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征与困境
作者:李洪修 李哨兵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面临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包括移民数量增长、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经济持续低迷。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广泛性和冲突性特征。与此同时,多元文化教育存在改革流于形式、课程改革困难重重、国家认同冲突等问题。因此急需打破困境、增强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重现多元文化教育的活力。

关键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特征;困境

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盛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应运而生。纵览其50多年的发展,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经历了从激烈冲突到多元认同的发展过程。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会报告中指出:教育机构应该作为重构美国科技领导力及提升国民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有效基站。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如何贯彻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成为美国教育改革发展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社会背景

(一)移民数量持续增长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是世界上接纳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外来种族人口的急剧攀升给美国的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截至2013年,美国的移民总量达到4600万,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移民国家。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表明,除却非法移民以外,自2001年始,美国每年新增的外来族裔移民为88.4万。近5年来,美国各州及各城市也都持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移民数量增长上升的趋势。例如,移民人口增长率为1.69%的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和移民增长率为1.14%的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预计到2020年,公立学校中将有46%的学生是有色人种。[1]大量的移民带来了多样的民族文化和更多的多样化文化需求,美国各民族同其他国家民族间的文化联系变得更加密切,文化的多元并不是某个州的特例,而是范围波及整个美国的不可避免的整体性的趋势。美国延续至今的移民结构和人口的多元化特征使其多元文化教育有了得以生长的土壤,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由于其种族构成的客观要求,其规模宏大、形式多样,影响也更为深远。

(二)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兴起

多元文化教育中的保守主义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有所抬头,又重现了以新教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流的教育思想倾向。2001年,美国国会制定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法案,这是对精英主流文化的倡导,让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学习内容差别更加明显,使其他种族学生的受教育处境更加不利。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学校教育壁垒被破除,门槛随之放开,使更多其他种族的生源涌入美国,冲击着美国原有的受教育人群,教育多元化的呼声未减反增。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大多数州通过了各项法律法案以确立多元文化教育的影响,但所涉及的教育政策并未触及种族问题的根源。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发展至今,是继续坚持多元化的熔炉思想,力求各种族教育机会、内容的平等和均衡,还是削减多元化、保护美国国民特性的美国信念不受危害?这个问题的矛盾性现今越来越突出。

(三)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

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也受制于美国经济发展。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美,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为严重,至今复苏仍然相对缓慢。主要靠个人资金和社会捐助的教育机构发展举步维艰,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多元文化教育发展趋于搁浅。2009-2011年期间,联邦政府刺激方案投入教育中的近90亿美元面临枯竭,有近2/3的院校面临弹尽粮绝的情况。各高校由于资金的削减难以进行更深入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和变革。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实施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美国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在2008年5月提出要削减教育经费,使加州大学课程系统中的中文、日语、韩语等课程被强行停止。同时由于经费短缺,学校中聘用的教师数量也受到影响,致使学生无法按照自身的状况和喜好选择其他课程和教师,给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

(一)多样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始终保持了多样性的特征。

首先,多样化的教育保障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定了《肯定性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也称作平权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要义是采取专门针对少数族群的招生和就业政策来增加他们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政策一直为美国大多数州所采用。1994年克林顿(Clinton)总统签署的《2000年目标》(Goals2000: Educate America Act) 中提出了八项目标,着眼于教育的包容性,强调建立新型的美国学校,明确指出:要消灭少数民族学生和非少数民族学生中毕业率之间的差距,使少数民族学生在各层次教育的分布更接近学生整体人口状况,特别是要大幅增加少数民族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量等。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各大学也陆续实行了“入学特别保障政策”,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入学人数。

但是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政府改变或调整了这项政策,对少数族群的招生和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采用其他平等的竞争模式,来增加他们的高等教育机会。90年代初期,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Pete Wilson)对平权运动发起抗议,认为如果少数族群要一直靠特殊政策来维持平等,那么这种政策会在人的心理上产生自卑倾向,不利于真正的教育平等,会导致所谓的反向歧视。2003年后,德克萨斯州和密歇根州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政策来保证多元化的有效实施。如德克萨斯州制定了“百分比计划”,宣布不再实行向少数民族倾斜的固化的教育政策,将其州立大学3/4的录取名额保留给所有高中的前10%的学生来保证入学种族的均衡,同时保证了白人学生和其他种族学生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密歇根州也根据全州公民的投票结果叫停了公立学校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的系列政策。2013年6月,《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美国人反对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法案》,[2]这就促使了美国多个州县积极探求更为多元的入学政策来切实实现所有种族的教育平等。在2007年的社区学校学生家长诉西雅图学区第一案(Parents Involved in Community Schools v. Seattle School District No.1)和2013 年12月的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后,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小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Jr) 针对种族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提出“结束种族歧视的办法就是结束种族歧视”。[3]因此,要真正保障少数民族的教育平等,就需始终保持更加多样的素质导向而非种族制约的教育政策。

其次,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在美国,非裔、墨西哥裔美国人都保持了强大且多样的文化,包括相异的语言、价值观、行为模式和视角等。相形于以往的教育模式,多样化课程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加入某种变量以具体全面地实现多元文化教育。这些变量包括多样的语言和方言、学校文化和其他隐性课程、学生持有的信念等。[4]多元文化教育是回应社会多样性的大势所趋,美国的各级教育机构及高校提出且试验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多种课程形式并延续多年。[5]截至2000年,63%的学院和大学至少开设了一门其他普通文化课程,并要求学生毕业前必修一门此课程。[6]杜克大学提出了“课程2000”计划,要求学生要学习交叉文化,强调普通教育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程的统一,[7]以此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技能。除此之外,哈佛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规定在本校学习的学生要谙熟至少一种非西方的文化,在课程设置上也开始将其他族裔文化作为核心,将黑人文化、亚非文化提升到和主流文化并行的地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6年实行了着眼于跨学科核心课程的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新高度,加州大学的课程改革委员会(The Curriculum Reform Committee of UCLA)根据对全美本科生的调查显示,修读过跨学科课程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比未修过此课程的更为出色。[8]在这一阶段,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跨学科知识成为一项基本要求,通过涉猎这些不同形式的课程改革,为日趋多元的学生群体创造了有益环境,有助于唤起多种族学生的多元意识,保护他们特有的文化特性。

(二)广泛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打破了不同社会群体、种族和地区等在教育中的限制,多元文化教育呈现出了广泛性的特征。

首先,保障不同民族和种族学生的受教育权。在基础教育阶段,美国开始设立特许学校,以期扩大其招生的民族和种族数量及类别。自1992年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立中学成为全美第一所特许学校之后,迄今为止,全美特许学校已经超过500所,有37个州设立了特许学校,[9]并更多地应用多元文化教学,从而保证了其他族裔学生能受到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有相同水准的教育。在20世纪末期,美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已经接近实现了不同种群全面的包容性,在受教育学生的比例中,包括约28%的其他种族族群学生。

其次,打破地区限制,实行开放的入学政策。美国许多地区,如明尼苏达州、纽约州第四学区和马萨诸塞州,先后实行了开放的入学政策,即各不同学区,无论种族或是贫富差异都可以有平等入学和择校的机会。以纽约州第四学区为例,它隶属贫困学区,种族构成复杂,学生在受教育机会上受制约,在这个学区,大部分的家庭收入较低,在英语语言能力测试中,有10%的学生被认为是“英语水平受限”的水平。[10]1992年,纽约州颁布了全市开放择校的规定,旨在尊重地区差异,促使学生在选择高校时在更大范围内有自由度和自主权,纽约州第四学区的成绩由此也有所提升,成为其他州效仿的典型。此后,马萨诸塞州在2010年同时制定了强制性和自愿性的跨学区选择政策,改变了地区间的不平衡状况。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各大学纷纷效仿这种做法,意图打破地区间的局限性,使身处不同地区的家庭条件差距悬殊的孩子都有平等地进入高校的可能。

再次,保障残障者和女性等弱势群体接受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推进全体社会族群平等接受教育的举措。其一,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引起了更多关注,边缘人群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1990年美国颁布了残疾人法案,破除了残疾学生的教育障碍。各州的教育政策也开始积极关注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1992年,德克萨斯州在奥斯汀举行的全州教育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增加适龄的失聪人群的课程的多样性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鼓励教育工作者开展针对残障人士的课程设计,以满足弱势群体学生的多元文化教育需要。其二,在性别方面,女性上大学的人数逐年增长,且获得了大学中55%甚至更多的学位,女性的专业既涉足传统也涉足非传统的领域,21世纪初,女性在法学院和医学院中的比例占了学生总人数的近一半。[11]

(三)冲突性

虽然多元文化教育依然有着蓬勃发展之势,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冲突和论战从20世纪末就已然开始,多元文化教育显现出了明显的冲突性特质。保守主义者主张对一切非主流的外来文化持抵触情绪,认为美国不应忘记本身的中心主流文化,并表示多元文化教育所提倡的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抑制西方文化的做法终将使美国陷入危机,失去美国应有的国家特性和文化。[12]

在课程内容上,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即白人文化在教育中的去留问题,保守主义者坚持推广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实践,以这种主流文化为基础的课程和学校设计是去中心化的手段,必要的种族主义有利于美国的发展。[13]他们认为,美国需坚守其一元性特征,发扬主流文化。教育应当以白人文化课程为主来坚定美国的国家基础及文化特性,一旦多重文化课程推行开来,将是可能导致美国社会分崩离析的潜在因素。而多元文化主义者则认为,白人文化课程应与其他文化课程平等相待,主张在受教育学生课程设置上要体现教育的多元特性。他们提出,在人文及社会学科的课程设置上,被称为DWEM(即已故欧洲白人男性)著作的欧洲经典名著应当从课程中逐步消失。[14]要让那些从小就被灌输白人优越感的人群融入其他种族文化中去,成为没有种族偏见的公民,就应在课程中逐渐把白人文化和其他亚文化互相融合,造就更为丰富的美国多元文化。

在语言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保守主义者开始抵抗双语教育的推行,兴起了唯英语运动(English-Only Movement),并向国会提交了限制语言的提案,呼吁奠定英语的主流地位,这场运动使“唯英”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保守主义者对其他种族的语言一直持有排斥态度,在印第安事务委员会(The Indian Affairs Committee)的全年报告中,美国的英语被赞扬为“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语言”,而印度语却被视作“野蛮的、原始的方言”。[15]唯英语运动在美国造成的影响极深,直接结果是美国的双语教育严重受挫,有23个州先后制定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令,致使教育中的双语制在21世纪初遭到废止。相反,在保守主义者唯英语运动发起期间,多元文化主义者极力反对,争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在他们看来,双语制有助于纠正民族间的差异感,根据美国的人口结构和种族特征,不仅应当实行双语制,还要大力发扬其他有色人种的语言。语言应当顺应移民数量的发展保持上扬的态势,若“唯英至上”思想被普遍接受,会导致对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产生种族歧视,有碍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利好发展。

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困境

(一)多元教育改革流于形式

多元教育改革在近年来表现为形式大过内容,流于表面化,仅注重政策的制定和方案的提出,在实际操作时远落后于理论。

首先,多元文化师资力量缺乏。即便美国大多数州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开始了变革的步伐,但是直至21世纪初,白人教师在整体教师队伍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学校的有色人种教师仍然相对短缺。当学校的主要学生构成为非主流人群时,教师仍然来自主流社会群体。史密斯(Smith)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提出在所有的教师中86%是白种人,而有色人种的学生却占学校总人口近40%的严重不均衡问题。[16]这个比例表明多样化并没有真正做到上行下效。

其次,教师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解不深入。教师了解各文化差异并有意识地改变对学生的刻板印象是促使多元教育深入变革的关键。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是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有力工具,这种跨文化教学的意识和能力将引导教师在教育中能够从不同角度评价学生,并更具敏感性。[17]然而,许多教师没有经过专业的多样文化课程培训,虽表面接受了改革的要求,实质上面对多种族学生的教学却无从下手。多元文化教育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颇显成效,反而是太过偏向理想主义,所以依旧需培养更为专业化的教师力量。

(二)多元文化课程困境重重

美国的种族主义长期无视有色人种学生的文化学习,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为了满足多样性需求,多元文化需要渗入到课程中去。多元文化课程是传统课程的补充,多元文化教育的质量也有赖于此,然而美国多元文化课程的发展面临多方困境。

首先,课程内容开发较为空洞。在内容上,仅仅涉及一些自我认同或是文化差异方面的内容,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族裔的生存现状。在美国的中小学课本中,常常忽略或只略微提及诸如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等其他群体,[18]以白人为核心、撒克逊文化为主流的课程系统没有从本质上进行改变,导致多元文化教育无法从种族主义的源头上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此外,在多元文化教育中,课程的内容往往只涉及有色人种,把白人学生反而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习惯了白人经验为重点的课程后,当接触到关于有色人种的知识时,感到戒备和陌生感,从而产生抵触心理。

其次,课程的设置有所偏颇。在选择多元文化课程时容易强调本民族文化的利益,对其他文化采取隔离态度,多元文化课程设置面临着如何筛出所需文化类型的抉择。由于受到学生的学习效度和课程的容纳度限制,再丰富的课程也无法将各种类文化传输于所有人。另外,并非每种文化都适用于所有族群的学生,对于文化背景和固有观念不同的学生来说,是不太容易接受其他种族的文化的。在美国,始终有着主流文化作为其主体的现实,若课程内容中不涉及更多的主流文化教育,将会令学生很难适应社会发展。一味地关注少数族裔的文化教育,容易导致知识方向偏移,美国多样文化课程如今在设置上过于关注差异,也容易引起民族差异固化,多元文化教育因而也面临争议。

(三)多元文化教育带来国家认同的冲突

在当代美国社会,种族主义冲突仍时有发生。2001年发生的震惊全美的“911”事件、2014年波及甚广的“弗格森骚乱”等,无不加剧着种族间的隔阂。2014年8月9日,密苏里州发生弗格森事件,这是由白人警察和黑人学生背后隐含的种族主义激化引起的。即便美国推行多元文化多年,但是白人和黑人间始终存在不平等,种族暴力事件反而增多。这表明,美国现存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直接相关,美国不能盲目指望用同一模式改善自身乃至世界的民族问题。[19]弗格森事件是种族问题的缩影,人们对于本族群和国家的自我认同显性或隐形地影响着美国政策的实施和教育的走向。

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将暴力与其他有色人种相联系,教育和文化的包容性反而让他们的种族主义的神经变得更加敏感,并更加从美国的国家认同中分离出去。日益突出的种族矛盾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粘合力很弱,[20]将有可能给国家带来危机。美国现今所施行的多元文化教育仍不足以打破各种族间的隔阂,营造共同归属感。在美国出现内忧外患及多元文化教育受到挑战的情势下,主流文化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缩减,多元文化教育遇到了整体性的阻碍。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面临着风雨飘摇的前景。多元文化教育如何打破困境,增强多元文化教育的共识,重现多元文化教育的活力,是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研究美国的多元式的熔炉文化,可以从其发展现状出发,透视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征并积极寻求解决困境的路径,有助于我们建构教育的多元发展模式及思路,在实践中逐渐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交融,更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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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and Difficulties in America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ince the 1990s

LI Hong-xiu, LI Shao-bing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America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has faced a complex social background including an increased number of immigrants,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and a continuous economic downturn. So it has increasingly pres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universality and conflicts. At the same time, problems of formalistic reform and obstacles in curriculum reform have caused conflicts in national identity.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reak the dilemma and enhance awareness in order to revitaliz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dilemma

责任编辑:农李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