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的理论审视与实践观照——基于共同体理念的讨论

作者:张学敏 柴然 周杰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 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汇的复杂形势,对培养胸怀“两个大局”的时代新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探索创新教育理论已成为中国特色教育学建设的重要命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同体理念”为思路探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发展提供重要补充。基于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在教育价值目标上旨在回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在实践思路上探索构建理念贯通、结构完整的全系统教育内容,优化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一体化课程体系,通过思想引领、技术导向的多元化教育实验探究“怎样培养人”的实践路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不仅可以丰富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同时有可能为世界教育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中国特色教育与世界教育和谐并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两个大局;共同体理念;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


在“十四五”全面开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历史性交替的重大节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下简称“两个大局”)形成历史性交汇。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重要战略机遇的同时,国际社会的利益博弈与权力再分配也给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因此,如何在“两个大局”下创新教育理论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命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共同体理念,为我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提供了崭新视角。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推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可以解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样的根本问题,为我国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改革发展奠定理论基石,在完善全球教育治理的舞台上绽放异彩。

一、“两个大局”和“共同体理念”呼唤教育理论创新

人类发展史上,认知的局限性决定着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汇的新形势下,西方意识形态冲击此消彼长,新技术渗透持续增强。因此,创新教育理论以培养时代新人无疑成为应对“两个大局”的必然选择。以共同体理念为主线探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可以丰富和补充中国特色教育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一)“两个大局”冀求创新教育理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重大科学论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要义在于“变”,其含义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综合实力较量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由此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深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俯瞰当下,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竞争力也在持续下滑,与之相对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步走上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向“两个大局”的深刻变化,如何培养既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又能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两个大局”背景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而人才培养需要强有力的教育理论作为支撑。但是,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桎梏,我国教育理论创新相对滞后已然成为制约我国培养胸怀“两个大局”时代新人的重要因素,探索创新教育理论成为当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共同体理念,为我们创新教育理论提供了重要启发。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和世界双重思维,对内加强建设由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组成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推动构筑包括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在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国家的公民民族主义、世界公民主义及国家联盟理念,[1]深刻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沉民族情结和致力于促进人类大同的博大世界情怀。[2]共同体理念与“两个大局”下培养时代新人的需求相互契合,为新时代创新教育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以共同体理念探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同体包含“自然共同体”、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虚幻共同体”以及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而“真正共同体”是人类最终的追求[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体理念”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三个层面。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强大发展合力,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大家庭和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承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既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因此,在探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不仅要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同时要补充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教育内容,使我们培养出的中华民族成员既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又能够积极努力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现有研究多是针对“共同体”中的某一层面进行研究,或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乌小花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理想”。[4]马俊毅指出“加强两个共同体的联动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研究、民族发展、民族团结事业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衔接”。[5]张三南提出“‘两个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理论观点的承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6]然而,鲜有研究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列思考,未能认识到由三者构成的“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逻辑关系和价值意义。三个“共同体”虽各有侧重,但包含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见图1)。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丰富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指向。三者之间相互衔接,通过要素间的联结与互动,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繁荣发展。[7]由是,探索创新教育理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以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胸怀人类社会前途命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指导教育实践为更高目的,因此可以将这一理论称为“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是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应“两个大局”所作的关于“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创新性探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共同体理念”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认识,也是中国特色教育学本土建构的理论自觉、特色彰显的时代重塑和走向世界的民族性话语建设。

图1 “共同体理念”内部逻辑关系

(三)以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丰富中国特色教育学

“共同体理念”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断。基于此形成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能够为我国教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路径,推进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科学化进程。回顾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脉络,中国教育学在创建初期主要依赖引进和借鉴西方教育理论,鲜有关注这些理论能否真正适应中国国情,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这就造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离“根”离“土”的问题,长期地保留自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8]为了摆脱中国教育学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过度依赖,中国教育学人开始尝试从本土语境和教育实践中确立问题意识,用本土化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来阐释和探索中国的教育问题,由此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由“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根本性转化。学界普遍将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中国特色”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教育思想,以及从本国教育实践中总结提炼原创性教育理论。[9]由于教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承担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因此中国特色教育学的“特色”在新时代也应有其独特性表征。进入新时代,中国率先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思想理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基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判断而作出的价值选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借此,共同体理念为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引领价值。

基于共同体理念形成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和中国特色教育学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前者寓于后者之中,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学术发展空间,并因前者而更加成其为“特色”。之所以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的重要补充,在于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创新探索不仅从教育的民族性视角填补中国特色教育学一直以来缺失的民族品格,也从学科视角丰富了中国特色教育学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既是中国特色教育学本土建构的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特色彰显的时代重塑,更是中国特色教育学走向世界的话语建设。

二、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价值审思

作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重要补充,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理应回答好“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这样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以培养胸怀“两个大局”下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在共同体理念引领下,力求探索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践行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捍卫者的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以支撑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开放发展。

(一)休戚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践行者

回望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由自在原生性民族向自觉实体民族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含四个阶段。从远古到春秋战国,由华夷之辨而至汉族雏形与各民族间多元一体关系雏形同步形成;汉唐千余年,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即自在的中华民族基本形成;宋元明清约千年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成熟,民族关系更趋合理;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觉醒为自觉的民族,成为民族国家的主体。[10]历经数千年,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近代百年抗争中各民族人民心血凝聚、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发展的历史事实,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质,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11]因此,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应致力于探索培养时代新人,牢固树立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新征程中锐意进取,在绘就中华民族一体化同心圆中坚定信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践行使命。

当前中国正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这对我国教育事业提出了崭新要求。我们要引导青少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勇担时代使命和历史重任,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我们要通过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来探索如何培养年轻一代牢固树立中华儿女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四个共同”意识,使他们在思想深处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同时在实际行动中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进一步认为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践行者是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捍卫者的重要前提,只有在实现好本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基础上,才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创造良好条件,为憧憬和共创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中国经验。可见,基于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指导培养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践行者,是回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命运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思想一脉相承、高度契合。中华文化崇尚“和合共生”,强调“和而不同”。早在西周时期,思想家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正语》),认为不同的事物相配合才能产生新生事物,将相同事物放在一起只会有量的增加,并不会有质的变化。“尚中”是中华文化的处世哲学,“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礼记·中庸》),将“贵和”和“尚中”结合在一起,升华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这便是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基础上的有力实践,这也为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和人类社会的和谐美好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的脚步也在朝着纵深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能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新的选择,同时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12]这也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崭新要求。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补充与发展,是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者的动力来源。固然,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教育理论绝不仅仅局限于指导培养中华民族成员,也要致力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的人,其基本素养理应包含具有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与标准的制定,为世界多样化的教育发展提供可证明、可借鉴的中国经验。因此,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应该运用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这样的时代新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全球治理中肩负的责任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捍卫者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永续繁衍的物质载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依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疯狂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付出了诸如温室效应等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的代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然面临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3]这种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早已提出人类作为天地万物中的组成部分,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世间一切人事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14],由此形成我国古代思想中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生态智慧,将成为新时代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我们之所以倡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意识,是为人类未来的永续发展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借此,应通过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来探索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并引导其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行为。[15]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在指导培养中华民族成员和世界新人的基础上,更应致力于研究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捍卫者,教育学生科学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和自我的矛盾关系,从科学上理解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以求做到对自然的“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不仅要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础石,更要筑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根基,教育学生自觉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捍卫者。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所指向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中华民族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探索引导学生树立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恢宏的人生理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美好生活谋福祉,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升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乃人类命运之本、永续发展之核。因此,探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更是其深远和宏阔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最终指向培养“完整的人”,这种完整是个体完整与社会和自然协调完整的辩证统一,是既能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民族复兴大任又能关注人类前途和命运,并以人类解放为终身使命的时代新人的高度统一。

三、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实践观照

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依据在于能否有效指导实践,因此,我们必须统筹规划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实践理路。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能够在价值目标层面回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等问题,那么在实践层面上理应对“怎么培养人”作出回应。为此,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应在内容结构、课程体系、方法理念等方面创新思路,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实践路向。

(一)构建理念贯通和结构完整的全系统教育内容

立足“两个大局”,我们培养的时代新人既需要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又要能够关照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在内容层面需要从中华民族成员和世界新人这两个方面进行加强。一方面,要探索学习者着眼于全球问题,关心人类的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与共的基本价值观,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甚至更广阔的意义上的太空宇宙问题,能够引导学习者深刻意识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培养节能环保的意识,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认知和行为实践,形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局面。[16]

教材是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对于共同体理念的教育内容必须全方位体现在教材之中。为此,我们要顺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积极推进国家统编教材的建设。根据党中央要求,2019年,三科统编教材已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同时,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于2019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2021年已覆盖全国26个省份。[17]然而,现有统编教材中仍有值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方面。其一,虽然现有统编教材中已包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但对于培养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却鲜少有见,因此,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教育内容整合纳入统编教材;其二,针对现有教材各学科之间相互割裂的问题,要加强学科教材之间的横向互联,将“共同体理念”融入全科教材,提升教学效果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发挥学科教材综合育人的价值引领作用。

(二)优化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纵向贯通是指不同学段课程目标间的相互衔接。基于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育人总目标和具体课程目标的统筹规划,应科学构建和合理优化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结构,确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标准,结合各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分学段有序推进共同体理念教育,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的课程形成分层推进、整体衔接的内容序列。具体而言,初等教育阶段重在传授学生有关共同体的理论知识,涵养学生的共同体情感;中等教育阶段重在打牢学生对于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帮助学生将对共同体理念的认识和情感转化为对共同体理念的坚定意志;高等教育阶段要重点培养学生将内化的共同体价值观转化为外在行为的能力和水平。从整体上统筹规划初等、中等和高等不同学段的课程目标,实现课程目标纵向上的循序渐进,使学生在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时能够自然衔接,避免由于课程目标的断层或冲突而对学生自觉认同和践行共同体理念造成影响,有效实现学生对共同体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层次提升。

横向融通是指不同类型课程间的相互融合。现有关于共同体理念的教育内容分散在各学科课程中,服务于各自的课程目标,未能形成关于共同体理念系统、完整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无法全面接受和掌握有关共同体理念的系统化内容。因此,应在深度挖掘各级各类教育综合素养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各学科门类相关课程所蕴含的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以共同体理念为主线将各学科内容整合起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既要在各类学科课程内融入共同体思想中具有普适性的理念和原则,又要强调不同课程关于共同体思想的差异化表现,力求所有课程在结构上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从而强化在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指导下学生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培养学生践行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能力。

(三)探索思想引领和技术导向的多元化教育实验

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价值目标旨在探索培养学生将共同体理念内化为科学认知、情感认同、坚定意志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可简称“知—情—意—行”)的层次递进与和谐统一。然而,教育理论创新的根基在于教育实践,在教育实践中开展教育实验是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的唯一路径,教育实验亦是检验教育理论的唯一试金石。[18]因此,在当前教育技术智能化研究广泛深入和应用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依托元宇宙认知、现实虚拟、区块链技术等智能化教育实验来探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观照下的教育实践创新,已然具备良好条件。

第一,支持有条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教育智能化实验室,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施中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营造沉浸式的智慧空间来开展共同体理念教育,引导学生深度参与沉浸式教育情境,探析其对共同体理念的内心体认、情感认同等方面的特殊规律,从总体上为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和中国特色教育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第二,搭建教育教学实验资源共享平台,加速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观照下的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数据化和共享化。此项工作要以中华民族特色教育智能化实验室建设和运行为基础,建设和生成原创性数字资源库,引入成熟的第三方数据资源嵌入实验室平台;向全国共享资源成果,引导和指导中小学和大学开展个性化实验,以此丰富和完善教育智能化实验资源共享平台。第三,广泛设置和有针对性设置专项课题和开放课题,鼓励开展基于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此项活动仍然要以中华民族特色教育智能化实验室建设和运行为基础,积极提供教育实验经费、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调动更多科研单位和学校联动合作,以期让更多科研和实验成果可以推广运用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由此,加强共同体理念教育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改革创新,才可以在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指导下以更加科学的、有技术支持的和有条件保障的方式得以实施。

四、余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生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之下,且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力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二者互为影响。因此,“两个大局”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风险挑战。[19]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共同体理念,启发我们思考创新探索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应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的话语体系注入丰富内涵和重要内容,不仅可以为我国未来教育改革指引方向,也可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然,如若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仅仅局限于培养“吾国吾民吾士”的特殊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或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相互割裂,那么这种理论的生命力也将在“两个大局”的浪潮中迅速消亡,不仅无法培养肩负民族复兴重任、助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新人,更是难以让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舞台上发声。[20]因此,基于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应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国家公民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对内主张中国各民族凝心聚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将我们所处的世界视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教育问题,体现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和持久的理论生命力。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才能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能够吸引世界教育学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把教育学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经验”变为世界教育学的重要部分,在世界学术领域赢得话语权,实现我国教育事业从跟随者向领跑者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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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ZHANG Xue-min,CHAI Ran, ZHOU Jie


Abstract: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backdrop of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globally has raised new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ting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with “two overall situations”in mind and resulted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educational theory becoming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ake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advocat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a way of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ims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of “whom to be cultivated”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value objectives; to provide practical idea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whole system of education content with consistent concept and complete structures; to optimize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of vertical connection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of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through the thought guidance and technology-oriented diversified education experiments.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with Chinese national unique characteristic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a’s plans to the world educ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mmon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education.

Key words:two overall situations, concept of community,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海路)

本刊初审:彭洪莉;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