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编辑出版了大量小学国语教科书，教科书通过对中华民族地理人文知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英雄事迹等书写激发起阅读群体集体的民族记忆，并通过适宜的文本、丰富多样的体裁和典型的民族语言符号，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强化和铸牢。与此同时，教科书也成为型塑阅读群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国民，凝聚阅读群体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最重要载体。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打好基础教育，“关键是教材”。[1]革命根据地时期解放区“大多数的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教科书恐怕可算是惟一的工具。”[2]小学国语教科书又是“乡村小学最主要的教材”[3]。作为国家和政党意志传递的重要载体，教科书通过学校的系统教学，不仅推动阅读群体行为规范、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革，更在唤醒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为研究对象，①探讨解放区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期给予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一、民族解放故事载体：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
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以此为首要任务，如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4]这一目标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指导方向，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各边区尚未实现统一，为编撰符合指导思想要求的教科书，各边区政府挑选教育经验丰富之专家“自行编印”小学国语教科书。如晋冀鲁豫边区的皇甫束玉、曾頫，晋察冀边区的刘松涛、黄雁星、项若愚，陕甘宁边区的刘御，东北解放区的董纯才等。他们多数有小学从教、期刊编辑和教育行政经历，编辑教科书时皆任各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员。他们“在编写方法和取材方面，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编写前，先搜集了各地对旧课本的意见，加以研究分析”，内容上“有的抄自小学或村上的黑板报”“有的是从‘群众报’上剪下来的”“有的是儿童自己编的口歌（童谣）”等。[5]
战争环境下教科书因地制宜的选材路径，虽然致使各边区政府“教材不一致，课程标准也不一致”[6]，但各边区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排体例大致相当。如内容上以国语常识为主，初级小学阶段课文采用二者混编形式；高级小学阶段“国语常识分编”，篇幅上二者“各占一半”。[7]如陕甘宁边区编撰的国语课本第三册，共计四十课，国语性质的生产课和公民史地课各十课，计二十课；常识性质的卫生课、自然课、学校生活课、应用文课，计二十课。[8]
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发行也已形成规模。据统计，1945至1946年间解放区编撰出版几十册小学国语教科书，如晋察冀边区8册、晋冀鲁豫边区8册、陕甘宁边区6册、东北解放区14册。此后“根据革命形势的新发展，针对旧课本在应用中所发现的缺点”，各边区教育行政机构对部分教科书进行了改编[9]。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入学儿童与之俱增，教科书的发行规模日益庞大。至1949年春季，东北地区发行小学教科书770余万册，华北地区500余万册，平津地区58万册，华东地区500万册，西北地区8万余册。[10]
解放区的不断变化，在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阅读群体上也有显现。战争初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入学儿童，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5]故而小学教科书以农村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内容围绕着农村生活书写。随着解放城市增多，教科书阅读群体逐步覆盖城市儿童，编辑内容演变为“以广大农村儿童为主要对象，适当照顾到中小城市的儿童”。[8]
教科书编辑内容不断更新，在满足阅读群体的阅读习惯、汲取新知的基础上，也使教科书成为促进国民的觉悟，灌输国民知识的“最敏捷最经济的方法”。[11]教科书承载的民族记忆知识，又使教科书成为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主要知识来源。
二、教科书中民族记忆的呈现
小学国语教科书对于中华民族解放故事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中国地理人文、党的民族政策、民族英雄事迹等内容上。通过这些知识唤醒阅读群体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进而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和铸牢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知识基础。
（一）介绍中国人文地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也就是“民族共同意识”。[12]这种共同意识以共同的地域和文化为基础。小学国语教科书对于中华民族内容的记述即是从此部分作为开篇的。如晋冀鲁豫解放区编辑的《国语课本》，以“我国的地势和气候”“我国的省区”为标题，介绍我国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版图，并详细解释解放区版图的由来，使阅读群体明确解放区的现状及其发展概况。课本中还有“我国的民族”专题，指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组成，“中国各个民族”“应该平等，像一家人一样的团结起来，都做中国的主人，共同建设新国家。”[13]东北解放区编辑的《国语课本》在把中国与日本、欧洲版图比较的基础上，如“我中华，物产丰富，领土广大，总共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等于三十个日本，比整个欧洲还大。人口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有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14]激发起阅读群体对中国的热爱，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
（二）书写党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起，在不同时段制定了适宜的民族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践行的民族政策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主张并贯彻民族平等自治。如1946年2月针对东蒙自治问题，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15]此后在《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二是初步形成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如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后又在《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中指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6]党的这些民族政策及主张成为了教科书编撰的政策指南。
正如冀鲁豫边区教育厅厅长在教科书编撰群体会议上所指出，教科书编撰要把党的政策与人民要求结合起来。“广大人民的要求是什么？概括地说是反帝反封建，具体说就是求得翻身，也就是对民主，对生产，对获得胜利果实，对保家自卫的要求。”[17]要完成人民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客观认清中国历史和现状，让阅读群体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世界已进入冷战格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这就决定着我国的历史任务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8]。
关于中华民族斗争的对象，东北军区政治部编印的小学国语课本给出明确答案，即“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地主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只有彻底消灭“三个敌人”“中国人民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14]这里的外国帝国主义，抗战时期指向日本，“日本军阀，强占我国地方，杀人放火，害得人民不能生活。”后来“八路军和人民起来打日本，打了八年，才把日本打出去。”[8]解放战争时期指向美国，它“是一个恶魔”，不仅本国境内人民“没有民主”，还“一贯积极的侵略中国”。[14]
地主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集中代表为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指向“封建头子”蒋介石。蒋介石犹如“狠心狼”，“想抢我们的牛和羊，想占我们的地和房”，只有“打倒蒋介石狠心狼”“打卖国贼蒋介石”，才能“去解放全中国老百姓”，[18]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5]。
在日本、美国等国侵略中国时期，苏联在较长时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扶持态度，中国共产党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时，与苏联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故而教科书中的苏联形象是积极的。如课文“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文中指出：“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要“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一边，拥护苏联，学习苏联，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合作，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14]
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对于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解读，为阅读群体明确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对象，明确个体的时代责任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有着战争体验的阅读群体对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有着直接的观感，通过阅读教科书记述中的侵略者行径，更能唤起阅读群体的直观记忆，激发起民族解放意识。
（三）歌颂民族英雄人物与党的领导
近代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涌现出大批的民族英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19]解放战争时期，编撰者们注意到“用八年来坚决残酷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史迹，来教育我们新的一代，培养其民族自尊心”，故而国语课本中民族英雄事迹的材料“占了全部教材的百分之十，平均分布各册课本中”。如“小日本”“地道战”“温三玉”“铁西瓜”“马老太太”“我是区长”“烈士塔”“五十九个殉难者”等。[5]
民族英雄除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者外，还包含了为支援前线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如习总书记所说：“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19]这些劳动英雄也成为教科书书写的重要内容，如种地劳动英雄“吴满有”“李马保”、胡大姐，工人劳动英雄甄荣典[20]、赵占魁[13]等。
在中华民族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领导全国人民求解放”和“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14]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要求紧密相连，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涌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如毛泽东、朱德、陈毅、左权、刘伯承、刘志丹等人。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书写，其中着墨最多的当属毛泽东。解放战争初期，在课文“毛主席的结论”“毛主席看伤兵”“毛主席爱小孩”“毛主席遵守制度”中，[20]毛泽东爱护士兵、遵守制度的领袖形象跃然纸上。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逐步被描写为“黑夜航行的灯塔”“中国人民的救星”“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指导，是祖国实现“独立、自由、富强和繁荣”的保证。[14]
而课文“朱德的扁担”“一只鸡”“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刘志丹同志的小本本”等展现了朱德、左权、陈毅、刘志丹等对于士兵的爱护之情，以及注重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作风。正是通过这些形象比喻与明确论断，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在中华民族解放历程中的光辉形象与伟大作用，折射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爱戴与认可，强化了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认同。
中华民族解放也与世界其他民族解放休戚与共。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领袖的书写，构成了英雄谱系的重要内容。教科书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建立了最高的友谊的模范”，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创造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21]列宁勤俭节约，“是为的增进人民大众的幸福，不是为的个人的享受”。[9]加拿大共产党员医生白求恩为支持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除此之外，对于人类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如巴斯托、莱特兄弟、爱迪生等也被书写进教科书，其中“巴斯托（1822—1895年）是法国专门研究细菌的科学家，他发现了人体传染病的“病原细菌”，对人类的贡献很大。”[21]教科书将世界科学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融合进世界英雄谱系，突破了狭隘的地域、种族、文化等意义上的民族观。
（四）党的其他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自成体系，相辅相成的。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其他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如群众路线、土地改革等，这为民族平等、团结、民主等民族思想的建立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2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3]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内涵，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4]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5]并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确立了群众路线的重要地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26]
解放区小学国语课本中对于群众路线的记述多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如课文“朱德将军”，朱德“生活很朴素，像一个庄稼人，他把战士看成亲兄弟一样，全军士兵都非常敬爱他”。课文“劳军”，王家村的老百姓、小学生拿白面、鸡蛋、油糕、粽子去劳军。[27]课文“伤员与抬担架老乡的故事”，伤员把自己的鞋子让给老乡穿，过了七八天，有一个人替那个老乡捎来一双结实的新鞋和一封（感谢）信，以及“送公粮”“过新年”等课文，[28]这些皆是官兵、军民鱼水情的淋漓体现，是群众路线实施的最好写照。
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与支持，关键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制定并执行了符合民意的政策，如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正如课文中所言，中国共产党帮助人民“把身翻，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分了耕牛分了粮，还分几件好衣裳。刨掉穷根炸福根，劳动生产有力量。”课文“王家村”的贫雇农，在土改前原本交不起租子，还不起债，常常被地主拉走了牛，拿走了锅，即便中农地不够种，生活也过得并不好，但是经过土改，他们“翻了身，家家有吃有穿，过年过节，还能吃到白面肉菜，也有新衣服穿了。”[7]土改不仅帮助农民实现经济翻身，也为政治、思想文化等翻身做了铺垫。正如韩丁在观察华北地区的土改后写道：“它（土改）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29]
解放区有关群众路线、土地改革的课文约占教科书课文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而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为阅读群体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树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唤醒阅读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奠定根基。
三、教科书唤醒民族记忆的编撰经验
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对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故事等书写，建构起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决定着阅读群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尽管解放战争时期小学国语课本的阅读群体，出生于抗战时期，成长于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对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着直接的个体观感和体验，进而形成个体记忆。但是从个人的角度看，记忆是一个聚合体，产生于个人对林林总总的群体记忆的分有；从群体的角度看，记忆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是群体在其内部，即在其成员中分配的一种知识。[30]因此，解放战争时期教科书阅读群体通过阅读书中知识，可使日常直观体验、思想意识与课本知识产生碰撞、交融，并使个体记忆趋从于集体记忆。教科书在这一过程中承担起激活并唤醒阅读群体中华民族解放意识，形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根基的重要文本。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唤醒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本设计可给予当代中国提供诸多借鉴。
（一）内容上注重民族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关联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我国文化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国语教科书对于民族文化的记述，无疑是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播的最重要载体。正如抗战时期《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谈到：正是因为小学教育的发展，教科书的普及，新文化逐渐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推广，抗战建国的宣传和一切动员工作，使人民大众对于抗战建国的认识得以加深。[31]由此观之，教科书在启迪民智、动员群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国语教科书，除公民史地课直接涵养受众群体的民族意识外，其他课程皆从民众日常入手，编辑内容围绕着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科学知识、风俗习惯等方面。如在农业生产上，课文书写了如何开荒、上粪、耕地、下种、收割、打场，[32]以及桃树、枣树如何嫁接，桑树、棉花如何种植，气候和庄稼关系等。[8]在医学卫生上，课文中涵盖了日常卫生维护常识，如“剪指甲”“小宝感冒”“卫生公约”，也有公共卫生预防与急救医学知识，如“种牛痘”“公共卫生”“三种急救法”“怎样预防传染病”，还有关于动物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如“羊瘟和羊疥”等。在科学知识传递上，有关于自然知识的，如“雨”“水向低处流”“太阳由东方出来”等；也有生命科学，如“青虫变蝴蝶”“动物过冬”等；还有日常生活科学常识，如“煤和石油”“火灶和风箱”等课文。在风俗习惯上，课文主要以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为主，如“阴阳好说空”“巫神请医生”“巫婆坦白”“巫神的娃娃死了”等。在行为规范上，课文有“节约”“坐直”“立正”“互助”“问好”等篇目。
教科书中丰富、实际、贴近民生的文本内容，与民众的日常生产经验产生共鸣。教科书通过传递科学生产生活知识、基本文明礼仪规范，“使他们（人民）具有一般生产常识和文化科学的知识”，成长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国民”[8]，提高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形式上采用丰富多样的体裁
教科书是民族记忆的重要文本，而故事是民族记忆呈现的重要形式。解放区小学国语课本通过选取民族解放中涌现的民族英雄人物与领袖、模范学生、工人和农民等鲜活案例，书写他们在民族解放过程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不懈奋斗的故事，以向受众群体传递中华民族意识，激活其民族记忆。如课文中的“抗日英雄杨靖宇”等。
除此之外，小学国语课本中还采取歌谣、猜谜语、脑筋急转弯、寓言、月份牌、谚语、快板、广告、书信、介绍信、日记、通知、启事、壁报、读书会、故事会、自述等形式，如课文“猜一猜”“云儿飞”“错了”“泥胎谣”“战士的信”“月份牌”“农谚新注”等。[8]通过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体裁，教科书编撰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衷在阅读群体日常生活中逐步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三）话语上塑造新型民族符号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符号的重要标识。作为民族符号的重要场域———教科书，编辑中“使用同一种语言”，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共同语言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教科书中的语言文字变革，启承于清末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历经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至解放战争时期教科书中的白话文课文已经普遍开展。教科书作为官方权威性、规模性出版物，随着白话文的推广，统一语言也就有了可能。
当然语言“并非只是关涉到词语、句子和篇章”，同时也涉及到语言背后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系统，也就是“文化形态”。通过共有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态这一媒介，“在集体的每个成员心目中都形成了一种整体高于一切的认知，而成员作为个体的愿望、欲望和目标都要服从于整体”。[32]故而教科书对于语言文字的统一，为建构中华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认同奠定了文化根基。
语言文字的变革也是民族解放的重要步骤。正如时人所言：“文字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应有的任务，也是应该完成起来的任务。”[33]为此，解放区各边区政府把识字、冬学等运动融入到国语教科书中。如“汉字的造字法”“写字”“冬学”“认票子”“不识字真困难”“能讲能算”“只恨不识字”“杨明春和娃娃识字组”等课文，通过这些课文，阅读群体在学习知识、统一语言的基础上，逐步理解和接纳课文背后传递出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教科书中的民族符号，除统一语言文字的这种显性表达外，在诸多课文中也有一些隐性暗喻。如国语教科书中普通士兵、学生的名字大多冠以“国强”“志国”“爱华”“建华”等字眼，这些名字暗含并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与决心，故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民众独特的民族记忆符号，型塑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的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①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小鸥，杨红波：《试论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动员》，《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石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李新，杨杨：《革命根据地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特色探析》，《编辑之友》，2018年第10期；石鸥：《弦诵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李彦群，张文：《根据地教科书的农村倾向：产生、形成与内涵》，《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6期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时段上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内容上侧重教科书的资料整理、教科书的编纂特色与教科书的政治动员等，目前尚无专文研究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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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National Memory: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Liberation Areas(1946—1949)
GU Xiu-qing, LI Ya-qi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ited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The textbooks motivate the collective national memory of the reading group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knowledge, the heroic deeds of Chinese nation, as well as the party's national policies. It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solidified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appropriate texts, rich and diverse genres and typical national language symbols.At the same time, textbooks have also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 for shaping the reading group as the new citizens of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and condensing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The period of war of liberation; The liberated area; The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杨虎得）
初审：刘羽田，复审：王晓燕，终审：张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