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我国已进入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要趋向和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面对民族地区新发展格局，职业教育应遵循内生性发展、融合式发展、结构化发展三大发展价值理念，形成以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五维互嵌”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高质量发展逻辑框架，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中“存量”“增量”和“变量”的推动力，进而与民族地区各类发展资源建立交互性耦合结构，设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案。一是提质存量，完善提升现有软实力和硬实力；二是优化增量，加快构筑职业教育发展新优势；三是把握变量，持续释放职业教育发展内生活力。
关键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这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为根基和依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人力资源质与量的提升，而且事关我国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构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及其行动理路，以助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遵循
（一）内生性发展：提升个体的内在动机和参与程度
近年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凭借政策引导、物质支持、东部带动等外部拉力取得了高速发展的卓越成效，但依赖外生性资源实现的发展，容易在循环积累因果影响下陷入外嵌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困境。根据内生发展理论，资源、参与、认同是内生性发展的重要变量。[1]因此，通过资源“具身性”、参与“多元性”、认同“象征性”重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生性高质量发展秩序。
其一，技术技能人才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这个角度而言，职业教育应以教学为媒介，将外生性资源转化为以人为主体的内生性资源，这种特质就是资源“具身性”，[2]该特质能永久地赋予民众获取实际利益的技能手段，唤醒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内在主动性。其二，民族地区多元主体的参与程度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生性发展的核心力量。[3]我国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生之所，参与“多元性”能回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差异化支持。其三，认同“象征性”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生性发展的精神动力。“象征资本”在社会中具有特定的权力形式，是一种无形的资本。[4]随着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象征资本”的不断叠加，如少数民族技能工匠脱贫致富典型案例的深入人心，职业教育在社会层面获得普遍认同，为其高质量发展整合了各类力量所需的精神纽带。
（二）融合式发展：注重发展的协同突破和纵深推进
“融合”理念贯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事业，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增量空间。横向上，职业教育与各类资源相融合，能充当各领域的“黏合剂”，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中发挥引领、带动与创新的逻辑中介作用。纵向上，职业教育是各领域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技术手段和教育资源的融入，助推各领域突破发展瓶颈。
从宏观层面而言，职业教育是横向融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举措，能借助其跨领域的多重身份对五项建设起到延伸衔接的作用。同时也是纵向融入五项建设使其深度发展的助推力量。从中观层面而言，我国民族地区发展具有典型的“寄生性”发展特征。职业教育很好地连接了地区结构制约性与资源转化自主性，不断地卷入民族地区发展周期与结构，能突破各类资源生产与再生产的极限价值，是带动民族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新经济增长空间。从微观层面而言，跨界、整合、重构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现实需要，[5]而融合的方式贯穿其中，是职业教育生存和类型发展的功能定位。概而论之，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基于民族地区的地域特性，坚持类型教育的特质，形成以“融合化”内涵意蕴为核心内容的发展定位。
（三）结构化发展：强化体系的层次分明和特性兼容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人力支撑，但人才培养层次体系、学科专业体系、质量监控体系等结构性要素仍然存在问题。[6]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尤其要注重各要素的结构化发展，并在各结构层次中融入民族地区的特性，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对民族地区的适应性和社会价值。
一方面，要建立结构化的理念共识。在建设专业、课程、质量等体系或选择数字资源、实习主题、实训项目等教学内容时，应以政府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规划为指导，紧密切合民族地区的现实发展需求。同时，在培养过程中应以凝聚民族情感为价值主线，培养职业教育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设置结构化的培养体系。就课程形态的结构化而言，通常核心能力对应公共课程、行业通用能力对应平台课程、职业特定能力对应方向课程，[7]还应针对特殊能力增设民族地区特色课程。就知识体系的结构化而言，知识包括具体的事实、概念和原理，而概念和原理的理解须基于具体的事实。[8]然而，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学生大部分来自相对贫困的农村，教材内容通常由发达地区编写，其中的生产方式、技术技能、设备设施往往较先进，与学生的实际认知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当地职业学校应注意整合和补充相关知识内容。还要通过实施补偿性教育，补充民族地区学生欠缺的知识，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
基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遵循，应构建以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五维互嵌”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高质量发展逻辑框架（见图1），透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理路。
图1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五维互嵌”逻辑框架
（一）教育之维：本体功能与派生功能的共融并进
随着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区域协作等重大国家战略持续推进，民族地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9]因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应置于教育的本体功能和派生功能，注重教育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相互关照。
本体思想与意识铸牢是共融之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理论关系和外在使命联合，职业教育应以思政教育作为连接学生本体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支撑点，从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个体话语三维空间构建学生的认知体系，[10]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学生的本体思想。本体生命与社会属归是共融之态。职业教育既能彰显对生命属性的关怀，维护学生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充分发挥在脱贫中的先导性作用，为民族地区控辍保学事业提供坚实的“大后方”保障，[11]又能体现对社会属性的关照，开设民族专业以滋养学生的“民族属性”，孕育学生的“民族性格”和乡土情怀。本体建设与使命践行是共融之道。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除了培养优质民族人才的教育功能，还具有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通过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持续增厚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感和吸引力。
（二）经济之维：专业生态与供需结构的链状革新
民族地区发展需以产业发展为经济支撑，而产业发展需以专业人才为内源动力。但当前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仍然集中在计算机、数控、电子信息等专业，直接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专业几乎没有学校开设，[12]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陷入人力和资本双重乏力的窘境，内生发展力量孱弱。
为此，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进专业生态的“经济化”革命。首先，合理优化现有专业结构，根据民族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趋势进行布局，设置具有当地资源优势的涉农专业、传承民族文化的专业、推动产业升级改造的专业，如中药材加工、民族餐饮制作、民歌民舞等专业。其次，推进专业培育方式变革，采取现代学徒制、民族企业管理班、科技研发班等方式定向培养人才，实现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和民族地区产业需求侧的匹配，充分输入急需的人才和适用性技术。最后，强化专业群建设思路，职业院校应保持专业群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动态衔接，以民族地区产业链和职业岗位群为组群逻辑，整合专业、专业群、专业群落、专业群系统四大层级的产业关联和技术资源，[13]顺应民族地区新业态对“一专多能”人才的要求，构筑毕业生发展的多维空间，拓宽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三）政治之维：治理体系与区域特性的动态耦合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如何有效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民族化”的问题成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由于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需凸显民族价值理念，直面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和文化背景，彰显巩固民族团结、维护政治高地、保护生态屏障的价值意蕴。具体而言，应将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是政府、社会、学校、市场的主流理念[14]细化为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社会组织治理，以应对民族地区城乡之间、社区之间、族群之间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差异和隶属不同的民系文化而产生的问题。相应地，还需要提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治理效率，其总体特征是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15]因此，要构建立体网状系统的治理结构，打造各层次主体之间“考察—规划”“职责—参与”“监督—规范”“反馈—改进”的协同治理格局，畅通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产业、乡村、居民委员会、自治组织等基层主体“协商—推动”的治理渠道，从而产生整体联动效应。另外，我国民族地区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肩负“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的政治使命，要更好地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四）文化之维：文化育人与文化传承的共演共生
职业教育和民族文化是一种相互交融、协同发展的互利共生关系。一方面，民族文化融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能利用“民族特色”的加速道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嵌入民族文化，既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积淀以及创新，又能通过人才、技术等变量融入，提升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促进文化的价值生产与转换。[16]
秉承这样的逻辑，职业教育在民族文化场域中应充分探索与民族文化的共生之道。就人才培养方向而言，应纵向分层次制定“文化识别—文化传承—文化应用—文化创新”四级培养方案，横向构建民族文化的技术传承、精神传承及语言传承三条培养路径。[17]就课程体系建设而言，民族文化涉及的产业种类繁多，相较于单项民族技艺人才，多元复合型应用人才更符合市场的需求。因此，民族文化应以“群”的样态融入课程体系中，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必修，民族技术技艺为选修，重构“1+X”的民族文化课程结构。就民族文化承载媒介而言，“G-S-E”（政府—学校—企业）的传承模式能激发各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18]可以将其细化为政府“统领式”参与、非遗大师“技艺式”参与、企业“市场式”参与、高校“智库式”参与、行业协会“公益式”参与，实现“人才培养—经济创收—文化传承”的共同演进。
（五）生态之维：认知理念与行动秩序的自觉自为
我国民族地区具有良好资源禀赋，在“资源红利”的驱动下，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大幅而快速的增长。[19]然而，单纯依赖要素驱动的发展路径进入“负锁定”阶段后，将会被路径依赖困境阻断创新发展的思路。进入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亟须破解“非绿色化”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筑牢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绿色基础。
一是构建绿色育人理念。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态理念仍面临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职业教育应以村寨社区为基本组成单元，实现对当地民众绿色理念的长效培育、主动培育、动态培育。二是搭建绿色育人体系。职业院校与当地企业合作建设绿色化生产实训基地、绿色课堂、绿色化研发中心等，引领当地企业绿色化发展的同时，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绿色技能人才。此外，还要注重教学内容的绿色化，更迭传统“非绿色化”工艺，实现“民族+生态+技术”的意蕴重构和功能变革。三是供给绿色技术服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是我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20]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根据当地自然灾害的实况，利用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预测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开展环境治理、研判生态修复路径等项目。四是提升绿色价值生成。打造“民族原生态”产品的产业链，通过现代化技术提升自然资源的附加值，让当地民众充分享受生态环境的转换成果，进而调动民众保护生态的自发性、积极性、创造性。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理路
结合“内生性发展—融合式发展—结构化发展”三大发展理念和“五维互嵌”整体性逻辑框架，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对接教育强国建设和《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要求，聚焦类型定位、办学体制、办学机制、教学改革等，重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存量、增量和变量，着力从提质存量、优化增量、把握变量三条进路协调系统地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提质存量，完善提升现有软实力和硬实力
我国职业教育历经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厚积成势的发展历程，已经积累了一定质量、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当前，正处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关键期，其存量需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着力固根基、补短板、激活力。
一方面，提升办学条件硬实力。改善办学条件是夯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物质基础，也是全面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远低于我国各省的平均水平，甚至还存在个别指标无法达标的情况。民族地区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远景目标，结合区域特性，针对当地职业院校办学条件的“短板”和“痛点”，出台目标明确、任务清晰、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职业院校自身也要为改善办学条件“自谋出路”，积极整合当地的优势特色资源，吸引相关的企业、产业、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并以此为媒介与各主体共建学校、共育学生、共赢发展。如贵州农业职业学院与凯里亮欢寨酸汤鱼餐饮有限公司以酸汤鱼为特色进行合作，企业提供师资、设备、场地等教育资源，极大地改善了该校的办学条件。
另一方面，完善教师队伍软实力。数据显示，我国各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平均为2万名，但西藏仅有2544名、青海仅有2301名、宁夏仅有3028名。因此，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要优化招聘流程，灵活聘用机制，改进人事制度，将真正的民族地区行业企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引入学校。此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师资缺口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还体现在教师队伍结构上，表现为专业课师资紧缺、双师型教师匮乏等结构性失衡的问题。[21]故职业院校要结合区域特性，培育结构化的教师体系，构建“基础素养+特殊素养+职业素养”的三螺旋培养结构：以教育信念、教育知识、教育能力为基础素养，确保教师懂得最基本的育人规律和教育方法；以民族知识、跨文化能力、乡土情怀为特殊素养，意在确保职业院校教师能与各少数民族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发挥思想启蒙、指导和引领作用；以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作为职业素养，分批次、有针对性地选派教师进入当地高水平企业进行学习，培育具有民族地区产业特性的“双师型”“双语型”[22]教师。
（二）借力增量，加快构筑职业教育发展新优势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在需求和供应端双重刺激下，佐以国家政策的扶持，带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个赛道变迁，形成一个叠加高端制造、教育、服务、就业、市场等概念的增量空间。“增量”不是结果，而是路径，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职业教育在增量空间中不断融合其他领域并内化为自身发展力量的过程。
第一，巩固逻辑起点，强化类型定位。
随着我国产业需求侧对高端技术人才需求的不断攀升，职业教育对技术人才的供给显得尤为重要。民族地区传统产业偏多、科技发展滞后、技术含量低，迫切需要技术人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但大多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却普遍按照普通教育的规律进行职业教育办学，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模糊，以至于陷入民族地区市场人才紧缺、职业院校学生就业不良的双重困境。究其原因，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尚未深刻理解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与类型特征，故而民族地区政府及职业院校领导应厘清普教与职教间的差异、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就业与升学的边界，以类型教育为职业教育办学的根本逻辑进行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办学模式的革新。
第二，树立系统观念，优化办学体制。
健全多元办学格局有利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互补性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状态。[23]在此状态下，民族地区行业企业能直接获得具有特定技术的人才，而职业院校也可以通过特色产业赋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道。并且，丰富职业院校办学形态有助于延伸职业院校的办学空间，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要积极与当地优质企业、民族特色企业、新兴战略企业、涉农企业积极开展双边协作，合作共建民族文化楼、民族技艺室、民族科技园、乡村振兴学院等，致力于服务民族地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等不同领域。
第三，坚持目标导向，提升服务效能。
职业教育要牢牢抓住区域资源这把“钥匙”，对区域资源要素的内涵进行技术赋值，推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在传统与现代的良性博弈中重塑结构，提高其价值转化率或者开发新经济增长点。该手段旨在帮助民族地区跳出由资源产业快速扩张的发展方式诱发的“资源陷阱”，打破资源禀赋带来的“资源诅咒”效应。职业教育具有与民族企业、民族产业行业、民族社区等各领域的合作基础，能按照市场规律合理配置各类资源，促进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在空间内合理流动，盘活闲置资源和弥补紧缺资源，提升各类资源的流动性价值。
（三）把握变量，持续释放职业教育发展内生活力
面对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必须重视职业教育建设中的两个基本变量：“快变量”与“慢变量”，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24]科学处理好“快变量”与“慢变量”之间的关系，方能不断地将外源性变量的输入转化为内源性动力输出，增强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动能。
一是充分借助政策红利的快变量，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注入澎湃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显示出从深化改革到提质培优，再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彰显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的严密思维。现阶段，恰逢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同频共振期，职业教育应顺势而为、应势而变，寻找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共同高质量发展的铆合点，厘清在发展中应该巩固和完善什么，破除和消解什么，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发展举措，如以科教振兴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以产业振兴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以人才集聚增强高质量发展活力、以乡村振兴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等，更要从政策中找到发展的创新方向和正确手段，为当下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二是精准利用民族特色的慢变量，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输送深层养分。慢变量主宰着系统演化的整个进程，决定着演化结果所出现的结构和功能。[24]从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更需要在“慢变量”上大有作为。整体上，职业教育要将民族区域特色内化为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主导方向，精准匹配“优势专业+民族特色+市场需求”，走出民族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新路。从教育体系内部看，职业院校要将民族区域特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目标要与区域产业需求端紧密对接，培养实际生产中真正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内容要紧扣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贯彻绿色化理念，突显民族地区良好自然资源禀赋。向教育体系外部看，职业教育还要将民族区域特色转变为职业教育服务方向。职业教育在各类活动中应充分考虑民族特色，将“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两组关系加以区分和联系，致力于传承、滋养、创新民族特色，塑造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独特品质，打造具有地方文化标识的品牌标志，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化发展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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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Framework and Action Path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LIN Ke-song LIU Lu-lu
Abstract:In the new era, our country has stepped into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 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s professionals.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strategic pivo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Addressing the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d development, so as to form a holistic and high-quality logical framework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the“five dimensions”of interrelated education,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ecology as the core content. It should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riving force of “stock”,“increment” and “variab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n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coupling structure with various development resources in ethnic areas, and design the plan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First, it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ock, improve the existing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second is to optimize the increment,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dvanta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rd is to grasp the variables, and continue to release the internal life for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ethnic areas;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原文责任编辑：谭忠秀]
（本刊初审:刘羽田；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