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路径和研究热点，但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源流研究不够。经研究发现，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在清末民初即已酝酿萌芽，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正式提出，抗战爆发前后基本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政策体系；其缘起历程呈现出由构想到实践、由单一到多元、由简单到系统的发展特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边疆实践别具特点，被作为重点区域，出台了专门政策，边疆的地方政治自主性未影响其对国族教育的认知共性。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近代缘起具有开创、探索和奠基性意义，在内在发展理路上可归结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近代形态；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同化倾向明显等问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近代缘起；历史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学界随后兴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热潮，[1]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维度研究的特点。[2]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近代源流，学界亦作了一定研究。张慧真研究指出国民政府在石门坎推行边疆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培育苗民的国族意识；[3]汪洪亮研究发现，边疆教育成为抗战时期构建国族的重要途径；[4]刘波儿认为边疆教育是近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5]刘超[6]、杨梅[7]、黄兴涛[8]等则以教科书为中心探究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历史；潘晓曈系统研究了民国蒙藏学校对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和影响；[9]陈鹏等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早期探索历程。[10]总体来看，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近代渊源的研究较为分散、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在学理和历史认知上存有较大缺憾。
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曾提出和实施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在国民民族国家整合、中华民族意识生成形塑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和影响，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值得镜戒的教训。在发展内在理路上可归结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近代形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值得认真研究反思的重要历史遗产。本文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近代缘起的历程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实践有所助益。
一、从“忠君”到“爱国”：清末民初国家教育宗旨转变与中华民族意识教育酝酿
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近代缘起，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与传播紧密相关。中华民族概念是在20世纪初现代民族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逐渐产生发展及扩散传播的。起初，该概念一度被用来指称“汉族”，进入民国后这一用法在一部分人中仍有延续。但与此同时或稍后，指称中国国内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的民族共同体之“中华民族”概念，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并广为各界所接受，至20世纪20年代之后，成为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用法。[8]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国内政治舆论流行用语之前，清末民初政府不可能提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然而，在此期间国家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关于教育宗旨的深刻变化，客观上却为之后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提出作了酝酿和奠基。
1901年，清政府命各省开办学堂，“为我国政府正式采用新教育之第一次宣言，我国新教育史亦即以此为开始”[11]。发展新教育不能没有宗旨，学部遂于1906年奏请光绪帝颁布教育宗旨，认为忠君和尊孔两项是当时“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尚公、尚武、尚实三项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12]，将忠君与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清政府“五大教育宗旨”。其中，忠君与尊孔作为“中国政教所固有”的理念，代表着传统教育的两大核心价值追求。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认为清政府“钦定五大教育宗旨”不宜沿用。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13]。1912年９月，教育部将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美感教育作为新的教育宗旨。[14]忠君和尊孔作为教育宗旨被废除，军国民主义等作为新教育宗旨被提出，实际上是教育核心价值追求由忠君向爱国转向的预示。
1915年，北京国民政府认为教育部前颁教育宗旨“部令虽颁，国内并未奉行，教育迄今无一定趋向”[15]，新颁布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教育宗旨。[11]此一宗旨，虽旋即因袁世凯称帝失败成为具文，但明确将“爱国”定为教育宗旨之一，标志着教育核心价值追求至少在表面上完成了由“忠君”向“爱国”的转向。
至1922年，教育部学制会议议决的《兴办蒙藏教育办法案》，已明确强调兴办蒙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兴办蒙藏教育办法案》认为，蒙藏接邻强国，兴办教育最关重要：“今者西北边防，日悉蒙藏一再独立。俄人近且以其过激主义改建蒙古政府，欲使草昧之众，一跃而成最新式之国家。……今为对外保存国权计，唯有速兴蒙藏教育，取未开化之民而授以正当之知识，庶使知五族一家之利，坚其团结之力，绝其外向之心。……且蒙藏人民时为外人利用，几不知自身为何国国民。追溯原因，实由于蒙藏人民未受国家统一教育。”[16]其中，明确标举兴办蒙藏教育的目的是“使知五族一家之利”，针对的是蒙藏“过激主义”带来的危机，解决的途径是使蒙藏人民“受国家统一教育”。
总之，清末民初虽尚未提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但爱国教育的意思表达渐趋清晰。而尚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本身，也说明此期发展教育的目的还停留在国家认同意识培养层面，还没有上升到国族意识培育的更进一步层次，可视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萌芽形态。实际上，这与当时中华民族观念尚未广泛流行有关。学者研究指出，民国初年，虽然各民族构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整体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社会上，甚至在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这一观念都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我们只能较多地见到一些国家意识较强的词汇，这应当是民国初建、五族并立，人们那种一体化的整体民族共同体意识，尚明显弱于新兴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的缘故。[8]虽然如此，教育宗旨从“忠君”“尊孔”到“爱国”的转变，在内在演变逻辑上还是为后来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提出作出了重要酝酿和奠基。
二、“务期民族独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确立与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提出
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教育宗旨随袁氏称帝失败而沦为具文，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又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在此过程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
1928年5月，大学院组织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以“三民主义的教育”作为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会后，发布了《全国教育会议宣言》，明确表示中华民国虽曾颁布教育宗旨，但失之于空泛和容易发生歧义；此后，“三民主义的教育”就是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同时，还对“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初步的实施构想：为避免实施过程中理解出现差异和简单化倾向，特别强调“决不是单单在教科书中掺入些三民主义的话，或在教育行政机关里贴几张三民主义的文告，就算完事的”；指出“三民主义的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发扬民族精神，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以达到民族的自由平等”[17]。这段宣言说明，随着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大学院将“三民主义的教育”确立为国家教育宗旨，作为三民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正式以国家教育宗旨的形式被提出。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被置于国家教育宗旨的高度正式提出。
1929年3月，“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获得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认可。从大会通过的《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可见：一是在实施构想方面，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方针，且内容较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发布的《全国教育会议宣言》更为具体，要求各级学校三民主义教学要与全体课程和课外作业贯连，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重点放在史地教科上，强调“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二是在三民主义教育的目的方面，表述也较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宣言》更为全面和详细，明确教育要“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于大同”[18]。总之，国民党是国民政府的执政党，“三民主义的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宗旨获得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也意味着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获得了执政党的认可，为之后进一步写入国家法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1929年４月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19]标志着“民族主义教育”随着三民主义的国家教育宗旨，进入并完成了国家教育立法的环节。1931年6月，颁布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进一步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将“三民主义”明确标举规定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20]。此后，国民政府一直以“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来控制和规范教育。[21]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成为包括边疆教育在内的所有国民教育的共同遵循，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育国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从而达到“发扬民族精神”“务期民族独立”“阐明民族真谛”“延续民族生命”“促进世界大同”等目标。
边疆地区是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特殊区域，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格外重视，出台了若干专门的政策举措。
首先是1929年6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蒙藏之决议案》，较早对蒙藏地区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作了规划：“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及本党党义之宣传品，实行普及国民教育……撰制各种浅显之宣传品、译成蒙藏文字。”同时，特别强调教育宣传中需重点关注的两个方面：“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中华民族之一部，并释明三民主义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有侵略阴谋之恶毒，及第三国际曲解民族自决之煽动宣传。”[22]从中可见：第一，从早期规划就不仅是针对学校教育领域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而且编译国民党党义宣传品等举措已覆盖到了社会教育领域；第二，教育宣传有着明确目标，即使蒙藏人民“受三民主义之训育”，知晓“蒙藏民族为整个中华民族之一部”。
至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蒙藏地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政策规定已有较大发展，显得更加明确具体和系统化，内容要点可归结为几个方面：第一，对蒙藏教育的目标作了更加详细的诠释，包括三项：“依遵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力谋蒙藏教育之普及与发展”；“根据蒙古、西藏人民之特殊环境，以谋蒙藏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依遵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则，由教育力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显然，三项目标均关涉到蒙藏地区中华民族意识的培育。第二，提出课程、教材方面的实施举措和注意事项：一是蒙藏地区各级学校的课程，应根据内地学校的课程标准设置，同时可适当考虑蒙藏地区的特殊情况；二是强调教材内容需特别注意阐述中国民族融合历史、边疆和内地地理关系、帝国主义对蒙藏的侵略历史和事实、蒙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蒙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三是注重用汉文编写教材，小学教科书尚可用蒙汉文合编，但中等以上学校教科书则须用汉文编写。第三，提出训育中需特别注意“唤起民族精神以破除其部落思想”；“由国际时事之讲解和团体生活之训练，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23]
其后不久，教育部修订颁布《边疆教育实施原则》，[24]将“蒙藏教育”改为“边疆教育”，将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范围由蒙藏地区扩展到整个边疆地区。[25]这标志着原本专门针对蒙藏地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上述要求、政策和举措，扩大到了整个边疆地区。而其内容与《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相比，变化不大。
从边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实践的阶段性特征来看，随着1935年边疆教育开始大规模推行，边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开启了由构想走向大规模实施阶段。对此，民国教育家曹树勋曾总结说，1935年以前的边疆教育事业“仅限于筹划准备，并无实际事业可言；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始指定的款五十万元为边教经费，……边疆教育由准备时期进入草创时期”[26]。也就是说，直至1935年随着边疆教育进入规模化推行阶段，边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才由构想转入规模发展的实践阶段。
之后，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边远区域初等教育实施纲要》《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和《推进边疆教育方案》等推行边疆教育，内中均贯穿着通过教育培育边民中华民族意识和三民主义信仰的既定方针。其中，1941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的《边远区域初等教育实施纲要》，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政策举措作了进一步优化完善，代表着边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政策的后期形态。拆解剖析其内涵，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边疆小学的校名，“不得冠以边地种族及宗教名词”。此举应是为加强中华民族意识而对之前苗民教育、特种部族教育等称呼的修正。二是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途径更加多元化和系统化：在招生编班方面，“不分族别，混合编入各班级”；在国语教育方面，明确规定“推行国语为边地初等教育之要务”“边小一律推行国语教育”；在教材方面，特别强调历史和地理教材“须将过去种种之夸大记载及足以引起民族恶感部分予以删除，尽量引用民族融洽史实、帝国主义侵略边地史实、边地与内地之地理上、经济上之密切关系等。”[27]三是公民训练及公民知识教育，“须依据中华民族为一整个国族之理论，以阐发爱国精神，泯除地域观念与狭义的民族观念所生之隔阂”。这应是吸纳了顾颉刚等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新理论之结果。总体看来，从校名到课程，从小学教育到民众学校，从国语教育到史地教材，从国族理论到爱国精神，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边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体系，形成了以边疆学校为核心引擎，辐射边疆社会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结构和网络。
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边疆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并不是中央政府单向度的强力推行，而是得到了边疆地方政府的共识性互动。较具代表性的是1928年12月新疆省教育厅长刘文龙给国民政府的呈文：“现在国民政府成立，以三民主义为救国方略，训政开始固当藉力于宣传，而求根本办法，非从教育进行不可。此次文龙蒙任教育厅厅长，对于三民主义在各学校不能不格外注重。学生明瞭此义，便可逐渐家喻户晓。”[28]这种共识意向的表达，在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给教育部的呈文中也可以看到：“近数年来，因外国宗教士之深入传教，设立学校，与受外缘环境之刺激与鼓荡，其（边民）民族意识已渐觉醒。当此国难日深，边警时闻之秋，启发开导，急不可缓。自二十年起，本省政府已颁布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一种，着手进行。”[29]新疆和云南两位教育厅长的上述呈文说明，虽然当时边疆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政治自主性，但并未影响到其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认知共性。
三、民族危机的教育应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近代缘起的重要驱动
总体看来，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之所以在近代缘起，并以边疆作为教育的重点区域，其驱动因素固然可归结为多个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民族危机作出的教育应对。
近代以来，列强的不断侵略已关乎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尤以边疆地区为烈。在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列强侵略已对边民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思想根基造成严重挑战和冲击，进而危及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如前文所述，1922年9月，教育部学制会议议决的《兴办蒙藏教育办法案》写道：“俄人近且以其过激主义改建蒙古政府，欲使草昧之众，一跃而成最新式之国家，所以开发而诱导之者不遗余力。无论俄国逐强，蒙古政府势必与之同化，即幸能完全收复，而过激主义之传播，已足以扰乱蒙众，使边陲永无宁日。……西北藩篱即撤，中国前途将不可问。今为对外保存国权计，唯有速兴蒙藏教育，取未开化之民而授以正当之知识，庶使知五族一家之利，坚其团结之力，绝其外向之心。”[16]可见，当时兴办蒙藏教育的直接原因，就是“俄人近且以其过激主义改建蒙古政府”“蒙藏人民时为外人利用，几不知自身为何国国民。”
此时，中央政府主要关注的是蒙藏北部和西部边疆问题，实际上未受中央同等重视的西南边疆危机也不容小觑。民国初年云南军都督府授意编纂的《云南光复纪要》总结云南的形势称：“滇自缅越失后，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夺，互相生心。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约，未几而有攫取滇越铁路建筑权之约，未几而有揽七府矿产之约，未几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约。部臣不敢拒，边吏不敢争，而西南之祸烈矣。”[30]除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外，外国宗教迅速传布的影响也同样深重，只是后果未像军事、经济侵略般立竿见影地显现，这实际上更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应对的滞后性。其中，最为根本性的一点就是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受到了严峻挑战，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根基随之遭到摧残。[31]1934年，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将这一严重问题呈报教育部称：缅甸和越南被英法列强侵占后，“云南之西南两方绵延三千五百余里之边地，及汉人足迹罕到之山间，遂为外国教士文化侵略之对象。土人之受其麻醉者，率多信奉基督教，受教会之顺民教育。……文化侵略与宗教麻醉，在云南之边地及深山，其事例几于不胜枚举，根深蒂固，熏陶日久。以土人与汉人鲜通声气之故，此种大规模有组织之文化侵略，迟至近年，始行觉查而加以取缔注意。”[32]此后不久，龚自知再次向教育部呈报宗教侵略的危害说：“倘长此视同化外，不加管教，任人任意勾煽，生心害政。……如前年之蒙自、邱北苗民作乱即其一例。以故推行边疆教育，实为国家当务之急。应予国防边务，统筹措施，抑且为树立国防，筹维边务之先决前提。”[33]
这并不是云南省教育厅的官样文章，长期奋斗在边疆教育一线的彭桂萼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他在文章中写道：“因边疆人种复杂，民智低闇，生活疾苦，瘴烟弥漫，故一遇天外洋人，即认为人间救主，一见崭新医院，即视为普渡慈航。结果，拿头祭谷的野卡能做礼拜，唱圣诗，素乏教化的倮黑也能诵圣经，戒烟酒；从来萦絗脑际的‘大汉朝’换上了‘英格兰得’‘阿美利卡’，盘据心中的‘孔明阿公’变成了‘耶稣救主’‘基督真神’。……变遇一生，帝国主义者的飞机大炮即应保护侨胞之声从天外飞来，而沉醉于耶教牧师的椰子酒与吗啡精里的数千万苗民无不箪食壶浆，以迎外师，由中国的屏藩，转成了掉转枪头的前卫，于是万里边荒即有改变颜色的危险。”[34]1936年，凌纯声深入调研后也发现：“沿边的民生太穷而民智又非常简单，所以易受外人的侵略。依据自己这次的调查，近几年来，澜沧及腾冲以西的边地人民，移到外国去住的，真不可计其数。”[35]当时代表性边疆学校云南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李英，也在文章中记述道：“帝国主义者心灵手敏，先我着鞭，……边民无知，认贼作父，反友为敌，无形中尽成帝国主义之鹰犬而不自知。苟不及时努力，实行教化，使知祖国之当爱，敌国之当防，坚其内向之心，则班弄土王马美廷卖国引狼之流，实不知其几千万也，岂止一二人而已哉？”[36]
边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思想根基因列强侵略而受到严峻挑战，这是边疆危机中更具根本性的严重问题。如何加以应对成为当时政学各界共同关注思索的迫切问题。在官方档案和私人记述的梳理中我们发现，1920年代以来，发展边疆教育培育边民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进行应对，逐渐成为政学各界的共性认知。除上面所引1922年教育部文件、1934年云南省教育厅呈文外，从滇西边疆走出的知识精英尹明德1936年在演讲中也说：“将来教育一普及，他们的文化基准自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接着加以交通政治的建设，这样一来，那么这几千百群之蛮族，自然会知道国家而发生爱护的观念了。”[37]凌纯声则强调教育对于解决此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政府以为开发边地，非兵事或交通所能为力，必须以开发边地教育为先。”[35]云南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李文林等人，甚至将发展边疆教育视为“救亡图存”和治理边疆的“根本大计”。李文林认为：“欲开发边荒，巩固国防，亦不仅提倡文化，振兴教育一事，然此终属救亡图存中之根本大计也！”[38]彭桂萼对此也有相似的认知：“要开发建设整理边疆，自然经纬万端，必须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卫生……齐动员，多管齐下，然而有关百年大计的根本办法，还是教育的建设、文化的开发”[39]。于是，至1930年代，全国形成了“边地教育的呼声乃随边地问题之严重而起高唱入云”[40]的舆论环境。时人记述称：“现在我们要巩固边疆，……而文化的建设，又一定要靠着教育为先驱，这是全国上下不能否认的进行方策。”[37]
实际上，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一直客观存在，并不断加深，无论中央和边疆地方政权几经更迭，这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作为教育应对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的重要和根本性举措，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客观需要，近代以来也一直存在。只不过受政局动荡、中华民族观念传播有限等多维因素影响，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条件成熟后，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才得以明确提出。
四、总结与讨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缘起的影响、意义和不足
上文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近代缘起作了概要梳理，从中可对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早期探索获得一个面上的系统了解。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即已提出；在此之前，清末民初国家教育宗旨由“忠君”向“爱国”转换，客观上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第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并在五四运动之后广泛传播，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提出提供了概念工具和思想基础。第三，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提出后，成为国民政府实现国民国族整合和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举措，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至抗战爆发前后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政策体系，包括配备师资、课程教育、课外活动、编唱校歌、编印书刊等方面，实现了对各族学生国族意识的多维形塑。第四，总体看来，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缘起历程呈现出由构想到实践、由单一到多元、由简单到系统的特点，反映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从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从无到有的缘起历程中，可缕析出多维深层演变逻辑和发展脉络。一是教育目标的内涵转变：由清末“忠君”“尊孔”，到民国初期变为“爱国”，再到1920年代末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加入，与爱国教育并举相融。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目标内涵的这种转变并不是相互脱节的，清末民初强调“忠君”“尊孔”和“爱国”，也为后来提出和实施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作了酝酿、奠定了基础。二是教育内容的发展：随着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变化，教育内容发生了由注重民族同化到强调国族意识培育的演变。三是教育模式的转型：即以王朝国家认同和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模式，向以现代主权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为重心的现代教育模式的转型，这实质上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在教育领域渗透的结果。
在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缘起的历程中，边疆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别具特点：一是由于边疆民族特殊性和应对边疆危机的紧迫性，边疆被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重点区域，专门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二是相对中央政府的面上规定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政策，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边疆实践和基层运作更为灵活和全面。三是虽然边疆地方政府在政治上有较强自主性，但在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上却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有着共性认知。而这种共性认知的形成，与其说是边疆地方政府的政治自觉，不如说是边疆作为列强侵略一线对边疆危机的深切体验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自觉。
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的近代缘起，不仅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开创性意义，而且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并创建了较为系统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政策举措体系，为后世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开创了先河、奠定了基础，甚至在内在发展逻辑上可视为当今民族团结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早期形态和历史源头。二是对于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而言，创造了教育应对边疆危机切实有效和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举措，推进了边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的培育和强化，进而在列强环伺的艰难时期发挥了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三是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阈看，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亦即通过教育培育国民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从而实现国民的现代国家整合和国族整合。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初步完成了由王朝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也意味着以王朝为核心的传统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体系的结束。在初建的民族国家中，其国民是由具有明显文化差异，普遍缺乏现代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且利益诉求多样的各类族群所组成。虽有基于漫长历史积淀形成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但也因不同的地域、文化、利益和身份等因素而分离为不同的圈层和群体。对于这些支离的国民，民国政府迫切需要一种有效途径将族群和个人在国家中的新身份植入“国民”认知体系，实现国族整合，谋求民族独立，聚力民族复兴。而教育则是完成这一认同和认知重构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有效推进了国民身份塑造和国家民族归属感培育，国民现代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逐渐形成。
当然，作为早期探索阶段，中华民族意识教育缘起还存在着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还比较有限。同时，中华民族意识教育中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同化倾向也比较严重，这在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向教育部申请边教经费的呈文中有明显表露：“（云南夷族）皆椎愚锢塞，蒙昧无知，为政教风化之所不及，尚在无教育半开化之状态。而外国教士，则认为文化侵略宗教麻醉之绝好对象，……此类民族，能与汉族同化，则边圉自固，地方自安。”[33]作为一省教育厅长，在同国家主管机构教育部的来往公文中明确说目的是“此类民族能与汉族同化”，民族同化思想倾向表露无遗，以现在的视角看当然是应给予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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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Early Modern Times
Zhang Li-bo, Wang Jun
Abstract：At present,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key approach and research hotspot for enh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encompasses that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erg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ly propos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n basically formed with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policy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shown a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from conception to practice, from singularity to multiplicity, and from simplicity to systematicness.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border area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regarded as a key area for such education, the border area had its special policies, and its political autonomy did not affect the cognitive commonality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early modern times had pioneering, exploratory, and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and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velopment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early modern form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ough in those days it also faced such problems as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Great-Hanism, and obvious tendencies towards ethnic assimilation.
Keywords：educat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origin in early modern time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责任编辑：陈燕)
初审：李柯瑶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