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砥砺前行，确立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教育价值体系，构建了行之有效的民族教育政策体系，形成了完备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发展面临困境：教育公平问题突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民族教育服务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内生力不足；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受限;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水平仍旧不高。未来民族教育的发展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注重民族地区教育的民生价值实现，创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机制，打造民族地区“互联网+”和“元宇宙”教育发展的生态圈，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民族教育;价值维度;教育政策;理论体系;党的领导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步步解决民族教育薄弱问题，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我国不仅建立了多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根据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建立了民族职业学校，培养了大量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民族教育的持续发展，在维护国家稳定、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新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各个阶段的价值导向、重大政策、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勾勒新中国民族教育的历史变迁，分析当下民族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未来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新中国民族教育的历史变迁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背景，依据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阶段和民族教育的发展脉络，本研究将新中国民族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初步建立与曲折发展时期(1949—1965年)、遭受干扰和破坏时期(1966—1976年)、恢复与重建时期(1977—1999年)、完善与质量提升时期(2000年至今)。本部分从价值体系、政策体系、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四个维度梳理四个时期民族教育的发展状况，以更好地反映新中国民族教育体系建构的社会需要与时代诉求。
(一)新中国民族教育的价值变迁
民族教育的价值变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教育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民族地区群众对民族教育的期望。总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教育价值体系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时代性和阶段性。
1.初步建立与曲折发展时期(1949—1965年)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万众一心开启建设国家的新征程。当时，各民族发展状况不一，少数民族干部人才短缺。同时，国家需要通过巩固、发展、整顿和改造教育系统，引领中国教育走上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教育。因此，这一时期民族教育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进行国家建设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为重点目标[2]。
2.遭受干扰和破坏时期(1966—1976年)
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不符合民族教育发展规律的事件频繁出现。例如：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民族语文教学被停止，以政治内容的教学为主;少数民族学生也被迫学工学农;少数民族学校经费被缩减甚至被取消;一些民族院校被停办或撤销，民族教育教学工作受到重创。3.恢复与重建时期(1977—1999年)
这一时期，民族教育逐步重建并得到良性发展，民族教育工作的重心回到了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3]民族教育的价值核心是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以及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来实现民族教育均衡发展。民族教育将“具有战略眼光，面向世界，着眼未来”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向，将“培养少数民族专业化技术”作为培养标准，将“培养学生成为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四有’新人”作为目标，将普及“两基”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工作重心。[4]
4.完善与质量提升时期(2000年至今)
在基本实现“两基”目标后，国家进入了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党和国家推进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民族教育的价值表现在培养乐于奉献、具有较高科学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上。这时的民族教育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民族团结、推进科教兴国以及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随后《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印发。此后，民族地区教育发挥着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大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被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价值主线和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民族教育的价值体现为巩固教育反贫困成果，以民族地区教育赋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二)新中国民族教育的政策变迁
基于对不同时期国家发展道路、战略任务、经济水平与社会环境等的客观认识和科学研判，党和国家制定了民族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章程、制度等，以保障民族教育的顺利实施。我们以不同时期民族教育的主要价值为线索，筛选并整理了四个历史时期有重大影响力的民族教育政策。
1.初步建立与曲折发展时期(1949—1965年)
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完成民族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改造。1950年11月《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颁布，该方案强调为了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等民族政策的需要，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指出，少数民族教育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应根据各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巩固、发展、整顿、改造的方针。1956年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召开，会议研制了未来12年民族事业发展的规划纲要，纲要中提出了民族教育的发展目标，并在培养民族教育政治干部、加强行政领导、扫除文盲、加大识字教育、发展业余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培养民族教育师资、编写民族教育大纲、完善教学仪器设备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划。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此规划的部分目标未能实现。
2.遭受破坏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被淹没在了各种运动之中，并未出台有重要影响意义的政策。
3.恢复与重建期(1977—1999年)
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的重点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四化”人才，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加强民族团结教育。1980年10月颁发的《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国家应采取特殊措施，重点扶持民族教育，逐步建立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应在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民族教育机构，配备热心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服务的同志。1981年2月，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成绩，总结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历史经验，研究了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与任务。1992年，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发展民族教育要坚持改革开放，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富裕文明服务。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把实现“两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族地区的教育任务也以实现“两基”为重。1999年《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颁布。
4.完善与质量提升时期(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民族教育旨在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重点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牧区建设、民族特需用品生产、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事业发展。200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印发。随后，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招生管理办法、就业培训办法、就业工作制度等陆续出台。2008年《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切实抓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通知》印发，同年，《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印发。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教育对口支援等。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6年颁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继续办好教育对口支援、内地西藏班(校)、新疆班以及实施万名教师支教计划。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重点把握好“四个关系”，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
(三)新中国民族教育的理论构建民族教育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民族地区的实际，创造性地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基本理论。
1.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体系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问题”逐渐明确。195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民族教育的任务，即保障少数民族教育的平等权并分类促进民族教育的均衡发展，充分照顾民族教育的特点又不忽视国家统一性发展民族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民族教育的基本理论体系初步创建。具体来看，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探讨了民族教育学学科本体问题[6]，为进一步开展民族教育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王锡宏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本体理论研究》探究了民族教育文化差异论、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理论等[7]，为民族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启示和指导;哈经雄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对民族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翔实的阐述[8]。
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教育理论更加丰富，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逐步形成。具体来看，何波主编的《民族教育专论》和孟立军等著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民族教育概念、民族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9]，哈经雄和滕星主编的《民族教育学通论》探讨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10]，陈·巴特尔等编著的《守望·自觉·比较———少数民族及原住民教育研究》探讨了民族教育研究的文化公平原则[11]，曲木铁西等在《民族教育：经验困境出路》中提出应承认和尊重民族间的差异、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思路[12]，张俊豪等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探索》中提出应基于全球化视野、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教育发展规律的视角理解少数民族教育的本质和内涵[13]，孟立军著的《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模式等问题[14]。
2.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教育研究成果丰硕
相关成果如下：王军和董艳主编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指出，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传承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将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引入学校教育中，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15];普丽春著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研究———以云南省为例》探讨了学校教育如何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16];钱民辉等提出了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外在的使命联结的观点[17]。
3.民族教育史和研究方法的理论成果走向多元化和深层次
例如，吴明海主编了《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韩达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耿金声和崔斌子合著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当代卷)，苏德主编了《民族教育质性研究方法：理论、策略与实例》，王鉴撰写论文《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吴晓蓉撰写论文《共生理论观照下的教育范式》。这些著作和论文表明了民族教育的研究方法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多元化。
(四)新中国民族教育的实践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从基础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到高等教育的预科、大学专科、本科的民族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在内容上强调民族语言学习和汉语学习，在政策上确保民族地区学生享受优惠和照顾，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民族教育体系。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我国在恢复和发展独立的民族教育体系层面开展了很多探索，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得到完善。在基础教育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就十分重视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民族地区陆续创办了多所民族中学与民族小学，恢复和建立民族院校，给予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民族学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得到了加强。2000年之后，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和规定，开始对少数民族教育体系的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与改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也有长足发展。
当前，全国民族教育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导向，牢牢把握“培养什么样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18]。
二、当前民族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我国的民族教育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民族教育毕竟起步较晚且处于发展中，当前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公平问题突出
教育公平包含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指学生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应考虑教育过程中机会的公平分配。过程公平即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公平对待，应考虑学生利用资源、获得基础设施的公平。结果公平指教育过程的输出公平，应考虑教育效果和教育质量的公平。[19]基于此，分析当下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教育在国家“普惠政策重点倾斜，特殊政策专项扶持”[20]的政策扶持下，与其他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部分民族地区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明显增强，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研究生，[21]但民族地区教育优质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教育过程不公平和教育结果不公平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民族地区教育财政资源不足造成的办学条件不济与学校现代化建设程度低，制约着民族地区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也制约着民族地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导致教育过程公平难以保证。例如，笔者在2020年的调研中发现，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达标率低，与国家优质均衡的评估标准存在一定差距。其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达标率为65%，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为64%，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达标率为65%。[22]办学条件是满足学校基本办学要求的物质基础，办学条件不佳，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公平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由于条件与待遇不佳，民族地区优秀师资缺乏，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不高。在笔者调研的广西8个边境民族县义务教育学校中，教师数量不足、学历层次不高、学科结构失衡等问题还很普遍，如有的教师无法胜任语数之外的学科教学，有的学校缺乏艺术类专业教师。在这样的学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无疑会受限，学生学习结果的公平也难以保证。
(二)民族教育服务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内生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在政策、资金、资源层面对少数民族教育领域倾斜，这大大提升了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但也客观上使一些民族地区群众产生了依赖心理。自我发展能力低、内生能力弱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内源性制约因素[23]，也是民族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足、未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发展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还没有形成特色，高等教育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还未充分体现，人才培养还不能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中的贡献率不高。第二，民族地区教育在防止返贫、稳定脱贫中的根本性和持续性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例如，在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民族地区其他部门参与意愿不强，教育行政部门被动作为倾向明显，教育治理的高效分工协作机制尚未形成。同时，民族地区农村还存在着居民终身学习意愿不强、谋生和增收技能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
(三)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受限
对民族地区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既能满足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也能满足民族地区学生对地方性知识的需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前一些民族地区学校的特色课程开发与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民族文化教育弱化。这不利于民族地区学生民族意识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开展。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民族特色课程开发参差不齐。民族地区开设的校本课程涵盖了少数民族语言、风俗等内容，但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比较单一，未能很好地融入生计教育理念;课程内容与学生的未来生计联系不够紧密[24];课程未能有效实施，有的学校虽然安排了相应的课时，但没有系统的教材[25]。
第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形式单一。一般来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均是民族文化教育传承的主体，但在民族地区，只依赖学校这个单一的传承主体。
第三，民族文化教育课程的实施效果欠佳。在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学校过分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轻视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民族地区的一些学校未能有效落实民族文化教育的校本课程;校本课程的实施仅停留于对民族文化的简单介绍，未能促进地方性知识学习与学生的现实生活需要有效结合，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另外，有的学校缺乏针对校本课程的常规性督导评估体系，导致校本课程被边缘化。
(四)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水平仍旧不高
近年来，民族地区以“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根本目标，聚焦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现状与需求，实施了“智能教育试验区试验校”项目，建立了22个试验区、121所试验校，并在发达地区建立了20所支持学校，以探索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教育共同发展的新路径。[26]同时，中小学“校校通”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和“三通两平台”也顺利实施和运行[27]。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初见成效，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教育信息化水平还明显偏低。
在教学环境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网络设施落后于城镇地区，学校的网络信号不强导致直播授课无法进行，为学生配备的智能手机听课效果也不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农村地区学生找网、借网、搭帐篷上网课等现象频繁出现。[28]一些相对封闭落后的民族地区还在使用开会、贴宣传标语、画板报等方式传播信息，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发展步伐。在教学资源方面，少数民族农村学校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渠道单一、总量偏少、质量参差不齐，适合农村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匮乏，农村学校自身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意识不足。在信息化教与学能力方面，民族地区农村教师的教学信息化教学水平存在差异，学生的信息化意识不强、信息化学习能力偏弱。在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方面，民族地区农村教师普遍存在缺乏与“互联网+教育”相适应的在线教学理念、开展信息化教学动力不足、在线教学设计与实施技巧较为欠缺等问题。[29]
三、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我国民族教育想要健康有序发展，应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模式，回应时代和国家发展的新特征与新要求，擘画民族教育发展的蓝图。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民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截至2020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有少数民族在校学生约3603万人，约占全国在校学生总数的11.24%，比1951年的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增长了约35倍。[30]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民族教育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首先，民族教育工作要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其次，在党的领导下，对民族地区教育进行顶层的、全面的设计，使民族地区教育战线突出党建引领，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最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对民族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和协调统筹，切实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二)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提高民族地区教师待遇
首先，落实“积极差别化”转移支付政策，构建以中央和民族地区两级财政为主的多元经费投入机制。国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以及办学需求等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的稳定增长机制;科学划分各级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构建比例合理的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支出长效动力机制;鼓励民族地区利用旅游、文化等资源优势，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大教育投入。
其次，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是一所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切实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薪资待遇，提升民族地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激励更多优秀青年教师投身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破解民族地区优秀教师数量不够、质量不高的难题。
(三)注重民族地区教育的民生价值实现，推动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民族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其反贫困的价值及功能越发得到国家重视。[31]当下，我国正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共同富裕过渡阶段，民族地区教育应以服务群众现实生活、发挥教育反贫困为价值取向。教育反贫困即通过教育手段，让贫困人口子女都有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学会至少一门职业技能，使其具有就业创业的能力，最终从根源上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并有效地防止返贫。[32]因此，民族地区教育应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需求，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与生产积极性;应培养民族地区干部和技术人才，增强办学效益和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能力。从长期来看，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应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内在活力，为实现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发展打下基础。同时，应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发挥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基础性、持久性与引领性作用。
(四)创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机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认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点，树立文化自信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各民族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总结，每个民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产品，如手工艺品、民居建筑、乐舞戏曲等，[33]我们要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的自信来源。其一，民族教育应选择多元文化一体范式，即在实现充分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发展民族文化教育。[34]其二，引导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35]可见，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文化的凝聚力价值，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
2.创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实践
应让民族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展示其独特魅力;应采取民族地区学生喜闻乐见、反映民族特色的教学组织形式，让民族地区学生走近民族文化、体验民族文化;可联合不同机构，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可利用基础教育地方课程开发机会，将民族特色文化作为地方课程开发和民族地区教育改革的重点。[36]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创新，还可与民族地区教育助力共同富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具体来说，可通过短期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加大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将少数民族特色的非遗传统手艺转化为少数民族群众致富的技能，带动民族地区农村青年就业创业;也可推动民族地区文化部门和非遗部门、学校联合行动，建设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融合的长效机制，全面系统地开发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有民族地区学校与群众感受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带来的实际效益，他们才会有更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挖掘、保护与传承民族特色文化。
3.推进民族地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民委系统可主动与教育系统沟通、配合，形成以教育系统为主体，民委系统配合的机制，在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同时还要聚焦情感认同，加大民族地区地方课程与地方教材开发力度，在地方课程与地方教材中全方位地介绍民族地区的成就，让民族地区学生体会国家发展的惠从何来、恩向谁报，从而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基础。
(五)打造民族地区“互联网+”和“元宇宙”教育发展的生态圈，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在5G时代，推进民族教育是一场针对各民族学生的“新型终端阵地”争夺战，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方式要跟上信息化时代的步伐，积极构建课堂教学、网络学习、社会实践、主题教育等多位一体的民族教育平台，推进民族教育领域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互联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教育的组织体系和教育服务体系[37]，是缩短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教育质量差距的重要抓手，已被视为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公平的新途径。基于此，民族地区应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各级各类学校，促进“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教育元宇宙是“元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垂直应用，它能给学生创造身临其境的虚拟学习空间，既能弥补民族地区教育资源不足的弊端，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民族地区要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教育元宇宙，这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创设虚实结合的教学情境，开发跨学科教学资源，开展人机协同教研，让学生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打通民族地区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无法达到的“最后一公里”。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教育也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具体来说，民族院校可以从国际化的视角研制发展目标，在课程中增加国际化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民族院校也可以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的优势，吸引来华留学生。民族院校还可以探索“走出去”办学的路径，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展示与宣传民族文化中最能彰显文化内涵、最有吸引力的内容，以增强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近年来，一些民族院校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走国际化道路。例如，一些民族大学与其他国家合作创建孔子学院，一些民族职业院校与其他国家协同跨境办学。民族教育想要走国际化道路，还需要创新传播体系，选择其他国家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整合资源，统一品牌”是比较可行的策略，即将教育与图书、民族音乐、舞蹈、影视等资源整合，依托符合时代特色的智能化媒介，打造民族教育的国际化平台，并形成大品牌，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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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hange, Current Problem and Prospects of Ethnic Education in China
Li Xiao-hong, Wu Man-li, Guo Qi-qi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hnic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established a value system compatible with time, constructed effective policy system, and formed comple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ethnic education in China faces an array of difficulties, such as educational inequity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eak internal motiv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ti-poverty endeavor, insufficient heritage education and limited educa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ow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in ethnic areas. In the future, ethnic education should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thnic area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livelihood value of ethnic area education, innovate heritage education mechanism, build the ecological circle of Internet+ and Metaverse in ethnic areas, and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Keywords：ethnic education; value dimension; education policy; theoretical system;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原文责任编辑：王润]
（本刊初审：李柯瑶；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