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与维护、塑造国家安全存在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地区推普工作紧密联系国家安全局势和需求，服务于相应时期国家安全核心问题的解决和安全目标的落实。新时代国家安全内外形势、核心问题和安全目标发生变化，民族地区推普工作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要求下，将高质量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工作理念、内容、方法、成效考察和整体治理等环节中，以承载国家安全“发展”和“安全”的两大重要诉求。基于此，做好兼具方向性和可及性的统筹规划、明析“人—策”适配度、把握学校教育中心位、支持数字技术深度涉入和激发治理全域基层活力是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有效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高质量发展
引言
国家安全这一重要政治现象中包含关于语言及其安全的诸多问题。关于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联系已形成的共识是，在国家安全的视角下，语言尤其是国家通用语言作为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塑造具有基础性、潜在性、长远性作用，并通过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活动发挥出来[1]。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要求各领域在实践中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随着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指导理念、核心内容和最终目标产生极大转变，普通话推广工作亦需要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策略调整。当前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导着各方面工作转入新的轨道，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并进一步强调，需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决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助力。基于此，2020年以来，关涉推普工作的诸多政策文件、重要会议都提出了“提高推普工作质量”的要求，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办名义下发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将“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提高普及程度，提升普及质量，增强国民语言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确立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原则。[2]由此可见，质量是“大变局”下推普工作发展的聚力点，今后一段时间民族地区的推普工作必须以高质量作为根本遵循，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扩大并提升推普工作影响范围及成效。
纵观当前关于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相关研究，在关涉“为什么”，即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价值和意义的讨论中，学者们的切入点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助力减贫脱贫[4]、保障群体利益[5]等，较少挖掘到更深层的意义——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层面，特别是缺少对当前总体安全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两方面的整体把握。而在现有对语言与国家安全两者关系的研究中，讨论的主题集中于分析语言与国家安全中某一具体方面，如政治安全[6]、经济安全[7]、尤其是文化安全[8]的关系，并且多侧重于将此话题放置于外语教育的背景下展开讨论，少有从宏观角度讨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对国家总体安全的积极意义和实践路径，也尚未对民族地区推普工作在国家安全中地位和角色的历史演变进行通盘梳理。综上，为更好释出语言服务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笔者进一步厘清历史以来推普工作服务国家安全维护的价值变迁，进而剖释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服务当前总体国家安全在发展和安全两个主要方面的功能承载，并基于此探索令两者形成更为密切联结、可行的实践策略。
一、民族地区推普工作在国家安全维护中的角色变迁
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拓宽了对安全问题所涉领域的研究，由此，语言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研究中逐步出场，并在冷战结束后针对非传统安全的相关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9]探索国家安全中语言问题的基点在于，语言与国家的发展和存续之间存在着正变关系，语言问题的“安全化”不是主观上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泛化，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10]尤其当语言与生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时，更需要充分考察语言影响、维护、塑造国家安全的内在机制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安全观经历“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过渡型）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三次重要转变，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由政治转向经济再转向统筹发展与安全，各领域工作经历“服务政治安全—服务发展安全—服务总体安全”的三次变化。我国民族数量众多且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超过60%，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始终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内容，当前已逐步成为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安全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贡献。结合对相应时期国家安全形势、安全理念、所涉安全领域和安全目标的分析，探索民族地区推普工作在国家安全关涉领域中逐步出场并不断得到重视的过程，了解民族地区推普工作服务不同时期国家安全的角色及功能。
（一）服务于“政治安全”的民族地区推普工作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国家安全核心为保障“政治安全”。此时期虽尚未系统、明确形成及使用国家安全的概念，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基于对“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科学研判，在官方话语中强调“加强战备”以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祖国安全”“边境安全”，开展了大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11]，诸如对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适时调整外交政策以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对内开展政治运动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清除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12]等。总体而言，此时期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指向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受到“政治安全为核心、军事安全为手段、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其他安全为从属”的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指导[13]，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维护“政治安全”，各领域的工作均需为维护政治安全服务。在此时期，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三大任务”之一，在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后正式面向全国开展，1957年全国普通话工作汇报会将此时期推普基本方针确立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4]，在实践中以军队、师范院校、学校为主要对象，逐步辐射交通、铁路、商业等系统，目标在于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学普用普的氛围，进而“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条例在1982年写入《宪法》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面临语言文字发展极其落后、文盲率极高以致于不能顺利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15]，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对民族地区通用语推广和教育工作作出规定：“有现行通用语言文字的民族中小学必须使用本民族语文教学但可按照当地需要和自愿设置汉文课，有独立语言但无文字的民族可以按照资源原则采用汉文或本民族语文教学。”[16]此外，通过开展广泛覆盖各民族地区的语言国情调查，摸清各族群众语言的使用和基本分布情况，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并设计文字改革方案，以便他们更好地通过读写本民族文字初步了解汉语，为民族地区推普工作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充分体现出对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开展交流和教育权利的尊重。在此时期国家基本语言政策和推普工作具体政策的指导下，民族地区推普工作通过普及国民教育、帮助减轻民族群众文盲问题，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程度，最终服务于维护多民族国家在初创时期“政治安全”的核心目标。
（二）服务于“发展安全”的民族地区推普工作
自1986年至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关涉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问题，国家安全目标指向“发展安全”。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逐渐超过“战争与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和平问题和经济问题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由此，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逐步转向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非传统（过渡型）国家安全观，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得到基本维护的前提下，国防、外交等各项工作均转向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7]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对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增加。1986年“国家安全”一词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中，1992年“国家安全”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则首次将对“国家安全”的整体论述放置于“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中，这些标志性、具有开创性的做法充分表明历代领导人对国家安全中关涉国家利益、国家发展问题的统筹管理力度增强。[18]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国家安全观在前期“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新安全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诸如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等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内容进入国家安全的关涉范畴中。总体而言，在“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时期内，我国国家安全的关涉领域逐步扩展，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增加，国家安全与关涉民生的诸多问题产生紧密联结，对内求发展与和谐是此时非传统（过渡型）国家安全观的核心目标。在此期间，普通话推广工作经历“政策规范—专门立法规范”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对国民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明确“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1992年提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推普工作方针，1997年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则进一步明确在201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的工作目标。基于此，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推普宣传周等具体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出台确定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推广要求和使用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得到法律保障。随着国家推普工作总体规划的持续推进，民族地区的推普实践逐步以更多样的形式展开，此时期内，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对民族地区推普实践进行了整体部署，在国家教育委员会、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陆续出台的语言政策、教育政策中更为重视通用语教育与民族语言教育关系的处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推普实践从“在民族教育基础上加授汉语教育”逐步转向“推进民汉‘双语’教学”[16]。此外，在推普宣传周全面展开的背景下，推普宣传周的重点城市覆盖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云南省等多个民族省区及地市，有效助推民族地区推普工作的取得成效，在后续的语言使用情况抽检中，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大幅提高，并且在相关研究中得以证实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20][21]。总体而言，在“发展安全”核心目标的引领下，民族地区推普工作起到了加快推进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极大释放了通用语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传递认同和信息载体的重要功能，进而助力国家安全的维护和塑造。
（三）服务于“总体安全”的民族地区推普工作
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基于国内外显性和隐性风险增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后续不同场合中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涉及问题等深入、拓展论述，尤为强调关涉各项民生的公共安全内容及安全保障工作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国家安全实践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统筹安全与发展，指向确保人们安全的“总体安全”目标。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对安全环境、安全问题及安全维护手段等多方面的认知创新，推普工作在此指导下其角色地位和工作理念发生重要转变。在角色地位上，推普是助力“语言强国”实现的重要抓手，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指导政策中，均强调应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并且要向农村和民族地区攻坚，以“强语助力强国”；在工作理念上，更为聚焦使用、掌握普通话的薄弱地区重点攻坚，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在全社会各领域全面推广普及通用语并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通用语的法律意识和规范意识，推普工作陆续与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形成紧密联系。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上，结合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的要求，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为主的新阶段，《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坚定不移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要求指导民族地区全面铺开国家通用语教育。这一实践转向取得了较好效果，一方面，普通话作为重要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激发，使得各族群众得以共享发展成果、收获因学习普通话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动力；另一方面，推普通过传递各民族共享的语言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安全防线较为薄弱的边境、民族、乡村地区形成了坚实的安全防护屏障，各族群众形成自觉维护和捍卫国家安全的意识、合力有效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安全威胁，以保障国家的“总体安全”。
由此可见，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推普工作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占有重要一席，在国家安全环境、理念、内容及目标的不断演变中，其角色功能由服务新生多民族国家“政治安全”转向服务经济建设加速期“发展安全”再转向服务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总体安全”，始终为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贡献。在国家安全需求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民族地区推普工作的理念和实践侧重有所不同，进入新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下，民族地区应以高质量的推普工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目标实现承载相应功能。
二、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服务总体国家安全的功能承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关键，彰显出对两者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在塑造和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语言文字工作既需要为发展助力、也需要为安全提供支持。在全域工作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当下的推普工作在理念、过程、结果各环节都呈现着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因此，以下将在深入剖释“高质量推普”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从发展和安全两方面入手，阐明此项工作服务总体国家安全维护及塑造的具体功能。
（一）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的特征解析
要知晓高质量推普在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中承载着怎样的功能，应当先明确为何需要“高质量推普”以及何为“高质量推普”。
民族地区推普工作转向“高质量推普”基于两个重要动因的共同作用：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是国家通用语推广普及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就前者而言，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在经济领域首先得到响应，通过后续十九届历次全会对“高质量发展”理念内涵及工作要求的进一步阐释，“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对经济社会全局、全域、全程发展的总要求。在这一总要求的指导下，作为推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抓手和途径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应适时转变工作理念、指导方针及实践途径。就后者而言，普通话推广工作当前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在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实现国家通用语言基本普及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据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的抽样调查，16个省份的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5%，但有9个省份低于80%（最低的不到50%），民族和农村地区依然是推普工作的薄弱区域[22]，需要以高质量推普促进攻坚目标的实现。同时，语言工作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各族群众可持续发展各项权利平等的重要途径，“供给侧”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的发展进程，因此民族地区推普工作走向高质量显得更为重要且必要。
从以往推普工作的方针来看，经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到20世纪90年代“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再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起点“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三次变化，在以上方针中均体现出三个关键内容：指导理念、工作面向及工作目标。由此可见，推普是在契合国家发展大局理念的指导下，依据工作目标和要求面向相应工作对象开展实践的系统工作，其质量水平取决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协同合作、发展水平等关键要素的质量，最终体现在推普实践所取得的成效，即与目标的契合程度上。在以往的推普工作及对其成效的考察中，已经存在对于“质量”的评判，而“高质量”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超越。因此，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是以高质量过程和条件保障高质量结果的系统概念，包含高质量的理念、内容、方法、结果及治理五个方面。具体而言，即需要以新时代推普基本方向和目标为指导，立足民族地区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尊重各族群众语言学习规律和已有基础，靶向聚焦薄弱对象和薄弱环节，探索更适宜的内容并采取多样化的方法，以多元主体协作和现代化技术为支撑，推动民族地区群众的普通话水平从“会用、能用”走向“善用、精用”，全面释放普通话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途径的价值。总体来说，在理论上，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应当具有“导向上质量为核、实践上指向精准、内容上突出分类、方法上强调创新、效果上关照整体、治理上协同高效”的基本特征。
（二）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服务总体国家安全的功能承载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对发展和安全两大重要方面的统筹。对于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努力形成在安全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保安全的格局”。[23]以此启示在各领域实践中，应当重点落实发展与安全的根本要求，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实现“总体安全”的最终目标。基于对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的质量特征分析，其既能运用其工作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发展基础，又能够推动塑造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对于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具有其独特的功能承载。
1.面向发展需求的功能承载
能够保障安全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各区域、各领域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国内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族地区是国家发展战略中始终关切的重点区域，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显示，民族八省区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14%，其发展状态对国家整体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但当前民族地区整体发展较为落后的现实制约其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从而影响国家整体发展进程的推进。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民族地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硬骨头，因此选取当年民族八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七普”中相应数据分析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首先在经济发展上，从各省统计公报中相应数据与全国总体情况比较来看，民族八省区地区全年生产总值总和仅占全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各省区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189元），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居年可支配收入极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此外，西藏、宁夏、贵州、云南和青海的城乡居民人居年可支配收入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6%）。并且，广西、宁夏、云南和青海四省区已公布的当年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总和已占到同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的约10%，各省农民工外出数量大于留在本地数量①。由此看到，民族八省区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劳动力外流更为明显。而在居民个人发展方面，从“七普”数据中发现，民族八省区每十万人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量总体偏少，除内蒙古、宁夏和新疆之外，其他省区数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数值（15467人），民族八省区的文盲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7%），西藏（21.2%）、青海（7.94%）及贵州（6.68%）在其中，显著突出的文盲率难以支持其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综合而言，较低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外流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现象集中反映民族地区发展缺乏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有力且可持续支撑的现实问题，仅依靠外力帮扶难以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且可持续的力量。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面向发展所需而承载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其一，以更为精准的服务面向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并深度涉入循环。高质量的推普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其服务面向来看，突出在原有推普基础上的精准攻坚，以更为细致的分类筛查和摸底了解民族地区群众在普通话掌握、使用上“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以及“需要达到何种程度”，进一步制定支持其达到应有水平的工作政策，面对地区性的问题，更注重以“一村一策”“一县一策”“一类一策”的方式开展精准攻坚，令通用语所承载的知识和信息发挥更全面的作用，驱动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在社会中更高效流动并且积极进入“双循环格局”建构，尤其使得“人”这一核心要素在社会运转中寻求到更契合其能力的位置，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其二，以更为适切的内容和方法激发主体的内生动力。相较于以往的推普工作，高质量推普政策指导中体现面向广泛且聚焦精准的显著特点。关照到学前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阶段学生、青壮年劳动力，以及所提到文盲群体的具体需求，以更为适切的内容满足其诉求并利用“支架式”的工作方法帮助其为下一步发展做好准备，使得学习主体不仅在当下获得懂普用普能力，更能从中获得支持未来发展的用普能力。以此有效促发其对学普用普的内在认同，更好投入到贡献发展的工作中，为民族地区及国家的整体发展奠定广泛的能力基础。
2.面向安全需求的功能承载
能够促进发展的安全是“总体性”的安全，“总体性”是当前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的突出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对安全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安全维护上强调构筑更为广泛且系统性的风险防范体系，维护各民族、各领域的安全涵盖于国家的安全需求之中。通过“七普”数据可以看到，2020年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为1.25亿，占全国人口总量的8.89%，相较于“六普”增长10.26%，其中，民族八省区的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占到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61.58%，主要集中于广西、新疆、贵州和云南②。从我国民族地区的地域分布来看，在少数民族广泛分布的四个民族省区中，广西具备沿边沿海条件，而新疆、云南具有较长的陆地边境线，前者拥有的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后者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此外，内蒙古拥有7个陆路口岸，是我国拥有陆路口岸最多的省份，总体而言，民族各省区因其地理位置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和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民族省份因其沿边沿海优势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风险挑战，成为我国国家安全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为“总体”安全需求的实现承载着两方面的功能：其一，以语言铸牢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各族群众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自觉维护和捍卫国家安全的意识是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石，生发于人民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与认同。过去较长时间以来，推普工作强调“语言作为工具”，致力于帮助各族人民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参与交往交流活动，但从语言的实质来看，推普工作所传递的是作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以此构筑各族群众对国家政治、文化、和发展路向的全面认同，进而积极参与到各领域安全维护的工作中。高质量推普相较于以往，则突出了认同培育的工作目标，通过分层分类的精准攻坚，传递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以促成民心归聚、令民族共同体更为稳固。其二，以高质量推普维护边境的安全稳定。边境是沟通内外的重要桥梁，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4]但边境地区面临更为直接的安全挑战和威胁，其平稳发展对安全需求更为强烈。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聚焦且直接面向广泛分布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和跨国民族，它们具有较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及生活交往习惯，推普可帮助其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有效减轻边民在边境交流中产生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此外在边民群体和管理群体中推广使用更为标准、实用的普通话，亦能够助力于加强边境管理的风险研判、风险抵御和治理能力，有效保障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综合以上，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是以改革回应民生关切的重要彰显，以其更高的理念站位、更精准的服务面向、更适切的内容及方法和更高效的治理模式承载着国家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诉求，需要对其实践落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以更好释放其服务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
三、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服务总体国家安全的策略选择
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攻坚取得良好成效，在工作机制建设、重点人群培训、学习资源研发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尤其民族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举措取得明显成就，其中诸如青海制定出台本省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免费向建档立卡青壮年农牧民、贫困地区幼儿园发放普通话学习教材，向中小学发放中华经典诵读库音频播放器、电子显示屏等学习设备[25]；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通过十年推普和脱贫工作结合探索形成“罗城经验”，引导各村屯将集体学习普通话纳入例行工作议程中，推出“跟我学说普通话”网络课堂[26]；四川作为藏羌彝民族主要聚居和国家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在凉山州等民族地区通过“培训一人，带动一家，影响一片”的策略提升普通话普及率，并且在大小凉山彝区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试点，为试点的幼教点配备教师和辅导员，为学龄前儿童打好语言基础[27]，西藏阿里地区紧盯“两年基本实现村（社区）主干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目标实施一系列帮带辅教活动，形成基层党员干部“一队三员（推普员、教导员、监督员）”的推普辅教队伍开展工作取得良好成效[28]等等。诸多优秀经验为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提升及脱贫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上多次指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弱项和风险挑战，应当有前瞻性的谋划，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住时机主动作为。结合上述对国家安全、推普面临新发展形势、以及推普工作在发展阶段应承载的功能分析，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实践应当在更契合大局的规划指导下，以更鲜明的工作指向、更精准的基线把握、更牢固的阵地建设、更多元的工作方式和更有效的治理机制服务总体国家安全。
（一）在规划中统筹方向性与可及性
质量本身是即存在方向性的概念。推普工作的质量即为其对所设定目标的实现程度，无论是在“十三五”时期《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中所设定的“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的工作目标，还是在《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所设定的“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工作目标，以及《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中提及的“到2025年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至10个百分点，接近或达到80%的基本普及目标”，都从“统筹整体”的高站位为后续考察工作成效和质量提供了明确、具体、可及的目标。因此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工作在规划设计中应体现鲜明的方向性并顾及目标的可及性，坚持党对语言工作的全面领导，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认识语言的战略价值和社会地位，加强推普工作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满足各族群众学习使用语言文字和提升科学文化素质的需求。具体而言，从时间规划来看，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的工作目标应当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所处“风险易发期与发展机遇期并存”的新阶段特点相适应，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下划分为两个阶段开展工作：第一阶段为2021至2025年，侧重于“攻坚”，以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基本普及普通话作为目标，充分借鉴已有优秀经验，优化语言资源供给结构，提升民族地区群众对语言服务的获得感，并能从普通话学习和使用中获益，确保学前阶段至高中阶段都能获得较好的普通话学习资源和机会，缓解不平衡现状，缓释返贫风险，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为2025—2035年，侧重于“提质”，以民族地区全面普及普通话为目标，强化高品质的语言资源供给，提升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幸福感，在各族群众认知中深植主动、积极学习和使用更为标准的普通话意识，实现从低质量到高质量的飞跃，助力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通过适应国家发展规划及民族地区发展现实的“两步走”规划设计，增强民族地区群众在学普用普过程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
（二）在实践开展前考察“人—策”的适配度
在推普工作的服务面向中，包含诸多群体并且各群体间异质性明显，应注重整体提升和分类分层推进相结合，考虑各群体的独有需求和各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开展工作。从当前推普工作的服务面向来看，已经涵盖了从学前阶段至高中阶段学生及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工作人员等多个群体，但学前阶段儿童、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和基层干部是其中的短板弱项。[22]这四类对象在维护、塑造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的角色价值，应当做好面向这四类人群的推普工作。在高质量推普中需要以更为精准的摸排数据作为实践支撑，重点关注四类人群的普通话能力培育。从总体上，在民族地区开展更为全面且细致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在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中，各地积极部署安排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工作，为实施此行动提供数据基础，重在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普通话需求的掌握，在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成效基础上，民族地区需进行新一轮摸底排查，了解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阶段，已脱贫群众的普通话达到了怎样的水平、现有水平是否可以有效缓释返贫的可能及阻断家庭内贫困问题的代际传递。对更广范围的群众来说，要明确其现有的普通话水平是否可以助力其更好发展。以全面摸底排查为基础确定具体的工作策略。从以上涉及的四类重点人群来看，高质量推普需要采取相适应的措施提升其普通话能力：面对学前儿童，应加强“家校联合”为其创设一体化、具有衔接性的普通话交流环境并鼓励其使用普通话，尤其面向民族村落的学前留守儿童，需以学校教育、社区参与弥补其家庭教育存在的不足，在“童语同音”“小手牵大手”“石榴籽”等专项计划的指导下，总结试点经验加以适应性调整并推广；面对各阶段教师，应严格遵循教师从业资格中对普通话水平的要求并加强培训，不仅关注教师本身普通话水平，更要关注其使用普通话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本研究基于2021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相应学历标准考察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教师学历发现，此修订案相较原有教师法提升了各阶段教师的入门门槛，要求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取得必须分别具备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或其他相关专业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高等学校师范专业本科或其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位，但当前民族各省区相应学段的教师学历并未能实现完全的达标，尤其是乡村地区具备相应学历的教师更是缺乏，小学阶段缺口尤为突出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利用较为标准的普通话开展教育教学能力不足的现实。此外，据历年少数民族教师参与普通话培训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开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后，少数民族教师参与普通话培训的总人数相比前一年显著增长，但民族各省区的参培人数存在明显差异，有些省份参与人数近万，但个别省份不足200人。在2020年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中，组织多方力量对少数民族教师尤其是贫困县、村的少数民族教师开展培训，但培训总量相较于当年全国学前至高中阶段学校中近280万的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总量来说，还存在较大的缺口④。因此，需要重点加强并全面铺开面向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教师的培训，发挥示范性培训的带动作用，配合国家免费师范生计划，引导各项资格达标的师范生前往民族地区基层学校入职；面对青壮年劳动力，需基于对其劳动能力基础、劳动流向的摸排加强“职业技能+普通话”的培训，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劳动力外流现象突出，青壮年发挥劳动效益不仅通过就业也通过自主创业，成为“新农人”。因此开展普通话培训不仅是为其外出就业奠定交流基础，更需要培育其为乡村振兴服务的意识，基于对自身所在村镇各项要素的认识开展创业工作；面对基层干部，当前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干部及公职人员普通话水平和使用情况不佳，存在“会说而不说”或“会说但说不好”的情况，并且，城镇化的加速及“人为核心”的建设要求对基层干部的普通话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对未达到国家规定等级标准应分层次进行培训并将培训纳入各级党政干部培训体系中，以必修课和达标考核形式提高使用普通话的标准性和积极性，使村镇、社区基层干部深植学好用好普通话的理念。
（三）在实践阵地上明确学校教育的中心位
对于推普工作来说，教育是最为重要的试验场[29]，其中尤需重视基础教育的作用，作为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其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成效、质量标准等影响着后续教育的发展，通过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整体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教育是争夺下一代的灵魂工程”[30]，其所传递的知识理念对受教育者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民族省区每十万人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量总体偏少且大部分民族省区文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能够适切于国家安全的“发展诉求”。高质量推普工作需进一步与学校教育形成紧密联系，坚持学校主阵地角色，遵循“为何教—教给谁—如何教”的逻辑指导开展工作，一方面帮助全面消除文盲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一方面助力塑造更为牢固的“共同价值基础”。其一，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全面推行普通话教育教学，面对推普成效较好的学校，按照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其使用规范并鼓励其申报语言文字示范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面对推普成效处于中下水平的学校，应从人（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场所（教学场所、管理场所、生活场所）两方面五要素加强普通话的使用指导。尤其面向边远、乡村的小规模学校，更需明确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普通话使用的要求和规范，帮助学生做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的语言准备；通过历来扫除文盲工作的大力推进，已经基本实现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但民族地区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偏高的地区，文盲率依然需要重视，面对文盲群体，基于年龄分布、居住分布、社会关系、发展需要等多个方面的精准考察，需要秉持以扫“文字盲”促进消除“文化盲”的理念开展工作，依靠基础教育学校的扫盲班、老年学校、社区学校的扫盲培训促使文盲群体掌握适应现代社会的知识技能，更好理解社会，并充分考虑有效方式防止“复盲”。其二，普通话教育对民族地区群众尤其是学龄儿童、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影响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31][32]，通过普通话教育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共同价值基础。在高质量推普工作中，需要充分依靠国家统编教材这一重要载体开展实践，基于统编教材的内容和价值导向“铸魂育人”，培育受教育者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本民族区域的优秀文化，形成与民族地区更为契合的地方性教育知识读本、学习手册和地方性文化教育课程，丰富利用普通话开展价值观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四）在具体方法上凸显数字技术的深嵌入
从过去一段时期的推普工作成效来看，科技为推普学习资源的研发和学习空间的拓展有效赋能，在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中，短视频、微课程、“语言扶贫”等应用软件为有学习需求的群众尤其是为不通普通话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创造了“人人学、时时学、处处学”的优良条件。在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性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和互动交流的方式[33]，更颠覆性地改变了获取信息的方式。缺乏普通话基本能力不仅使民族群众交流沟通，更容易使其成为“数字弱势群体”，侵害其在信息社会中的基本权利，影响其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化、现代化进步。在以往的推普工作中，技术更多是一个知识与个人之间搭建“桥梁”的角色，令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获取知识资源。高质量推普工作中，需要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凸显技术的深度嵌入，技术的作用由“桥梁”拓展至“场景创设”，以更高效精准的数字技术支持各族群众在“学会语言”后“用好语言”，赋能语言信息无障碍社会的创设。具体而言，一方面需持续推进现有推普学习资源载体的使用。截止2020年底，“语言扶贫APP”已经在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广泛使用且累积用户84.4万人，平均每日活跃用户5000余人[34]，但相较于民族地区（主要指民族八省）2.03亿的人口总量来说，推广使用力度应进一步加大。并且，需依据时势发展更新学习内容，扩充其中民族语言的电子资源且做好相应的语音标注和释义，为民族群众学习普通话搭建支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更为精准识别学习者当前的水平并提供适宜的学习材料；另一方面，需拓展语言学习支持资源包中的资料来源，创设场景化的学习氛围。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不仅让群众学会普通话实现基本的生活交流，更需要令其掌握适应于数字时代生存发展的新技术，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消费支付、信息检索、自我表达等。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态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到，截止2020年12月，我国已有近十亿网名，但仍然有上亿老年人是数字时代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同时也是普通话学习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出行、零售、医疗等公共服务逐渐走向网络化的当下，他们不仅需要“会表达”更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更好的生活，对生活中必要场景涉及常用词汇的数字化开发亦需要提上日程并加速推进。
（五）在治理工作上促发基层全域的高投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多次指出，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经济社会发展最矛盾之处产生于基层，人民群众的需求要依靠基层治理来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参与活力对高质量推普工作亦具有重要意义。从以往民族地区推普工作来看，普遍存在治理体系固化、横向传导低效、工作责任过大等具体问题，对治理效能的发挥产生了显著阻碍。究其原因，在于原有治理模式中更重于上下各自为政且过于强调责任“下压”，忽视横向权责的明确和协同精神的培育，因此进一步明晰横纵权责及其边界、在弹性边界内加强跨边界的协同是促生基层高投入的关键。全域治理是全面深化多领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强调既不能够将社会的标准化管理全部引入基层，也不能令基层各部分呈现松散状态，应当在更高层级的推动和统筹下将基层组织进行系统性整合，厘清横纵权责的弹性和刚性边界，强化跨层级、跨领域的合作治理。这一理念在城市治理、土地治理中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诸多思路，可借鉴其有效做法为高质量导向下民族地区推普工作的治理服务。其一，从权责边界的纵向划分来看，在具体方法、地方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上存在基层语言工作部门、各服务单位参与的弹性空间，而在方向性决策、实践过程监督、成效审查上应全面接受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部署，由各级政府主导开展工作，形成“统一部署+因地制宜”相结合的纵向领导模式；其二，从责权边界的横向划分来看，相较于纵向体系，横向涉及更多具体职能部门，首先各横向基层组织的工作宗旨应统一到具体地方的推普工作目标中，基于此，鼓励各基层组织之间在弹性范围内互动协作，例如“全国双语学习特色村镇（实践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与其他同类型基层之间的互动，以优秀经验为基层领跑，而涉及推普资源提供、秩序维护、典型宣传中的核心任务应交由各具体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形成“把握核心任务+加强柔性协同”的横向合作模式。以此建构推普全域治理体系，缓解基层治理中的突出矛盾和基层面临的过大压力，激励基层高投入民族地区高质量推普的治理工作。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2020年民族八省及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数据来源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省（市、自治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附表。
③分析来源于201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学历情况附表。
④数据来源于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教师、教职工数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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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s Bearing and Strategics Selection of High-quality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Serve the Overall Nation Security
LIU Yi-bing, WU Tong
Abstract: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 popularis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Mandarin popularisation work in ethnic areas has been guid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nd served to solve the core national problems and implement the security objectives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In the new era,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situation, the core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have changed a lot, the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work in ethnic areas should follow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quality development into its key links. In terms of selecting strategies, the core practice strategies that can make high-quality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work useful to the overall security of the nation include 1) have a keen insight into the direction of work; 2)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work objects and their basic levels; 3) grasp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education in practice; 4) emphasize the deep embedding of technology; 5) encourage grassroots units to invest heavily in governance to serve the overall security of the nation.
Key words:National securit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Ethnic areas;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马伟）
初审：伍鹏辉，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