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的“符号”属性决定了人类文化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教育活动知识包含位育理念的四个方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位育、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位育、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位育、个体自身内在的位育。传统教育活动中的“教”与“学”是借助符号系统的媒介作用得以完成的。现代教育活动中的“教”和“学”不同于以往，它是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迭代更新而不断发展的，由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传统教育对象、教学环境、教学方式等都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与“学”的模式。这些改变要求教师教育在秉承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理念的同时，还要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并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塑教师职业角色，这也是当前教师教育位育的重要目标。
关键词：位育；教师职能；教育传承；教育创新；文化符号；思维培养
被访者简介：张诗亚，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获国家及省部级奖10余项，2007年被遴选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由其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中推进“更新工程”的建议被教育部采纳，并在西南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试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访谈者简介：张艳，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教育是一种致力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活动。因此，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在张诗亚教授看来，真正的教育便是实现人的“位育”，即将教育活动中的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位育教育理念的核心要求。他认为，位育教育理念真正关注到了教育活动中的人，运用位育教育理念可以将人与时间、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层层揭示出来。一直以来，张诗亚教授都高度重视新型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带给教育的机遇和挑战，密切关注教师教育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动向。如何使年轻教师在急剧变化的时代获得全面发展的潜能[1]，是他一直探索的课题。张诗亚教授基于对未来的思考，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教师职能的准确定位。
一、位育：教师职能的基本理念
张艳：张教授您好！在2006年和2009年，您两次使用“位育”这个概念来诠释您对教育发展的理解，这二者各有什么侧重吗？
张诗亚：2006年，我在《“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一文中，用“位育”这个概念阐明了全球华人教育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华人教育不要单纯地、被动地适应他文化，而要按照自己文化主体的确定性、特征、长处、特色发展与他文化交往，从而在华人教育中实现“中”与“和”的目标[2]。“中”，指教育者要研究自己所处的境况，找出恰当的办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认清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的特色，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妄自菲薄。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人类世界便有了“和”，人类文明便有了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世界从来不是能用单一标准来“统治”的。
2009年，我在《回归位育——汶川大地震周年祭之教育反思》一文中，再次使用“位育”的概念来阐释教育理念上的一些问题[3]。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必然引起我们深刻的教育反思。这种反思是建立在更好地认识和实现人的价值基础上的思考，是对我们人类所处的境遇进行“有价值的洞察”。因此，无论是从教育工具层面、教育制度层面，还是教育价值层面，我们都需要进行反思。传统教育学认为，教育是单向“适应”社会发展的，或为政治经济服务，或为科学技术奠定基础。这一观念可能会对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等产生误导。因此，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位育教育观。一方面，位育教育不能搞千篇一律，而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不同的受教育者，其生活于特定的天地系统和特定的人际关系中，这就需要教育者对其进行特定的“调适”；另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任何看起来优秀的东西，都不可以直接照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是万万不可的。“位育”，从理念上强调了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强调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相互作用。
张艳：您针对不同的问题都使用了“位育”概念，却各有侧重，您能谈谈位育教育理念最基本的内涵是什么吗？
张诗亚：所谓“位育”，应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人类与自然的“位育”，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群体与群体的“位育”，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体与个体的“位育”，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体自身内在的“位育”，即人的情感与理智、愿望与现实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教师在这四个方面都具有双重职能，即教师既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内在的“位育”，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实施“位育”。这两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教师的首要职能，不仅要实现教师自身与自然的“位育”，还要引导和教育学生，实现学生与自然的“位育”。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便不会有人自身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依正不二”等观念，都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位育观的第一个层次。人类群体与群体的和谐共处，是位育观的第二个层次。主要写先秦礼制的《礼记》早就提出“天下大同”的主张[4]248，今人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也发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呼吁[5]。如今，各国之间和平共处早已成为了国际交往的重要原则。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位育”观，推及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要采取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宽以待人的态度，这是位育观的第三个层次。“位育”观的第四个层次指的是个体自身内在的和谐。上述观念的出发点，都聚焦于人的自身，强调人自身内在的协调、平和。我国儒家思想提出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4]668，体现了“位育”的三个方面，但是未涉及人与自然的“位育”。因此，我们提及的位育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这是我们的先民通过长期与环境、与他邦、与他人打交道以及对自身不断反省而摸索出来的，可谓来之不易。
二、传承与创新：位育理念下教师职能的内涵
张艳：教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教师职能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请您谈谈位育教育理念下的教师职能。
张诗亚：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职业，便是教师。说古老，是因为人类的文化从被创造之日起，便由教师传承；说年轻，是因为教育至今仍处在急剧变化和发展中。所以，在位育教育理念下，教师要突出不断创新的职能。
张艳：也就是说，教师职能具体体现在传承与创新上。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位育教育理念下教师职能的传承与创新呢？
张诗亚：我们先说传承。人类的教育活动是以符号为中介完成的。西方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中提到，正因为能创造并使用“符号”（文中称之为“symbol”），所以人类的传意意图才能突破时间、空间局限[6]56-77，将其所传达之意固定下来并一代代传承下去。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增加、重组、创新、发展“符号”的传意功能。如此，人类用来传意的“符号”，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多，并创造出了由“符号”组合而成的系统，这一系统不断发展、演变，最终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基石。人类社会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动物虽也有传意行为及对传意行为的学习能力，但受到现场的、当下的、直接的诸多因素限制，其传意范围小、历时短，所学技能无法形成积累，所以几乎不能进步。人类却不同，虽然最初发明传意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文化还可以通过人所创造的“符号”来传承。例如：古代教育家孔子不可能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但其《论语》还是可以通过文字得以传承；苏格拉底也早已过世，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文献得知其观点。小猴子、小狼等动物学习捕食，老猴子、老狼等必须亲自在场带领，一旦老猴子、老狼等不在了，学习过程就不复存在。动物之间的“教”与“学”只能直接地完成传意，是因为动物无法创造和使用“符号”，老动物只能借助具体的实物，对小动物进行即时的、现场的“教学”。实物具有自然、原生的特点，“符号”具有人为、次生的特点。“符号”不是实物本身，而是由实物特征抽象出来的替代物。“符号”表达的是实物所传的“意”，是“意”的稳定、固化、常态化的物质形式。所以，“符号”既能传意，让使用的人知道其所传之物是什么；又能脱离其所传之物而独立存在，并单独完成传意功能。这是人类教育与动物学习的本质区别。这也是由一系列“符号”累积、衍生等所构成的文化系统能够被传承的关键。同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卡西尔的著名论断：人是符号化的动物，也即人是文化的动物[6]54。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创造了人本身。可以说，在教育活动中，传承是积累、进步之本。
我们再说创新。人既创造了文化，又通过文化塑造了人。人虽然创造了文化，但当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也要随之改变，并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人的这种改变其本质就是创新。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种改变是什么，否则无法谈清楚创新。我们曾简单地照搬进化论的说法，将这种改变说成是“适应”，这是不对的。“适应”一词是舶来品，英文对应的是“adaption”。以往我们对“适应”的理解有片面性，只强调了它单方面和被动的一面。实际上，任何适应都不可能只是单向、被动、消极的，其本质都是双向、互动、积极的。“adaptation”一词的词根“adapt”，其本义按照《牛津高级双解词典》的解释是“make something suitable for a new need”，即“为了满足某些新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关于“adaptation”的翻译，潘光旦先生认为译为“位育”比较妥当。按照潘光旦先生的说法：“西洋自演化论出现，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以前把它译成‘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7]对“位育”一词的来历，潘先生也进行了解释：“《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一位学者下注脚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作‘位育’。”[7]
“位”的“秩序”含义，强调了外界环境对生命体的规定；“育”的“进步”含义，强调了主体既调整自己也改变环境的发展趋向。这便是我们在此所谈的创新。所以，将上述两方面的含义结合起来，应该就是潘光旦先生所理解的“位育”内涵。一个生命体面对环境发生变化时的适应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用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便利；另一方面发展自身的各种潜能。前者主要是传承，后者则是创新。两者互补，缺一不可。
虽然教师教育是现代大学的产物，但是毋庸置疑，教师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实际上，人类早期的“教”与其他动物的“教”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教者都是年长的一方；二是教的形式都是在现场直接面对面进行。从这层意义上说，人与其他动物的“教”都是对生活或生存技能的传承。但是，人类创造出了能独立于其创造者而存在的“符号”后，“教”与“学”便发生了质变，彻底告别了动物行为。因为“符号”能独立于其创造者而存在，教者对被创造出来的“符号”进行的存储、提取、组合、创生等，都不再受制于“符号”最初的创造者。于是，人类的教者不再仅限于长者，还扩大到掌握了“符号”的任何人，人类的“教”也不再受限于面对面的现场教学。
三、教师职能创新：科技革命对教师职能的挑战
张艳：对“symbol”和“adaptation”两个词的梳理让我们对教育活动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让人们看到了创新的重要意义。科技创新正以变革式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教师创新目前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张诗亚：自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全社会迎来了一个越来越强劲的发展趋势，教师教育职能更加凸显创新的重要性。教师职能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创新与挑战。
其一，教师职能面临着新教学对象的挑战。20世纪互联网出现，伴随着网络世界发展的还有一代逐渐成长的新人，他们在互联网环境下形成的情感、认知、审美、道德观念等与传统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上一代人有很大不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看到、接触到的一切，都是自然、真实的存在，如山水、田园、鸟兽等，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以不同的眼光和角度来看待这两个世界。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从小所看到、接触到的一切，既有自然、现实的一面，也有想象、虚拟的一面。在他们的认知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是可以互动和转化的。这导致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新人与前辈在认知上出现了较大差异。作为教师，一定要了解、熟悉自己的教育对象，这样才能做到因势利导。
其二，教师职能面临着新教学环境和新技术的双重挑战。5G等技术的到来，使得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完成虚拟与现实场景的互换和互动。当下，互联网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有学者已经关注到人工智能在知识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提出了挑战[8]。这一切导致教学环境、教学方式等都发生了改变。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得益于这些新教学环境和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家长、学生也可以不受身份限制获得这些环境和技术便利，教师不再是教学资源的独享者。教师需要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环境和条件来开展知识传承和创新的教学活动。因此，教师通过创造性活动生成独特的课程显得尤为重要[9]。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媒体，既能让学生从5G技术中获益，又能让学生不沉溺于网络，以免受到太多负面影响。所以，互联网时代，必然要求全新的教师教育。
其三，教师职能面临着创新性学习时代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书中预言：随着全球性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被破坏等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人类的发展将面临一个黯淡的前景，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使地球的开发达到极限，随之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10]103-320。书中回答了应对挑战的出路——人类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开发潜在的智力，从根本上摆脱增长极限的限制[10]382-383。
那么，目前人类智力的开发处于什么程度呢？我们还是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说起吧。继“阿尔法狗”之后出现的“阿尔法零”，向世界宣告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时代已经到来。“阿尔法狗”之所以能战胜人类围棋顶级高手，在于它搜集了所有已知的棋局、定式、招数等数据，在围棋博弈时，借助海量数据计算对棋局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分析，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阿尔法零”虽然仅仅知道围棋博弈的基本规则，但根据博弈对手的招数及其背后的运算逻辑，即时学习，当下应对，依然能获胜。也就是说，“阿尔法零”运用智能学习打败了对手。“阿尔法零”的胜利，已经不是对已有经验分析的胜利，而是对新的情境进行即时学习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的胜利。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体现着人类智能被开发的高度。
人类传统的学习方式有两种，即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变或者变化不大的“维持性学习”和“吃一堑长一智”的“灾难性学习”。“维持性学习”方式是指根据以前的经验、知识等完成的学习，这种学习方式今后还会被使用。“灾难性学习”方式，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因为灾难很多时候极具毁灭性，甚至不容许人类还有学习的机会。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急速变化的阶段，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不再是变化缓慢的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要求学习者只有具备在空间上“参与”、在时间上“预见”的创新性学习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
这三个挑战的出现，倒逼教师必须对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创新。乐观地说，原本就蕴藏在教师传承土壤中的创新胚芽，迎来了其蓬勃发展的春天。要拥抱春天，在春天里生长，教师教育就必须创新。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了做好传承，还要努力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职能。
四、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教师职能传承和创新的实践路径
张艳：面向未来，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创新性要求越来越高。请您谈一谈，教师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做好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呢？
张诗亚：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一是教育培养的人具有什么特点；二是教师培养学生用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首先谈谈教育培养的人具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学习的出现，宣告了人类纯逻辑思维、纯因果分析、纯封闭系统中控制学习等方法的失败。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人类在哪些领域、哪些方面的发展是独有的、不可被替代的、可以超越人工智能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人的思维能力。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仅体现在如何学习知识上，还体现在如何思考和探索上。具体说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两个方面：向下是学生具体的学习行为，向上是学生的开拓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无处不在，即便在以掌握知识为主的学习中，发展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觑。发展学生思维的教学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教学能奠定学生思维发展的坚实基础；教学能作为学生思维成长的催化剂；教学能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探索、解决问题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只有拥有了应对未来变化的基础性知识和能力，才能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大树”，从而实现人生的“转化”和“飞跃”。只有当培养出的学生具备开拓性、进取性、创新性等思维品质时，教师对时代的引领功能才得以真正实现[1]。教师只有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人类的总体发展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更好地领悟已有知识并完成传承的使命；教师只有对人类的整体发展态势、科学进步、技术创新有准确把握，才能对创新性、开拓性人才培养目标有清晰的认识。
再说说教师培养学生的具体方法。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教师的定位极高，对教师所做的具体工作要求也很高[11]。这可以从“教”字说起。“教”字甲骨文字形（
）的左上半部分是一个“爻”。“爻”中有两个“乂”。一个“乂”表示一个“五”。“乂，古文五，二五天地之数。”[12]13“二五”指“天地之数”，其典故来自《周易·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13]592。综上，“教”字的甲骨文字形（）左上半部分中的“爻”，表示两个“五”。上“五”为“天数五”，也称“阳数”；下“五”为“地数五”，也称“阴数”。“爻”，即“天数五”与“地数五”相交。自然、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其发生发展都在天地之间进行，只有将天地的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一起考虑，才能把握事物发展本质。我们现在常说的“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对待事物不能完全抛开它所处的时空维度。甲骨文“教”（）字形的右边是一只手拿一根棍形的东西指向上。理解这根向上的“棍”，还得依据《周易·系辞上》。该书记载：“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13]583意思是说，推衍（算卦）时所用的数（比如蓍草的根数）是五十，但留一根不用，留的这根用来象征太极。实际上，占筮时所用的数是四十九，这留下的一根“棍”在甲骨文字形中指向上，表示“问天”“占卜”的意思。在现代社会里，“问天”“占卜”该如何理解呢？例如：监测部门发布的各类灾害性预报，往往需要依据动物、植物等出现的明显异常反应来判断。所以，以“教”为职业的人，首先，需要明白“教”的意义；其次，需要弄懂天地之间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最后，实事求是地将天地间以“符号”为载体的各种事物“化”了以后传达给学生。“化”就是教师培养学生的具体方法。“化”字的甲骨文（
）很有意思：“《说文》中：‘化’，教行也。从七，从人，七亦声。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中：‘化’像人一正一倒之形，即今俗所谓翻跟头。《国语·晋语》中：‘胜败若化。’韦注：‘化，言转化无常也。’《荀子·正名篇》中：‘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12]从中不难发现，“化”表示本质相同的事物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状态和含义。有的教师上课，嬉笑怒骂，可以任意转化；有的教师讲课，僵化呆板，无法迁移发挥。前者是因为教师“消化”了其所讲的内容；后者是因为教师没有“消化”其所讲的内容。“化者无形也。”教师教的内容不再是具象的东西，而是教师自己对天地系统中不能被别人代替的研究，用“出神入化”描述这一过程再恰当不过。教师“问”了“天”“地”，弄懂了“天地相交”的含义才去教，而不是在教学中直接教书本上现成的东西，是这个职业了不起的地方。教师职业要求教师不断探究自己所教授的知识，不断在对天地相交的探寻中形成自己的思想[14]。
古人把“天地君亲师”作为牌位供奉起来。“师”牌是让接受授业的人懂得，如果没有“师”就难以认识天地万物间的关系，“师”是天地万物的基础。对“师”职能的认识，世界上少有其他文化能达到中国文化这样的高度。教师只有了解历史、关注现实，才能开阔视野、具备人文自信与历史自信；教师只有胸襟广大、了解世界，才能对学生进行恰当的教育；教师只有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才能实现传承与创新的结合。教师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要以位育的理念去处理“学”“化”“教”的关系。
张艳：教师在“学”“化”“教”的过程中，首先应该重视自身内在的位育。您已简要介绍了位育理念的四个方面，并论及了位育理念的渊源。请您再从教师教育实践的角度谈一谈位育教育的内涵，以便对我们有更明确的指引。
张诗亚：教师在履行自身职能的过程中首先应当重视自身内在的位育，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学生的位育，才能实现教育的传承与创新。位育理念的四个方面相互之间关系非常紧密，教师只有正确认识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处理自身内在的问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恰恰是位育理念的根本。
首先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和谐之道中第一个要关注的关系。现代科学强调实验，通过人为控制一些变量，让结果再现，以此来实现“证明”“证实”的目的。其实，在认识论上我们不能把天地万物都作为实验对象、认识对象。佛法讲“依正不二”，明确主张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对待自然不能简单地把自然作为征服、改造的对象，否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和谐了。
其次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关系。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都是在独特的天、地、人系统中形成的。这些文化在与他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保留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这些民族个性都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再次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总要与不同的人交往。从宗教信仰、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等诸方面来看，人与人是不同的。人不可能脱离他人单独存在、单独发展。个人的生存、发展、完善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实现的。因此，在交往过程中，彼此之间应存容人、宽人之心。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恕”“忠”正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仁，亲也。从人，从二。”[12]45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恕，仁也。从心，如声。”[12]959讲的是，人与人相处时，需要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敬也，从心，中声。尽心曰忠。”[12]951“忠”则侧重于协调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
最后是人自身内部的关系。人始终处于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改变和调整自身状况以适应外部环境。人自身有很多欲望，也有很多在与外部世界作用后产生的不适应、不和谐之感，甚至是抵触、排斥和对抗的情绪。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只用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来解释，心理学的看法只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角度，我们还需要从人类学、文化学视角来看。人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复杂的系统吸收和整合他人思想、他文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矛盾冲突不断、压力内转的过程。协调人自身内部的关系，既要处理人心理的问题，也要研究文化对人影响的问题。
在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位育理念中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教师能以“仁”为思想教育的核心来对待学生，那么学生便会成为能够获得尊严与精神关怀的“人”，而不是需要被处理的“问题”，更不是需要被完美制造的“工具”。所以，我们的教师如果能从以“仁”为本的角度看教育，便会在自己的“学”“化”“教”中完善知识体系并提高教学技能。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在教学活动中，还有更多的思想和创造需要教师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张艳：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教育也在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无论社会和教育怎样变化，教师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您对教师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张诗亚：时至今日，人类的教育如何发展，仍是很重要的问题。教育在开发人类潜在的智力、提升人类的整体素质方面，远非像人类征服自然那么简单，其所要解决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认识、改变和应用“物”是相对简单容易的，而认识人性、提升人的内在精神品质是很复杂困难的。因此，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教师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张艳：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正如您所说，为人“师”者，任重而道远。期待能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以便把您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教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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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yu: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eachers' Functions: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g Shiya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ZHANGShiya，ZHANGYang
Abstract：The symbolic 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 determine that human knowledge is the product ofthe combination of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encompass all aspectsofWeiyu, such as tha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at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human beings, tha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at of individual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raditional educationalactivities are comple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mediation of the symbol system, which differs greatlyfrom those in moder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Moder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continuously evolvingwith the updating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has alsopresented us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Spec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is manifested as disruptivechanges experienced by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objects,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which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s. Due to these changes, teachers arerequired to hold onto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developing students'thinking ability to shape the teacher as a professional role in the new era. This isals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eacher's education, that is, Weiyu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Weiyu; functions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cultural symbol; thinking development
[原文责任编辑：邱香华]
（本刊初审：李柯瑶；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