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促进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面向多学科整合的路径，以心理语言学研究、学校有效教学策略研究、社会传播机制研究和教育数字化研究等多学科的理论为指导，采取全面、系统、立体式的推广普及策略。心理层面，应培育积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态度，遵循语言文字学习规律；学校层面，要抓住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把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建立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监测与评价机制；社会传播层面，拓宽国家通用语言的传播路径，建构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的语言传播体系；数字化层面，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国家通用语言环境建设，打造数字化语言文字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以数字化赋能民众语言文字素养提升。
关键词：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推广普及策略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在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56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及文字，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保障各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实践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且有利于各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增进心灵相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征的，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民族地区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少数民族提升自身社会竞争力、积极参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形成认同”[2]。各民族群众通过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个人发展，也才能够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充分发展[3][4]。2022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全力抓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强调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独特的凝聚作用。民族地区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更须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质量，满足各民族群众增强自我科学文化素质的需求，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
当前，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率亟待提高，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农牧区和边疆地区面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短板”情况[6]。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为 80.72%，但是，“三区三州”的普通话普及率仅为 61.56%，远低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制定的80%的目标[7]。民族地区公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会听说普通话、读写规范汉字的情况，对外交流难，了解政策难，学习技能难”[8]。可见，民族地区依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点。
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的社会活动，涉及到语言学习态度、学校语言教学、社区语言传播、语言环境建设等问题。如何培育积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态度与情感？如何夯实学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阵地作用？如何拓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传播途径？数字化如何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亟须从跨学科整合的视角，探究个体、家庭、学校、社区等多个社会主体的联动推进策略。当前，国内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研究的学科视角较为单一，大多侧重于国家通用语言政策解读与意义的讨论，缺乏系统性、整合性的策略研究。本研究试图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传播学与教育技术等学科联结起来，从跨学科整合的视角，分别提出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路径、学校教育路径、社会传播路径与教育数字化路径，以期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分析的思路与逻辑如下图所示。
图1 图示分析思路与逻辑
一、语言学习心理是民族地区有效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前已经习得并使用本民族语言(有的包括文字)，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必然涉及两种语言态度的问题。只有科学把握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规律，形成积极的语言态度，才能精准有效地加以推广普及。西方学者大多从“二语习得”视角研究了少数族裔语言习得的过程，强调“语言认知结构”“语言与社会因素交互的作用”“可理解语言输出”等规律，为我们揭示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路径与实践策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重视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语言学基础
语言态度是影响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键因素。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某种语言文字社会价值的认识及情感依附程度，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与该语言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是否觉得该语言亲切、好听，包含了语言信念、目的、情感、动机和行为倾向性等心理现象[9]。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是其与社会环境、语言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当少数民族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等内部要素与实际生活相一致时，其语言态度往往比较积极；反之，当语言态度的内部要素相互矛盾时，其语言认同就会混乱，或者语言的认知属性变得模糊，使语言情感与语言行动变得不一致。因此，语言态度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观念、语言情感、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语言态度越积极，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情感就越强烈，也会倾向于使用和发展该语言文字。
语言与思维的统合是少数民族语言认知系统得以运作的内在机制。首先，语言是认知结构的核心要素。认知结构是个体适应现代社会法则的内在机制，决定了认知活动的组织形态与信息加工的方式。Vernon的“认知分层结构理论”认为，认识的最高层次是“一般能力”，第二层次就是“语言-教育能力”；Gardner的“认知成分结构理论”则认为，认知是多种成分的组合，其中包含的语言成分如语言的口头运用、语言的记忆潜力、语言的解读与反省[10][11]。这表明语言作为认知结构的核心成分之一，始终贯穿于信息加工的全过程。其次，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类就无法思维。从语言发展的阶段看，从“口语”“书面语”到“理论语言”，需要与之对应的“动作思维”“表象思维”和“抽象符号思维”的支撑，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可以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化[12]。再从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看，每一种语言都负载着特定的民族文化，所蕴含的语言意义，往往会形塑人们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会限定人们思维空间，使其形成特定的“惯性思维”，这即是语言通过文化的作用实现对思维方式的改造。再次，语言通过认知表征得以运作。“表征理论”认为语言是人们社会交往和表征世界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庞杂的表征系统。人类通过表征在头脑中对各种概念生产意义，并把诸事物概念与语言联结起来，实现对文化事物的理解[13]。正是由于语言表征系统的存在，当少数民族与文化情境交互时，会在语言、思维、情感与行为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完成客观事物的认知与建构，让抽象的事物意义化、符号化。
语言习得是少数民族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与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准[14]。皮亚杰把语言看成是儿童社会化的工具，认为儿童一出生就是社会的，存在着与同辈的合作关系、与成年人的专制关系，儿童通过语言学习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选择哪种语言意味着儿童对哪个群体产生了认同[15]。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语言参与、语言偏好都传达着“认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语言选择与使用来表达他们的语言态度与认同倾向，在认知、情感、行为上表现出对该族群的依从。可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定了少数民族的社群归属，建构着他们的社会身份与认同。在当今许多国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被全社会公认为国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语言习得又是文化传承的过程，塑造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语言作为天然的教育力量，在个体的毕生发展中，承担着文化浸润与价值引领的使命，是人们社会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每一种语言中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心理、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元素，都显现在语言习得者的社会功能上。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本身具有标识文化、传播文化的功能，并随着语言的传播，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被群体习得、内化和扩散。
语言行为输出是检验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学习效果的有效方式。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习得是一个“输入—输出—实践—反馈—再输入”的循环加工过程，主张语言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习得与输出，从而巩固语言习得效果[16]。“语言行为模式理论”则主张，语言要转化为最终的行为，核心的支撑要素是语言交际能力，而语言交际能力的熟练程度取决于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语言知识又包含了语法能力、语篇能力、言外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17]。这要求我们要关注语言输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作用。邵俊宗认为，从“语言理解”到“行为输出”是系列性的发生过程，要经过语言认知与语言学习系统，进而形成复杂的语言意识，最终把语言意识转化为语言行为[18]。因此，要积极关注少数民族的语言行为输出，遵循从“外部语言环境”内化至“内部语言认知”、从“语言观念”转化为“语言行为”的语言学习规律。
(二)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路径
第一，培育积极的国家通用语言态度与语言认同。良好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认同是维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生命力的重要心理因素。要让公众树立正确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同观，深刻认识到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是提升个体社会适应能力、促进个体社会性发展、获得知识技能的重要保障，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语言价值观与语言态度。语言态度与语言认同既是心理层面的产物，也是一个实践性概念。因此，要根据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特点，营造和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环境与氛围，如在社区交往实践中，建构积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态度，从而提升语言学习动机与效能感，让少数民族成为真正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实体。
第二，遵循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与本民族语言的普遍性规律。关于语言学习规律，西方学者曾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如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主张语言习得应遵循语言认知规律，强调语言习得的“监控”“输入”和“情感过滤”等内容；斯温纳的“语言输出假设”认为，充分的语言输出活动有利于学习者语言的流程表达；“第二语言阅读和聆听过程模式”提出，语言习得过程存在四种输入模式，即“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图式理论模式”和“第二语言聆听信息处理模式”，认为语言习得的关键是要“激活”他们的“图式”来提升语言理解能力[19]。这些研究都在强调语言学习规律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性。虽然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本民族语言的学习规律研究较少，但每种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有其特殊的规律，无论是学习哪种语言都应该尊重语言本身的普遍性规律。
第三，重视语言经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中的作用，内化语言认知结构。语言学习经验是学好语言的基础，无论是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如洛克的“白板说”，还是理性主义的代表，如笛卡尔、布莱尼茨等人，都非常重视儿童早期语言经验对语言能力的影响。有学者对云南景颇族大学生研究发现，“各说各话”的经验会让个体在抑制能力与转换能力上具有优势，表明了语言经验对个体执行功能的影响具有特异性[20]。二语习得研究的环境论者主张，个体语言习得更重要的不是先天因素，而是后天的经验[19]。我们应尽可能多地提供给儿童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机会与情境，促进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经验积累，帮助儿童将语言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内化融入认知结构中，不断丰富其语言图式。
第四，强化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情感”取向，弱化“功利”的语言学习动机。个体选择学习哪种语言，“情感”和“功利”两个因素往往会并存。“语言情感”强调个体学习语言是基于内心的欢喜和热爱，对语言产生强大的情感依赖；而“语言功利”是指个体把语言学习与自身利益紧密结合，学习语言仅仅是为了达成自我目标，将语言视为自我发展的“工具”。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薄弱的农牧区，一些少数民族同胞将自己的子女送至普通学校读书(主要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学校)，考虑到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利于子女学习现代化知识和未来的就业发展，他们在择校时着重考虑了语言的工具性价值，仅仅将语言视为自我发展的手段与工具[4]。因此，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应注重公众共同语言情感的形成，提升民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情感依附，弱化“功利”的语言学习动机。
第五，重视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行为输出。语言习得是个体语言认知与语言意识交互的过程，也是学习者语言信息输入与言语行为输出的完形心理过程。个体将输入的语言信息理解、内化后，会以言语行为的方式输出，应用在生活实践中。“可理解输出假说”认为，语言行为输出是语言学习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能更有效地促进语言的输入，发展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提高其话语能力[21]。因此，要重视语言行为输出与语言表达训练在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中的作用，创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达、练习的社会空间与情境，强化儿童的语言实践，不仅要让儿童“学”，还要注重“练”，使得儿童在反复练习的实践中，最终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用起来”“活起来”。
二、民族地区学校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主阵地
学校是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阵地，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有效增进各民族共同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前提，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意义。社会转型时期，只有推广普及运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夯实教育发展基础，促进社会人力资本有效积累。
(一)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在社会发展浪潮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体系是用通用语言文字来表征的。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等通常以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将文化知识与思想成果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推动社会与教育事业进步。如果一个群体的语言在吸收现代科技和学术词汇方面比较弱势，且群体成员以保守的心态应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能会成为群体发展的障碍；相反，如果群体成员以积极的态度学习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符号为介质的先进思想和科技成果，必然会壮大群体的综合实力。各民族群众只有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从而积极地融入现代化社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3]。民族地区学校就是要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搭建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的语言桥梁，让各民族学生在“共学、共进、共乐”的学校环境中学习，促进各民族青少年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通过全面推进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使各民族学生在“共通、共享”的课程体系中学习，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然而，民族地区学校在教育中往往容易忽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规律，尤其对儿童学前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关键期”重视不够[23]，这都不利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的提升。
客观来说，相对“孤立、封闭”的民族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成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快速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了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互嵌入的语言教学模式，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实践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实施的不同语言教学模式非此即彼，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语言学习的需求，造成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效果均不理想[23]。由于民族地区部分学校生源以单一少数民族学生为主，且长期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久而久之形成了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的教育体系，构造了相对“孤立、封闭”的民族教育体系。这使得实施本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独立于普通学校之外，并在学校体系、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与普通学校不尽相同，阻碍了各民族学生学习共同体的建立，凸显了民族教育的“差异性”，不利于缩小民族地区与普通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因此，建构“开放、包容”的民族教育体系，使民族学校人才培养体系、语言教学模式、课程与教材建设等逐渐与普通教育体系相融合，同时实施好少数民族语言课程，这是民族地区建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前提。
(二)民族地区学校有效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路径
第一，抓住少数民族儿童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在学前阶段打好国家通用语言听说基础。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学龄前是儿童语言理解和表达等能力发展的敏感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就是要抓住这个敏感期，在学前阶段打好国家通用语言听说的基础，从而促进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社会性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民族地区的行动研究表明，在学前阶段经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训练的儿童，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表达能力更强，能很好地适应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的小学阶段的教育[23]。因此，民族地区幼儿园要抓住国家通用语言习得的敏感期，为儿童提供和创造接触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与环境，组织实施有利于幼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游戏活动，建构浸入式的国家通用语言氛围，引导和鼓励儿童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第二，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一方面，民族地区应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要教学语言、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教育体系。逐渐破除传统语言教育模式的藩篱，超越语言模式的束缚，实施与普通学校标准相一致的课程语言体系。另一方面，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贯通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体系。让民族地区幼儿园、中小学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科书使用等与普通学校课程同轨，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在全国不同民族地区的“同轨同向”。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同时，也要满足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的需求，尊重当地民众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现实情感。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全学段应开设民族语言必修课程，散居地区开设民族语言选修课程等。这既是全面提高民族教育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也是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法律地位、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教材承载着国家意志，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关键环节。民族地区应统一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这是各民族学生有效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和前提。要积极推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使用《语文》国家统编教材，坚持国家课程的指导性原则，建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实施的相关制度，规范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实施，即通过国家统编教材向全国青少年传递国家意识、社会伦理和专业知识。同时允许民族地区中小学使用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鼓励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课堂。随着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逐年提升，一些民族学校使用的《汉语》教材将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过渡教材。
第四，有序推进民汉合校混班工作。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必然要求学校建构“开放、包容”的教育体系，让民族学校与普通学校“合校混班”，打造各民族学生“共学、共居”的教育空间，使各民族学生在共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中交往交流交融。这不仅有利于优化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分配，缩小民族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以本民族语言为主的交流模式，创造了各民族学生共同的语言互动格局，让各民族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更充分地践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此，民族地区应逐渐取缔把少数民族学生“单独或集中编班”的做法，打破民族学校“以单一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教育生态，实现民族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并轨同向发展。
第五，建立科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监测与评价机制。检测与评价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手段，只有合理地评价、反馈才能促进学生能力发展。要建立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监测、评价与反馈机制，尤其是强化基础教育阶段语言发展水平的检测，这有利于教育部门与学校及时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状况，从而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的语言学习目标，更好地运用语言学习规律，调整和改进语言学习方法及策略，从而提高语言学习效果。当然，基础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水平监测要以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建构科学的可监测指标，运用各种非纸笔测试、表现性评价等开展监测，定期发布监测结果，将其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要参考。
三、发挥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社会传播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语言环境多样，呈现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方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用的现象，大多数公众会使用“双语码”。如国家通用语言与本民族语言或方言混用，家庭语言有时与社区、学校语言并不一致，这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带来一定挑战。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频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语言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工具的多元化、传播媒介的数字化特征，加快了语言传播的速度。因此，有必要从语言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传播机制与路径。
(一)完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机制
语言传播也称为语言推广或语言扩散，人们通常以语言传播实现事物的符号化释义、人际沟通与信息传递的目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语言传播不仅彰显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加快了区域间人才、资本、信息流动和经济发展。纵观西方多民族国家的语言传播政策，其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地位与国际传播做法值得借鉴。如法国早在17世纪就开始在管辖区内实施“把法语树立为统一的、唯一的语言”政策，推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信念，通过建立一体化的语言传播体系来塑造国家凝聚力；瑞士的语言教育政策中十分重视国语传播的基础作用，虽然各族群语言平等，但英语的官方地位十分显赫，认为这是提升国家现代化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了“英语官方化运动”或“唯英语运动”，之后又提出了“为儿童说英语”的倡议，认为这些语言政策是加快美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24]。可见，打造有传播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系，是民族国家维护社会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体制保障。
那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如何传播的呢？40多年来，语言传播学者一直在探寻语言传播的内在机制，如“语言传播变量理论”提出了影响语言传播程度与速度的7 个变量(Who,adopts,what,when,where,why,how)。即，语言传播者有何特征？传播等级如何？传播程度与速度同什么样的结构与功能特征有关？传播的时间如何？传播中受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影响？传播的动机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语言规划行为？这些问题的回答使语言传播的内在影响机理更加清晰[25]。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解释谁才是最核心的制约因素。由于通用语言传播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不仅涉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还包括微观层面的传播者行为与心理因素以及信息技术的媒介作用。有研究者提出了“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认为政府和市场在语言传播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语言传播的效果取决于政府的语言规划、政策引导、执行能力，社会市场中语言资源的开发与供给程度以及信息技术的支撑范围[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是基于经典传播学的主体分类方法，从语言的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途径，强调国家通用语言传播的“刚性规则”，却忽视了传播主体的“柔性情感”因素，轻视了语言接受者的内在驱力与主观意愿。总之，这些研究都在强调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播不是单一主体力量可以实现的，需要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参与；既要有刚性的语言政策与制度保障，也要满足语言传播者的内在情感需求。尤其在信息化背景下，更要发挥数字技术支持语言传播的职能。也就是说，当前民族地区亟须建立健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传播机制，建立多渠道、多方参与的立体式的语言传播体系。
(二)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传播策略
第一，拓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传播路径，建构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的传播体系。语言国际传播框架理论认为，语言借助“外部推力”而给人一种“要我学”的态势，从而拓宽语言受众范围，增加该语言的使用人数[27]。这意味着语言传播不仅是社群内部“自然漫延”的过程，还需要借助一定“外力”。也有研究者分析了英语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原因，发现人口迁移、综合国力、科技力量、政治制度等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和资金支持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8]。这表明一种语言的广泛传播不仅需要政府与语言推广机构的协调推进，还应让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社区、学校等主体全面参与。民族地区要引领社会各组织积极参与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事业中来，拓宽语言文字的社会传播路径，建构“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多主体深度参与的语言传播体系，形成“人人参与、深度参与”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机制。
第二，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刚性传播”规则与“柔性传播”情感结合起来。 “柔性传播”强调以非硬性的、柔和内敛的方式传播语言，注重语言传播的浸染性、渗透性、感染性。当情感因素与国家通用语言“柔性传播”的多重向度融合时，语言传播的意识能动性被激活，公众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知与态度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国家通用语言容易与生活情境发生联结，语言学习更有“温度”，语言行为输出更具“亲近性”[29]。而“刚性传播”与“柔性传播”是一组对立的范畴，强调语言传播的“理性色彩”“客观主义”，制度与规范的指令性要求十分凸显。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过程中，要善于把理性的“刚性传播”规则与感性的“柔性传播”手段相结合，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与政策的规约作用，同时凸显语言学习的文化关怀，让公众把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观想法与现实需要转化为“自觉”“自主”的行动。
第三，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文化功能，弘扬中华文化。亨廷顿指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重要因素都离不开语言”，语言与文化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语言传播让文化得以弘扬[30]。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中以语言与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博弈越来越凸显和重要。当一种语言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理解和喜爱，人们在日常生产劳作中就更愿意使用它，这种语言文化的生命力愈发强大，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介质的文化认同感就愈强烈，其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自然增强[31]。同理，民族地区要善于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介质，表达各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培育共同性的文化心理，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鉴，弘扬中华文化。
第四，利用好移动互联网媒介，扩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播空间。现代数字媒介改变了传统语言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宽了语言文字传播的渠道，使其不再受时空的限制，降低了传播的成本代价，语言的共享性得到增强。尤其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各种语言信息得以共享和讨论，并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转变。这催生出了新型的语言传播类型，如语言情境传播、语言共享传播和语言泛在传播等[32]，使语言从“单维线性交流”转变为“立体交互共享”传播，让公众沉浸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语言传播格局中。民族地区要利用好移动互联网的传播介质，丰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类型、渠道与空间，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的话语环境。同时，随着网络语言的兴起与特定网络文化的形成，在使用各种移动互联网媒介时，还应加大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网络传播的监管力度，遵循语言传播的伦理规范。
四、以教育数字化赋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
当前，民族地区依然面临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短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应用困难”等困境[7]。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多方位、全行业、智能化的资源共享机制逐步形成，这为改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
(一)以数字技术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数字化正在引领教育的变革与创新，深刻改变着语言传播的途径与方式，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建设，对于创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方式、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资源共享、丰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体验以及建构“方式灵活、资源丰富、个性便捷”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是以数字作为信息载体，运用有效的计算来处理信息，形成可获得的知识，并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帮助人们进行分析和决策；数字化以数字信息为纽带，链接现实与虚拟，通过感知网络、移动应用、社交媒体等智慧平台，使人们与政府、企业、学校及社会组织的沟通更加便捷，同时提升了民众的体验感、获得感[33]。如今，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国家数字化与智慧社会”战略，如从智慧学校、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治理等方面，加快数字化建设，打造全新的数字化社会。
数字化已成为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数字化改变了人们应用语言文字的方式，简化了人们语言文字信息的编辑处理，提升了语言文字传递的效率。另一方面，使国家语言文字的传递突破了时空限制，语言文字传播情境更加灵活多样，为语言文字学习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带来了丰富的语言文字数据和信息资源[34]。尤其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技术等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加速驱动人们对语言文字学习方式的变革，以数字化应用为核心的智能语言文字学习系统正在兴起，科技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的愿景正在逐步实现。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强调数字技术是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和支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中都强调，“要提升语言文字科技赋能水平”“发挥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在国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和“加强语言文字信息化平台建设”等[35][36]。因此，我们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的实践价值，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环境建设，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专业发展，为人们提供丰富、优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资源。
(二)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数字化路径
第一，推进数字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环境建设。2021年OECD发布的《2021年数字教育展望》、202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的《促进全民数字公平》以及2023年法国颁布的《2023-2027年教育数字化战略》，均提出要升级改造数字化教育设施，打造数字化、智能化学习环境[37]。语言文字环境是公众主动建构语言知识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外部保障，能够为人们提供情境性的功能性空间，让其在鲜活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语言环境要求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科技引入语言文字应用系统，为公众提供灵活的语言学习资源与交互工具，提供智能化语言资源推送、自适应语言学习帮助等服务。民族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中要逐步完善数字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资源与基础设施，创造适应儿童语言发展的数字化家庭应用设备，搭建“社区+学校+家庭”相融合的数字化语言环境，促进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践。
第二，建构数字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与传统语言学习方式相比，数字化语言学习支持实现了从“物理实体空间”到“数字虚拟空间”、从“集体学习”到“个性学习”、从“人工监测”到“智能管理”、从“机械模仿学习”到“智能场景学习”的转变。民族地区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建构“泛在”语言环境，为人们供给交互式、生活化、情境化、沉浸性、适应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产出指向生活实践的智能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服务支持系统，为全民常态化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服务保障。如西部民族地区实施的“语言扶贫APP”项目[38]，就是运用了“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等智能技术，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虚拟学习与现实生活场景相融合，使人们在情境体验中、游戏互动中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第三，以数字化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作为教育资源诸要素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随着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事业的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队伍建设有了明显改观，但总体而言，教师数量短缺、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普遍存在[39]。一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解决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师短缺的问题。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的跨区域共享，打造线上语言学习平台，满足资源短缺地区儿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需求，促进教育均衡。另一方面，以数字化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专业发展。如建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专业发展的数字化教研体系，形成以数字化支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学习共同体，汇聚智慧与力量，为教师教研和相互交流提供“策略技术”与“支架工具”。
第四，以数字化提升公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促进语言文字的应用。如何充分利用智能化数字资源，保障民族地区公众在社会各领域(如政府与社会组织、学校教学、新闻媒体以及主要公共服务行业)规范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向少数民族提供能用、好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成为民族地区数字化语言环境建设的重点。如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活动中，可利用虚拟现实、空中课堂等技术，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智能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社区与家庭语言实践中，可利用迁移学习、强化学习等深度学习技术，实现智能口语测评、反馈信息生成、听力理解检测等服务，帮助人们实时监测和了解其语言文字学习结果，最终形成“全方位、立体式、个性化”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与服务体系。
五、结语
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面向多学科整合的路径，采取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等层面全方位、立体式的联动推进策略，破除实践中出现的“教育部门管学校、语言文字部门管社会”的“孤立、闭环”的推广局面。心理层面上，要培育积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态度，遵循语言文字学习规律，深化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情感”要素；学校层面，要抓住少数民族儿童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同时建立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监测、评价与反馈机制，帮助儿童及时调整语言文字学习策略；社会传播层面，要建构“个人—学校—家庭—社区”联动参与的语言文字传播体系，拓宽语言文字传播的渠道；数字化层面上，应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环境建设，打造数字化语言文字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深化语言文字学习的技术支持。将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明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转化机制，了解语言文字学习的加工机制，揭示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律、心理机制与语言传播路径等。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正确理解“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推普原则，即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满足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需求，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总之，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要立足民族地区语言发展实际，遵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传播的客观规律，这是有效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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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Path for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in Ethnic Regions
Dang Bao-bao, Gao Cheng-hai
（责任编辑：程融）
初审：刘羽田，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