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拿大是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之一，原住民及其语言文化构成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原住民语言政策经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同化、融合及多元发展），其发展各阶段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以同化阶段为例，其主要目标是尽最大努力“消灭”原住民语言；融合阶段，以“熔炉”政策为手段，实质也是继续“同化”原住民，最终使他们融入白人社会；多元发展阶段，重视原住民的政治诉求和语言权利，使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得到复兴、保护与发展。梳理和分析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的演变过程，借鉴其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语言政策，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文化意识，科学保护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关键词：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科学保护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最重要的信息载体。语言是各民族文化最鲜明的标志，是构成该族文化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出版，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现存人类语言共计六千多种，但绝大多数语言（96%）却只被极少数人口（4%）所使用。多达千种的语言被各大教育体系拒绝、被各大出版物及新闻媒体排斥、被公用场所禁用。原住民语言在历史上更是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与歧视，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作为载体的少数族裔语言，几乎快要消失殆尽[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于该现状，自2012年起，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宗旨就是希望濒危语言能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把它们从即将消失的危险边缘挽救回来[2]。可见，如何拯救和科学保护各国“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研究议题。
语言保护问题，自然离不开各国政府语言政策的支持。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3]。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发展规划属于政府行为，是该国政府旨在促进或阻止某种语言使用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演进，是其国内语言冲突和矛盾的产物，探讨加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原住民语言的态度与语言规划政策的变化，可为我国制定符合国情的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
一、加拿大原住民的身份溯源
北美原住民是世界上拥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是最早生活在北美大陆的居民，因此也被叫作“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无论是在多文化融合的美国，抑或是在多族裔融合的加拿大，就其民族来源与身份而言，原住民都不是由单一成分构成的民族，相反，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社会文化生活。
具体而言，加拿大民族数量多达一百以上，无论种族多样性还是复杂性都十分突出，而多族裔中的原住民更是不同于其他，作为欧洲人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加拿大境内的少数族裔，他们是加国境内最早的族裔群体[4]。按照加拿大1982年实施的宪法，原住民被分为三大群体：印第安人、梅蒂斯人及因纽特人。他们的人数共约120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3.8%左右[5]。其一，印第安人。在加拿大也称呼“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指血统纯正的原住居民，他们是最早居住在加拿大境内的民族。其二，梅蒂斯人。梅蒂斯（Metis）一词来自于法语，意为“混血”。早期的梅蒂斯人是指17世纪中期以来，由来自法国的皮毛商和印第安妇女通婚所生的后代组成，主要居住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萨斯喀切温省等地。其三，因纽特人。因纽特（Inuit）一词意为“人类”，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吃生肉者）”，由居住在加拿大北部地区的民族发展而来。
以上三种加拿大原住民，虽然其居住区域、历史由来和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是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他们都试图解决历史上的遗留问题，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夙愿，努力传承和保护本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化特性，以达到在语言、文化和民族传统方面增强自治权的目的。
二、加拿大原住民语言的发展状况和问题
正如原住民各族群不是由单一民族所构成的一样，原住民的语言也不是一种语言成分，甚至不属于同一语系。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印第安人的语言异于印欧语系内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也异于乌拉尔语系内任何一种语言，故应自成一门独立语系；也有研究者觉得因纽特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但另外一些学者却坚持认为印第安语是因纽特－阿留申独立语系或者是因纽特－印第安独立语系[6]。总体而言，根据目前多数研究者的发现，在加拿大国内，并存着分属十个不同语族的原住民语言，这10种原住民语言又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60多种原住民方言，而其中仅印第安人的语言就有58种之多[7]。
从生活在加拿大的原住民角度而言，语言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印第安人最高权力组织“第一民族大会”（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在一份题为《传统与教育：面向我们未来的愿景》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语言是我们原住民世世代代与造物主的唯一联系纽带，代表了我们的真理、价值、态度和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地位，如果没有了语言，我们的文化将不复存在。”[8]加拿大原住民在语言、文化及社会各个领域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特征，是与其所倡导和推行的原住民语言政策分不开的。首先，印第安人语言的发展。作为印第安人的最高权力组织，“第一民族大会”从1988年开始着手制定本民族的语言发展政策，并于1992—1993年期间取得标志性的成果——印第安人语言政策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20多年来，该委员会致力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其具体目标包括：以原住民社区为基础单位，“自下而上”地提升对原住民语言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印第安学校同时使用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提供教育；设立专项基金，深入研究原住民语言的现状与消失情况，等等[9]。印第安人语言政策研究指导委员会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寻求各种法律与财政资助，以使更多的土著与非土著人投身到原住民语言的复兴与保护中。其次，梅蒂斯人语言的发展。与另外两个原住民族群相比，梅蒂斯人在使用其民族语言Michif方面一直缺乏明确而坚定的语言政策，因此，在其年轻一代中，不使用Michif的人数最多[10]。另外，由于长期资金不足，梅蒂斯人在语言使用的记录与跟踪研究方面进展缓慢。第三，因纽特人语言的发展。因纽特人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发展得益于两个学校组织——位于魁北克北部的卡蒂维克学校董事会（Kativik School Board）和位于西北地区的巴芬地区教育委员会（Baffin Regional Division of Education）。这两个组织负责为半数以上的因纽特儿童提供教育和服务，他们积极主张把原住民语言融合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保证民族语言的发展活力和增长势头[11]。
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论，因为原住民大多生活在保留地上，而这些保留地要么位处偏远落后的地区，要么就是位处极寒的北极，相比于加拿大其他民族，他们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上，还是在经济收入、健康及寿命长短上，各个方面均远远落后，这就更使语言文化保护及发展危机重重、举步维艰。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许多使用人数较少的原住民语言都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现在原住民共有60种不同的语言。然而，在使用这些语言的原住民人口中，只有约29%的人能够以原住民语言为母语进行日常交谈或经常在家使用原住民语言，其人数约为34万。与10年前相比，该人数呈现下降趋势[12]。此外，加拿大境内学校大都规定在校生必须讲英语或者法语，不允许原住民在校园内使用其本民族语言，结果致使最少十种原本在少数族裔中使用频繁的语言消失灭绝[13]。还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现存为数不多的原住民语言中，奥吉布瓦语、克里语、因纽特语这三种语言是最具发展前景、使用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语言。目前，加拿大境内以这三类语言为母语的原住民人口超过两万人。其中，因纽特人的因纽提图特语是最幸运的，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该语言已于1999年被正式确定为努纳武特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14]。对于原住民而言，语言的逐渐衰退及消失，不只侵蚀了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同时也严重抑制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
三、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经验
加拿大政府将语言政策视为基本国策之一，试图通过语言政策的颁布与制定，协调各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化解造成国家分裂的潜在危机。由于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原住民的语言问题始终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因而与英语和法语不同，联邦政府从来没有把原住民或第一民族语言视为官方语言。
（一）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的演变
从1867年加拿大建国，至20世纪后期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的制定，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共经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各有其目的及特征。
同化阶段。1867年加拿大建国后，欧洲殖民势力对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实施的是灭绝政策。殖民者为了达到同化原住民、使他们成为“文明的加拿大公民”的目的，从19世纪70年代起建立起旨在“同化”原住民的寄宿制学校。自1870到1970这百年间，前后有大约15万五岁至十六岁的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保留地，告别父母，背井离乡，到隶属于教会的寄宿学校去接受教育。在寄宿学校里，他们被禁止讲本民族的语言，被禁止举行本民族的宗教仪式，身心也为此备受折磨，有的甚至在校园里遭遇性侵害[15]。同化教育为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带来了危害，其直接后果就是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这两种极端的手段以毁灭原住民学生所代表的语言、宗教、文化及世界观为终极目标。“同化”语言政策的直接影响是使原住民的语言备受摧残，传承困难，在这种环境下原住民文化传统慢慢支离破碎，原住民价值观渐渐削弱离散。历经百年，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同化政策似溶剂一般把原住民的文化印痕一点点洗去，给原住民及其子孙后裔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也受到了原住民坚决地抵制和强烈反抗。
融合阶段。自20世纪40年代始，加拿大联邦政府为化解由针对原住民的语言同化教育政策所引起的少数族裔与英、法两大族裔之间的矛盾，决定实施新的语言政策：“融合”。所谓“融合”实质上就是“同化”的代名词，不过是从直白的表达变得含蓄一点罢了。
从1951年起，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决议把对原住民的教育经费使用权下放，由省级教育部门负责，从而使原住民教育管理成为加拿大主流社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具体措施就是允许原住民学生根据就近原则选择公立学校，与那些英裔、法裔的学生合校学习。“合校”是为了“融合”，即通过教育一体化，让生活在加拿大境内的原住民和白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一起接受教育，以此达到白人对原住民的渐渐“融合”[16]。然而这种“合校”与“融合”却并非是公平的实践，无论是公立学校的教育体制还是教学政策都没有为原住民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这可以体现在语言、智力、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以教学语言为例，英语和法语仍然是主要教学语言，原住民语言被忽视甚至歧视，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方面，原住民语言并没有被“融合”进课程里边，原住民文化也没有被“整合”进教学计划。就原住民学生而言，接受“融合”教育实质上就等同于放弃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与文化。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加拿大原住民想要摆脱白人殖民统治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文明的进步也让加拿大政府愈加认识到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族裔语言，保持各民族文化平等、语言平等、保护国家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国家要想实现和谐发展，首先就要保证各民族平等共处，只有在平等共处这一大前提下，才能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有鉴于此，加拿大联邦政府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从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这一目标出发，决定废弃原来对少数族裔语言的歧视与同化政策，采取与原来截然不同的扶持政策，借由新的价值观取向发展多元文化。新语言文化教育政策在强调英语和法语官方语言地位的同时，承认、保护原住民语言的合法地位。首先，政府高度重视原住民语言教育，以立法形式进行保护。例如，1972年，代表全体原住民意志的《印第安人控制印第安人教育》文件正式颁布，它标志着原住民迈向教育自治的成功一步，为原住民在保留其土著身份的同时参与现代化社会竞争，提供了可能性和发展愿景[17]。1982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1988年继而制定《官方语言法》，两部法案里都规定了公民在接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方面的合法权利。不仅如此，诸如《论印第安语言的合法性》（1990）、《为了原住民语言的公平》（1991）和《为了原住民语言的复兴》（1992）等陆续出台，以法律文件的形式重申了语言文化对原住民的影响与重要性[18]。另外，在支持原住民接受本民族语言文化教育方面加拿大政府还投入了大量经费。1999年，加拿大政府出资两亿加元，专门用于扶植原住民进行传统文化活动和本民族语言教育培训；2006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遗产部门投入四千万加元扶植原住民语言保护项目；2011年至2012年，联邦政府再次出资15.5亿加元，专门扶植原住民小学、原住民中学的语言教育项目[19]。
（二）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的成功经验
在“同化”和“融合”时期，由于白人统治者将原住民视为“教化”和“庇护”的对象，因而他们的语言也被认为是“落后的”和“野蛮的”，致使原住民语言文化遭受到不可逆转的瓦解和破坏。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多元”发展阶段后，加拿大政府开始关注原住民的政治诉求与语言权利要求，为其投入大量的财政资助和法律保护措施，对原住民语言文化教育的复兴及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自上而下”重视原住民语言文化保护，强化原住民母语的地位和作用。为保护原住民语言多样性及发展，加拿大政府为其提供了多项语言支持项目及语言服务，包括出资设立教师培训项目，增设原住民语言文化培育课程，提高原住民教师的母语教学能力；为实施原住民母语教学模式改革，促进原住民母语资源保护，政府为原住民设立了优先起步项目（Aboriginal Head Start）、扫盲行动（Literacy Initiatives）、语言复兴（Language Revitalization）等项目[20]。特别是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联邦政府支持原住民学校把原住民语言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其地位提升显而易见。比如，在努纳武特地区，因纽特语不仅被指定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而且也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有些学校规定小学一、二、三年级完全使用因纽特语讲课，四、五、六年级时学校的课程扩展到因纽特传统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技能、生存知识、传统价值观等领域，且为保证原住民文化原汁原味地传承，要求受聘教师必须是因纽特人[21]；在马尼托巴、阿尔伯塔和萨斯卡彻温等省，克里语被引入到学校教学中。1997年，克里人通过地方立法，通过决议的方式规定“克里语是教学语言，是教师培训的语言”，同时明确克里语书写体系，制定克里语言及文化发展计划，落实编写用于教育用途的克里语教材等事宜[22]。
“自下而上”各级组织积极参与，研究解决原住民语言发展问题。在保护与复兴原住民语言文化的活动中，各级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组织协调行动。例如2003年，加拿大“教育发展优秀协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起一项调查研究，旨在考察哪些因素影响土著学生的学业成绩与进步，最后发表了研究报告[23]。该项研究针对土著教学中争论已久的政策问题、体制问题、课程设置和土著语言保护等问题，重新思考定位，为土著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设性建议。2009年，来自全加拿大的40多位原住民组织代表、各省、各地区的教育部长等，召开了原住民教育峰会，其主题之一就是推动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会议着重指出“语言是第一民族、梅蒂斯人与因纽特人文化的基石，是民族认同不可缺少的内容。”[24]该峰会还提出了涵盖课程设置、文化、师资聘用及师资培训和服务、教学资源等内容的基本框架，以此保护、推广原住民语言。2011年，原住民语言倡议（Aboriginal Languages Initiative）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和推广原住民语言资源，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从2013年起，许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组织、协会和研究会等，每年利用政府提供的资助（共计19亿加元），开展系列的原住民文化教育专项研究[25]，为原住民语言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上下联动”制定语言发展战略，实施原住民语言振兴计划。如前所述，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使用人数较少的原住民语言正在濒临灭绝或消失。为了把某种原住民语言作为第一语言进行推广，同时重新把该语言引入到文化传承当中，在原住民社区有针对性地实施语言振兴计划。主要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从家庭生活到学校教育，再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区，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内，使用、推广该语言；记录和复制原住民的口头文学，保证报刊、音像与其他多种传媒形式均使用该原住民语言；为年轻的家长及其子女提供免费语言培训；在各级别学校中提供免费语言培训；努力营造传统语言的多种语用环境，鼓励开展专门使用传统语言的各种活动；创设各种机会，让那些只会说母语的长者有渠道、有环境跟年轻人展开有意义的沟通；保证政府服务及社区服务都可以使用传统语言；为非原住民提供此方面的跨文化培训等等[26]。
综上，加拿大在原住民语言政策保护方面的成功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原住民的语言权利，维护了原住民要求自治的政治权益，促进了加拿大各民族之间的包容发展，为拯救和保护原住民的“濒危”语言和文化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与借鉴
民族语言是一个国家宝贵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各国少数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还是他们保存和发扬文化传统的有力载体。当今世界，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已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27]。历史经验告诫我们，语言是民族特征中最为敏感的一项，只有语言和谐，才能实现民族和谐与社会和谐；语言不和谐，就会引发民族矛盾，甚至造成社会不安宁[28]。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和意识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和维护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给各国政府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政策经过从同化到融合再到多元发展的历史演变，尽管原住民语言发展仍前途未卜，可毕竟加拿大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与探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与做法，可能给我们带来有价值的启发与借鉴。
第一，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语言文化政策，抢救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大国，其少数民族有55个，但是语言却有80种以上。虽然中国不在全球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带，其语言濒危状况也尚未达到加拿大原住民所面临的严重程度，但至少已有数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例如，2009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满语列为“极度濒危语言”（critically endangered language），标志着我国的满语已经达到了语言灭绝的危急时刻[29]。因此，保护语言多样性、引导语言规范化，成为我国新时期语言政策的首要任务。2013年1月，国家语委正式颁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强调指出：“语言文字事业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30]”，其中“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与保护”成为科学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二，加大国家和地方组织的支持力度，建立双语环境建设示范区。伴随我国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相互交往、彼此依赖、相互依存的格局在加大，程度在加深，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状况越来越少、闭关自守与隔阂对立逐渐消失。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加快，市场一体化加强，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统一、通用、规范的语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即标准普通化的人口在不断增加，频率在不断提高，范围在不断扩大。这种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无论从使用人口，使用场合等方面都在日益衰退和减弱，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在我国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关注少数民族语言、重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环境，也为了保护、维护我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200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拨出专款，用于发展双语教育项目，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分别建立了少数民族双语环境建设示范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设了锡伯语言环境建设培训班，在贵州省举办了苗文创制试行50周年纪念表彰活动和苗汉双语师资培训[31]。这些语言保护政策的实施，不但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使用及推广，还让少数民族成员产生更加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让他们更愿意去适应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社会生活，同时双语教育也有效地保证了他们能够顺利地进入我国现代主流社会，适应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内的主流文化，实现自我发展的美好愿望。
增强全社会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的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2011年，我国政府根据我国语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新变化，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新政策，这是我国在近期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语文国策。“科学保护”主要是突出“保护”一词，也就是不仅要强调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及发展，还要强调对它们的有效保护，这是因为在与强势语言的竞争中，弱势语言更容易出现萎缩甚至濒危，带来更多更棘手的系关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新问题[32]。我们要提升全社会共同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的意识，并且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使不同文化群体拥有平等的体验机会，让他们都能在多元文化中受到尊重，善待和宽容，使中国民族教育、现代教育、传统文化实现和谐发展，达到文化教育平等，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的理想[33]。
总之，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是一项综合而又艰巨的工程，它的顺利进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能让学校和社区承担全部责任，像加拿大处理原住民语言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与管理、“自下而上”的诉求与行动，以及“上下联动”的全民参与都是缺一不可的。因此，我们在制定民族语言文化政策时，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充分参考和借鉴加拿大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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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anadian Aboriginal peoples’ language policies and its apocalypse to China
LIU Xin
Abstract: Canada is one of the nations with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Aboriginals forming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boriginal language policies evolved from assimilation to integration and to multiculturalism, each with a different purpose: assimilation was aimed to wipe out Aboriginal languages; integration used melting pot policy to continue assimilation so that Aboriginals were eventually integrated into white society; only in multiculturalism Aboriginal people’s political and language rights were recognized, with intent to revitalize, protect and develop Aborigi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It is significant to sort out, analyze, and draw upon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order for China to lay out language polic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nhance our national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o protect all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s and culture in a scientific way.
Key words: Canada; Aboriginal people; language policy; scientific protection
责任编辑：张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