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特点及启示
作者:王建梁 姚林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

要:20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为了消除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间的教育差距,改善提高原住民的就业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联邦政府调整了教育政策重心,重视原住民参与、强化与社区的合作、强调原住民就业导向,将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发展原住民教育工作的重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结合当前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对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教育政策

为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对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需求,以及民族多样性国家内部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自20世纪中后期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在承认、接受、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以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结果公平为终极目标,澳大利亚联邦和各级政府陆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原住民教育政策。在此过程中,澳政府逐步认识到职业教育与培训(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对原住民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职业教育能够为未完成中等教育的原住民学生提供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使之具备基本生活所需的识字及运算能力;其次,通过职业教育课程,获取各层次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学位,原住民学生能够掌握未来就业的核心能力,摆脱就业困难的窘境,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最后,原住民个人的发展将会促进原住民社区经济的发展,增强原住民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20世纪90年代至今,澳政府更加重视原住民职业教育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1)职业教育参与度不断提高。原住民学生在中学毕业之后,更愿意选择职业教育,而不是去上大学。[1](2)原住民职业教育入学人数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人数均显著增长。1996至2008年间,原住民学生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入学人数增长了700%,而非原住民学生的增长率仅为227%。[2](3)原住民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对原住民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六成的学生表示培训后自己的就业状况得到了改善,八成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工作技能得到了改善。[3]综观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长足发展,既是澳大利亚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使然,也是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政策积极引导的必然。基于此,本文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展开研究,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制定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

196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出原住民学习资助计划(Aboriginal Study Assistance Scheme,ABSTUDY),规定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原住民学生均可申请该计划的资助,开启资助原住民职业教育之先河。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容,主要有:

(一)原住民教育的国家政策

1988年原住民教育政策特别小组发布《原住民教育政策特别小组报告》(Report of the Aboriginal Education Policy Task Force),详细阐述了原住民在教育与培训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提出要在世纪之交颁布全国性政策,实现原住民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在入学以及教育结果上的平等。他们对原住民教育与培训政策有以下三点看法:(1)清晰地认识到原住民所面临的教育不平等,应将其认定为澳大利亚教育最弱势之群体:(2)无教育与培训的平等,原住民在经济与就业方面的平等将无法实现:(3)各政党和民众一致认为原住民与其他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4]

基于此,1988年10月,澳联邦政府宣布制定全国原住民教育与培训的政策,次年10月出台《原住民教育国家政策》(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Education Policy,AEP);将发展原住民教育界定为基本国策,提出四项基本目标:(1)原住民参与教育决策中;(2)接受教育服务的平等;(3)参与教育中的平等;(4)平等和恰当的教育成果。围绕四项基本目标,该政策包括21个原住民教育的目标,其中涉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有;目标2:增加教育管理、教师、课程顾问、教师助理、家庭教育联络员以及其他与原住民文化、历史社会和语言教学相关的社区成员中的原住民数量:目标4: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和大学中聘用更多的原住民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服务人员;目标9:使原住民能够享有同非原住民一样的接受技术与继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机会;目标12:使原住民能够有同非原住民一样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和大学的入学率;目标16:使原住民能够有同非原住民一样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和大学的毕业率。[5]

依据AEP提出的发展目标,澳大利亚政府设立原住民教育专项基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资助原住民学生,资助项目主要有:(1)原住民教育直接援助项目(Indigenous Education Direct Assistance,IEDA),共有三个子项目:原住民辅导帮助计划(Tutorial assistance,ATAS),为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阶段和正式培训计划中的原住民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辅导帮助:原住民学生资助和父母参与计划(Student Support and Parental Awareness,ASSPA),主要为帮助适龄原住民学生入学,并为其父母参与教育决策提供资助:原住民职业与教育引导计划(Vocational and Educational Guidance,VEGAS),其目的是为参与者提供职业选择和深入学习提供信息,进而改善教育的辍学率,实现教育结果平等:(2)原住民教育战略性举措计划(Indigenous Education Strategic Initiatives Programme,IESIP),该计划的资金由各州和地区提供,为在大学、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及中小学等原住民教育机构中以通讯方式学习的原住民学生提供额外的财政资助:(3)原住民学习资助计划。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政策

20世纪90年代至今,澳联邦政府对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更加重视,国家培训局(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ANTA)先后出台了三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政策,政策内容也不断细化。(1)《通向技术熟练的澳大利亚1994-1998》(TowardaskilledAustralia1994-1998)明确提出建立原住民培训咨询委员会,为制定原住民相关政策提供参考:(2)《通向未来的桥:全国职业教育和培训战略计划1998-2003》(A Bridge to the Future: 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98-2003)则进一步提出当前应优先解决几个阻碍公平性的问题,关于原住民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提高原住民在VET中的参与率,改善他们的辍学率和毕业率,改善原住民就业状况,利用电脑技术帮助农村或其他偏远地区的原住民使其具有培训的机会:(3)《塑造未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2004-2010》(Shaping our Future:Australia's 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04-2010)明确提出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全纳性,即不分种族、年龄、性别、文化、地域、收入、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健康状况,人人均享有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和机会。该战略首次提出职业教育应尊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化,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来加强原住民的就业能力,进而促进原住民社区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战略

为改善原住民学生的学习成效,提供与原住民文化更为适切的职业教育,帮助原住民顺利就业,为其终身学习创造更负责任的制度,澳政府于2000年推出了首部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专项国家战略———《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学习型文化中的伙伴2000-2005》(Partners in a Learning Culture:Australia’s 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00-2005),提出在和谐、平等、公正精神的指导下,向全体澳大利亚人更新和分享原住民文化,建立一个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愿景。该战略提出了四大目标:

(1)提高原住民在政策、计划、资源和教学决策中的参与度:(2)保障原住民享有同非原住民一样的职业教育参与权:(3)提供与原住民文化相适应的培训内容:(4)加强原住民职业教育、培训、产业以及就业之间的联系,使联系更为紧密。该政策不仅保证了原住民在职业教育中的决策权和参与权,而且从实施过程中融入原住民的文化以及加强校企合作来促进原住民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主要负责规划的制定,原住民培训咨询机构和行业主要负责实施、监督和评价。[6]

为保证目标的顺利实现,同年颁布的《执行蓝皮书》(blueprint for implementation)指出参与并扩大原住民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机会是澳全体政府共同的任务。该蓝皮书对诸目标下的策略和做法做了详尽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了实施各项措施的负责部门。围绕《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的四大目标,对规划的教育目标与策略加以细化和操作化,国家培训局提出13项目标实现策略和60项具体做法(见表1)。此外,《执行蓝皮书》还列举51个已达成“伙伴关系”的实施机构,并详细规定了每位责任承担者应完成的具体目标、截止时间以及所需的经费。这种权责分明、分工细致的责任制使参与各方明确自身的职责而各司其职,保障了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战略规划的有效运行。

表1《执行蓝皮书》目标具体策略和典型做法一览表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Partners in a learning culture: blueprint for implementation[Z].Brisbane: ANTA,2000: 20.

2011年出台的《原住民经济发展战略2011—2018》(Indigen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2011-2018)计划在2011-2014年共投入57.5亿澳元,2014年之后的五年内额外投入5.3亿澳元用以缩小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经济差距。[7]该战略提出要加强对原住民就业准备的支持,帮助更多的原住民获得工作所需的技能以及自信。联邦政府将联合州、领地政府达成了总额为14.6亿澳元的技能和劳动力发展协议,将对VET系统进行改革,使得VET培训内容与就业市场的需求更加匹配,这也将使原住民学习到更为实用的技能。改革将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培训以满足雇主和学生的需求,对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支持使之满足未来工作的发展:增加财政的透明度:更有效率的技能投资,在合适的时间提供适当的技能。

二、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成效

自AEP颁布之后,消除教育差距、改善就业状况成为澳原住民教育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通过多项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相继实施,使原住民接受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大了进步。原住民职业教育的机会得到了保障,参与度不断提高,职业资格证书水平显著提升,原住民的就业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一)参与度不断提高

在多项政策的推动下,原住民学生参与VET的热情不断升温,原住民学生数以及比例双双持续攀升(图1)。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原住民学生数量稳步增加,1997年原住民学生数为38528,2013年则增长为86138,增长率高达124%。原住民学生的比例也有较大提升,1986年只有3300名原住民学生就读于TAFE学院,比例仅为0.3%。[8]1997年则有35000名原住民学生在接受VET培训,在学生总数中的比例也达到2.5%,至2013年约有86000名原住民学生,在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达到4.6%,远高于2011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原住民在澳总人口的比例。

(二)职业资格证书水平显著提升

在原住民参与VET人数不断增多的同时,职业资格证书水平也显著提升。澳大利亚建立了统一、连贯的义务后教育和培训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由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认证的资格证书共有八种,依据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Ⅰ—Ⅳ级证书、文凭、职业研究生证书、职业研究生文凭。更高等级的资格证书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宽泛的工作领域。所以,澳大利亚鼓励原住民学习高等级的职业教育课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愿意选择学习AQF三级及以上等级课程,进而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并从事较好的工作。从表2可以看出,相较于2001年,2012年获得各资格证书的原住民数量有所上升,原住民所获资格证书的质量也有所提高。例如,

图1 1997-2013年参与VET的原住民学生数及比例

资料来源: 1. Saunders J,Jones M,Bowman K,et al. Indigenous peopl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statistical review of progress[R].Adelaide: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 2003 ,12: 2.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tistics: Indigenous students 2013[EB / OL]http: / / www.voced.edu.au / content / ngv% 3A63618. 2015 - 8 - 24.

表2 2001年和2012年原住民AQF等级证书获得者数量

资料来源: 1. Saunders J,Jones M,Bowman K,et al.Indigenous peopl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statistical review of progress[R].Adelaide: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 2003,27: 2.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tistics: Indigenous students 2013[EB / OL] http: / / www. voced. edu. au /content/ngv% 3A63618. 2015-8-24.

2001年仅有10%的原住民拥有Ⅳ级证书,2012年为17.1%,增加了7个百分点。

(三)就业状况持续改善

VET政策促进了原住民参与职业教育,进而大大改善了原住民的就业状况,主要表现在原住民就业率以及就业质量的不断提升,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就业差距逐渐缩小。如图2所示,在1996年至2011年间,原住民男性就业率由31%上升到45%,女性就业率从26%增长到39%,分别上升了14和13个百分点。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男性就业率之比由0.48上升到0.66,女性就业率之比上升幅度略小于男性,由0.55上升至0.69。原住民就业质量也有所提升,他们不再局限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更多的原住民在重要领域从事技术性工作,包括管理者、专家、技术员、社区服务人员、行政人员等等(参见表3)。2006年52%偏远地区原住民男性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工作,2011年则减少为28%。原住民技术员的比例在五年间有所提高,例如2006年共有23%非偏远地区原住民男性是技术员,2011年该数字上升为26%。对原住民的调查也表明职业教育对其改善就业状况具有较大的作用。2004年,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NCVER)在对原住民学生的调查中,87%的原住民学生表示工作技巧得到了提升,并有3/4的学生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商业以及工作的运行机制。另外七成的学生认为培训带来的另一好处就是他们的角色担当能力增强了。[9](P.17)

三、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的特点

“推进教育公平,缩小教育差距”,始终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与出

图2 1996-2011年澳大利亚原住民就业状况表

资料来源: Matthew Gray,Monica Howlettb,Boyd Hunter. Indigenous Population Project 2011 Census Papers Paper 10: Labour Market Outcomes. [R] CAEPR.2013. 5.

表3 2006年和2011年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职业分布表

资料来源: Matthew Gray,Monica Howlettb,Boyd Hunter. Indigenous Population Project 2011 Census Papers Paper 10: Labour Market Outcomes. [R] CAEPR.2013. 12.

发点,通过对不同时期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分析,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对原住民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适时调整职业教育政策重心,以就业为导向,形成了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原住民社区的合作关系。

(一)职业教育地位日益凸显

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推动,在AEP确立的原住民教育长期发展目标下,澳政府对原住民VET的重视程度逐步加深,政策的内容也由模糊变得清晰。在1992年VET国家战略中,澳政府从职业教育的全局出发,立足澳大利亚经济产业、澳大利亚人两个方面提出政策目标,但并未提及原住民职业教育相关内容。而1998年VET国家战略明确提出要实现VET结果公平,仅指出要提高原住民在VET尤其是高资助项目的参与率,降低辍学率,提升毕业率,进而改善其就业状况。2004年VET国家战略提出推动包含原住民在内的职业教育全纳性已经成为了首要目标,对提高原住民受职业教育机会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明确的标识,还首次提出要将原住民的文化融入至职业教育的相关课程之中,以此来提高原住民学生的学习效果。除了VET国家战略中涉及原住民的相关内容之外,为快速推动原住民职业教育实施效果,2000年首个国家层面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出台,同年还出台了与该战略相匹配的《执行蓝皮书》,对原住民职业教育具体实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二)适时调整政策重心

“推进教育公平,缩小教育差距”始终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原住民教育政策的目标与出发点,为保障原住民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已从早期对“量”增长的关注转变为后期对“质”提高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职业教育政策的重心是促进更多原住民学生参与到VET中,不断提高原住民学生数量及参与率的提高,很大程度是在关注原住民职业教育的“量”。比如AEP多项目标提出使原住民学生能够拥有同非原住民学生一样的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权利以及同等的大学参与率与毕业率。1998年出台的职业教育国家战略提出要实现VET结果公平,还提出要改善他们的保留率和毕业率,进而改善他们的就业状况。之后经过十年的发展,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非原住民相比差距依然明显。所以,2000年出台的《原住民职业教育国家战略》所提出的四大目标说明澳政府开始考虑到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特殊性,采取在课程中嵌入原住民的文化等措施,从而实现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结果“质”的提高。

(三)强化原住民的参与及社区合作

澳大利亚学者认为:如果就业培训能够取得长期的成功,那么就需要社区具有优先控制权。[10]注重原住民在教育决策中的作用,赋予其参与教育决策的权利,加强与企业、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形成“产学合作”的普遍模式,是澳原住民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原住民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措施有:(1)在全国、州或领地层面上,普遍任命原住民为原住民咨询委员会成员,安排他们进入州、领地和全国的VET机构决策层,参与原住民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表决。(2)在地方层面上,使原住民能够参与学前教育、学校、VET教育机构和高校的决策,原住民社区在政策、项目、课程设计、内容和讲授方面进行长期的协商,确保培训没有外部机构的强制干预,而是自动嵌入并推动原住民职业发展的。(3)增加各教育培训部门中原住民工作人员的数量。

(四)原住民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

当今时代,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不断改善职业教育已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潮流之一。澳大利亚原住民VET政策目的明确:培养原住民的工作技能,帮助其做好就业准备,进而帮助其改善生存状态。《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提出:“发展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结果,以建立工业与就业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明确提出要以就业为导向发展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所谓“以就业为导向”,就是整个职业教育与培训要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生与岗位需求相适应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澳大利亚十分重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合理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提高原住民学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有效性,帮助更多的原住民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澳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通过与企业、原住民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这种共同参与对落实职业资格确认与就业资格准入制度,对促进原住民学生高质量就业至关重要。

四、启示

通过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梳理,笔者认为在缩小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教育差距没有“灵丹妙药”,对于我国民族教育而言同样如此,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当政策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在参与到主流经济之前做好足够的就业准备,尤其是提高工作技能,才能更好地匹配岗位需求。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析,能够为我国在制定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一)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优先地位

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推进民族教育全面发展”。[11]我国要在保证“民族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有的放矢地去推进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的发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迫切需要民族职业教育的“担当”,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将其置于民族教育战略的优先地位。民族职业教育既能“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够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还可“促进民族地区人的可持续发展”,对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首先,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是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各族人民盼望缩小经济差距、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其次,民族职业教育可以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效克服民族教育自身的低效性和单一性等弊端,使其尽快摆脱人口素质偏低的状况。再次,加强民族职业教育有助于当地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提升其就业和创业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

(二)完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顶层设计

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发展的形势、要求、期待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政策需要更进一步主动积极的完善,方能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满足人民期待。应该主动、系统地组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需求的深度研究,整体规划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弥补当前国家政策盲区,从根本上改变无全国统一的民族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窘迫局面,保证各地在出台政策时做到有章可循,促进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大发展。第一,急需深入思考和分析当前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制约因素,从高位入手抓住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关键矛盾与核心问题。第二,加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明确各方的责任与义务,努力做到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靠得住、行得通”,保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第三,提高少数民族在制定和实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中的参与度。少数民族有其特殊性,应充分考虑民族地区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聘用部分少数民族专家作为顾问提供政策咨询,保证民族职业教育政策能够因地制宜地适用于当地的发展。

(三)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民族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首要任务是要满足学生个人以及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一,聆听并瞄准民族教育需求,确保学习环境、课程结构和学习内容与少数民族文化相适应,通过关注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进而改善民族职业教育的过程来提高教育成果。第二,以工作需要为指挥棒,坚持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为基本的教育理念。积极与企业展开校企合作,了解和分析当前企业对学生技能的要求,使得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在当地就业,减少人才流动的成本。第三,在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上,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在未来工作中操作技能的培养,而且需要着力培养学生信息处理、团队合作、组织计划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才是学生的安身立命之本。职业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短期内能够帮助其顺利就业的职业技能,更要帮助其培养不断自我发展的能力,毕竟没有什么职业技术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四)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教职工的多元文化意识:适当增加少数民族教职工数量。一方面,某些少数民族学生与教师的冲突源于对双方文化的不了解,所以应增进包括领导、教师和职工在内对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理解,使之能够更多地了解少数民族学生。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将会使职业教育上升到另一个台阶。不定期地选派教职工进入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如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进行多元文化的学习。另外一方面,招聘更多的少数民族进入民族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当前在我国职业教育中民族教师的比例远低于少数民族在校生的比例。2009年,全国普通中专、成人中专和职业高中的少数民族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6%、5.13%、4.5%,而少数民族职工数比例则为6.22%、4.92%、3.56%。[12](P.435-437)少数民族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尤其是在语言与文化上的特殊性,因此少数民族教师更能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需求,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克服学习以及生活上的困难,为其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国可制定优惠性政策,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方式吸收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进入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聘用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和能工巧匠,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教学培训,合格后将其聘为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协助完成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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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Australian Indigenous People

WANG Jian-liang1,2,YAO Lin1

Abstract: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tarted to consider indigenou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 issues after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Policy had been taken effe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indigenous younger generation,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made a series of laws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VET.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 indigenous VET policies: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policies: and summarizes their experienc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s and bring inspi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Key words:Australia: indigenous people: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责任编辑:吴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