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村落学校不仅是塑造各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主阵地，也应成为对整个村落实施文化影响的重要基站。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村落学校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讨论分析教育惠民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五个认同”教育、“小手拉大手”式的家校互动、校村合作联动等实践内容，发现学校虽处在南疆村落物理空间之中，却超越了地方性的层次，在吸足了“营养”发展成为现代学校之后，积极发挥对整个村落的文化影响功能，呈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形成了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反哺”实践模式和当下南疆村落学校和社区关系的新类型。
关键词：民族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落学校；文化反哺
一、问题的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四地州总人口为1034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91.6%，农村人口占比74.5%，是全疆农村人口的69%。[1]从人口构成情况来看，南疆农村地区在新疆民族工作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家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而学校则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2]，“铸牢”即是开展教育的过程[3]。同时，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的发展，梁漱溟早在1937年就指出，文化重建是社会重建的关键路径，即以学校建设社会。南疆四地州共有小学2501所，占全疆小学总数的68.7%[4]，绝大多数坐落在农村。南疆“嵌入”村落中的学校，不仅是塑造各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主阵地，也应当成为对整个村落社区实施文化影响的重要基站，这对于新疆工作总目标——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着眼于南疆村落学校的教育实践，探究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行动、过程及作用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已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教育相关研究，一方面体现在应然理论分析层面，如海路[5]、蒋文静[6]、曹能秀[7]等从知、情、意、行心理建构理论出发，围绕历史观教育、共同体意识逻辑层次、维度划分、实践路径等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体现在实证研究层面，袁同凯[8]、普丽春[9-10]、张海云[11]、张立辉[12]等分别以西北地区某民族县、云南边境学校、青海某职业学校、民族院校教育实践个案为基础，从不同维度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及有效路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校教育空间并以学生为对象，尚未触及到学校对外部空间的影响。
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是学校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功能和作用机制研究的重要考量因素。我国学者常采用“冲突”（如巴战龙[13]和罗吉华[14]）、“互动”（如王铭铭[15]和司洪昌[16]）和“交换”（如李红婷[17]）的分析视角，呈现并讨论了学校和社区的关系类型。总体来说，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前学者对通过发展教育来建设社会的关注，现代教育民族志研究更注重社区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多数强调学校教育要如何适应社区，部分反向适应研究也没有体现出学校教育的主导性和主动性。南疆地区的学校教育、村落文化建设、村落治理三者之间如何融通从而形成有利于村落成员共同体意识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文化空间，已有研究都尚未直接给出答案，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田野地点及研究过程
带着村落学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展开的行动及作用发挥的研究旨趣，研究选择了南疆H地区M县K村为田野调查点，笔者于2021年10月初来到坐落于该村的K小学，以一名支教教师的身份在当地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调研。K村所在的镇下设中心校小学1所、村落小学15所，在校生共8986名。K小学始建于1956年，当时仅有1个班、50名学生和1名教师，目前已成为乡镇分校中人数最多的村小之一，四个年级共有12个班，学生472人，教师15人。教师的民族构成为维吾尔族6人、汉族2人、哈萨克族2人、彝族4人、壮族1人。
当地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为调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调研期间，笔者通过参与日常教学、班级管理、校园观察，访谈师生、走访村户和村委会，重点考察了村落学校的发展建设、日常教育内容和形式、家校合作、社区互动等内容，获得了大量一手图文及档案资料，撰写田野日志近十万字。通过对资料进行分析，形成了“文化反哺”[18]①的叙事主线。
在呈现并讨论K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之前，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义。目前学界主要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具体要义是各民族的“认同”，具体侧重和范围有所不同。有的直接将这种“认同”等同于“五个认同”[19]，有的认为其主要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0]，或认为主要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身份认同[21]。因此，本文认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实践内容主要体现在培育和提升“五个认同”意识并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在内容编排上，K小学教育实践的呈现主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作用载体、核心内容、关键机制、良性循环和增效环节等维度展开分析。前三部分主要呈现学校内部的教育实践；后三部分主要呈现学校对外的交流互动和辐射影响。
三、K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剖析
（一）教育惠民政策落实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22]教育福利保障或教育惠民政策属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民族教育福利供给还能够增进民族群体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23]1997年以来，北京市对口支援H地区已二十余年。尤其是2010年之后新一轮援疆以来，北京市帮助H地区新建和扩建校舍270余所，累计培训师资2.6万余人次，选派教育专家1000余名帮助H地区提升教育水平。[24]
得益于北京市的援建，K小学于2020年拥有了自己的教学楼，教学楼还配有计算机224台、“班班通”97台、录播室1间，使得学校利用班班通多媒体辅助教学和教学研究活动成为可能。学生也因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加喜欢上学（LD老师）。对于众多像K小学这样的民族地区的村小来说，国家层面的持续投入和政策保障使得它们在基础层面不断突破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障碍。
落实民族地区教育福利保障，不仅能促进“认同”，还能够为学校“控辍保学”发挥效力。南疆地区实行的营养餐计划首先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增加了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按照最新的教育惠民政策规定：学生营养餐的标准为5元，以在校时间200天计，生均每年1000元。餐食按照当地风俗安排，K小学学生餐食主要是抓饭、汤饭、大盘鸡、红烧牛肉等。除了正餐，学校还会发放水果、干果、小面包、牛奶等辅食。教育惠民已经成为当地“名片工程”。
国家对南疆村落学校教育发展的持续投入，让边疆地区人民切实享受到发展成果。笔者于2022年暑假来到大学生MLXH家中进行调查，她的爷爷和奶奶听说老师来了，专程从几里外的住所赶来，紧紧拉着笔者的手不放，嘴里一直说着感谢的话，据同行另一位当地大学生AMNSH解释，大意是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接受良好的现代化教育意味着孩子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意味着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的可能。稍有见识的村民都明白这一点，无论是从认知层面还是情感层面，无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形成认同。[25]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地区，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历史经验。[26]虽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在新疆推行七十余年，但真正从“共同体意识”、人力资本及劳动力转移、现代知识体系的工具语言等角度重新审视并调整语言教育政策则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新疆中小学从2012年开始，除了少数民族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用普通话来授课。2018年，教育部明确“三区三州”在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新的语言政策的实施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诸多学者[27-29]开展研究论证了它的文化和经济的双重价值和必要性。
新的语言政策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M县教育局对各级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目标出台了具体标准，如：小学低学段强化口语交流，基本掌握拼音基础知识，能看图写话。“讲好普通话”是K小学校园内的一条醒目标语。普通话即为国家通用语言。学校要求学生入校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授课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在小学阶段有明确的语言使用规定和要求，“一村一幼，学前学普”，K村儿童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进入学校环境中接受正规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K小学按照M县统一步调，规定每周六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活动日，全部师生全学科、全时段都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和展示，同时还配套出台了《周六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活动安排计划》，内容包含听说读写类活动、室内外文体艺兴趣活动、优秀影片和纪录片赏析、文化兴趣类活动等几大版块。
笔者在调研中获知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水平已经远超他们的父辈，高年级学生甚至可以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教师进行流畅、深入地交流。这也印证了预调研时所得到的判断，即现在南疆学龄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在预调研访谈中，维吾尔族大学生YXY就曾提到“弟弟妹妹的国家通用语言说得比我们更好”。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共通的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落实，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进一步为村落小学教育内容的开展、家校合作、校村联动创造了最基本的介质条件。
（三）“五个认同”教育
K小学通过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落实“五个认同”教育。显性课程方面，笔者仅列举语文与科学两门学科的课堂教学以及一堂主题班会课实例。首先是W老师的语文课《明天要远足》（人教版一年级上册）。“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颜色吗？”什么是大海呢？W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结合该知识点给学生们讲起了港珠澳大桥的例子：港珠澳跨海大桥全长50多公里，大约从M县到我们所在的K镇。大海有很多颜色，不同时间段呈不同颜色，早上太阳从海平面慢慢升起来，在海滨看太阳很漂亮，外面的世界比你想象的大得多。想要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祖国不同的地方，就要好好学习。大海、桥梁、内地、祖国、未来，这些概念或意象被具体化到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中，用以形塑学生的“中国认知体验”[30]。
科学课实例则比较特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全国的小学生同上“天宫课堂”第一课。2021年12月9日下午，3名航天员在线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K小学通过“班班通”信息媒体转播，学生紧紧盯着大屏幕，享受着这场科学盛宴。虽然对于小学生来说，这些内容显得有些深奥，但通过多媒体，使得远在南疆一角的K村学生能够与全国小学生共享同一课堂，不仅在物理层面拉近了彼此距离，而且在精神层面共同体验着国家科技成就的自豪感。
在“你长大想做什么”的主题班会课上，四年级3班的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积极发言，教师在过程中给予适当引导。理想教育的背后是正确价值观和学习内驱力的塑造。从内容和过程上来说，该班会课并无特殊之处，当军人、当医生、当教师也是南疆村落的学生最常见的选择和回答。
女生ZLNE：以后要当老师，给同学们讲很多知识。（掌声）
男生MHMT（眼神坚定）：想当博士，为国家做贡献。
教师LY：其他人呢?
男生ABDXKR（挺直腰杆）：想好好学习，当军人，保卫国家，让后辈过上幸福的日子。（掌声）
女生AYX：我想留在当地，以后当医生，可以照顾家里，帮妈妈和村里人看病。
除正式课堂教学之外，K小学还通过知识竞赛、黑板报展示等方式进行“五个认同”方面的知识普及。学校还编写了学生《应知应会》知识库，内容包括：中国的全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国歌、国旗的含义、新疆的民族构成等内容，供学生学习。
隐性课程在塑造学生“认同”意识方面更加生活化、制度化。首先是引入国旗、灯笼之类的象征符号。象征符号使不能直接被感受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31]K小学大门左侧写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右侧白底黑字用维吾尔文和汉文文字写着“M县K小学”，大门上方悬挂两面五星红旗和两个大红灯笼，颇有内地过春节的喜庆气氛。进入校园，经过宣传栏径直往前，是一块平整的水泥地，两个篮球架矗立在两侧，这里也是举行升旗仪式的地方。
每周一上午十点，K小学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学生身穿校服，佩戴红领巾，学校里的保安、厨师和学生一起，严肃整齐地列队参加。仪式可以被看作是某些情感的有规则的象征性体现，[32]因而仪式能有效增加学生对国家、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情感。相比认知，情感对认同及其融合行为的发生起着更为重要且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升旗仪式，在国家公祭日、“一二·九运动”等一些重大纪念日，K小学也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四）“小手拉大手”家校互动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学校不是“教育的孤岛”，主动与家长及其所属社区产生联系能够激活家长与学校的合作意愿，帮助家长认清自己的角色担当，更有助于学校教育目标更高质量地达成，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在家校合作方面，K小学以一种制度化的“文化合法性”进入家庭及社区内部，通过学生自然地将学校信息及文化元素传送到每户家庭中。
K小学每周末都会布置德育任务——“小手拉大手”：要求学生回家教父母，并在本子上记录下来。笔者家访时对此进行了观察：四年级2班的WME回家后蹲坐在炕边的小木桌上一板一眼地写着“中华民族”，弟弟歪着头侧脸认真地看着，一旁的爸爸抱着还未入学的小儿子也坐在一旁，听着WME“讲课”，随后爸爸学着WME的字模仿写了起来，竟不如WME写得熟练，歪歪扭扭写完后，郑重地在纸张右下角签下自己的名字。
“小手拉大手”以“培养一个孩子，进步一个家庭”“学校带学生，学生帮家庭”为理念，发挥学生在村落迈向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学生回家教的内容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日常会话、教育惠民政策、卫生习惯，特别是“五个认同”“五个意识”等相关知识。对于学校布置的任务，家庭要积极配合完成，这已成为村落里的共识。
对于学生而言，以“小老师”的身份对家庭成员进行讲述，能够积极展示自我、树立自信，能有效巩固并加深所学知识。从内容及效果来看，相比宣讲教师的严肃正式，“小老师”可以将所学内容进行转化，以一种更加口语化、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在习焉不察的生活点滴中轻松愉快地完成交流。另外，“小手拉大手”弥补了外来教师对学校所在村落的陌生化，减少家校沟通的障碍。村落儿童即是村小学生，“小手拉大手”将他们变成了一个个穿梭于学校与家庭的文化使者，使得学生对家长、学校对村落得以形反哺”式的文化影响，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
（五）村落家庭的文化心理倾向
进入K村，一排排干净整洁的富民安居房映入眼帘，门口的木制葡萄架形成短廊，大门上雕刻着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纹饰，两扇门的中间还对称贴着两张“福”字。有的家庭门楣上还贴着“民族团结进步户”、“示范家庭”或“教育光荣之家”等标识。走进房子，一面墙上用红底喷绘装饰，顶行有一个“乡村振兴”字样的标识，下方悬挂张贴着各类证件和收入情况以及当下的政策宣传资料。近年来，国家持续对南疆进行投入，大力改造基础工程并提升人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南疆正处于向共享、开放、现代化特征的“外向型市场社会形态转型”的阶段[33]。部分村落家庭逐渐形成了对学校教育所承载并传播的“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心理倾向。
四年级3班ZLNE的妈妈今年31岁，国家通用语言说得非常流利，以前上过内地初中班，现在村委会从事会计事务。她说女儿上幼儿园之前就开始教孩子说普通话，还想让女儿也考内地初中班。笔者和ZLNE的妈妈聊天时，她还未上幼儿园的小女儿正在看普通话版本的动画片。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儿童来说，双语家庭文化环境和个人化的读写支持、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语言使用偏好等对儿童发展有显著影响[34]。三年级1班SBR是学习小组组长，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在摸底考试中语文考了91分，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人，他说：我们上幼儿园之前，爸爸妈妈就会教我们说普通话。现在爸爸给我们买了很多书，像作文书、古诗词书。妈妈是村医，每天晚上会和我们一起学普通话、写汉字。
奥格布民间成功理论表明，自愿顺应学校文化的“少数”群体能够产生高学业成就动机。类似ZLNE和SBR的家庭具备了这样的认知并采取了积极的教育行动，在教育观念、家庭氛围、教育行动和教育期待上与学校教育进行了呼应，激活家校合作，使得学校教育实践呈现良性循环。
（六）村校联动
对于民族村落学校而言，现代学校教育在地方社区中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及其背后的国家意志的代言者。[35]村委会作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末梢组织，因为认同逻辑和共同体理论基础，与村落学校在村落文化建设和社区教育行动方面获得了一致性。甚至，村委会很多工作是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的，如，控辍保学、评选“教育光荣之家”、护学等。
K小学还实行教师联系家庭制度——“包联”，所有学生家庭都有对应的联系教师，十几位教师对应包联全校四百多名学生。教师每周要定期开展入户家访或电话家访，和家长分享学生在校学习动态、活动表现，了解学生家庭的最新情况、有无困难等诉求。教师同时也把入户家访工作和宣讲工作结合起来，及时清晰地向家长传达学校行政通知，入户宣讲国家政策、民族团结等内容。教师入户家访要赶在家里有人的时候，有的教师周末没有时间，就在周一到周五挑一天晚上放学后去。二年级班主任WLJ老师就经常在放学后骑着电动车赶往学生家里。
在所属镇中心校的统一部署下，K小学选派教师定期入村宣讲。宣讲内容主要是家长作为监护人如何起到对学生学习的督促作用，如何配合学生认真完成“小手拉大手”的家校互动任务等。学校也会主动邀请村支部书记入校给学生宣讲“五个认同”教育相关内容。村委会为提高村民普通话水平，邀请学校教师定期为夜校学习班授课。相比外地教师，本地教师既知晓学校政策又了解村落实际，他们依靠语言优势以及熟人圈子，在村校联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村委会还经常举办各种职业培训，例如手工艺品编制、厨艺、医学等内容，提高个人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村委会也是村民的学校。
和学校一样，在每个周一的上午，村委会定期组织村民举行升国旗仪式，同一村落时空下两面红旗同步飘扬。村委会和学校作为边疆村落的“两面五星红旗”，它们合作联动，即保证了学校教育的效果，巩固了学校教育成果，也使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增效，进而助力社区的治理和村落的发展。
四、结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长久且极具综合性的复杂工程，是“文化润疆”所追求的核心功效。通过K村与K小的案例可以看出，南疆村落学校虽处在村落物理空间之中，却超越了地方性的层次，在吸收了“营养”发展成为现代学校之后，积极发挥对整个村落的文化影响功能，呈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形成了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反哺”教育实践模式和作用机制。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反哺”的实践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作用机制：国家对南疆实施的教育惠民政策资源的持续投入是基础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重要精神或文化载体，也是南疆村落自觉迈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村落学校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五个认同”教育，力求从认知到情感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内容核心；“小手拉大手”系列由校入村工作制度安排是村落学校对外部社区发挥文化影响的关键机制，该机制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通过来回穿梭于家庭和学校的学生影响到家庭，进而在熟人社会下的村落中产生同频共振，并推及到整个村落及周边，发生文化影响的外溢效应；村落逐渐形成的“认同”意识的心理倾向是奥格布“民间成功理论”的本土化注脚，使得村落学校的教育呈现良性循环；村小和村委会的合作联动，有助于提升、放大村落学校教育实践的功效。
注释：
①“文化反哺”概念最初由周晓虹教授提出，意指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转型及文化的急剧变迁导致我国近代代际关系发生变化，并产生新的文化现象，即年轻一代开始对自己的父辈产生文化影响。笔者受此启发，在分析调研材料中“小手拉大手”家校互动内容时，联系到“文化反哺”这个概念，进而在后续的分析中，将此概念延伸用于形容村落学校对社区的文化影响。“文化反哺”在本文中有三层意涵：一是“文化反哺”的本意，即南疆村落年轻一代在学校教育实践的影响下开始对自己的父辈产生文化影响；二是从学校和社区关系角度来理解，本文K小学中的人受到乡土的滋养，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开展，逐渐发挥对村落文化输出和影响的功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类型；三是国家给予民族地区村落学校大量的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扶持，通过发展现代教育，通过学校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影响，促进当地社会转型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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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National Community：Fiel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Village Schools in Southern Xinjiang
GUO Xue-jun WANG Hui-jie
Abstract: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the main line of our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village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are not only the main position of shaping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or students of all and cultivating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base st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entire villag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villages and schools in southern Xinjia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villages in southern Xinjiang and schools from the policy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i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he education of“five identit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of“small hands holding big hands”, 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village committee etc., it is found that the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physical space of the village in southernXinjiang, but it surpasses the local level. After absorbing enough“nutrition”and developing into a modern school, it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e whole village, there is obvious spillover effect, which forms the practice mode of“cultural feedback”, which enforces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schools, an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in villages in southern Xinjiang.
Keywords:ethnic educ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ural school; cultural feedback
（责任编辑：何文洁）
初审：李柯瑶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