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已将扶贫视为一种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因而进一步强调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民族教育在脱贫攻坚中肩负着重大使命，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以脱贫攻坚为取向推动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直接举措是：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各类成人教育，提升贫困人口综合素养，繁荣民族社区文化；积极推进大学资源服务民族地区发展，将知识送到边疆农牧区；支持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反哺家乡。从可持续的脱贫目标来看，民族地区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切实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广泛开展生涯教育。民族教育还应解决脱贫攻坚中更根本的问题——激发民族贫困地区社区和个体发展的内生动力，重视被扶贫者的尊严。
关键词：扶贫；脱贫；新发展观；民族教育；文化多样性；内生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经验表明，要帮助贫困人口真正实现可持续的脱贫，不能只是一时给予财物上的资助，甚至也不能只是授之以一种赖以谋生的本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1]。这意味着，我国的精准脱贫有其新的重大意义。其一，脱贫不是解决贫困人口增加收入问题的短期政策或工程，而是要实现贫困人口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其二，脱贫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全面的人力资源开发，即广义上的教育问题。
民族地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这给民族教育提出新的重大课题，也是民族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宝贵机遇。要适应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就需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观，系统思考民族教育与精准脱贫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如何通过民族教育的改革发展培育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新时代扶贫事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
如上所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实质上是要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一种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判断世情国情，提出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阐述我国的发展观。他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发展，让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我们要促进创新的发展，让发展潜力充分释放[2]。上述思想不仅是我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也与国际上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研究有相通之处。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受会议委托，在深刻反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教训、以往经济取向发展观的利弊后，撰写了题为《新发展观》的总结报告。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3]。
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新发展理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强调文化对发展的意义，珍视文化多样性。佩鲁认为，社会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大背景之中，现实的人和任何经济单位都是历史形成的文化环境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4]。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组织多国专家学者撰写了报告《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这份报告指出：文化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未来的发展概念的应有之义[5]。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进一步将文化提高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与发展关联的文化，不是抽象的文化，也并非仅仅指现代科技等所谓“先进文化”，还包括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这是因为，文化多样性不但能使人类开发多种环境资源，缓解生存和生态压力，而且能促进物质交换和情感交流，保障个体与自然及社会和谐共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指出的：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还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7]。
无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应对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的资源宝库。任何民族的文化流失或中断，都是整个人类的损失。所以，必须克服对民族贫困地区传统文化漠视的倾向，尤其是要反对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污名化”。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8]文化是需要交流、变迁和创新的；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互鉴有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创新[9]。创新不可能是无本之木，要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
三、直接举措：拓展各类成人教育，推进大学教育资源服务边疆
民族教育的改革发展涉及各层次、各类型的教育。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是较为直接的举措。大力发展各类成人教育，提升贫困人口综合素养和社区文化。成人教育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是有效开发现有人力资源最直接的手段，可在教育脱贫攻坚中大显身手。然而，过去一段时间里，民族地区因普九攻坚的繁重任务，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牧区的成人教育。其实，历史证明，过去的扫盲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等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为民族地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农村牧区的成人教育当然要超越过去的扫盲和技术推广，要有整体性，关注贫困人口生活品质和社区文化全面提升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0]我国杰出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认为，要“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扶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克私，培养团结力”，要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全面推进农村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整体建设[11]。
大力推进大学资源服务边疆，将先进适宜的知识送到边疆农牧区。知识分子切实与工农相结合，是新中国农村建设的宝贵经验。当前，我国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这一经验对教育脱贫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高校师生是极为庞大的智力资源，他们可通过合作研究、参与当地脱贫项目、开设成人教育课程、专业实习、假期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志愿者活动等方式，把科学技术送到边疆民族地区，并参与针对当地贫困人口的成人教育活动，直接服务教育脱贫事业。
特别是，要大力支持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反哺家乡。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12]。今天，边远民族地区日益具有后喻文化的特点，即新的科技和知识大量出现，老一辈人难以有效地自主学习这些推动社会急剧变迁的新知识，但是可以由年轻一代将有助于脱贫的知识文化传递给其父母和乡亲。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真切了解自己的家庭状况和家乡风俗，这不仅有助于新知识有效地“接地气”和“进家门”，而且有助于高校学生学以致用。
四、间接举措：在基础教育中切实开展生涯教育和职业教育
唯有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民族地区应切实发展和完善基础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生涯教育和职业教育，间接服务脱贫攻坚，即避免未来产生新的贫困人口。
大力发展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从长远看，民族地区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优化中职学校布局，重点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点的职业学校，加强符合民族特色优势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特色专业建设，建立健全分类分专业的中职学校生均经费标准，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实现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职业技术培训全覆盖。
切实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在民族地区中小学广泛开展生涯教育。关注个体生涯发展指导，是当今学校应具有的重要职能。潘光旦先生早就倡导“位育”思想，其中的“位”是说每个人都要各安其位，即“安其所”，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这样社会就有了秩序；“育”是“遂其生”，即在自己的位置与环境中发育成长，社会就有了进步；教育如不能使人安其所，遂其生，那叫办学，不叫教育[13]。当今不少中小学校的应试教育倾向，无疑会阻碍大多数学生的知行合一与生涯发展，对本就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教育更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广泛开展“安其所，遂其生”的生涯教育。
五、更根本的问题：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民族文化和个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4]。党和政府近年来的相关文件尽量用“脱贫”取代“扶贫”，尤其是强调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个体有脱贫的内生动力，方可高效且可持续地发展。而内生动力的培育，无疑是各类教育理应承担的职能。这里的内生动力大致可分为群体文化和个体心智两个层面。
激发文化层面的内生动力。人们容易将贫困简单地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忽视了文化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贫困个体都承载着先辈的积淀和家乡的人文资源，因而扶贫不可忽视贫困地区的本土文脉，要注意激发当地文化的内生动力，以其为总体发展的人文土壤。
激发文化层面的内生动力，首先要树立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扶贫和脱贫活动中，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此外，内地学校也要切实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大力宣传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帮助学生科学全面地认识各民族的文化，切实消除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偏见、歧视。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良好的机会和条件。
其次，智力扶贫和教育脱贫中，各类学校在开展教育教学和培训活动时要将民族传统文化视为宝贵的源泉和资源，充分重视民族地区自然人文资源的比较优势，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生产、技艺传习基地，以切实帮助当地可持续地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产业。
再其次，各类学校要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为当地群众脱贫提供智力服务和精神力量，切实帮助人们实现自主的文化发展和创新，接受健康文明的新的生活方式。
最后，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各民族相互学习，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交流。不能机械地为了保存一时的具象文化而忽略人的生存和发展。应注意的是，一个民族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是为了接受“同化”，而是要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内地支援边疆民族地区，不能只为了达到经济指标，而忽视其文脉之发展，应包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帮助当地传统文化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发展与创新。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本就是民族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不能只是为了经济开发或发展旅游业而传承，而应通过文化传承提升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心智水平和精神气象。
培育个体层面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这一概念最初为经济学使用[15]，后来为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所借用，有了新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内生发展战略》一书指出，内生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虽不排斥外来合作，但更重视内部的自力更生；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16]。培育内生动力，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扬自强自立精神，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克服万难、实现巨变的宝贵经验。在教育实践中，我们要重视培育学生的自信心，使其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拥有自己的梦想，敢于自主创新，从而增强其主体性。同时要看到，个体兼有“小命”和“大命”(文化之命)，强化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利于增强个体发展的内生动力。还应注意，内生动力是新兴概念，且最初由经济学领域使用，因而我们要运用民族教育学、民族心理、区域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前沿知识，进行整合性分析。
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思考扶贫与尊严的关系。尊严是个体身心强健、生命潜力充分发挥、全面发展的基石，某种程度上是比物质贫困更根本的问题。个体的贫困应由谁来界定？扶贫活动中如何保护贫困人口应有的尊严？人们常说，部分贫困群众有“等、靠、要”心理，那么这种心理是他们生来如此，还是有外部原因？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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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文明，腾艳华. 新型城镇化：农村内生发展的理论解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86-92.
责任编辑：吴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