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中，要明确民族教育智库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宏观战略与推动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国际化的价值定位。在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中存在国家政策先行但反应相对滞后、跨学科与综合性人才培养短缺、研究方法固化与实践操作不强、各自为战与协作联合不足以及传播渠道单一与转化平台受限等困境。基于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实现对策对接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协同创新模式以及成果传播与转化四个方面的转变，提升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水平和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民族教育智库；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各国积极参与，对推动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先后出台《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行动备忘录》等相关政策文件，2020年世界范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还成功召开了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一系列举措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提供了政策保障，提高了沿线国家的参与度。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2014年就创造性地提出向北开放的区域性发展战略，即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规划，以此打开向北开放的大门。与此同时，俄罗斯和蒙古国也先后提出面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区域性发展战略，即俄罗斯的“跨欧亚发展带”和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战略。中蒙俄三国发展战略在这一节点上实现了耦合与对接，反映了中蒙俄三国开展区域合作发展经济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中蒙俄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
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除了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外，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团队根据国家战略布局开展科学研究，以保证国家政策的顺利实施。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成为推动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重要推力，它在国家各领域发展中发挥着战略研究、资政建言、理论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数据储备、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重要决策和引导作用。[1]其中，民族教育智库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民族教育智库是指由相关的民族教育专家组成，通过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科学研究，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活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资政建议的服务组织。而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除了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将承担创新民族教育理论、深化民族教育改革及指导民族教育实践，促进各国教育广泛交流的职责。[2]“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为推动我国区域教育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内蒙古建好“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区域合作框架，进一步明确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价值定位、面临的困境以及建设路径，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合作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价值定位
（一）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定位
中蒙俄三国在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上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中蒙俄三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从地缘位置来看，中国东北部及西北部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其中内蒙古同时与俄罗斯和蒙古国接壤，边界线长达4000公里[3]，这为发展促进中蒙俄三国的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提供了空间基础条件。从人口分布来看，内蒙古有458万蒙古族，蒙古国和俄罗斯分别居住着280万和90万蒙古族[4]，同时内蒙古呼伦贝尔和满洲里也分布大量俄罗斯族，中蒙俄三国民族相通的现实基础为发展促进中蒙俄三国的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提供了心理认同条件。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与俄罗斯“跨欧亚发展带”、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战略的耦合效应和有效对接，对中蒙俄三国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在中蒙俄三国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的价值定位应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宏观教育决策为导向，以解决中蒙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中亟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为重心，以研究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全球性的教育政策为己任[5]，使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从专业角度对中蒙俄三国相关的教育问题开展科学、精准的研究，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教育政策建议。具体来看，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能够通过智库的信息收集和对策研判功能开展广泛的联合调研，及时了解沿线国家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产业需求的现状，为国家教育发展规划提供方向指导(如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留学生政策等)，为制定国家教育政策提供现实依据，并通过整合中蒙俄三国教育资源实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提升中蒙俄三国教育质量，实现教育服务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为实现目标任务，中蒙俄三国积极促成中蒙俄相关智库建设，例如，2015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首届“中俄蒙三方智库国际论坛”，达成和签署了《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章程》。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以民族教育为研究内容，进一步凸显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的实践导向，提升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服务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能力。
（二）推动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国际化定位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背景下，中蒙俄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领域都需要开展广泛的合作，而培养具有跨学科、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则成为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中心工作。长期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学科发展一直关注国内民族教育发展情况，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教育政策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很少走出国门来开展跨区域、跨国界的民族教育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机构主要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等，使得民族教育研究缺少国际化视野，国际化办学理念还停留在较低层次，教育国际化合作参与度较低，甚至是被动地完成国家下达的国际化教学任务(如孔子学院要求相关学校选派教师)。[6]一方面，我国民族教育国际化水平较低直接导致我们对“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缺少必要的了解，民族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认知偏差，可能阻碍经贸发展和人文交流相关政策的有效制定。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间缺乏了解导致的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错位”，使我们培养的民族教育人才无法满足相关国家的现实需求。例如，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最关键的语言人才缺乏，这不仅包括懂蒙古语和俄语的中国人，还包括懂汉语和蒙古语的俄罗斯人、懂汉语和俄语的蒙古国人。
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是我国民族教育走向国际化的机遇。民族教育智库在服务政府教育决策过程中，往往需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例如，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内部整合与外部联合”的方式，联合教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专家学者积极开展西北地区双语教育智库建设，为民族教育决策提供借鉴和支撑。[7]“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要求我国民族教育研究要突破狭窄的研究视域，以更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开展民族教育问题研究。尤其是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多个民族跨境而居，解决相关民族问题与民族教育问题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8]可见，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不但要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还要联合俄罗斯和蒙古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基于中蒙俄三国关切的民族教育问题，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我国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借助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与沿线国家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合作，能逐渐补齐民族教育国际化贫弱的“短板”，提升民族教育研究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促进我国和相关国家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国定位
民族教育智库除了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推动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根本在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为推动全区上下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保障，让“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扎根各族人民心中。如何增强人们对“五个认同”的心理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民族教育智库的作用，大力开展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规律的研究，深入揭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特点，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在具体工作中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对各族群众的思想引导和教育宣传。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部分高校毕业生在中蒙俄口岸从事边境贸易或相关工作，通过民族教育智库深入开展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此外，中蒙俄三国广泛的教育交流和人文交流也使中国留学生对蒙古国和俄罗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两国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有了新的认识。通过民族教育智库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留学生在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激发中国留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可见，民族教育智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困境
（一）民族教育智库建设：政策先行但反应相对滞后
智库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但201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全球百强智库却没有一家国内的教育智库，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在教育智库建设上是相对滞后的。教育智库作为智库建设的基础，直接关系国家内部与国家间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人才培养模式，民族教育智库更是关系“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以及中蒙俄三国“民心相通”的实现。2015年中蒙俄三国召开首届“中俄蒙三方智库国际论坛”，并围绕“五通”问题和中蒙俄三国发展战略对接问题开展沟通交流。中蒙俄间的教育合作作为此次论坛重要的人文交流内容，也将在促进中蒙俄三国加强全面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关于中蒙俄民族教育的很多问题仍没有提上日程，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倒逼机制，即推动相关高校根据沿线国家现实需求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等。[9]例如，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的内蒙古自治区，其相关高校并没有在稀缺的工程建设和经济贸易领域、区域政治秩序领域和人文交流合作领域有充分作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发展。
（二）民族教育智库人才培养：交叉学科与综合性人才培养短缺
教育智库具有多学科交叉和人才综合的特点，能为国家和相关机构提供必要的决策参照，而我国民族教育智库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面临跨学科与综合性人才短缺的困境。以美国教育智库为例，其成员覆盖多学科领域，包括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哈佛大学的教育智库成员还包括政府职员、高校教师、企业员工、学生和相关指导委员会五个领域人员。[10]教育智库面对的教育问题复杂多变，每个行业的研究者从各自学科和立场出发，能凝聚和整合多学科优势解决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可见，丰富的学术背景和人员构成对于教育智库的政策咨询和科学决策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我国的智库建设受制于机构和体制内部的编制问题，不同的智库成员间缺乏流动性，尤其是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与政府机构人员之间流动性极少。这进一步导致我国基于高校或科研院所成立的教育智库缺乏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职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这种限制使教育智库很难应对关涉多学科领域的教育问题。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作为以民族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教育智库，同样面临跨学科与综合性人才缺失的困境，而民族教育智库机构自身缺乏活力也必然影响教育智库人才培养的质量。例如，内蒙古各高校由于地理条件和资金有限，很少有蒙古国和俄罗斯教师授课，课程设置以语言课程为主，经济贸易和理工科专业的课程选择受到很大的限制，这都不利于培养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所需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跨学科与综合性人才。
（三）民族教育智库科学研究：研究方法固化与实践操作不强
我国民族教育智库的科学研究面临着研究方法固化与实践操作不强的困境。教育研究作为教育智库的核心工作之一，离不开专业知识的参与以及全面、深入、精准的科学研究。美国范德堡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作为美国顶尖教育智库，强调采用多元化的方法从跨学科交叉视角出发，对学校选择领域微观与宏观的教育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研究，引领了美国学校选择方面的教育政策制定。美国高端教育智库在提出教育对策之前，既注重方法上的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也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还注重通过大样本获得的数据精准揭示教育问题的本质，为决策机构提供基于实证依据的佐证。[11]从我国民族教育智库的运行现状来看，很多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证和提出是基于理论分析得出来的。另外，现有教育智库对教育问题的研究重理论而轻实证，研究方法仍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传统方法为主，对使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来进行教育问题研究还比较生疏。中蒙俄教育智库建设同样存在上述问题，研究的理论化倾向、研究方法的固化，缺少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数据库平台和语料库的建设。此外，由于民族教育智库偏向理论研究，缺乏基于多种方法的实证研究，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使教育对策和建议缺乏可操作性。
（四）民族教育智库协同创新：各自为战与协作联合不足
协同创新是新型教育智库的重要特征，但我国民族教育智库建设仍面临各自为战与协作联合不足的困境。当前，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呈现积极良好态势，各地区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建立地区性教育智库，这对促进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成果转化具有积极作用。国内一些高校间开始组建区域性大学联盟开展协作研究与联合攻关，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9所高校组建了上海高校智库联盟。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表现出教育智库内部人才流动缺乏必要的协同性、教育智库内部各学科间缺乏必要的协同性、教育智库各研究机构间缺乏必要的协同性、国内教育智库与国外教育智库间缺乏必要的协同性、高校教育智库与政府教育智库间缺乏必要的协同性的问题，这就导致教育智库间整体协同攻关力不强，职能发挥渠道不通畅。因此，建立教育智库间的协作共赢机制和拓展教育智库服务职能发挥渠道，对积极推动教育智库资政建言、理论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数据储备和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12]高端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在促进国家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以及促进对外民族教育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深化民族教育智库内部、教育智库之间、高校教育智库与政府教育智库之间、国内外教育智库之间的协同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如，针对中蒙俄三国语言人才短缺问题，可通过中蒙俄三国教育智库的协作研究来了解语言人才培养与语言人才需求间存在的问题，进而使高校及时调整语言人才培养相关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以及配套留学政策。
（五）民族教育智库成果转化：传播渠道单一与转化平台受限
我国民族教育智库成果转化面临传播渠道单一与转化平台受限的困境。民族教育智库提供的智力支持只有通过相关渠道传达给需求者，并将智力成果转化为教育政策才能摆脱“滞销”局面。我国现阶段民族教育智库科研成果传播渠道比较单一，如民族教育智库产出的科研成果主要通过专业期刊发表，政府决策部门需要的是“短平快”式的教育建议，而不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长篇大论”，这就导致教育智库研究成果的“研究—发布—输出—转化”进程相对迟缓。现阶段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成果主要发表阵地是民族类专业期刊和国内各民族院校学报，其他教育类期刊较少刊发民族教育类的文章。此外，从国内各专业期刊发表的民族教育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内容趋向“学术八股”，研究范式多以文献综述类的科研成果为主，缺少基于实证调查的对策研究，实际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成果传播不畅、影响力不大。从民族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来看，还受制于我国民族教育智库与政府之间沟通、协调、报送和反馈渠道不畅，导致大多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仅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供专业学者阅读，而不能通过特定的渠道呈送相关政府机构的教育决策部门。相比较而言，美国教育智库在科研成果传播与转化上的优势比较突出，除了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成果外，还专门制作推广类的网站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在成果转化上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智库与政府决策机构之间上传下达的沟通机制。[13]在“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框架下，现阶段我国民族教育智库学术成果的传播渠道和转化平台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政策制定。借鉴国外相关做法，民族教育智库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相结合的成果传播渠道，摆脱政府“订单式”的被动研究模式，主动进行纵深式探索，并以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行政部门反馈参考建议。
三、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路径
（一）实现民族教育智库对策对接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俄蒙经济走廊战略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中在2019年高峰论坛期间还举行了“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2015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成功举办首届“中俄蒙三方智库国际论坛”，并联合签署了《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行动方案》，2016年在中国呼和浩特成功举办第二届“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2017年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成功举办第三届“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中蒙俄经济走廊为民族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契机，相关省区市应抓住民族教育纵深发展的机遇，从学科发展、跨学科与综合性人才培养方面与国家政策及时对接，保持对政策的敏感性，提高民族教育智库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诊断、论证、咨询、预测、反馈和干预等的作用。如，内蒙古积极与俄蒙两国开展“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与青少年交流活动，与俄蒙两国在艺术演出、人才培养、遗产保护、图书交流、考古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合作。但是，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内部缺乏跨学科与综合性人才的现状，不仅限制了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应用职能的发挥，还阻碍了新型民族教育智库人才培养，使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水平和质量难以提高，与国际高端教育智库间仍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教育智库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旋转门”机制值得我国民族教育智库借鉴。如，美国国际高端教育智库胡佛研究所，通过“内部旋转门”与斯坦福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聚集了斯坦福大学各学科高端人才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形成了稳定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团队；胡佛研究所还通过“外部旋转门”机制，与美国政商界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使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参与到教育智库建设中来，这直接促进了教育智库成果的转化和应用。[14]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具有较好的条件和基础，可以借鉴“旋转门”机制逐渐加强教育智库成员的跨学科研究水平。如，依托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高校，汇聚优势学科和人才，开展基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急需的基建、经贸、农业、语言、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一方面助推中蒙俄三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提升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二）实现民族教育智库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的转变
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宏观教育决策为导向的价值定位，决定了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应以解决中蒙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中亟须解决的重大教育问题为重心，以研究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全球性的教育政策为己任，突出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研以致用和以用为贵的特性。如，实现中蒙俄三国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这就需要加强各国民族文化课程体系建设和民族文化与价值认同的相关研究；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所需各领域人才培养，这就需要加强沿线国家人才供给与对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关研究；跨学科和综合性人才短缺的问题凸显，这就需要加强人才培养的留学政策研究和“招进来”与“走出去”等人才培养机制研究。总之，通过“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需求的倒逼机制，推动依托高校的民族教育智库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扎实推进实践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发挥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的引领作用，为克服中蒙俄三国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中的困难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咨询服务。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还应改变以往“迈不开腿”的研究方式。中蒙俄民族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大多都属于跨国家的重大前沿问题，如果还使用以往传统的理论研究范式，则难以有效应对中蒙俄共同面临的凸显性问题。有研究者提出教育智库研究要做到“迈开脚、沉下去，连上网、用好库，引进来、走出去”[15]，即研究者要深入教育现场开展调查研究，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提高民族教育研究的效率和质量，要充分开展国家间的合作研究，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经验扩大我国教育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要通过凸显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研究方式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提高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水平，为各民族共享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机遇下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政策保障。
（三）实现民族教育智库协同与创新模式的转变
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作为一个跨国家跨区域的教育智库，所涉及的民族教育问题大多涉及民族间或国家间民族教育的宏观和微观领域，单靠某一个教育智库很难完成如此复杂艰巨的任务。整合智库间的优势资源，打造高端智库联盟已经成为国际高端智库发展的必经之路。令人欣慰的是，我国一些高校和智库机构也认识到了教育智库整合与组建联盟的重要性，近年陆续建立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智库联盟。如，西安交通大学发起组建了包括31个国家128所大学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牵头与俄罗斯等7个国家的51所大学组建了“中国-中亚国家大学联盟”。这些高校联盟的建立能够汇聚优势学术资源与高端人才开展联合攻关，这对解决“一带一路”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也应基于地缘临近、优势互补、人才汇聚、联合攻关等原则，在“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联盟，吸纳俄罗斯和蒙古国知名高校，加入关涉中蒙俄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教育决策问题研究，如中蒙俄教育政策、双语教育和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等教育问题研究。此外，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联盟还应借鉴美国教育智库发展模式，建立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体系，如美国胡佛研究所作为国际高端智库，由高级管理部、行政管理部、公共事务部、营销和战略通信部、项目管理部、发展部、保护服务部、管理职位部八个机构组成，完善的组织机构能够保证智库的高效运行。[16]因此，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可在组建智库联盟的基础上，借鉴美国高端智库的组织运行机制，保证民族教育智库内部与教育智库之间实现高效率的协同合作，努力将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打造成具有区域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教育智库。
（四）实现民族教育智库成果传播与转化方式的转变
教育智库研究成果不仅要为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服务，同时也要通过自身影响力加深民众对教育政策的了解。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研究成果从“精神产品”转化为“实践产品”，最终对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目前我国教育智库成果未能产生实质性的社会效益，原因在于其成果的传播途径和转化平台不畅。我国教育智库主要集中在高校，而民族教育智库又主要集中在边疆民族地区高校，高校缺乏与政府机构的有效联动和沟通，这极大限制了教育智库成果的实践转化。此外，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民族教育智库承担着大量教育科研课题，但研究成果传播途径还主要以传统的学术著作出版和期刊论文发表为主，教育智库成果的传播和实践转化效果不佳。美国高校教育智库在成果传播和成果转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很多美国高端教育智库特别重视通过智库平台发布研究成果，在智库平台上不仅有教育智库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还有用于宣传的媒体报道，同时还充分利用使用率较高的视频平台(如YouTube)和社交网络(如Facebook)等新兴媒体进行教育智库成果的宣传和推广。[17]除此之外，由于美国高端教育智库大多施行“旋转门”机制，使得教育智库不但拥有众多交叉学科和跨学科背景的高端人才，而且智库成员还包括政府机构现任官员、企业现任高管等，这使高校智库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对接更为便利，教育智库成果的传播和转化的效率也更高。中蒙俄教育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新兴网络媒体搭建教育智库成果发布平台，在使用率较高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民族教育智库研究成果，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高校与政府之间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合作机制搭建成果发布平台，并与政府相关机构建立必要的沟通渠道，通过与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市校合作，共同解决地区性教育问题。内蒙古高校民族教育智库还可以与蒙俄两国在国家间和城市间建立跨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共同建设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国际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的国际协同和国际宣传。此外，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也可以尝试建立立足中国实际的“旋转门”机制，如聘请高校的专家学者为政府相关部门的顾问，聘请相关政府机构人员为高校的客座研究员，通过人员交叉、交流畅通沟通渠道。
综上所述，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要明确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宏观战略与推动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国际化的价值定位，厘清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始终围绕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在对策衔接、人才培养、研究内容优化、研究方式转变、协同创新及成果传播与转化等方面，根据现实需求不断完善，提升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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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ina-Mongolia-Russia Ethnic Education Think Tank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alue, Dilemma and Path
JIANG Yong-zhi, BAI Hong-mei
Abstract:China-Mongolia-Russia Ethnic Education Think Tank,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Mongolia-Russia Ethnic Education Think Tank,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think tanks in serving the macro-strategy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lagging responses relative to advanced national policies, the shor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personnel training, the solidif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weaknes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the single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the limited transformation platform. Therefore, we can upgrade the level and capability of China-Mongolia-Russia Ethnic Education Think Tank in serving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rough changes in the countermeasures dock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Key words: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ethnic education think tank; personnel training
责任编辑：丹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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