始可纪焉。”[24]明清时期在云南地区建构起儒学教育体系，实质上是对地方精英和民众的“王化”，以变其俗。白族、彝族、纳西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士子积极学习儒家文化，不少人考取进士。
整体而言，云南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云南地方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整合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给予了云南各民族人民提升知识文化水平的路径与渠道，塑造了具有云南特色的儒学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儒生，成为本区域中华文化的担纲者。
(三)情感吸纳：汉少共情的儒学实践
本文所言情感吸纳是指以儒学传播为基础，中央与云南的政治关系为背景，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建立起对身份、价值与国家的共同社会情感。儒学文化从情感纽带深化了云南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促进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儒学在云南的传播最终目的是要达到3个层次的共情：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国家认同，并最终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通。实际上，这3个层次也是历史演进与主体实践进程中的3个阶段。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同样也是一种共情传播，儒学充当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情的媒介，其思想理念、行为指导以及价值规律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搭成身份、价值、情感之间的桥梁。
南诏自认为“本唐风化”，其顶层制度由唐人指导制定，并积极主动靠拢中原文化和儒学文明。《滇载记》说：南诏“从中国教令……皆中国降人为之经画也”[25]。《南诏德化碑》表明，儒学文化已然成为南诏精英阶层的文化资本，一些重要城市亦取汉名。晚唐孙樵《序西南夷》说：“道齐之东，偏泛巨海，不知其几千里。其岛夷之大者曰新罗，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驰七八千里，其群蛮之雄者曰南诏。是皆鸟兽之民，鴂舌言语难辨，皮服犷悍难化，其素风也。唐宅有天下，二国之民率以儒为教先，彬彬然与诸夏肖矣。”[26]南诏不断学习儒家思想以教化国人，提升了社会各层特别是上层人士的中华文化认同。儒家文化注重文化之缘、教化之缘，认为天下没有不可教化之民，只有先教与未教之分。包容教化之策，成为儒学与边疆少数民族相互交融之基。
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儒学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对中原文化的渴求更加强烈，尝向宋朝求书以供国内学子研习。公元1080年，大理国权宦杨义贞杀段廉义，自立为帝。大理相国高智升派遣其子高升泰从昆明领东方兵勤王，杀杨义贞，再拥段寿辉为大理皇帝。“是年，日月交晦，星辰昼见。寿辉因天变，遂禅位于思廉之孙正明”[27]“十月，彗星见西方，大疫。徽宗戊子大观二年，正淳禅位为僧”[27]。可以说，大理国君臣有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因为灾异而禅位，其受儒学思想影响可见一斑。而后高智升承大位，在位一年突发恶疾而逝，认为自己篡夺皇位违背君臣之道，招致天谴，临终前交代其子高升泰还位于段氏，命后世恪守君臣之道，不得再起违逆之心。[28]可见，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对大理国产生影响，儒学核心价值更深入地嵌入其思想结构与情感结构。
元明清时期，儒学作为中央王朝的教民、固边、治国之策，通过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传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儒学教育体系，对云南民族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更为深入，“大一统”“忠君爱国”等儒家观念，引起普遍情感共鸣。白族学者李元阳在《云南通志》序言中写道：“云南在汉，文献之所渐被，声教之所周流其来久矣……今之云南，即汉唐之云南；云南之郡县，即天下之郡县。”[18]高奣映在《滇鉴》中提道：“今滇远于神都，而亦曰甲申之变，同是鼎烹而釜泣，一与天下分甘共苦者，夫恃远也，岂能免也哉!”[29]1644年明朝灭亡，云南各族人民痛心疾首，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由此可见，儒学文化在云南民族地区传播衍生的强大文化认同与情感力量，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姚大力认为：“王朝可以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30]历史的延续、民族的延续证明了文化枢纽的重要作用。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史也是一部民族交往史、交融史，儒学内化于云南地方文化并外化出强大的情感力量，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四、多维重塑：儒学与云南社会变迁的多主体实践
历史上，儒学对云南地方社会的影响，呈现多维形塑、多频共振与多元一体的结构性特征。高奣映认为：“云南未服中国以前，为儌外西南夷地，其种类不一……至汉武帝时，始通圣教，于是设郡县，隶职方。其时，张叔、盛览辈受经于司马长卿，归教乡里，即已习诗书，明礼义。虽自唐以后，叛服不常，蒙、段两姓窃据数百年，然亦知延师儒，兴文学。迄于有明，熏陶培养，风气日开，礼俗、人文无异于中州矣。”[29]历史上，儒学是推动云南社会变迁的关键文化力量，其中既有中央王朝为经略云南而施行一系列兴儒学的措施，又有地方精英为保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先进性而主动接纳儒学文化。
(一)身份重塑——儒家臣民意识的地方实践
身份涵括了统一、整合之意，“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31]。就个人而言，身份存在是特定的、差别的，同时又是聚合的、统一的、联系的，特别强调个人特征的差异与其文化意识的统一。身份意识便是一个人所处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自我意识定位。
“君臣”伦理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历史上，中央王朝将云南纳入“君臣”关系中，云南之“臣民”便有了一体之向心力。基于对云南特殊边疆属性的深刻认知，元明清三朝有意识地将云南儒学视为边疆治理的文教手段，并辅之以完备的规章制度来维护儒学的日常运转，目的是借助庙学传播儒学，尤其是儒学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整合各民族意识，在云南培植维系“大一统”王朝的文化传统和情感认知根基，实现“臣民”塑造。在上述政治诉求指引下，云南儒学被元明清三朝赋予了整合边疆各族群文化和“臣民”意识，进而实践“臣民”共同体塑造的政治使命，因而不遗余力推动云南儒学的创设和发展。例如，“洪武十五年夏四月戊戌，置云南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25]制度化的儒学创设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而行政区划建置逐渐明晰的背后是国家力量的不断渗透，这也是云南儒学呈现由政治、经济核心区域渐次向周边世居族群聚居区域拓展轨迹的根本原因。儒学在云南深入传播，获得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泛社会认同，云南社会意识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儒学文化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云南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二)结构重塑——儒学重塑云南社会结构
家庭宗族是维护基层稳定的一项重要策略，费孝通先生称为“双轨政治”，即在整个社会权力结构中既有自上而下的皇权，又有自下而上的绅权，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32]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多种因素相关，汉族大量移民、兴科举传播儒学、思想意识的重塑，但最重要的是儒生作为传统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都享受着国家政策所带来的优惠，国家对读书人的特权政策致使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士”便可与“官”形成相对应的权力结构，共同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
云南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造就了云南的士绅阶层。实际上云南地方知识分子在汉代便已出现，然而在明代以前都没有在云南形成一个单独的阶层。[33]有元一代，云南科举仅取士五人，且按族群分配名额。明朝以降，士绅阶层开始参与云南地方社会治理，其功能作用与中原地方相似。与此同时，国家对土官承袭条件，提出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相应要求。“洪武帝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25]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云南儒学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逐渐打破并形塑原有社会结构，其影响不容忽视。首先，云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轨，更加认同中央王朝、中华文化；其次，社会治理的双轨化有助于云南社会秩序稳定；最后，削弱土司对云南地方的政治权威，为后续“改土归流”提供结构性保障，确保不会出现政治权力的中间层。云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儒学教育体系下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并进一步在云南地方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力，推动了云南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一体化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可以说，儒学是历史上中央王朝经略云南的重要文化手段，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轴心，其制度驯化、地方归化、边疆教化的特殊策略，体现了国家意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封建王朝，儒家文化延伸到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道德伦理、人才选拔、国家祭祀，抑或宗族祠堂等都能看到其身影。儒家伦理价值内化于、寄居于行动者思想之内，在云南历史场域中，国家与地方、流官与土官、汉民与少数民族等各层级主体进行着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儒学作为实践枢纽聚合了各层级主体在整个云南社会中的关系，将云南少数民族吸纳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家庭中；同时在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相互作用下，儒学重塑了云南社会文化、结构与意识，重塑了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结语：兼论民族地区儒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性与个性
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不断加强，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巩固统治、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其中，儒学作为中央王朝的教化手段，其思想内核深入中央王朝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过程中，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接受，而各民族、民族地区对儒学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从行动主体的具体实践看，儒学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主要有：中央王朝在民族地区施行儒学教育，设立各级官学、广建学校、开科取士；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并推广儒学，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以内化自身文化体系；古时被俘、贬谪或流寓边疆民族地区的儒生，往往能够带动民族地区文教事业的兴起，传播儒学教化。在不同民族地区儒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大都存在着这3条主体性线路，但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因民族地区的差异，儒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路径也存在差异。
云南儒学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多层级主体互生关系”，不仅适应云南民族地区，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相关民族地区。在此，我们可以将云南民族地区与内蒙古民族地区的儒学文化影响进行比较，从而在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民族结构、不同生计模式情境中阐释儒学文化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性规律与个性特征。
在内蒙古民族地区，儒学文化通过“资源共生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朝统治者更多将儒学作为统治之术，出现了许多蒙古儒士，极大丰富了蒙古族的中华文化元素。元朝灭亡撤回漠北之后，儒学教育在蒙古族中基本断裂。清朝入主中原后开始重视并发展蒙古儒学教育，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官学体系，对内蒙古民族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34]经过长期历史演化，儒学成为蒙古民族中的一种文化资源。[35]在云南民族社会中，儒学文化通过“多维嵌生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化结构看，云南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长期互动，在“华夷一体”的儒家民族观指导下，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结构。从儒学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看，从西汉开始，儒学已然在云南传播，至清代文庙遍布云南，建立起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清朝云南文、武进士共867名，[36]可谓文教昌盛。在儒学教育的推进下，至清末，云南各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已与中原无异。儒家思想深刻映射在云南民族社会多维领域中，嵌生于云南各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中。“多维嵌生机制”基于“多层级主体互生关系”，二者互为表里，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云南儒学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机制。
历史上云南儒学传播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南诏大理国、元明清时期，已然形成别具一格的儒学文化与具有儒学意涵的民族文化，已然嵌入云南社会结构的多层级主体，已然产生和谐共生的互生策略，已然将云南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云南各主体实践交互的枢纽，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实践的关键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在历史厚土中焕发出的实践路径，这是一个双向路径，将其置于云南历史实践中，儒学嵌入、吸纳、重塑了云南地方文化，即“云南儒学化”；同时云南地方文化也在此实践进程中不断影响着儒学文化，即“儒学云南化”。“云南儒学化”是儒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道德标准以及精神信仰融入云南地方社会的具象化表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般地影响着云南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轴心；而“儒学云南化”是儒学在云南地方社会传播过程中，受到了云南特色民族文化、边疆文化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云南儒学，“释儒”“伊儒”以及各少数民族儒生在熟读儒家经典时反思自身民族文化，并将其整合融入儒家思想，发展丰富了儒学文化。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儒学的现代价值可以在扬弃中得到更好发挥。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201.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3-21.
[3]杨荆楚.浅论儒家民族观与祖国统一[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1)：13-17.
[4]许立坤.明代对少数民族的教化政策：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四[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02)：36-38.
[5]周丙华.对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兼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1(08)：85-92，129.
[6]杨翰卿.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交融互动[J].哲学研究，2011(11)：70-76.
[7]龚友德.儒学与南诏文化[J].孔子研究，1989(04)：106-110，127.
[8]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52.
[9]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1.
[1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61(民族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770-771.
[11]孙浩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的宗教文化功能及其引导[J].世界宗教研究，2022(09)：1-9.
[12]礼记·孝经.曲礼[M].胡平生，陈美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6.
[13]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74，394.
[14]刘文征.天启：滇志[M].古永继点校本.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430，432，430.
[15]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60-67.
[16]郭松年.大理行记校注[M].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23.
[17]高珍辉.云南剑川白族本主崇拜中的多元文化融合浅析[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1)：206.
[18]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657.
[19]李元阳.李元阳集(散文集)[G].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5.
[20]锦翔.政治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吸纳：概念、内涵与功能[J].秦智，2023(04)：58-60.
[21]杨亚东，崔汝贤.明代云南土司地区儒学教育体系建构研究[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0(02)：36- 43.
[22]佚名.明太祖实录：卷150[M].1382.
[23]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47.
[24]龙云，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学制考一)[M].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66.
[2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758，492，493.
[26]师范.滇系[A].和生弟，王水乔.大理丛书：史籍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323.
[27]杨慎.南诏备考[A].和生弟，王水乔.大理丛书·史籍篇：卷4[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141，147.
[28]史欣蔚.云南高氏家族研究：基于族谱的考察[D].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29]高奣映.滇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1.
[30]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M].北京：三联书店，2018：18.
[31]PETERS，NICKY.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Z].London：Psychology Press，1988：25.
[3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7.
[33]陆韧.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汉文化传播[J].齐鲁文化研究，2005(0)：187-193.
[34]包文汉.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2)：34-38.
[35]黃麗生.边缘与非汉[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0：187.
[36]马银行.清代云南科举人才地理分布[J].学术探索，2017(06)：106-113.
Study on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Forg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Ethnic Areas:Taking Yunnan as an Example
SUN Hao-ran, DENG Kun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hub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lays a historic role in forg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embedding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Yunnan is a historical, phased and hierarchical process.Through the continuous absorption, integration and reshaping of Yunnan culture, a distinctive Yunnan Confucian culture has been formed.Yunnan Confucian culture shows the main action logic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ational space and the local society, thus forming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s, whi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ractical subjects at all levels of Yunnan in terms of political strategy, cultural etiquette and ideology, and firmly brings all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into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Yunnan Confucian culture; multiple levels; overlapping subjects
(责任编辑：杨谨瑜)
初审：刘羽田，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