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路径——基于文化记忆理论

作者:袁梅 邓雅珺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文化记忆理论重点关注记忆、认同与文化延续之间的联系。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作为传承与创新文化记忆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具备实现中华文化永续传承、强化教学铸魂育人功能的独特功效。然而,在实践中,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呈现主体素养参差、内容分散零星、方法单一传统等问题。因此,为实现在教学中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精神命脉,助力培育富有中华文化气质、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时代中国人,依循教学准备、实施、反思进程,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内涵和作用,可以在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中采用树立前瞻性教育理念、创设共生型课程体系、运用组合式教学方法、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与开展文化性教学评价等实践策略。

关键词:文化记忆;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学校教学体系,是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体现,是传承中华文化、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振兴民族伟业的关键途径,更是形塑文化记忆、产生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达到文化自强、推动文化繁荣的必要渠道。民族高校作为融合各民族智慧结晶的文化场域,亦是能够有效延续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实践场域。在民族高校教学中融入优良文化因子,借助共有文化记忆、多元文化场所以及由多民族同胞形构而成的教育合力,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充分激发教学的文化记忆功能,能够更便捷地推促中华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综上,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对现有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与困境进行总结与分析,并依据基本教学逻辑提出一套促成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落地生效的实施构想。

一、文化记忆理论的内涵阐释及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记忆和回忆为主题的研究风气盛行。但随着新型记忆媒介的出现以及人类正常的代际更替,原有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文化储存形式亦遭到猛烈冲击。基于此,为解决以线性发展为中轴的现代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现实需要,[2]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以往记忆理论演变的基础上,从社会和文化相互交融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使记忆的研究从一直以来的生物学视角成功切换到社会文化的释译框架下。

所谓“文化记忆”,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3]是一类摆脱了日常且超越个体间交流的记忆。通过对文化记忆的维护与传承,充分发挥其强大功能,大众可以逐渐习得共通属性抑或个人所属集体的独特性质,以更加清楚地认知群体间的共性与个性,能够进一步实现所有成员共享文化记忆、共塑社会形象、共铸群体认同的美好愿景。其具体内涵可从内容、形式、媒介、时间结构、承载者五方面加以阐释,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记忆理论内涵

一是历史性明确的内容层面,涵括神话传说以及发生在过去的历史性事件。二是固定型的形式层面,是指文化记忆借助文本、仪式、节日等被创建的系统而形成。三是多元性突出的媒介层面,文化记忆兼容了图像性的文化符号和叙事性的文化形式。四是延续性显著的时间层面,文化记忆的时间范围广、跨度大,延续时间长达数万年。五是专门化鲜明的承载者层面,文化记忆拥有专职传统承载者。

与之同时,“文化记忆”要实现其在构建共同体、提供规范性和定型性方面的核心推动力,达成促进和强化身份认同的功效,需要具备存储、调取、传达3个作用。存储是指,以稳固持久的方式将“巩固认同的知识”保存下来这种记忆方式上的诉求;调取是指,这些增进认同的“知识”需要以多媒介展演的形式得到展示,在展演中,文字文本被植入声音、身体、舞蹈、旋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等;[4]而传达则是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实现知识与意识的顺利传递。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各学科依据研究对象与方法,比照文化记忆理论,以文化记忆的内涵、维度、功能、载体等为切入点,积极寻求跨学科研究中新的剖释路径。在文化记忆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记忆理论亦渐渐渗入教育学领域。文化记忆为本,赋予教育施行价值与实然意义;教育为形,给予文化记忆存留空间与发展活力。二者相辅相成,共生共进。整体来看,不乏从文化记忆理论切入的教育研究,主要关注了学校德育、体育、仪式等如何传承文化记忆,但如何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完善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仍缺少相应学理探寻。鉴于此,本文将记忆的文化性与教学的文化性结合,探究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践路径,以期寻得审视民族高校教学的新视角。

二、加强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共同创造、积累的智慧结晶,作为泱泱中华民族沉淀千年的珍宝和各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合集,不仅指向民族的源来,更塑造民族的未来,需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传承与发扬。民族高校自身拥有丰富的民族血统、携带着多元民族基因、汇集着富饶民族文化,作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较为特殊的存在,是各民族共享教育权利的重要场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亦是各民族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园地。在民族高校中,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关键一环,具有维护文化传统、增进文化认同、引领文化行动的文化记忆功能,同时始终扮演着传递科学知识、提升行为能力、培育综合情谊的关键角色。充分利用民族高校特有的人力、物力资源,积极发挥民族高校教学的文化记忆功能,切实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工作,是促使“龙的传人”更加聪慧、家国情怀更为厚实的重要渠道。利用民族高校教育教学平台,把视同拱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早根植在中华民族子孙的血脉里,能够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民族情怀及国际胸怀,增强文化自信,达成“1+1>2”的育人实效,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教育目的。展开来说,可以从文化赓续和铸魂育人两个维度厘清加强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重大意义。

一方面,加强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续传承发展。文化与教学相辅相成、相济相生。从一定程度上看,文化回应教学,教学发展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中华民族的言语惯习、文化传统、情感认同,是课堂教学内容的主要来源;而教学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流,是重塑文化认同、进行文化传承的关键阵地,二者是契合相通、不可分割的关系。加速形成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浸式教学,是遵循国家大政方针的必要,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关键,亦是增进民族感情的要点。

另一方面,加强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有助于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魂育人功能。学校教学,归根结底就是要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5]。而民族高校教学强调在各民族师生、生生思想火花的碰撞中,实现知识的传递与情感的交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见微知著地体现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因子。不断优化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堂教学路径,积极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从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衍生文化行动、增进家国认同,进而添补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一环,培养做好文化传承的“民族人”与服务国家大局的“社会人”。

三、当前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现实滞碍

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新时代背景下,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开展小有成就。但是具体来看,受经济、政治、科技、生态等场外因素的冲击与挑战,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亦不尽如人意。从教学准备、教学施行以及教学评价三个教学阶段来审视,可以发现,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中存在主体素养参差、内容分散零星、方法单一传统等问题。

(一)教学主体素养参差

教学的主体是教师,其在履行“传道授业解惑”基本职责的同时,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作为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施行者,教师的多重素养深刻影响着教学的实效。当前,为适应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民族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团队其民族成分更为多元,且学科素养极佳。已有一批学者凭借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百家讲坛》等品牌栏目向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助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但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并非国学专业出身,且后期教师培训、进修、再成长力度不够,[7]出现教学主体素养良莠不齐的状况,主要表现为以下3方面的参差不齐:

其一,认知素养的参差不齐。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认知程度作为教学活动流畅施行的基本出发点,关乎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的实际收益。据2020年全国31省市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巩固认同的文化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解读不同、意蕴理解不同,理不清文化传统的界限,整体上存在驳杂、模糊、片面的问题,并由此直接导致实践中的各行其是,[8]弄不清文化教学的标准现象频出。其二,教学习惯的参差不齐。教学习惯是每位教师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逐渐养成的,是教师个人的重要标签和特殊属性。加之教师在参与职后培训时,不涉及专门的文化课程,所拥有的教学习惯更是难以转化。如当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教师主要进行的是教育学方面的培训,忽视多元文化教育的培养和培训,[9]致使不少教师在形式、媒介等关键问题上还存在认识偏颇,抑制了文化记忆的调取作用,更是阻碍了教师对于学生文化行动的引领。其三,文化情感的参差不齐。教师个人生活环境与成长背景不同,背后潜藏的是文化记忆的差异与隔阂,带来的是自身所具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的参差,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热情与质量。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很多老师缺乏承担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10],这种文化态度容易带来教师个人在文化传承上“知行不合一”,难以增进文化认同,难以实现文化知识与意志的顺利传递。

(二)教学内容分散零星

教学内容是教与学交互过程中传递的主要信息,作为教学施行的核心要素贯穿教与学始终。民族高校教学内容层面的设计、把握与处理,影响教学文化记忆功能发挥的实际收效,也决定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当前,各民族院校都开设了中华传统文化通论课,以及民族音乐、民族美术、民族建筑等民族特色文化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基本处理好了素质与专业教育、传统与时代内容、民族与世界视域的关系,但在中华文化记忆的转化创新上,教学内容仍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学者沈湘平指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一窝蜂、形式化、碎片化甚至神秘化、庸俗化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11]具体表现为学科体系的欠缺与教材体系的薄弱。

一方面,民族高校文化传承上各类学科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健全的学科体系。[7]尽管民族高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独纳入自身专业教学,抑或融入思想政治、大学语文等课程教学中,但在本就庞杂的专业知识面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变得更为笼统,导致“课程门类孤立化、教育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现象的出现,[12]并且由于各个学科自身性质特点不同、教育规律不同,所取得的文化传承效果也大不相同。另一方面,缺乏适切性高的专业教材,存在教学内容不确定、教学案例不得当等问题。目前,虽已形成诸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等专业著作,但其中理论分析较多、案例介绍鲜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更少,[13]需引入其他教材作为补充。同时,一些民族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大多依据教师的个人讲义,系统性与传承性不佳,暂未完全形成兼具国家性与区域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施展,容易造成知识学习的碎片化及重复性,难以实现对中华文化记忆的系统维护。

(三)教学方法单一传统

教学方法是为实现教学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方式,民族高校教学方法的运用恰当与否决定了文化记忆功能发挥的状态好坏。当前,民族高校教学中虽注重对讲授、演示、练习法等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使用,但是从教育部调研情况看,我国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中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比较普遍,情感传递与理论讲授有机融合的现象鲜有。

教育方法的单一传统化表现在,虽尝试采用多种方法革新教学,但又不可避免地重返以“纯理论讲授”为主导的旧教学道路,且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举步维艰,使教学产生知识与技术的割裂感。目前,民族高校教学中以讲授法为主,基本形成了由“教师”指向“受教育者”的“主—客”课堂教学模式。教师虽以文字、图像等对文化传统、文化行动和文化情感等文化记忆进行象征性的编码及展示,企图发挥诸如超星学习通、“雨课堂”等智能教学工具效用,但却辅之以传统知识背诵式教学。没有打好教学方法的“组合拳”,未能充分利用民族高校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展讨论式、探究式及体验式教学,致使师生互动不足,教育载体的组合运用效果差,极大消磨了教学的深度与实感。单纯的知识灌输容易使学生产生距离感,这种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致使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低下。[14]学生的文化学习基本停留在习得外在事实性知识和归纳概念性知识阶段,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很难步入领会文化性情意和获得应用性知识阶段,在此教学过程中逐渐丧失自身主体性,未能很好地引领文化行动。

四、未来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构想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未来优化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关键点在于——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且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进而搭建一座文化记忆在高校教学中的“立交桥”。通过分析开展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意蕴和现有困局,依据教学准备、实施和反思3个阶段的演进逻辑,结合文化记忆的内涵维度和作用发挥,尝试构建一套强化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具体实施框架(见图1)。

图1 文化记忆理论下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框架

本框架体系由横向X轴(文化记忆作用)、竖向Z轴(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进程)、纵向Y轴(文化记忆内涵)3个坐标编织而成,共同构筑了一个三维空间。其中,包含11个阴影区域,特指可以从文化记忆的内涵或作用出发改进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进程,意在积极回应主体素养参差、内容分散零星、方法单一传统等现有困境,并试图为如何在民族高校教学中更好地嵌入“文化传承”提供定位和借鉴。

具体说来,在实施框架中,教学准备阶段应为促成存储、调取、传达作用的顺利实现提供坚实保障,这可以从内容、时间结构、承载者等文化记忆内涵出发,着眼改进教学的理念、内容和主体;教学实施阶段重在达成文化记忆的调取与传达作用,可基于形式、媒介两个维度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而教学反思阶段则意在考量教学效果,可对标教学传达作用的实效改进文化教学评价体系。

(一)以前瞻性教育理念,引领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方向

文化育人,理念为先。教育理念是教育主体在动态的教育实践和静态的教育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关于“教育是什么”“教育怎么办”等实在问题的理性认识。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待学生发展与社会责任的态度,反映了顶层决策者的价值标准与道德信念,对学校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树大根须深”,理念决定目的,如若希冀自然流畅地在民族高校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首先需在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价值、摆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位置以及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在厘清学校发展历史与自身定位的前提下,树立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关注教学的多重育人价值,[15]为文化浸润课堂教学引航掌舵,指引方向。

具体而言,可以参照诸如中央民族大学“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中南民族大学的“和而不同,宽容开放”的校园精神等展开构念,以大学文化为引领,教育理念既饱含对人和物的包容与理解,又包含着对各民族文化共生、未来共荣的追求与期盼,展示出中华民族“和”的根基,铸就教学文化底色,在教育理念上充分展现民族高校在处理民族关系、文化关系、师生关系等方面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鲜明特征。当每个人都被这种隐性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时,实现存储、调取、传达3类文化记忆作用的发挥,能够更好地维护文化传统、增进文化认同与引领文化行动,整个学校将以此作为教学之魂,实现教学价值观的拓展与融通,多个家庭、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会自发自觉自动地重拾共有文化记忆,形成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产生群体间的共通认知,实现连续性的民族文化生产。

(二)以共生型课程体系,铸造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内核

文化育人,课程为柢。课程体系是由各类课程有机衔接组合而成的共同体,是国家、地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模的具体化,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教育特色,彰显中华民族教育的文化底蕴。当前,民族高校中涉及文化记忆传承的课程体系大都在科学知识传授的方式上做文章,偏重抑或是完全遮盖了课堂教学文化传承的痕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内核被大大削薄。为此,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内容、时间结构层面相适应,与文化记忆的存储作用相契合,在课程体系建设时需要将“发生在绝对的、过去的事件”纳入在内,以稳定长久的形式(以课程、教学的形式)将“巩固认同的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物质与精神层面知识)保存下来,构建包罗万象又和而不同的共生型学校课程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铸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教学内核,为教学维护文化记忆传统做好准备。

创设多元化、文化性民族性兼备的,囊括如《中华文化通识课》《中华传统艺术》等公共必修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3种类型,线下、线上两种形式的共生型学校课程体系,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零碎分散的问题,分层次、分内容地合力熔铸文化育人的教学内核。具体而言,可以借鉴中央民族大学的革新课程体系方法,打破单一民族设置的课程体系,通过成立中国语言文学学部,融汇各系力量,构建立体化、实体化课程体系,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出发点,推进各民族优秀文化研究传播、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营造各民族师生共学共居、共事共乐的良好环境。[16]同时,积极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课程之“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精神”慕课,通过“网络平台+移动终端+文化素养+思政课程”的形式,增进学生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17]此外,可以采用西南民族大学的特色课程建设方式,将新课程改革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融入常规教学,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划”,推动“课程革命”,努力实现文化引领、知识教育、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三)以组合式教学方法,拓展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途径

文化育人,教法为本。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教学方法的正确使用,就没有教学任务的高效实现。教学方法的不同,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学生习得知识程度的差异,带来学生行为方法技能的差异,更会带来学生文化情感态度的差异。在文化记忆领域,是以文字、图像、舞蹈等为载体,将已然被创建出来的、高度成型的节日等作为传承的主要形式而开展的文化传承展演。由此比对到具体教学施行过程上,就需要教师建立独特的教学哲学,突破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除了必要的讲述外,更要掌握新兴组合式教学方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讲授转向实践,从单向度转向多向度,以优化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进而达成引导文化行动效能,增强课堂教学的双向性与互动性,放大文化的辐射力。具体说来,可以通过“对话+研讨+实践+……”的组合方式建立文化教育中的共识,贴近学生物质与精神生活,并努力向“教学数智化”迈进,以多媒介方式演绎教学,全方位调动学生的感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植入舞蹈、音乐、器物等中,为达成开放、自由、互动的主体间的非强制性交往和中华民族共识奠定基础。

例如,西北民族大学全力推进教学方式的转变,从讲授式教学转变为研讨式、对话型、实践性等多元化学习方式,突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方法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性、创造性思维;[18]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亦推出由基础教学、工作室教学、实践教学三部分组成的“三段制”教学方法,“开门”办学,[19]积极开展师生对话、生生对话、生民对话,真正实现“建筑师与人民在一起”,创建一流民族建筑教育,致力于推动中华建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效教学,意味着互动,意味着参与,意味着相互建构。[20]通过组合式教学方法,辅之以多载体、多媒介的形式,发挥文化记忆的“调取”作用,关注人与人间的互动与生成,将教师文化意识与现有教育目标紧密结合,进而丰富文化教学途径,架构完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四)以多元化师资队伍,助力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进程

文化育人,教师为源。诚如涂尔干所言,“教育的成功取决于教师,教育的不成功也取决于教师”。师资力量是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是文化传承的推动力量,更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文化记忆”一般是由专职的承载者来记录和传承的,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顺利开展也需由多元化的专人团队专项负责。如前所述,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实施进程在师资力量上主要面临主体素养参差不齐的障碍。为解决“三不齐”的问题,应积极借鉴譬如中央民族大学编印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行为规范》,北方民族大学出台的《北方民族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细则》等做法,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切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教职工在职培训进修和实践科研能力的双提升,提升“文化记忆”承载者的质量,讲出、讲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故事,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教学进程,辅助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顺畅施行。

一是要扩大民族高校文化记忆承载者队伍规模。吸收多民族优秀人才,建立一支专业知识丰厚、教学能力强大、责任意识牢固的专门承载者队伍。例如,可以组建兼职与全职搭配的教学团队,以“各专业教师为主干,校外专家、文化传承人等为辅助”的形式丰富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教师队伍。二是要提升民族高校文化记忆承载者队伍质量。“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承载者队伍的整体素养决定着教学的文化韵味和品质。恰如美国学者盖伊所言,“教师应该理解学生成长的母文化、学生文化行为所暗示的文化意蕴以及学生之间的文化差异”。[21]由此,需通过教师自身学习和职业文化培训来提升教师队伍的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提高教师的文化认知力与理解力,以便其能够作出理性反思、客观审视和价值判断;需通过职业培训、科学研究等形式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修养,提高教师的文化教学力,拒绝教学中的生硬加塞。

(五)以文化性教学评价,观测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成效

文化育人,评价为紧。教学评价是对教学过程进行的反思与总结,关乎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正确树立办学方向的指南针,也是综合提升学校教学能力的关切点。当前,阻碍我国民族高校教学文化记忆功能发挥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各大民族高校尚未形成指向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综合评价体系,致使文化教学成效难以测评、学生课堂收益难以估量、教师教学改进难以推进。为适应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要求与新形势,亟须建立健全一套既回归生活又凸显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评价体系,以评价引领文化教学的有序施展。从文化记忆的“传达”作用出发,文化教育的评价体系须强调教学评价标准及方式与改革者价值追求的内在一致,须彰显科学精神与文化意志,须兼备参与的全面性与考核的特殊性。

一方面,需做到“两全”,即以全体成员(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甚至整个学校等利益相关者)为评价主体以及以全体成员(学校文化浸润教学的情况、教师文化教学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学生的文化习得情况)为评价对象;另一方面,需配备“三特”,意为3类课程对应3种不同的考核方式。作为教学核心区的《中华文化通识课》等公共必修课程,可以沿用往常强硬的闭卷考试形式,增强学生的文化认知力;作为教学特色区的《中华传统音乐》等公共选修课程,可以采取不计时的线下书写、演唱、作画等灵活考核方式,采用具有包容性的回应模式,拉近学生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而作为教学延展区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与民俗学》等专业必修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可以采用提交论文、现场创作等多样评价形式,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突出学科专业性质,有效发挥学习共同体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能够发出中国声音、吹响民族号角的文化人。由此,将教学评价与文化鉴赏相融合,较为全面、具体、深刻地检测民族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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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in Ethnic Universities: Study Based on Cultural Memory Theory

YUAN Mei, DENG Ya-jun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theor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cultural memory,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universities has a unique effect of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strengthening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guiding studen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universities under practical conditions, such as uneven subject quality, content being scattered and methods being limited and traditional. Therefore, in order to adhere 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genes and spiritual lifeline in teaching, facilitate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new era with Chinese cultural temperament and national spirit, we should follow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Basing on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we can adopt some practical strategie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universities, such as setting up prospective educational idea, establishing symbiotic curriculum system, adopting combined teaching method, construct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staff and carrying out cultural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etc..

Keyword: cultural memory; ethnic universitie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初审:刘羽田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