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传统生态观的当代应用价值探析——以火绳树的象征意义解读为线索

作者:谢芝 韩庆红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要:布依族民众心目中的“火绳树”,是一个具有当代生态启迪价值的典型个案。在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社区,火绳树不仅随处可见,而且维护保管得极为良好,布依族的传统生态观在其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约和制衡作用。为此,发掘传承布依族传统生态观,放大其精华,那么生态的建设、族际关系的和谐都可以在乡民的精神生活中得到有力的认同和助推。

关键词:生态观;火绳树;精神生活


在北盘江流域随处可见的火绳树,被布依族群众定义为与自己心灵直接关联的“神树”,同时又是与其他民族、民众和谐并存的物质载体。在布依族民众的物质生活中,火绳树能为乡民提供各式各样的直接利用价值,特别是生态维护价值。火绳树是布依族心目中生态观的有形载体,透过他们对火绳树的认识和理解,人类的物质需求与精神享受客观上就能做到合二为一。

一、火绳树的文化生态属性

北盘江流域布依族所称的火绳树,实为一类桑科榕属植物。火绳树树顶上是苍翠的枝叶,树下则像民居的堂屋一样宽敞阴凉,为人类和动物创造了一个荫蔽的空间,也成了穿越丛林的便捷通道。在火绳树的主干、子干、树冠、根系层,都有各式各样的附生植物,以及生息繁衍的小动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当地其他的常绿阔叶树和藤本植物,很难实现这样的生长规模。布依族民众之所以崇拜这种树,很可能与这种植物的上述生物属性直接相关。

据了解,大多数布依族乡民并不确定“火绳树”一词的由来,有的认为是布依语本身的叫法,有的认为是汉语的音译。笔者认为,“火绳树”一词是当地布依族带有地方口音的汉语西南官话读音,当地方言中的“绳”和“纯”是同音的,在一些文献中也常将“火绳树”记作“火纯树”。至于为何要称该类树为“火绳树”,从部分乡民的访谈中得知,该名称的由来可能与其下垂的不定根可以制作“引线”的功用有关。在汉语的西南官话中,“火绳”是指激发炸药的导火绳,其他汉族地区都把这样的东西称为“引线”。据此进而可以证实,火绳树一词确实应当出自汉语的音译借词。

尽管火药在唐宋时已经出现,但从历史脉络看,唐宋时期整个北盘江流域都处于南诏、大理两大地方政权的掌控之下,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均不甚紧密。火药传入北盘江流域,应当迟至元代之后,更可能是明代在北盘江流域广设卫所的大背景下才可能有这样的汉语借词出现。可见,布依族将这种树称为“火绳树”,而不像傣族那样称为“大青树”,显然与元代以后火药传入西南地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普遍使用后才可能出现的新名词。由此看来,对特定物种的命名,是与特定植物的文化认知过程、文化的传播和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共同作用的产物。

由于深受地理区位的影响,北盘江河谷地段相应地形成了典型的地方性小气候,代表性的气候类型就是气候学家所称的“焚风气候带”。其特征表现为气温相对暖和,几乎终年不见冰雪;降雨量偏少,蒸发量偏大;夏季异常炎热而干燥,冬天则温暖而湿润,动植物几乎可以终年生长。在这样的气候带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分布区,比云贵高原台面的分布带要向北推进将近200~300千米。当地布依族所称的火绳树可以发育的空间展拓面更广,还能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形成一个水平带状的集中分布线。该分布线以下为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其上的高海拔区段则是常绿阔叶树与落叶阔叶树组成的混交林生态系统[1]。在这里,火绳树分布的上限也就成了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分布的地标性分界线。

北盘江流域各民族在认识了这一自然形成的界限后,又会延伸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界沿功能,即火绳树分布区以下的低海拔区段为布依族、壮族和汉族等民族的生息区,高于火绳树分布上限的山区,则是苗族、彝族等民族的分布区。当然,由于受到喀斯特岩溶地貌的潜在制约作用,火绳树形成的分布线往往不会形成一条连续的水平线,其间的断裂地带由于没有火绳树的分布,就会很自然地形成混交林与常绿林的过渡带,生物物种多样性和年均生长量水平极高。在历史上,这样的地段对人类的活动而言,简直可以说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因而,人类和大型食草动物都偏好于选择从榕树林(火绳树林)主干和枝干间穿行。同样,高海拔区段的苗族和彝族要下到北盘江河谷地区,布依族、壮族等要进入高海拔的彝族地区,最便捷的通道就是从火绳树林下穿行。据此,火绳树的分布地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分界线,同时又是高海拔区和低海拔区各民族相互接触和交流的便捷孔道。火绳树在当地民族心目中表现得独特而神奇,布依族民众从其文化立场出发将火绳树视为神树。

总之,火绳树的生物属性本身没有改变,但只要是在北盘江流域分布,由于受到地质地貌和气候的影响,就会很自然地形成不同生态类型的分界线。一旦这样的分界线为相关民族所认识,就会派生出各不相同的文化属性来,成为各民族可以共享的生态观物化载体。相关各民族都会把火绳树视为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孔道”,从而将火绳树赋予特定的文化属性,并将该类树神化为是具有人性的独特树种。在此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建构与自然属性也就实现了嵌合和兼容,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特定民族的传统生态观。在布依族文化中,凡涉及火绳树的文化事项,不仅与不同生态类型结成严密的关联性,还与周边民族结成良好的人际联系。其间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制衡,从而确保了相关生态系统和各民族文化的和谐稳定延续。

据生态学的研究,不管什么类型生态系统都能自我优化环境,为其中的不同物种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机遇,如果受到外力干扰而受损后,也能凭借其生物多样性的复合并存去加以修复[2]。但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总有一些具有独特性的物种,它们很容易被人类所淘汰,而一旦被淘汰就会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不可复退变。生态民族学家特意将这样的物种及其形成的群落称为该生态系统的“生态脆弱环节”[3]。具体到北盘江流域的喀斯特河谷带而言,低海拔区段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的榕树(火绳树)就是这样的脆弱环节。一旦火绳树的群落被人类所毁坏,即使当地民众不对其他的树种加以砍伐和焚烧,这样的地区也会因失去火绳树的庇护而快速退变。若不及时恢复榕树林,最终就有退变为石质荒漠化生态系统的风险。就这一意义上说,当代北盘江流域很多地区暴露的石漠化灾变区,其关键原因正在于榕树林(包括其他藤蔓类植物)的存废。为此,可以说火绳树也是北盘江流域亚热带生态系统的“庇护神”。布依族神化火绳树,看来绝非全无道理。

实际上,在北盘江河谷地区,火绳树具有界分不同生态类型、民族生息空间和文化类型的功能,以至于在布依族文化中,火绳树很自然地被赋予了“把门将军”的象征意义。因为与其他民族产生联系时,都要穿过火绳树群落才能实现面对面的接触。布依族生息区的社会安稳,火绳树也就很自然地获得了防守、抵御的象征意义,同样因为火绳树下会很自然地形成宽阔的有荫蔽的活动场,于是在布依族文化中赋予了其节日庆典、宗教祭祀,乃至游戏玩乐、谈婚论嫁活动场的多重功用。其间的原因并不复杂,在布依农耕文化的持续作用下,滨水的平旷地带早就全部开垦为连片的稻田,未经开辟的坡面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茂密到人都难以穿行,只有火绳树独木成林的地带,才可以提供大量人口集结的群体活动空间。从而,在布依族文化中,将火绳树定义为家族聚合、强化其血缘关系的空间场所也就顺理成章了;将火绳树理解为祖宗灵魂寄托的处所,则是其延伸属性;将火绳树理解为祖宗埋葬地,则是更远的延伸属性。但不管如何定义,将火绳树与布依族的血缘相互连接,同样是从火绳树的自然属性的独特之处转化而来。

任何民族都具有自己特有的生态观,他们都凭借自己的生态观去建构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布依族崇敬火绳树也仅是生态观的一种象征性表达。然而,其表达形式的多样性最终会使得布依族围绕着火绳树建构起整套的社会规制和运行方式,确保火绳树成为生态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为布依族文化的延续和民众生产生活的有序提供来自精神层面上的支撑,从而对当地的生态维护和民族和谐关系的建构奠定基础、铺平道路。

二、布依族生态观在当代生态建设中的启迪价值

布依族民众对火绳树崇拜有加、保护有加,并进而作出相关行为的合理性解读。布依族群众认为,他们与火绳树本就具有亲缘关系,具有精神与物质的联系,具有获得安宁和繁荣的不可或缺性,因而才会这样去规定其成员的行为准则。但除了对火绳树崇敬外,对其他物种,其他生物,也必然还会有类似的表达,该憎恶的憎恶,可以搁置的则搁置,需要保护的就得加以保护。火绳树对北盘江流域的民众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崇高地位,损害了火绳树就如同损害了自身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生态观的一种表达形式。

在一些布依族村寨中,大年三十、寅申节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祭祖和祭火绳树的仪式,将二者等同视之说明了火绳树在布依族人民心中的地位。布依族将火绳树看作祖先的化身,认为人的吉凶祸福都与祖宗神灵息息相关。因此,保护和尊重火绳树会带来福报,反之,会给人带来祸殃。火绳树成了连接民族情感的物质载体,承载了民众对祖先的情感寄托。布依族通过节日仪式讲述火绳树与英雄祖先的关系,以此来维系情感和维护社会规范,并整合族群共同体,同时通过仪式发挥保护火绳树和村寨自然环境的功用,并形成相关的行为准则,以发挥保护个人的功用。

在布依族观念中,火绳树具有不可毁损的崇高属性,他们必须像保护自己那样去保护火绳树。这是因为,布依族在经验的积累过程中,认识到火绳树于当地生产生活具有无比重要的关联性,任何有损火绳树的行为和做法都会招致不幸。事实上,布依族民众要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来,其实也是一项科学活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祖上的这种求知过程与当代的科学研究,就实质而论并无区别。差异仅在于,布依族乡民得出这个结论所花费的代价极大,耗费的时间极为漫长,几乎可以说是以生命换来的结论,而现代科学技术由于有了成熟的理论支撑和技术装备的验证,因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通过有限的实验,花费很少的劳力和智力投入就能得出类似的结果。然而,布依族传统生态观中的结论与现代科学得出的结论,其价值是相等的。

事实上,经过现代生态学、地质学、气象学以及生态民族学的研究,火绳树林在当地布依族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系统脆弱环节。这将意味着,一旦火绳树受损,就会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萎缩、崩溃,最终都会退变为石漠化荒漠生态系统。当代科学作出的理论分析同样很简单,即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由于地层的结构为石灰岩,经过强烈的溶蚀作用后,地表总表现为石多土少。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植物的覆盖,焚风效应就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气候将会更加干燥,日照更为强烈,坡面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更为稀缺。如果酿成这样的生态灾变,当地土生的各种生物物种,在其萌芽期就很难渡过幼苗的存活难关,更不用说长大后繁衍成林了。然而,如果要在石漠化灾变区重新形成新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则要靠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土层,才能最终形成对人类而言具有可利用价值的生态环境。这当然是当事人难以承担的生态后果。

布依族生态观尽管与现代科学的表述存在着差异,但其核心内容均一致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保护、扩大、促进火绳树林的生长规模,是当地生态建设和生态维护的重中之重。这将意味着,掌握了他们的生态观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结论同等重要。因此,只要从这样的生态观出发,我们在当代石漠化地区从事生态建设行动时就可以找到有效路径、手段和方法。那就是,要顺延他们的传统生态观,以现存的火绳树林为依托,有意识地扩大其规模,在人力能够移栽的情况下相机恢复榕树林,以便最大限度地将裸露的石质地表彻底覆盖起来。在火绳树范围所及之外,还可以配种较为低矮的匍匐状藤蔓植物,特别是带块根的植物,通过它们的生长在地表形成覆盖层。在火绳树和藤蔓植物的荫蔽下,继而播种蕨类和苔藓类植物。这些蕨类和苔藓类植物只要有植物遮蔽阳光,他们的存活就可以提高底层大气的相对湿度,就可以在石头表面存活,以发挥截流和储存水资源的作用。其后,再配种较为低矮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待地表形成腐殖质覆盖层后,就能够实现石漠化灾变的治理了。这样的方式看似简单,但恰好是北盘江流域石漠化灾变区切实可行的有效恢复对策。

三、布依族生态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启迪

人类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因而任何民族不仅要协调好本民族成员之间的人际和谐关系,同时还得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找到与其他民族兼容互惠、协同共生的衔接点、衔接路径和方法。就实质而言,就是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人,如何实现稳定的共生关系。鉴于其间都涉及到生命形态的存在与延续问题,因而在各民族的生态观中,也会很自然地将与异民族的相处之道归入到他们所建构的生态观之中,并借此去节制和优化该民族的生存能力。布依族民众在精心保护火绳树的同时,也建构起了一系列的逻辑推演机制,借以对为何要保护火绳树作出合情合理的说明,确保与此相关的精神生活能够稳定延续、传诸久远,从而赢得更大的生存机遇和空间,获得更好的发展可能。然而,由于民族本位偏见的客观存在,不管哪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相处时,都会在无意中带有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布依族民众生态观中,建构出来有关保护火绳树的所谓合情合理依据,附会性的内容总是无法避免。附会说明仅仅是相关民族生态观的表达形式,而不是生态观本身。生态系统的本质正在于,和谐共生与冲突隔阂总是辩证统一的复合并存,但经历漫长历史岁月的验证,生态系统到今天还能保持协同共生的格局,而不会受到冲突和隔阂的干扰而失去其本身。那么民族与民族之间也理当如此。也就是说,和谐共生是常态,竞争仅是暂时性的变动,竞争的目的,乃是力求达到更加和谐的结果。在各民族的生态观中,同样可以进行经验积累和试错,同样可以达到与此相似的认识结果。

围绕火绳树的尊崇与保护,当地的布依族民众确实建构了各式各样的传说与故事,甚至寻找了各式各样的物证,火绳树既可能是他们祖宗种下来的,也可能是他们祖宗的灵魂栖息地。要说这样的传说、认识和理解穿凿附会,确实无可厚非,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却会发现,这些看上去不可靠的理由,背后却隐含着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对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增进的期盼。比如,说自己的祖先是明朝远征西南的英雄,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是得到朝廷的优待,等等。实际上,在朱元璋派遣军队进驻云贵地区并在此屯军之前,布依族先民早已居住在黔南和黔西南一带,但是,当地布依族追溯族源的时候,普遍认为其祖先于明洪武年间自江西而来,并将火绳树视作族群迁徙历史的象征之物。这段历史被布依族一代又一代人通过与火绳树相关的个体讲述、集体祭仪、碑刻规约和禁忌故事等,不断被强调、记忆和重构,从而形成了现今北盘江流域布依族对火绳树与祖先的集体记忆。

以火绳树为代表的榕树林因其生物特性而形成的空间孔道也为北盘江流域各民族基于互补型生计特点的生产和交易互动提供了便利。传统社会,河谷平坝地区的布依族专事坝区定居稻作农业,中、高山区域的苗族、彝族则以狩猎游耕和放牧为主,其中彝族的畜牧样式是一种冬下夏上的垂直式游牧[4]。即冬牧时,彝族将畜群经火绳树林下的通道赶到布依族的稻田中觅食,而布依族则采取只收割稻穗不割稻秆的独特收割方式,留在田里的稻秆自然成为了彝族牲畜群的饲料,稻秆被牲畜啃食干净后稻田又正好适合春耕,并且畜群的粪便等留在稻田中也增加了土壤的肥力,这种农牧兼利的生产方式在彝族和布依族之间达到了巧妙的互补。与此同时,布依族独特的水稻收割方式弥补了彝族牲畜冬季饲料不足的缺点,对彝族畜牧业的发展和壮大非常有利,而牲畜的富余又催发了彝族与其他民族的市场交易。即成为牲畜季节性转换牧场的通道之后[5],彝族、苗族和仡佬族等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大量牲畜通过火绳树林通道进入布依族、汉族等地区进行交易并互通有无。


结语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古已有之。这样的族际关系历史事实,背后隐含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与其他民族建立兼容互惠的关系,以实现自我的发展。这才是各民族生态观中,处理族际关系的生态核心价值所在。为此,要将各民族的生态观服务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把握不同民族生态观中有关族际关系的核心价值,才能为促进当代的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来自历史的启迪和借鉴,最终能够让民众清晰地意识到,中华民族能够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本就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而,各民族由此而作出的各种解释,本身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了,解释也会变,但作为族际关系的主流和核心价值却不会改变。但凡在生态观的规约下所表达出来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为我们今天增进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建提供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也才可能收到理想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马国君.我国西南干热河谷灾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论本土生态知识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02).

[2]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22.

[3]田红,彭大庆.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与生态脆弱环节[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2).

[4]潘盛之.一种多民族经济互补结构的残留——试析黔西北水稻特异收割法成因[J].贵州社会科学,1995(04).

[5]罗康隆.族际文化制衡与生态环境维护:我国长江中上游山区生态维护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3(03).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Values in Application of Bouyei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Ecology: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Matchlock Tree”

XIE Zhi, HAN Qing-ho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matchlock tree” of the Bouyei people is a typical case with contemporary enlightening value. In the Bouyei community along the Beipan River, the “matchlock trees” are ubiquitous and very well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iews of the Bouyei people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gulating and balancing local environment. To this end, if we explore and carry forward the Bouyei’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iews and enlarge its essence,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harmony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can be strongly recognized and boosted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villagers.

Key words:ecological views;“matchlock tree”; spiritual life


(责任编辑:陆刚)

本刊初审:李柯瑶,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