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作者:杨亮英 孙亚娟来源:《大理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要: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已实现整体脱贫,持续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内生式发展着力于地方造血能力的培育,为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提供了自我发展的新思路。在这种思路下,协调与整合是基础,赋权与参与是关键,而激励与认同是内在动力,三者之间的基本结构及联动关系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内在逻辑。基于这种逻辑,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发展路径是:重塑儿童发展的价值,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之理念;基于贫困成因及其群体特征,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模式及保障体系;增强社会整合能力,构建儿童发展服务体系。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儿童发展;内生式发展;群体特性;贫困成因


2020年11月,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已全部实现整族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1],这标志着我国脱贫工作已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成为重要目标。在《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相对较高、返贫风险最大,如何有效巩固教育脱贫成果并防止返贫,是巩固其脱贫成果的关键。教育扶贫的目的是通过补充人力资本使贫困人口获得自我发展和自主脱贫的能力[2],如何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3],持续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根本策略。

一、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文献述评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在实现整族脱贫目标后,如何通过教育持续稳定地巩固脱贫成果仍处于深入研究的阶段。当前,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教育脱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成果的重点与难点。进入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将进入治理视野,脱贫对象存在返贫风险,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影响等新问题[4]。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状况令人担忧,教育扶贫的针对性不强[5]。对此,强化特殊群体教育扶持力度,减低其返贫致贫风险,这是教育巩固脱贫成果的重点和难点[6],如何运用外部扶持激发和培育内生动力,是推进教育振兴的长效机制之根本所在[7]。二是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脱贫成果的根源。由教育落后造成的“能力贫困”是三区三州处于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源,都与当地人力资本匮乏、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密不可分[8]。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主要源于制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个体和家庭的局限的综合作用[9]。三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方式的转变。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以激活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生长能力与内在动力为根本转向。重视教育扶贫,激发贫困对象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0]。应根据地域和民族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打破贫困代际传递,拔除“穷根”,从根本上摆脱贫困[7]。四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举措。教育要兼顾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与文化变革,是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11]。巩固教育持续的脱贫要与“扶智”的内生动力等方式,培育主体在教育发展中的内力,才是推进教育振兴的长效机制[12]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已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空间。但在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如何持续有效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一是研究聚焦于一般贫困山区或农村地区,而对于情况特殊的“老少边山穷”返贫风险较高地区,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探讨相对薄弱。二是研究者虽关注了人口较少民族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问题,但如何将内生式发展置于人口较少民族特定的社会结构,厘清教育脱贫成果的关键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三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已从内生动力、实施策略、发生机制、长效机制等方面做了研究,但是如何通过教育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问题还需进一步深挖。整体而言,从学界研究和政策走向的趋势看,随着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来看,如何基于人口较少民族的内生发展,持续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对决胜第二个一百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内在逻辑

长期以来,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更多地依靠“外源式”的扶贫方式。这种依靠外部力量介入乡村的扶贫模式,使教育脱贫陷入本土文化被遮蔽以及本土主体缺失的陷阱。对此,我们需要借助内生式发展理论,以实现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内生发展是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路径依赖,发掘本土内部潜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提升内生发展能力[13]。新内生发展理论是以开发地方本土资源为前提,以保留地方本土文化为宗旨,以发挥地方主体性为核心力量,但同时强调地方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形成的“地方”与“超地方”的整体性[13]。鉴于此,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实践,需要以保存地方文化为宗旨,以地方主体为核心力量,建立“地方”与“超地方”的整体性关系,合理有效地运用外部经济、技术和智力资源并提升当地人的自我生长能力。换言之,在内生式发展的视角下,厘清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关键要素及其它们之间的内在机理。

(一)协调与整合: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基础

资源是人口较少民族内生发展的基本要素,其核心是如何建构地方与超地方之间的协同合作及整合机制,最终实现教育资源在内部与外部发展之间的有效整合。

内部与外部之间协调与整合机制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关键基础。一方面,需构建不同主体之间教育资源的有效协调机制。在整合内外资源的过程中,囿于不同资源供给者所秉持的立场、价值观与视角不同,因而相关参与者和不同主体会发生分歧而阻碍资源的有效整合。因此,需要建立不同主体之间教育资源的协调机制,以实现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实践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培育人口较少民族在地方与超地方之间的教育资源整合及利用的能力。一般而言,外部资源主要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供给的关于儿童的健康、安全、教育服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理念并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内部资源主要是源于人口较少民族的地方社会和生活情境中所积累的滋养儿童生命及成长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在建立了内部与外部之间协调与整合机制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内外部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关键。在云南省的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历史中,源于外部的政策性驱动与内部的内生动力耦合为一个动力,才能促进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我们主张在保持外部资源输入并与外部社会保持良好的开放互动的同时,吸纳源于外部与儿童发展相关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并与自身原有的资源相互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个覆盖儿童发展、参与、权利等内容的完整服务体系。

总之,协调与整合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其关键是如何确保不同主体、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有效协调,而如何建构出有效的合作与沟通协商方式,则需要较好地运用赋权与参与的策略。

(二)赋权与参与: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动力

要巩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脱贫成果,关键在于通过对当地居民赋权,以激发不同主体的参与性。换言之,赋权参与式扶贫,就是赋予贫困人口能够充分自主地参与到他们可以摆脱贫困的权利。

内生式发展是一个地方居民通过参与,合理表达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对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政策产生影响的过程。具体而言,在人口较少民族教育的内生式发展中赋权与参与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通过赋权实现当地人的利益共享。“赋权”是一个赋权于弱势群体的过程,以实现项目各利益相关群体能够影响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以及相应资源[14]。地方居民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政策决策及执行过程,通过合理的通道充分表达自身的教育需求并充分享受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地方通过组织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充分表达与参与决议的机会,以有效激活相关主体充分参与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实践。二是当地村民参与脱贫的实践需整合于国家教育与少数民族地方教育立法的框架内并予以解释。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实践需要在国家政策与地方立法的框架下,处理好国家与地方、地方与超地方的关系。在整合过程中,通过实现“上”与“下”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平衡,帮助发展对象充分地参与到发展项目中。怒江州在教育脱贫实践中,建立了一套实现“上”与“下”有效参与的对口联动机制与统筹协调政策体系。三是建立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内部与外部的教育协商沟通机制。怒江州在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实践中,通过东部与西部的结对帮扶,为贫困家庭提供子女教育、就业培训等服务。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教育扶贫方式从依赖于外部的“救济式扶贫”向激发内部活力的“赋权参与式扶贫”的方向转变。可见,参与式扶贫秉持“赋权与参与”的理念,强调以“地方”为发展核心,通过赋权来平衡不同主体基于不同视角而持有的不同教育观念。

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推行赋权和参与的理念,通过赋权实现当地人的教育利益共享,增强当地人参与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政策决策及执行能力,激活贫困群体自我建设的动力。当然,如何增加村民赋权并参与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机会与能力,“激励”与“认同”便成为其核心力量。

(三)激励与认同: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纽带

为了提升当地居民在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中的赋权与参与能力,需要建构相应的教育激励制度和认同机制,以强化巩固教育脱贫实践与内生发展之间的纽带。

激励与认同机制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重要纽带。一是建立健全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激励机制。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内生式发展的动力基础是基层自组织。自组织的目的是将当地人从零散的“原子化状态”聚合为“组织化状态”,为村民提供自我建设能力的平台,激活当地人作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它不仅需要改善居民的基本脱贫状况,更需要激发地方居民参与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持久活力。二是唤起地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由文化观念、社会规范和儿童养育习俗等构成的文化体系和认同机制。在这套体系中,激发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并激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事业,就需要强化当地人对自我文化的高度认同并维系民族文化心理,才能较好地处理好地方与超地方的关系。三是构建地方居民整合的心理纽带。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需要整合地方与超地方的复杂社会关系,就需要建构“领域—文化”的纽带。基于特定地域及其文化生长形成的“领土—文化”认同,为地方居民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强化了共同经济利益外各种地方力量所需的纽带[15]。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当地居民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及传承文化的意愿,可以运用于地方网络关系的强化并对当地的教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人口较少民族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中,协调与整合是基础,赋权与参与是关键,而激励与认同是内在动力,三者之间的基本结构及联动关系对人口较少民族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是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育脱贫实践的内在逻辑,更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育路径选择的关键基础。

三、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路径选择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早期儿童的未来发展图景是怎样的?谁是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主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需要秉持怎样的理念、方式及保障机制呢?

(一)重塑儿童发展价值,构建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理念

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需要在反思人口较少民族儿童的本真、需求以及目标的基础上,确定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理念。

1.回归人口较少民族儿童的本真,重构教育脱贫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就教育脱贫对儿童发展价值的讨论,需要重新梳理“人口较少民族儿童是什么?”“学前儿童需要什么?”“幸福的童年是什么样?”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讨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必要前提与基本生发点。

儿童观的理解与认知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是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实践的生发点。当儿童被认为是一个生长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时,儿童不仅成了社会文化的参与者,同时被赋予为是在特定身份与文化的共同建构者。可见,人口较少民族儿童是一个具体情境下意义生成的概念。从生态学意义上看,教育是儿童成长以及相关因素与地域关系的过程,也是社会文化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应该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互动,并被不断赋予建构性的意义。这种建构应该逐渐被赋予整体、残垣、合作协商或者共同建构等内涵。因此,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中,我们需要寻找适宜的理念及其实现路径以实现儿童发展的最终目标。

2.重新定位教育目标,建构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理念

在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时,需要厘清儿童发展目标导向下的教育目标,结合儿童发展需要和群体特征,建构具有文化适宜性的教育脱贫实践理念。

在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定位和建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和目标,成了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生发点。我们希望通过“文化”使儿童获得身份意识、归属感、有关生活中什么最重要的观念、如何去关心自己和他人、用什么去庆祝,吃和穿[16]。在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信仰、价值理念和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以促进儿童增强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帮助儿童获得认同感、归属感与幸福感为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以社区参与为理念,构建早期儿童本土化发展模式。当前“社区参与”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在移植到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时不仅要符合理论上的科学性,更要确保该理念在村落中的适宜性。以人口较少民族村寨为基础,以儿童发展为目标,塑造村寨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理念。我们需要秉持广泛的生态视角,形成儿童是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主体的意识与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将早期儿童发展纳入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核心内容与重要任务。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教育目标,建构“社区参与”的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理念。

(二)基于贫困成因及异质性,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模式及其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人口较少民族与现代社会儿童的父母及照料人的育儿观念、亲子关系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与异质性。因此,我们需要在充分发掘人口较少民族的优势、贫困特征及群体特征的基础上,激活人口较少民族的内生力量,构建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的模式及其保障体系。

1.基于人口较少民族贫困成因,建构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模式

人口较少民族陷入深度贫困的脆弱性、贫困类型及贫困机理具有其复杂性和异质性。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贫困主要是由各种因素耦合成为一个复杂体,尤其是对现代经济适应能力偏弱是根源。因此,需要基于人口较少民族的重点区域及其贫困根源,积极探索巩固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脱贫成果模式。

基于人口较少民族早期儿童的发展需求,需激发内生动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推动人口较少民族跨越贫困陷阱。目前农村贫困治理已逐步由收入支持向注重发挥贫困农民自身作用的内源反贫困模式转型[17]。这种内源性的脱贫模式,一是主张在保持外部资源输入并与外部社会保持良好的开放互动的同时,强调人口较少民族资源的优势及主动性,以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具体表现为对地方性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强调不仅局限于公共教育资源的供给与获得,需要更多地覆盖儿童发展、安全、参与、权利、健康参与性和获得性等服务内容。三是强调以早期儿童发展为核心,以儿童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地方居民参与儿童发展政策决策与执行的过程。

2.基于人口较少民族的异质性,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保障体系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教育扶贫工作中的经验表明,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体的特征存在异质性[18]。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特征及群体特征,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保障体系。

为巩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教育脱贫成果,需要为儿童提供有质量的成长与发展所需的服务,以构建有效的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保障体系。一是人口较少民族教育目标应该关注弱势群体子女享有基本质量教育,并逐渐向行政村或自然村延伸。目前在怒江州的教育脱贫实践中已积攒了有益的经验。如首先推行2年的免费学前教育,再逐步向人口较少民族占比超过30%以上的行政村推行。二是基于人口较少民族贫困群体特性,在以各级政府为投入主体的基础上,鼓励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和民间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格局。依托巡回支教试点、儿童发展项目、儿童社会工作等专项活动,保障人口较少民族儿童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并获得儿童发展的各项服务。三是基于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特征与发展需求,构建有效的儿童发展项目。民族地区的贫困主要表现在教育、健康、公共服务等方面,呈现显著的多维贫困特征[19]。鉴于此,建构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保障体系,需要基于人口较少民族多维贫困特征和发展需求,为社区提供儿童发展项目。布鲁克莱恩早期教育项目(BEEP)主要针对母语及其不同的少数族裔儿童在语言方面的特别需求设计的一个模型,该双语项目采用分组合作方式,支持儿童两种语言的发展,采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20]。总之,基于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特征和儿童发展需求,可通过有针对性的扶贫项目,为生活于处境不利条件中的低成就儿童构筑“兜底”安全网,以帮助儿童最大限度地获得实质性的帮助。

(三)增强儿童发展社会整合能力,构建儿童发展服务体系

从内生式发展的视角,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国家反贫困战略,需要将儿童发展的社会补偿性项目、家庭养育、教育、基层治理体系等可获得性要素,构建为一个聚合性的儿童发展服务体系。

1.通过赋权增能,提高人口较少民族社区的儿童发展社会整合能力

内生式发展将发展看作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赋权”过程[21]。赋权增能被看作是为当地人提升自我造血能力,提高社区儿童发展社会整合能力的主要途径。赋权增能的目的是通过鼓励贫困者在充分激发自身长处,进而巩固和提升被帮扶对象已被提升的自尊与权利、安全与健康、教育与社会参与等方面得到保障[22]。一方面,增强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整合能力。要提升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村民的赋权与参与能力,就需要将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资源的决策权和实施权交给当地人执行。在专家的指导下,村民可以自己决定实施的项目及实施策略。在参与过程中,面对不同主体的态度与观点出现分歧时,建立信息的沟通协调机制及其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当地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赋权提高村民对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政策的认知能力和认同感,最大限度地激发村民参与项目运作、管理及实施的主动性。同时在专家或第三方的指导下,帮助当地村民获得整合资源以及开发与利用资源的能力。在人口较少民族村寨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机制以及巩固教育脱贫成果项目的申报、实施、组织和管理能力,以培养人口较少民族自我组织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总之,在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实践中,通过赋权增强人口较少民族儿童发展的整合能力。

2.基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态,构建儿童发展服务体系

“文化—生态”不仅关注个体所在学校及其周围更广阔社区之间的各种因素,同时关注乡村社会内部的各种因素。对此,我们需要基于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特性,构建儿童发展服务体系。

儿童发展是与其生活的文化生态环境不断发生互动并实现建构自我的过程。鉴于此,巩固教育脱贫成果,需要根植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态,构筑构建儿童发展服务体系。一方面,为人口较少民族社区提供适宜的儿童发展指导的综合性服务。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民族种类、文化传统及亚文化圈的复杂性,使得各个区域都表现出其特性。这种特定的文化特性就决定了不同地域或地域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所适宜的发展项目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态,建立健全多部门协作的儿童发展工作机制,为儿童提供健康营养、安全保障、早期学习、社会参与等全方位多维度的服务。另一方面,探索适宜于人口较少民族村寨的儿童发展模式。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信息来源闭塞,宗族网络、熟人社会机制在行为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邻里效应十分显著[23]。因此,人口较少民族儿童发展服务体系,需要基于邻里效应,积极探索儿童发展服务模式。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通过专项培训影响贫困户的决策,改变贫困主体的观念意识、行动,进而改变村民的儿童教养观并帮助其获得儿童的照料知识与技能。

总之,构建巩固脱贫成果的理念、构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模式及保障体系、构建儿童发展与服务共同体将成为巩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成果的未来路径。

在后扶贫时代下,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如何有效地巩固脱贫成果并防止其返贫,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成果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内生式发展的视角下,结合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环境及贫困群体特征,将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置于乡村外源力量和内生能力强弱的框架中,探索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贫困的发生机制及其高质量发展路径。面对后扶贫时代人口较少民族愈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群体需求,巩固教育脱贫成果以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特征和群体特征为依据,建立科学教育贫困治理的逻辑。立足于特定社会结构下巩固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的内在逻辑,其教育发展路径需要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


参考文献

[1]新华网.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EB/OL].(2020-11-24).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24/c1126781202.htm.

[2]李兴洲.公平正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J].教育研究,2017(03):31-37.

[3]ARCAND, WAGNER N. Does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Improve Inclusiveness in Peasant Organizations?-Evidence from Senegal [J]. World Development,2016,78:105-124.

[4]袁利平.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价值逻辑、行动框架与路径选择[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1):25-33.

[5]宋才发.教育扶贫是巩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效果的重大举措[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140-147.

[6]程建平.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J].北京观察,2020(06):24.

[7]马忠才,郝苏民.乡村教育振兴的困境及其内生性逻辑:基于深度贫困地区Y县的调查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2):169-174.

[8]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调查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147.

[9]刘宏宇.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的脱贫内生动力研究:以H州L县哈尼族为例[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75-80.

[10]李成.人口较少民族整族帮扶研究:基于莽人整族帮扶的个案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20):198-201.

[11]王朝明,王彦西.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01):85-90.

[12]肖时花,吴本健.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条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05):100-105.

[13]DA PEROZO SUÁREZ.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ventions in the Rural Areas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2015.

[14]World Bank.The World Bank and Participation[M].Forth Draft,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15]R A Y C.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eflerive Modernity[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9, 15(3): 257-267.

[16]冈尼拉·达尔伯格,彼得·莫斯,艾伦·彭斯.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后现代视角[M].朱家雄,王峥,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91.

[17]王三秀.贫困治理转型与农村文化教育救助功能重塑[J].探索,2014(03):134-140.

[18]SENIOR C, LEWIS O.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9, 24(6): 909.

[19]王世忠.“三区三州”教育脱贫攻坚的策略选择[J].中国民族教育,2019(05):22-25.

[20]Penny Hauser Crum, Donald De.Early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s: Lessons from a Comprehensive Birth to Kindergarten Program [J].Young Children, 1992(05):86.

[21]周大鸣,刘志扬,秦红增.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6.

[2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05):70-83.

[23]EUN C S, WANG L L, XIAO S C.Culture and R2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115(02): 283-303.


Intern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with Less Population

YANG Liang-ying, SUN Ya-juan


Abstract: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er populations have achieved overal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which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producing capacity, provides a new self-developing idea fo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for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s.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basis,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are the key, and moti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r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in this way of thinking. In addition,the basic structure and linkag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re the internal logic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ducation of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s. Based on this logic, the development path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ducation for less-populated ethnic groups is as follows: to remodel the value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build the concept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o construct the model and guarantee system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causes of poverty and its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to enhanc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build a community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Key words:cross-border ethnics;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China-Myanmar borderlands; Myanmar students.


(责任编辑:杨朝霞)

本刊初审:李柯瑶,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