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关系民族教育发展与实践导向。新时代背景下，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聚焦于学科发展的目标问题、主线问题、教学问题、话语问题以及人才培养问题；但也面临着学科方法范式的单一、话语体系的失态、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理论体系的不系统等困境。在厘清民族教育学理论逻辑、方法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要以丰富民族教育研究范式为切入点，以服务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高位发展为着力点，以扎根中国民族教育本土问题为立足点，以树立本土化民族教育学科话语体系为生长点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科体系。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发展与完善也迎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

学科作为是人们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进行科学认识的有机体，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2]民族教育学(Ethnic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3]最早就有学者建议将民族教育学列为教育学或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4]然而，民族教育学不仅作为民族学与教育学交叉融合的社会科学，还受益于其他社会科学发展成果。[5]时至今日，民族教育学已不单单是一门依托于教育学与民族学的边缘学科，而是一门具有重要民族教育意义、发展前景广阔的社会科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自然需要呼唤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中国语境和中国气场的民族教育学。它的确立将不单单是平添一门人文学科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建设有了根本性学科根基，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加强民族的团结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问题及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一直是任何国家和政党都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关系民族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以景时春、孙若穷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民族教育学者，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深入总结民族教育实践经验，才将民族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基础雏形出现，同时也给后人留下来可以填补的空白和研究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问题

一门学科发展有一个时代烙印和特色，自然也释放出与时代特征相一致的教育活力。新时代背景下呼唤具有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必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性问题。

1.学科推动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问题

实现民族地区教育公平、优质均衡且有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所奋力追求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6]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区域、经济等因素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尤其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质量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虽然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相关政策保障民族地区教育的优先发展，通过政策“输血式”物质扶持为导向，诸如增加资金的投入、加强学校校舍的建设、增强师资的建设等措施来促进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稳步提升。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对教育日益发展美好需求的层次变得日趋强烈，基本的物质条件已经不能满足对于高质量教育的发展需要，学校的办学理念、文化特色成为所追求的目标，教育的目标逐渐从个体补偿教育向区域教育高位均衡发展转向。教育高位均衡发展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张、规模的发展，也不是限制教育的高质量区域、高质量学校和高质量学习成绩的学生的发展，而是追求不同区域、类型、层次的教育共同发展，鼓励不同区域、类型、层次的教育，所有学校都能实现个性特色发展。[7]

2.学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主线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民族事务工作的价值导向，更是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价值追求。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逐渐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政治功能，并快速跃升为国家治理的高频政治词汇。在党的十九大上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9]在2022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0]可以说，从党和国家政策层面一次又一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到了新时代议题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因此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各级各类教育部门、机构开展民族教育工作和研究的主线。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组织机构和科研院所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落实具体行动举措，自然也成为新时代民族教育学必须要作出回应的时代课题。

3.学科开发多元一体课程的实践教学问题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都有着丰富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资源，在彼此相互交融之中也凸显出诸多差异和碰撞。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要求各民族不但要尊重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也要尊重和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1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更是要尊重差异，保护好和传承好各民族丰富精神文化资源。人类的文化传承需要靠教育，而教育的价值也正是文化的价值。[13]民族教育学科发展更需要结合中华文化的特点，将“多元一体的”教育理念渗透到学校课程与教材开发与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14]

4.学科关心民族教育实践的本土话语问题

民族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单方面问题，也是一项关乎民族进步与发展的政治话语和政策议题。制定适切、有效的民族教育政策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教育问题的价值导向，也是推进各少数民族追求教育公平效率的有力保障。[15]党和国家在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民族教育政策是基于对各地方民族教育作出相关实践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提升和阐释，而民族教育实践也是对民族教育政策是否具有一定适切性和可行性的进一步检验和拓展。自然，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关系着民族教育学科发展与进步。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如《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加强“十三五”期间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的意见》等。尤其是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坚定不移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教育发展的新使命、新要求。可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民族教育学科发展都必将紧密围绕这一发展主线，在致力于民族团结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上激荡出中国学术话语和中国教育之声。

5.学科立足高层次师资人才的培养问题

实施“少数民族骨干计划”，为西部民族地区培育更多高层次骨干人才和师资队伍，是党和国家促进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决策部署。早在2004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并一直持续至今。为贯彻党和国家政策方针，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多所民族类院校开始承担少数民族骨干培养，开展新疆、西藏的预科班、中职班招生计划等。在国家政策导向下，相关的民族院校也增设和扩展相关民族教育学科专业，设立多所立足本土性教育智库，如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民族教育政策与法规重点研究基地（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教育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教育高层次人才培育基地，依托高校团队实力培育民族教育高层次骨干人才和民族教育师资，从而为壮大整个民族教育学科研究领域和平台建设奠定了人才根基。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建构的现实难题

在新时代学科发展的呼唤下，迫切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学术理论的学科体系，这对于民族教育学学科来说无疑是迎来了发展“春天”。然而，重新审视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多数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碎片化的线性叙述和逻辑演绎上，对于民族教育学学科规制的体系化问题还远远不足。

1.民族教育学学科的方法范式尚显单一

检验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地位、是否相对成熟的标志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科学的方法论。[16]厘清民族教育学学科方法的前提，必须要弄清楚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性质。按照哈经雄等对于民族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划分，其指出民族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跨文化性，学科交叉性，多语言、多文字性和实践性特点交叉融合的综合性边缘学科。[17]再者，在从事民族教育实际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教育问题的实践性，田野调查法被视为是研究民族教育学标志性方法，甚至一提到民族教育相关研究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田野调查，也不乏可以从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规划项目和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看到诸多田野个案立项课题。但事实上，跨学科较为规范的数理模型统计与实证样本分析法却运用不充分，使得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上显得有些单薄。

2.民族教育学学科话语处于失语之态

民族教育学学术话语不仅仅是作为建设民族教育学科体系的基本要素，更是传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引进西方经典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理论根基、解释中国教育问题似乎成为一种固定的研究范式，中国民族教育的学术研究似乎被贴上了西方化标签，热衷于追求晦涩难懂的西方哲学式逻辑套路和表达方式来批判、解释中国教育实践问题。有学者就提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一旦依附着浓厚的西方色彩，就会出现远离人民教育的真实镜像，转换成对扁平化教育实践的言说。[1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民族教育实践认知的冲击，淡化了固有的民族历史记忆、民族文化传统，甚至逐渐架空了中国本土教育实践的内在学术话语体系，让新时代的民族教育学难以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之声。

3.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领域偏于局限

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其普适教育内容同时也有其特殊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民族教育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内对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教育。[19]作为一门研究这样特殊规律的一门学科，民族教育学描述和揭示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般特有现象、过程特点及其发展规律。[20]可想而知，如果还仅从字面意思上考虑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与建构，依旧是窄化了民族教育发展内涵，看作是狭义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同整个中华民族教育体系单独分类开来。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大格局背景下，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领域包括但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地区的教育，更是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格局下的教育。民族教育学只有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教育体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民族教育特色的学术研究阵地。

4.民族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不够系统

一门学科能否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其是否能够将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研究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形成一套完整、特有的概念和原理架构。[21]民族教育学之所以发展缓慢，就在于其一直“镶嵌”在民族学和教育学二级学科门类之下，甚至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宁夏大学的硕士点、博士点都是设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再者，对于民族教育学学科属性界定和体系构建也都零零散散，没有形成独立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逻辑；更缺乏终身教育学、建构主义教育、后现代主义教育等系统的学科理论阐述。多数就民族地区某一教育现实问题进行理论阐释，抑或是就某一民族特色教育模式展开的田野个案和经验谈论，也只是过于重视现实材料分析而缺乏必要的学科理论支撑。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逻辑理路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是实现新时代中国民族教育本土化、系统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构建的逻辑路线要从理论、方法、价值和实践上夯实本土性民族教育学学科话语体系、丰富学科多元研究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美好向往方面努力迈进。

（一）理论逻辑：把握学科特点、学科内容，站稳学科立场

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其本身的特色，而其自身特色生成与演化的关键在于它能够构建起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对接时代精神，迎接现实挑战，并通过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预测乃至解决现实问题。[22]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要明确自身学科发展特性，处理好民族学、教育学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不应该成为某一学科的附庸，也不应作为某一学科的窄化。民族教育学必须摆脱学科束缚，同其他学科区分来看。其次，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搭建，其本质目的是要回归到育人的原点，也就是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来体现教育之为。因此，民族教育学必须要在中国这样民族成份多元、民族文化多样的大背景下，坚守住教育学科立场，彰显教育的学科使命，紧扣民族教育目标与功能定位，综合分析和解决民族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23]

（二）方法逻辑：倡导以人类学田野为核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

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融合民族与教育，关注教育现实实践导向的科学，其更具有民族学、人类学所属田野调查的基本属性和研究范式。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古塔(AkhilGupta)所说那样，“田野工作不再单纯是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24]如以林耀华、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人类学家，三下江村、五上瑶山，田野足迹遍布全国，做到了真正扎根中国大地，脚踏实地开展田野研究。但随着时代和科技不断更迭，多学科交叉融合并驱发展，使得学者们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方法和工具上也呈现出各自特点，单纯依赖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学科长期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所以在基于田野工作调查基础之上，倡导以田野人类学为核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进一步丰富民族志研究、数据量化实证研究以及质性文本分析研究就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的方法追寻。

（三）价值逻辑：实现各族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美好向往

努力让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实现各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美好向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追求的教育目标，更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的价值追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前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自然也发生了转变，人们对于追求更高层次、更加优质的教育也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盼。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25]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已经实现从规模扩张型到质量内涵式转变，单纯“有学上”“上得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高层次教育质量的需求，更成为新时代教育亟待需要回应的社会现实。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要考虑到各族人民对于追求高质量教育的美好诉求，以实现不同区域、层次、类型教育均衡、公平而有质量发展为价值导向，以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强大的民族认同力和向心力，才能真正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科体系。

（四）实践逻辑：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主线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在长期民族交往、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更是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发展与建设，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一条真正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特色鲜明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面临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和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受西方民族文化渗透和袭扰，甚至会加剧更多民族问题进一步激化。为了强化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论断，尤其是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更是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是新时代党指导民族工作的“纲”。[26]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为代表的民族类高校，以宁夏大学、长江师范学院等为代表综合性、师范性高校，都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作为党和国家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和工作指引，也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实践指引。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路径建构

新时代背景下，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需要立足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现实境遇，与时俱进地阐明民族教育实践运行的内在机理和逻辑理路，在致力于解决民族教育学科、理论与现实问题上讲好中国民族教育的本土故事，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上奋力前进。

（一）以丰富民族教育研究范式为切入点，深化民族教育学科基本理论体系

“范式”作为一门学科走向学科化的重要标志，是一门学科或科学体系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27]这就意味着，每一门学科从初创到成熟都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民族教育学作为融合教育、民族以及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独立学科门类，自然也应具有其特定研究立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论。

一是扩展民族教育研究学术立场。从民族教育学诞生发展起源来看，无论是从学科性质、理论架构，还是学科领域和研究对象而言，注定了其采用的研究范式必定是开放、多元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不应只停留于民族学与教育学学科中进行研究探索，还应积极地与自然、社会、人文等其他学科发生关系，充分汲取养料，从理论与方法上逐步完善本学科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8]

二是转变狭隘民族教育研究观念。根据新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新时代的民族教育发展理念，必须树立以服务中华民族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为目标，摒弃以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自居的错误观念，更要克服各民族内部之间分歧和差异竞争。在坚持中华民族一体格局背景下，不能把民族教育看作只是某一少数民族地区、某一少数民族内部群体的教育；而是要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一荣俱荣”的一部分，才能消除对民族教育片面的误解和偏见，便于更好立足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紧跟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以强烈的民族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加快实现各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均衡而有质量发展不断发力。

三是民族教育学科研究方法交叉融合运用。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穿插在民族与教育现实问题之间的实践性学科，倡导研究方法应用不应偏于“书斋式”“博物馆式”理论搜集和调查研究，更要交叉融合其他人文社科和实践应用型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如通过大数据统计采样，实证量动态分析、实现数据建模结合哲学、经济学相关理论去攻关民族教育实践亟待突破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二）以服务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高位发展为着力点，办好人民满意民族教育学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深度贫困问题成为制约国家现代化发展最老大难问题，而恰恰教育成为实现民族地区生计脱贫、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根本依靠；但一直以来因地域偏远、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和资源条件限制，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迟缓更是引发了国家、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以张诗亚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批判了“经济与教育发展关系问题”，提出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重大战略思想备受国家关注。然而，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也需要一门独立理论化、体系化学科作为依托，指导和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教育发展理论和实际导向。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支持和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需要契合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实际，满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教育发展需要。[29]

一是要服务于国家政策顶层设计，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建设不是单纯为了增添一门教育分支学科，而是要以理论上建构来服务于实践发展。起初，民族教育学学科诞生、发展初衷就是侧重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研究领域，关注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际问题，解释其教育发展一般规律。在新发展机遇下，更要利用内在研究成果来服务国家政策规划设计，从国家层面来推动自身科研成果实施。尤其是涉及国家关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重大战略、规划谋定和实施方面，要体现出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做到切实以服务推动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学科导向，实现办人民满意民族教育学为时代己任。

二是要指导民族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融合共生，推动研究成果实际转化。民族教育学科建设不仅要服务于国家政策顶层设计“上位”需要，立足“中位”学科理论系统生成，更要贴切“下位”实际效能的转化。在做好民族职业院校、地方高校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出其必要学科理论指导，尤其是在涉及地方民族高校学科规划、区域人才培养以及与企业人才供需培养、师资建设等问题上要发挥出应有的理论导向；在促进高校对接产业、政府实现民族文化传承、民族资源实际成果转化体现出实践作为。

（三）以扎根中国民族教育本土问题为立足点，实现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

实施民族教育的目的就是采取特殊的、差异化的倾斜政策，有效配置教育资源，帮助少数民族提升受教育程度，推动教育公平，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实现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30]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开展是要结合所在国家教育体制，立足本土教育问题实际，从而发挥其应有效果。正如早期民族教育学家雷沛鸿在构建民族教育体系时就提出遵循“教育土化”的思路，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教育“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31]

一是要以坚持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为己任，唤醒和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教育的期盼和向往。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深受“读书无用论”教育观念影响，出现适龄学生辍学务工情况严重，这与目前新时代所提出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目标远远相背离。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不光只是贪图学科话语权上的“面子”，更要注重解决本土教育发展实际的“里子”问题。只有聚焦中国现实问题深扎下去，从社会多角度产生机理去探寻民族教育发展最有效治本之策，才能呼唤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

二是要服务国家教育实践需要，紧密契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实际走向。当前，民族教育发展新的时代走向就是要服务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教育落实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族团结工作发表一系列论述，把各民族比喻成“石榴籽”紧密团结在一起、抱在一起，要把实施民族团结教育作为助力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实践根基培育就是把民族团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落实到各级各类教育之中，倡导民族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不断培养出一批批服务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和传承的优秀人才。

（四）以树立本土化民族教育学学科话语体系为生长点，讲好中华民族教育故事

“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理论的基石，是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32]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逻辑起点就是立足中国民族教育本土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科话语体系。从20世纪初，我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先后学习日本、美国到新中国成立后仿照苏联，一直都是用西方理论体系来解构中国教育实践的“失语”状态，导致在国际教育学术话语上缺乏应有的民族底气。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交流和竞争中，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学术话语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重要表征。作为拥有56个民族团结组建的大家庭，我国各民族之间历史、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各美其美”，拥有着利于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沃土和天然根基。

一是要充分吸收、利用好中国本土民族特色资源和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夯实话语底气。中国本土化民族教育学科虽起步较晚，但却有了深厚文化根基和特色民族文化传统，56个民族团结融合发展，各民族汇集到一起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遗产都是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话语。立足新时代学科体系建设更是要充分吸收、利用和挖掘好中国本土民族特色资源和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夯实民族教育学学科话语底气。

二是要用自己学术话语来反映各族人民对民族高质量教育精神寄托和向往，讲好中国民族教育故事。作为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者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围绕探究“中国教育模式”凝聚特色，建构起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学科话语。“只有一个民族真正用自己的语言去掌握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33]放眼未来，只有放在中华民族这种大家庭语境之下，用中国本土教育学科话语体系，去讲好属于中华民族的教育故事，才能让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

五、结语

民族教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雏形、完善到独立、体系，已经不是一个嫁接的“舶来品”，而是真正意义上着眼于本国民族教育发展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胎换骨。站在党的二十大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民族教育学也势必会迎来更多、更新的发展问题，依然要紧密围绕中国民族教育实践，讲好中国民族教育故事和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上发生中国之声、献出中国方案，助力中国式民族教育现代化发展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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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thnic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roblems, Logic and Approaches

LI Qiang

Abstract: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ethnic pedagogy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of the ethnic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focuses on the target, mainline, teaching, discourse and talent training. However, it is also faced with such difficulties as the unitary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dysfun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limited research field and the unsystematic theorization.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logic concerning the theory, the method, the value and the practice of ethnic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research paradigm as the entry point, to serve and promote the high level development of balanced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as the focus, to take root in the problems of ethnic education in China as the foot hold, and to establish localized discourse system as the growth point so tha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ethnic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ly.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thnic pedagogy; disciplinary system

（责任编校：褚大庆）

初审：彭洪莉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