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构建了教育生态系统和政策关注焦点政策文本的二维分析框架。通过对民族教育政策的收集、整理、编码和关键词共现分析，探究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发文数量和发文主体在时间序列上的变迁规律，基于不同的时间序列对民族教育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生态完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展开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民族教育政策的变迁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系统的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系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教育政策；教育生态；政策文本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变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然而，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仍面临一些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整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在逐步提升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缩小教育差距的过程中，民族教育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背后蕴含着党和国家对各民族教育发展结果公平与实质平等的价值追求，在有效推动我国民族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不仅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也是我国民族政策鲜明特色的直接体现。[1]
已有研究尝试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原点对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内涵及变迁历程进行解构。首先，由经济、政治及文化体制所构成社会环境是推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2]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均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由此，民族教育政策本身所要实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所追求的政策价值取向等也会随之发生变迁。与此同时，内嵌于历史逻辑之中的理论逻辑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点，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中国化的历史谱系为出发点的同时，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逐渐多元。白贝迩基于政策生命周期理论和教育政策评估的双重维度，构建了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评估指标体系；[3]任晓玲等则基于豪利特和拉米什的分析框架，从政策工具的维度对我国民族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归纳政策工具选择的特点，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4]武永超等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将百年以来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归纳为四个时期，并从背景制—度结构。变量—制度结构和行为—制度结构三个维度对其结构性变迁的深层逻辑进行探究。[5]最后，要使抽象的理论认识获得实际行动的有效性，必然离不开对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6]在具体政策实践研究领域，随着对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双语教育、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具体政策研究的深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和脉络也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和完善。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历经近80年的发展，其阶段性特征、政策意蕴以及具体执行方式等均发生了显著的变迁。然而，既有的研究尺度要么在宏观视角上过于粗略，要么在微观视角中过于零散。因此，如何寻求方法及理论相结合的平衡点，进而形成一种中观的研究方法，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既深入政策文本本身，又以系统性的视角去审视政策变迁的历程，总结其发展脉络及趋势是本文的研究目标及意义所在。
一、研究设计
（一）文本选择
本文所获取的政策文本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以“民族教育”“民族教育政策”为关键词，以1978—2022年为时间范围，在“北京大学法律法规库”进行检索，获取各级地方政府所发布的现行有效的民族教育政策、条例及法律法规；其次，在我国民族地区的政务网站上进行检索，以获取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补充；最后，整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6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相关文本资料。综上，共获取现行有效的民族教育政策1573份。根据以上途径，并以是否体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与政策工具的一致性为准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与本文研究主题不相符的，如项目申报、批复函以及重复的政策文本，最终获取到有效政策文本618份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如表1）
表1 1978至今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文件（部分）
（二）研究方法
1.政策文本分析法
政策文本不仅仅是政策实践的静态反映，也会在一定层面上对政策的执行产生动态的干预，它不仅能够反映出现存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物体、时间和范畴，与此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着世界的面貌。[7]因此，对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废止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政策关注焦点的变迁规律提供支点。与此同时，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扎根分析也有利于构建本土政策理论，从而促进对于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及其发展过程的深入理解。[8]
2.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法
社会科学中的内容分析或文本分析并非仅仅是对于政策文本进行简单概括和纯粹叙述，其根本目的在揭示其与社会事实之间“性”的联系。[9]这意味着，在分析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文本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其发布的数量和时间进行梳理，还要更多地关注其背后所蕴含的内在规律及变迁逻辑。因此，本文引入程序化扎根理论，以系统归纳的方式，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比较的过程中产生全新的理论诠释，[10]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进行研究的根本原则在于研究者不应有任何提前的预设，全新的理论诠释应在研究者厘清概念之间、范畴之间以及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自然涌现。
3.时间序列分析法
时间序列分析法源于市场营销学，是一种用以预测各种变化趋势的统计学方法，而个人和政治系统都同样倾向于在不同的时间关注不同的问题。[11]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在复杂政策背景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做出的一种政治决策，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此，本文将选取关键历史事件或重大政策发布年份，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进一步探析不同阶段中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焦点的演进逻辑及其内在规律。
（三）技术路线
首先，将所收集到的政策文本根据时间序列进行分类，对于我国民族教育逐年的政策发文数量和发文主体的变迁进行整体性分析；其次，构建政策文本的二维分析框架，将教育生态系统引入其中作为X轴，并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将收集到的政策文本逐字逐句地编码，进而把涌现出的政策关注焦点作为分析框架的Y轴；最后，以此框架为基础，结合时代背景，对于各时间序列中所发布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焦点和关键词词频进行分析，从而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和演进规律。
二、分析框架
（一）X轴：教育生态系统
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规模庞大、因素繁杂、功能综合、目标众多的多层次的多维生态结构和系统，[12]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型过程，其影响因素的类别和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民族教育生态进行分层，并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
本研究结合Bronfenbrenner[13]和Charles[14]所提出并发展的教育生态理论，将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系统划分为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其中，宏观系统主要包括民族教育制度建设、民族教育政策、文化环境以及教育观念等因素；中观系统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参与到民族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的各主体的行为；微观系统则是个人，即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意愿偏向以及综合素质等（图1）。
图1 我国民族教育生态构成模型
（二）Y轴：政策关注焦点
厘清不同时期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不仅可以准确地把握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变迁逻辑，结合教育生态系统中宏观、中观、微观系统的建设，也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在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系统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0对1978年至今所收集到的民族教育政策进行逐字逐句地编码，编码过程包括开放性编码（表2）和选择性编码（表3），以归纳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焦点，将其作为分析框架的Y轴，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表2 开放性编码示例
表3 选择性编码示例
将20份预留的政策文件重新进行编码后发现，并未产生全新的范畴和理论。与此同时，将5位编码员所归纳的主范畴进行对比后，整体一致性高于75%，说明选择性编码所归纳的四个主范畴通过理论饱和检验，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所关注的政策焦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体系、提升各级各类民族教育和办学水平、提高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以及铸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由此，本文基于教育生态系统和政策关注焦点构建了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图2）。
图2 民族教育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三、民族教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本文整理了自1978年至今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的数量（如图3）。
（一）政策发布数量及发文主体分析
1.政策发布数量分析
政策发文数量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我国各级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于民族教育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视其背后反映出的政策注意力的变迁趋势。
图3 1978—2022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发文总数
具体而言，1978—2002年我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尚处于初始期，因此相关政策的发文数量较少，但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一阶段民族教育政策注意力在应用领域上的分配较为集中，主要关注民族教育的方针、任务、法制化建设和保障等顶层设计的构建。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促进我国民族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该政策也强调各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教育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在这一阶段各地方政府所发布的相关政策数量也随之增加。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发文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这种趋势并不代表我国各级政府在民族教育工作中政策注意力的衰减，而是反映了政策注意力在民族教育各个领域中呈竞争和多元化的状态，原有的政策注意力分配格局得到调整。在经过了长达近40年的努力后，我国现代化民族教育体系已经初步构建成型，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役的全面打响及深入，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在这一阶段更多地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助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进程相融合。这标志着政策注意力在应用领域中的分配开始由集中建设阶段转为多元发展阶段，民族教育也更多地与民族地区扶贫等政策应用领域交融，政策注意力分配格局的差异化、多元化的特征开始凸显。
2021年，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得到了显著改善，民族地区群众在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和决心。民族教育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成果从“扶贫到扶志再到扶智”的深层次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保障了民族地区学生的基本生活条件后，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注意力开始向个体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层面迁移，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方向发展。故这一阶段，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发文数量有了小幅度的提升，政策应用领域中注意力分配格局强化认同的特点逐渐显现。
2.发文主体分析
1978年以来，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分配给地方的自主权和执行空间逐渐扩大，我国地方政府在民族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主动性和首创性也不断增强，所颁布的相关政策与当地的实际状况联系更为紧密、地域性特点更为凸显。
图4 1978—202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数量
如上图所示，我国中央政府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在2002年前始终多于各级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政策。2002年前我国的民族现代教育体系正处于构建阶段，需要改革的是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法制保障等顶层设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阻力较强，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发布全国性政策的方式对我国民族教育现代化体系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推力。我国中央政府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在2002年前始终多于各级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政策。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注意力还处于探索阶段，各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尚不稳定，政策制定及执行也面临着决策依据不足、缺乏统一标准以及自主权不足等现实问题。故在此阶段，我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数量较少。
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民族教育的决定》，尤其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这表明，我国民族教育的政策导向和决策依据逐渐明朗，中央政府也逐渐放权至各级省、市地方政府，在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央地关系逐渐发生转变，地方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自主权和执行空间扩大。因此，2002年后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数量递增，而中央政府的发文数量逐渐递减，主要发挥其方向引领的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精准扶贫”的理念被首次提出。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进程中的重点区域，在这一阶段，通过发挥民族地区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助力地方脱贫的作用逐渐凸显，“精准施策”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理念也在民族教育政策中得以体现。因此，我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也根据本区域内民族分布的特点发布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教育政策和人才培养方案，以助力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数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涉及的领域更多，政策特色显著提升。
（二）民族教育政策二维分析
本文整理了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焦点在1978—2002年、2002—2017年以及2017年至今的变化趋势如下图（图5）。
图5 1978-2022年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焦点变迁
由图可见，改革开放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政策发文量较之前有着显著提升，政策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构建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体系；2002年，随着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教育发展也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政策关注焦点也逐渐转移至提升民族地区教育的质量建设，聚焦于各级各类民族教育和办学水平以及提高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质量；2017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章，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政策关注焦点转移至铸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上。
通过对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焦点的梳理发现，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变迁史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逐渐完善的过程，其过程呈现出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由表及里、逐层递进的特点。为此，本文运用Ucinet软件，提取上述三个阶段中所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中的关键词，绘制共现图，并结合“政策关注焦点—教育生态系统”的二维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究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焦点及教育生态系统在不同时间序列中逐渐完善的演进逻辑。
1.1978—2002年：改革开放助力宏观系统建设
通过分析这一阶段所发布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关键词共现发现，1978—2002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系统中宏观系统的建设，其首要之义在于明确我国民族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及任务，并完善相应的法制化保障。（图6）与此同时，相应具体政策体系的初构与完善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政策目标。
1981年所颁布的《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意见》等政策明确了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主体、基本方针和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在为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其法制化建设。
在具体政策体系的初构与完善层面，首先，宏观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完善的经费补助制度能够为其提供物质支撑。1980年，《关于从民族地区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建议》决定设立民族地区教育的专项补助经费。这也标志着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中“专款专用”的经费补助制度开始形成，为提升补助经费的使用效率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随着民族地区基本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力度不断深化，民族地区学生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也随之持续增强。因此，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招生和管理的政策也逐渐完善，从而为扩大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规模提供动力。自1980年以来，多部门连续发布《关于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民族班的通知》等政策。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作为进一步保障民族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主要形式和有效举措，其从产生到完善的过程也标志着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招生和管理制度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完善、从试点到推广的过程。此外，随着“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正式实施，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有效途径，为我国民族地区的高层次人才储备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教育资源和师资队伍的薄弱是我国建设民族地区教育宏观系统中的最大的阻碍之一，而区域之间的对口支援制度会进一步推动发达地区的资金、物质、人才等教育资源向民族地区流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1992年以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民委等部门先后颁布《关于对我国143个贫困县进行实施教育扶贫的意见》等政策，从而使得来自发达地区的经费、教育资源及师资力量源源不断地下沉至民族地区，有效地改善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和师资队伍薄弱的现状，促进了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
图6 1978—2002年民族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图
2.2002—2017年：跨越式发展聚焦中观系统质量
2002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推动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焦点也呈现出由宏观系统建设转移至提升中观系统质量的趋势。具体而言，这一阶段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所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于如何通过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上的差距，以实现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图7）与此同时，以通过民族教育科研工作与智力支持培育民族教育内生动力以及持续完善双语教学模式等方式提升民族地区教育生态中观系统的建设质量为目标的政策发布数量也逐渐增加。此外，在这一阶段，教育政策与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工作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第一，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提升民族地区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条件，缩小民族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是提升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中观系统建设质量的关键所在。为此，自2015年以来，以《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代表的相关教育政策相继发布，促进了大量教育资源涌入我国民族地区，缩小了民族地区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地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二，提升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与双语教学水平是提升中观系统建设质量的必由之路。《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关于做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训工作的通知》等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师资短缺因素的同时，通过与当地民族教师的交流，将先进的教育经验带到民族地区，提升了当地教师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教师的普通话应用能力为促进各民族师生的交融和交往奠定基础。
第三，统筹民族教育科研工作规划及智力支持也是推进我国民族教育生态中观系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2011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设立教育部民族发展中心的通知》等相关政策，不仅明确了我国民族教育科研工作的方向、原则、基本目标和重点领域，还进一步突出了科研工作对推进我国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各领域专家参与我国民族教育科研工作以及各种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召开，为我国民族教育工作的现实执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第四，语言不仅仅是族际互动学习中交流的工具，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15]因此，在民族地区持续优化双语教学模式、增强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是提升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中中观系统建设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以及《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2010—2020年）》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在促进民族地区双语教学体系的形成、优化民族地区的双语课程设置、促进师生双语融合以及培养教师双语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最后，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役的全面打响及深入，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在这一阶段更多地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助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进程相融合。2016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出台，着重强调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高校招生的倾斜政策等领域对于我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重要性，指出更多的经费、政策及人才资源应逐渐向民族地区倾斜。同年，《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6—2020年）》也明确指出“全国教育系统会同扶贫系统共同打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以上政策的相继出台将民族教育与扶贫、脱贫工作紧密连接，民族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治本价值显著提升。
图7 2002—2017年民族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图
3.2017年至今：共同体意识凝聚微观系统共识
通过对于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焦点的政策发文量统计可以发现，共同体意识在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承担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重任，[16]只是在每个阶段的表述有所不同。1987年，《关于在各级学校注意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是我国第一份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类政策文件，随后相继颁布的政策中也对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进入新时代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被正式写入党章。因此，在这一阶段，随着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宏观和中观系统日益完善，其政策关注焦点也逐步转移至微观系统，即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意识的培养中。（图8）
具体而言，首先是继续加强、深化各族师生的共同体意识培育。2019年，《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等政策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教育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尤其强调并凸显了民族高校在这一过程中“桥头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导各民族高校通过开展各族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社会实践交流活动、志愿服务交流活动等多样化活动创新推动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通过“混合住宿”“混合教学”等政策的不断完善以进一步促进各族师生在学习、生活场域中的进一步嵌入，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2019年，广东省率先推进内地民族班的“三混”模式，即“混合教学”“混合住宿”“混合就餐”，在内地民族班建设要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作用。
图8 2017年至今民族教育关键词共现图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将政策关注焦点及教育生态系统两大分析维度相结合，构建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的逻辑演进图（图9），从生态构建的角度着眼，在整体上把握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的形成进路。
四、总结与反思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族教育生态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注意力的变迁与分配格局变化的深层逻辑源于民族教育生态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的不断完善的现实情况和建设需求。此外，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主线也随着教育生态的逐渐完善而发生变化，政策应用领域更加多元、政策执行也更加精准。随着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的逐渐完善，在未来我国民族教育工作及政策注意力的分配应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发展，在宏、中观系统逐渐稳定的同时着重加强对微观系统，也即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发展层面的建设，通过政策的发布以进一步巩固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系统的稳定，并促进其长效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注意力配置格局、完善我国民族教育生态的对策建议。
图9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建设逻辑演进图
（一）进一步加强党对于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地位并发挥中央政府的指导性作用
回顾百年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所提供的理论支持、物质支持、人才支持、政策支持在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及民族教育生态的构建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新时代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从而使得我国的民族教育获得更具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并惠及全国各族人民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促进我国中央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在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更多地放权于各级地方政府，并进一步推动中央政府在民族教育工作及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领导性作用”向“指导性作用”转变，所扮演的角色由“事无巨细”向“宏观指导”转变。
（二）提升各级地方政府在完善民族教育生态中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
各级地方政府是制定并执行民族教育政策的主体，同时也是构建并完善我国民族教育生态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要在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充分发挥主动性，根据当地的教育发展以及民族聚居情况主动进行研判，在精准掌握当地发展民族教育的优势条件以及现实困境后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政策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优化政策注意力配置的目标；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也要在其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大数据、云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促进当地民族教育工作的长效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勇于打破横向壁垒，增加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创新性合作，建立完善的协作网络系统，形成地方民族教育发展的有效模式，构建地方民族教育政策注意力发展性、长效性的分配格局。
（三）持续增强我国民族教育生态中微观系统的建设力度
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百年以来，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与此同时，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以及师资力量也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我国民族教育生态中的宏观系统和中观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在微观系统建设，即民族学生的个体层面上依然存在着建设力度、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现实问题。民族地区学生的个体素质以及主动接受教育的意愿仍需要长期的关注，极个别地区尊重教育、尊重知识的氛围也尚未形成。文化及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注意力的分配格局应更多地转移到微观系统的建设之中，通过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适龄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并通过政策宣传、对口支援等政策进一步提升其主动接受教育、学习知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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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Cha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Ecology: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Policy Texts
QI Xingyu HAN Songyan
Abstract:This study takes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tex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its research object,while us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construct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consisting of an education ecosystem and addressing central concerns related to polic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Based on a coding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a collec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texts,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rules of the number and subjects of the ethnic education policies on time series,and to further study the role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polici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ina 's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in terms of its concerns and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ince 1978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ime spans : 1) From 1978 to2002 which was the period of“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cro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is era,China's ethnic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cro educational system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specific policy system. 2) From 2002 to2017 which was a leapfrog development period of“concentrating on the build quality of the meso-educational system”. During this phase,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China's ethnic areas were further improved,the gap of education quality between ethnic areas and other regions was gradually narrowed,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s ethnic areas became more scholarly and logical,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also was increased. 3) From 2017 to now can be defined as the period of“forming the consensus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 a micro-educational level”. In this period of time,this cultiva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ll ethnic group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deepened. Various Minzu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diversified activities such as themed exchange activities,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and voluntary service work to further promote communication,exchange,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youth.
Text analysi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al policy has been constantly coinciding with an evolving process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ecological system.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policy concerns and its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pattern originate in the situational demands for constant improvement in the macro-,meso-,and micro-educational ecologies. In addition,the central idea in this process also changes with the gradual refinement of education ecology in China 's ethnic areas. With this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hina 's ethnic educational environment,a potential future change in direction of ethnic educational work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ould closely align itself with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and additional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cro-educational system while the macro and meso systems are gradually stabilizing. In the meantime,more comprehensive policie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irmness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ecological system and assure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words:ethnic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al ecology; policy texts analysi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olicy change
（责任编辑：贾海霞）
初审：刘羽田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