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公平而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深入剖析少数民族学生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解决少数民族学生能上好大学的问题，采用Logit回归，对西部S省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考生特征、家庭背景和民族招生政策是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少数民族学生上好大学的问题显著存在。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普通大学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不明显，获得一流大学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显著，尤其农村女性少数民族学生更处于劣势。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问题和文化阶层再生产现象依然存在。民族招生政策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和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
关键词：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少数民族学生
一、问题提出
少数民族学生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性问题研究对推动民族团结和民族振兴至关重要。《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机会，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15〕46号）明确提出，适度扩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规模，推进民族地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1]。这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也要关注少数民族学生上好大学这一重要问题。现实中，样本省份现有55个少数民族，世居人数较多的有回、藏、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结构复杂，长期交错杂处，使得该省学生类型呈现民族多样化，该地区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如何、不同群体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是当前研究者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S省近年来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录取数据的分析，探讨不同考生特征、家庭背景、民族招生政策与少数民族学生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发现规律并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为我国高考改革提供数据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主要从主观因素差异和客观因素差异两个角度分析。主观因素差异即人口学特征因素差异，如考生性别、家庭背景。有学者研究表明，女性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明显高于男性，城镇女性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重点高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机会较多，而农村女性少数民族学生则相对集中于专科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师范类专业中[2][3]。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条件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弱势族群对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5][6]。美国科尔曼的报告、法国学者布迪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学生入学机会获得有重要影响[7]。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城乡发展差异会导致少数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内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较大差异[8]。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一般的少数民族子女获得一流大学的机会较难[9]，获得一般公办本科院校和公办高职高专院校的入学机会较容易[10]。
客观因素例如民族招生政策。有学者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民族招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11][12]。还有学者发现，外省分配名额和地区优质高等教育容量会导致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显著差异[13]。
综上可见，考生特征、家庭背景、民族招生政策均对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和优质教育入学机会有重要影响。但在西部S省，不同考生特征、家庭背景的学生和不同民族招生政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问题以及考生特征、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不同民族招生政策下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问题，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二项Logit回归分析技术在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其因变量要求为二分类变量。由于本研究因变量是学校层次、学校类型和入学机会，自变量是考生特征、家庭背景和民族招生政策，均为二分类变量，符合二项Logit回归分析变量要求的前提条件。因此采用二项Logit模型处理数据，构建二项Logit回归模型为：
其中，Pi代表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二分变量；１＝录取，０＝未录取）、获得本科院校的入学机会(二分变量；1＝本科，0＝高职高专）、获得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二分变量；1＝一流大学，0＝非一流大学），β0是常数项，βi代表回归方程估计系数，i代表不同少数民族考生，ε为误差项，Xi为自变量，X1i为性别特征（二分变量；1＝男生，0＝女生），X2i为家庭背景（二分变量；1＝城镇，0＝农村），X3i为民族招生政策（二分变量；1＝加分，0＝未加分）。本研究中，对于偏远少数民族学生而言，获得本科院校入学机会和一流大学入学机会定义为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二）样本数据
为深入剖析S省不同群体少数民族学生和不同招生政策下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本文选取2014至2020年S省110942名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的少数民族考生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男生56754人，占51.2%，女生54188人，占48.8%；农村考生有72469人，占65.3％，城镇考生38473人，占34.7%；享受加分考生83959人，占75.7%，未加分考生26983，占24.3%。选择2014至2020年少数民族考生作为数据来源主要原因为：第一，本文旨在为新高考制度改革提供数据参考价值；第二，2014年中国新高考改革正式启动，为迎合S省新高考制度改革的需要，将研究时间起点选定为2014年；第三，本项目启动时间为2021年，从S省公开的数据资源来看，2020年的数据是当时数据库中最新数据。
四、数据统计及结果评判
本研究以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为切入点，基于S省2014-2020年高考录取数据，Logit回归分析法深入剖析不同考生特征、家庭背景和民族招生政策之间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层次和类型的影响，以期分类施策，提高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教育质量。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入学机会分析
注：表中＊＊＊分别代表0.0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是标准误差，括号外是估计系数值。自变量的参照变量依次为：女生、农村学生、未加分，因变量的参照变量依次为：未录取、其他院校、非一流大学，且标记为０。
表１显示，回归模型中反映各统计量概率P值均为0.00(P>｜Z｜=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说明3个回归模型均显著存在。说明考生特征、家庭背景和民族招生政策照顾差异对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层次和类型的差异变化有显著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女性少数民族学生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正日益超过男性，农村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仍处于劣势，民族加分政策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影响效果显著。女性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略高于男生（Exp(-0.245)=0.783），可见，高等教育扩招后，女性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高等教育中性别教育公平问题基本实现。城镇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机率高出农村少数民族学生33%(Exp(0.286)=1.33)，说明农村少数民族学生还处于弱势。享受民族政策加分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机率高于未加分学生约37%(Exp(0.315)=1.37)，可见一定的民族招生政策措施，给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西北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学生以补偿来实现教育平等。
第二，农村户籍少数民族学生在本科入学机会获得上的劣势突出，民族招生政策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入学机会。城镇户籍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院校的机会是农村学生的4倍(Exp(1.34)=3.8)），说明农村户籍少数民族学生在本科入学机会的获得上处于劣势。享受民族招生政策加分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院校的入学机会是未加分学生的2.5倍(Exp(0.907)=2.5)，说明民族加分政策招生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入学机会。民族招生政策的实施为畅通农村少数民族学子纵向流动渠道、对提升农村户籍少数民族考生进入本科院校的机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女性少数民族学生和农村户籍少数民族学生在一流大学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处于劣势。男性少数民族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比女生高出35%，进入一流大学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明显。城镇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学生的４倍(Exp(1.459)=4.3，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可见，在教育质量上，城乡和性别之间的差别依然明显，优质教育资源大部分倾向于城市。
五、研究结论及工作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普通大学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不明显，一流大学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显著，农村女性少数民族学生在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处于劣势。众多研究表明，女性是高等教育扩张的最大受益群体。高校扩招带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迅速增长，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正在日益接近男性，在东部地区，女性的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甚至高于男性[11]。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西北少数民族群体间，普通大学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不明显，女性少数民族学生甚至在普通高等教育机会获取中更具优势，但在本科和一流大学的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且差距明显。这表明，优质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
第二，优质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问题突出，文化阶层再生产现象显著存在。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在数量上，更多表现在质量上，上述研究表明，在普通大学入学资格上，城乡存在差异，在本科和一流大学的教育机会上，城市比农村高出４倍之多，差异显著。该结论与杨倩[10]和王伟宜等[11]人的观点一致。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两免一补”、精准扶贫、乡村教育振兴等政策，经过十多年的基础教育扩张等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城乡户籍制度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经济条件的关联性。布迪厄曾指出，“剔除了经济条件和社会出身的影响因素后，来自更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14]。能力培养易受到文化资本的影响，以知识为形态的文化资本，其自身既有利于教育机会的获取，还能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第三，民族招生政策有利于农村和男性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和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但对女性学生效果不明显。少数民族招生照顾政策源于《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随后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实施了高考加分录取和降分录取的相关照顾政策。据统计，2011至2017年间，S省享受民族招生政策的人数在持续增加，占比由8.45%增加到11.98%。研究表明，民族招生政策确实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有利于农村和男性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和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可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弱势群体学生，增加了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但仍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女学生未能真正享受到民族招生政策带来优质教育的机会补偿。
（二）工作启示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脱贫攻坚战和教育精准扶贫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民族招生政策和高考“三类”专项计划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补偿，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受教育的公平性。但从研究结果看，城乡之间的差异还是存在，性别差异、户籍制度等对农村少数民族子女优质教育机会获得制造着负面影响。因此，应继续保持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校际间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政策、优先录取政策，合理分配优质高等教育招生名额，重点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让更多少数民族学生受益。另外，提高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实施的精准度，设置多元化、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充分考虑民族间经济条件差、社会阶层低、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让真正需要的少数民族群体享受优惠照顾政策。优惠政策只能治标，应探寻更多渠道和路径，解决教育资源和质量差异，提高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公平而优质教育机会。一方面，大力提高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初高中优质教育供给，加大对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另一方面，继续提高落后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在专项资金分配，一流学科、一流大学评选和各类高级人才评聘方面适度向西部地区倾斜，重点支持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推进高等教育全面振兴。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模型中家庭背景变量仅考虑城市和农村户籍制度因素，并没有深究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社会阶层等与入学机会的影响关系，更没有深入探究高中教育资源支持对入学机会的影响。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社会阶层等不同对引起学生入学机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变化。本文因数据库公布的数据限制，未能逐一探讨，这也是未来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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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孙庆）
初审：伍鹏辉，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