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重认同和谐共生，表现为二者协同性和差异性有机统一。对双重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有利于揭示和证实这种共生关系。本文以广西边疆地区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法对双重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在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均存在影响双重认同协同性和差异性的因素。文章最后结合调查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教育启示，并构建出因素对双重认同的作用机制模型。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协同性；差异性；广西边疆地区
一、研究综述
在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背景下，个体的认同结构具有双重性，甚至多元性。双重认同现象在民族边疆地区非常普遍，即个体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或族群)认同。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其中有三十多个民族属于跨界民族。各民族所处地域不同，风土人情和行为方式存在鲜明的民族特色，即各民族文化存在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构成了个体民族认同基础。文化核心是某些结构性观念。［1］不同民族文化虽然不同，但均属于中华文化，均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个体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化育了个体的国家或中华民族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构成了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
双重认同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边疆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2][3]从文化心理角度，我们可以对双重认同的内在关联进行新的诠释：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在特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具体投射，它受本民族历史文化制约，体现了国家认同的民族特异性；而国家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高度整合与统一，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有机整合。以语言为例，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文化的一个条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前，各民族内部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都建立在本民族语言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语言为各民族成员认知自己、他人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表现。根据研究者最近提出的新语言关联假说［4］，即语言塑造大脑、影响认知及建构民族，我们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早期，由于受本民族语言的影响，民族成员对本民族认同强，对国家认同弱。个体的国家认同成分构成单一。具有较强的民族特异性。然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跨民族接触和交往的深入，不同民族成员有了共同的经济活动及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各民族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欣赏，甚至吸收内化民族间的优秀文化，这使各民族逐渐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这时，个体的民族认同相对较弱，国家认同较强，后者的成分结构比较复杂，具有高度整合统一的特点。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从个体的国家认同由弱到强，认同结构由单一、具体到复杂、抽象，由被动到自觉的整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有研究者指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共生与交融关系是难以改变的，这既是现实，也是未来。［5］但是，从民族发展史来看，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族群身份的知悉和接纳态度。［6］国家认同是公民对祖国历史文化、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和国家主权等的认同。［7］双重认同不仅在认同基础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认同心理上也存在协同之处。一方面，二者均属于个体对群体归属的心理活动，具体表现在个体对群体的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四个基本维度。另一方面，双重认同存在差异性，具体表现在认同对象、来源等方面。例如，在认同对象方面，前者认同对象范围较小，往往只集中在某个特定群体，后者认同对象范围大，具体而言，指整个中华民族。在双重认同协同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研究者形成了双重认同关系的两种基本观点，即共生论和冲突论。冲突论强调两种认同之间的差异性、失谐甚至冲突。研究者从二者冲突的表现、原因、解决对策及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共生论则认为两种认同相互依存、互为基础，具有同一性、统一性，可以共生甚至整合。研究多从共同性表现、统一基础、整合基础、中介纽带、关键变量、途径、路径等方面进行论述。
双重认同之间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体现在影响双重认同的具体因素，及各因素作用于认同的机制等方面。通过编制标准化测验工具，我们不仅可以对个体的双重认同强度进行度量，还可以进一步找出双重认同的因素影响，并对各因素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往研究发现，性别［8][9][10][11]、年级[12][13]、年龄［14］、父母的民族身份［15］、学历(教育程度)[16][17][18］、少数语言熟悉度[19]、汉语熟悉度［20］、居住地[21][22]、双语教育[23]等因素均可以影响认同，但是，以往研究者对各因素影响双重认同表现出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些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研究，对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探讨也不够深入。对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及二者关系形成和发展规律，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处理双重认同关系提供实证支持。例如，何朝峰和罗之勇研究发现，性别、父母民族身份及母亲文化程度均会影响双重认同，但“是否会仫佬话”和“是否生活在仫佬族聚集区”只对民族认同有影响，对国家认同没有影响。[24]本研究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因素(或变量)来源，把双重认同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状语熟悉度、汉语熟悉度)、家庭环境变量(包括父母学历、职业、家庭居住地)和学校环境变量(课程教学结合民族文化程度、民族文化了解渠道)。同时，为了衡量各因素影响认同的强度，本文引入效应量(η2)指标，效应量越大，说明该因素影响强度越大，反之越小。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与越南4省17县毗邻。中越1595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周边区域分布着8个边境县，约250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200万。在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还广泛分布着族源相同、语言和文化习俗相近的跨界民族，其中人数较多的是中国壮族和越南侬族。认同是个体不断探索和承诺的结果，青少年时期是民族认同发展的关键期。［25］本研究以与越南接壤且距边境线20公里以内的广西龙州、宁明和大新三县青少年为调查对象。通过采用标准化问卷对当地青少年的认同现状进行测验，找出双重认同协同性及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协同作用本文界定为，某变量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差异性指某变量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只对其中的某个起显著性影响。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是1059名中小学生，其中98．1%为壮族。样本分别来自距离越南边境线20公里以内的大新县、龙州县和宁明县。样本基本信息见表1。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双重认同进行度量，为减少跨文化差异，民族认同问卷选用秦向荣和佐斌2007年编制的《民族认同问卷》，该问卷采取6点计分，问卷结构分为民族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4个因子共24条目，解释总变异量为59．28%。问卷a系数为0．9021，情感、评价、认知、行为四个因子a系数分别为:0．8781、0．8649、0．8502和0．7805。国家认同问卷采用柳翔浩2013年编制的《国家认同问卷》，该问卷采取5点计分，问卷结构分为国家身份认同、国家历史认同、国家传统文化认同、国家政治制度。
数据采用SPSS15．0版本软件进行处理。在统计分析之前，对个体的原始数据进行筛查，个体得分在平均数两个标准差范围之外的用平均数进行填充处理，剔除后问卷的有效率为95．56%，共1012份。数据分析时主要采用的统计方法有方差分析和多重回归分析。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变量的分布比例
三、调查结果与统计分析
（一）个体特征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
本文统计分析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壮语熟悉度、汉语熟悉度、民族舞蹈和体育等民族艺术熟悉度共六个。经多重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前三个变量均可以显著地影响双重认同，表现出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后三个变量只对某一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对另一认同无影响，表现出双重认同的差异性。影响协同性的三个因素中，状语熟悉度和民族舞蹈体育熟悉度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强度最大，而汉语熟悉度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强度最大。影响差异性的两个因素中，年级和性别只对民族认同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只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见表2、表3)。
表2个体特征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效应
表3个体特征对双重认同的差异性效应
（二）家庭环境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
本文统计分析的家庭环境变量包括父亲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居住地共三个。经回归分析发现，母亲职业对双重认同的影响具有协同性，后两个变量对双重认同具有差异性。协同性影响因素中，母亲职业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强度最大。差异性影响因素中，父亲文化程度和居住地只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见表4)。
（三）学校环境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
统计分析的学校环境变量包括课程教学结合民族文化程度和民族文化了解渠道。经回归分析发现，前者可以协同地影响双重认同效应，后者可以差异地影响双重认同效应。协同性双重认同效应中，该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强度更大。差异性认同效应中，该变量只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见下表5)。
表4家庭环境对双重认同的影响
表5 学校环境对双重认同的影响
四、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分析
双重认同是个体在后天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群体归属倾向，其产生、形成和发展受主客观因素制约。以往研究者虽然初步对双重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是并不系统，也缺乏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此外，受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条件等具体条件限制，不同研究成果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具体的时空情景对认同进行研究，同时应进一步明晰不同因素对认同的作用机制和认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服务实践教育。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个体对隶属于不同群体的两种基本认同形式，这两种形式关系复杂，简单来讲，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一）个体特征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本研究发现，状语熟悉度、民族舞蹈等民族艺术熟悉度及汉语熟悉度三个个体特征变量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显著协同认同效应。语言、舞蹈和体育均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双重认同可以因文化认同而一致［26］，且可通过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使双重认同度得到共同提高。这种文化既可以是本民族文化，也可以是国家文化。三个因素对认同的作用强度及作用机制如何？效应量结果表明，当文化与本群体相对应时，群体认同会更高。例如，个体对民族文化认同导致对民族认同效应大于国家认同，对国家文化认同导致对国家认同效应大于民族认同。这说明，对民族文化认同可以直接作用于民族认同，国家文化认同也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是否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认同呢？效应量结果进一步表明，当为民族文化认同时，青少年对双重认同影响相当，而当为国家文化认同时，相比于国家认同，青少年对民族认同度较低。这可能间接说明，民族文化认同通过民族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国家认同的程度更大，但国家文化认同通过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民族认同的程度较小。换言之，提升国家认同教育，存在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国家文化认同教育直接提升国家认同；二是通过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提高民族认同的同时间接提升国家认同。
通过对年龄和年级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存在差异效应。表现为年级只对民族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年龄只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民族认同随年级而提高，随年龄也有上升趋势（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国家认同随年龄而下降，随年级也有下降趋势（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杨鹍飞发现的“年龄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呈现‘正U型’，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呈‘倒U型’”[27]的结果类似。随着年级和年龄增加，个体文化素质显著增加，他们的知识结构主要分为，本民族文化知识和国家层面文化知识两部分。虽然学校位于民族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校更重视国家层面的文化知识教学，相对忽视本民族文化传授。这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反认同，导致民族认同提高，国家认同相对降低；但当对本民族文化有较充分认知后（中老年），相比民族认同，他们国家认同水平反而会更高。这也间接说明，在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
综上所述，个体特征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和差异影响效应说明，加强对民族文化认知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民族认同，同时也可以间接增强国家认同。但对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的提升，虽会直接提高国家认同，但民族认同并不会相应增强。因此，我们在开展国家层面文化教育的同时，不仅不能忽视民族文化教育，反而应把本民族文化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二）家庭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会采取不同策略进行社会适应，这些策略通常包括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其中整合策略指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很适应；分离策略指对本民族文化适应，但对主流文化不适应；边缘化指是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不适应。［28］对家庭环境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母亲职业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显著的协同认同效应。效应量结果分析表明，母亲职业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程度大于民族认同。以工农为职业背景的家长，对应青少年双重认同强度均大于其他职业(如经商等自由职业)背景家庭的青少年。其原因可能是，职业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可以反映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工人和农民为职业的劳动者相比，自由职业者的社会关系往往相对不稳定，他们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适应，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间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社会适应策略，无形中使他们处于“文化边缘人”状态。由于青少年与母亲存在较深的联结，他们的文化适应状态受到家长影响，导致认同度偏低，尤其是国家认同。
对父亲文化程度和家庭居住地两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存在差异效应，表现为两变量均只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对民族认同无显著影响。与居住在乡镇和村屯的青少年相比，居住在县城的青少年国家认同更高，但民族认同并无显著差异。本研究发现可以理解为，生活在县城的青少年主要采取整合策略，即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均保持较高程度认同，而生活在乡镇和村屯的青少年，他们主要采取分离策略，即与国家认同相比对本民族认同较高。同时，父亲文化程度会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他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培养青少年的适应能力，从而使青少年较好地适应不同文化背景。［29］这也就能够说明，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文盲)的父亲相比，父亲文化程度相对高(初高中)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在具有较高民族认同的同时，国家认同也更高。综上所述，家庭环境变量主要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文化适应策略，间接影响他们的双重认同。
（三）学校变量对双重认同的协同性和差异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对学校环境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课程教学结合民族文化程度变量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显著的协同认同效应，经常接受结合民族文化教学活动的青少年，他们的双重认同均显著高于未接受的青少年。效应量结果进一步表明，该变量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大于国家认同。这说明，学校教育是学生增强认同的重要场所，青少年可以通过接受民族文化的教学内容，提高认同度，特别是民族认同。对民族文化了解渠道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只对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对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提升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信息渠道，主要是来自除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社会生活环境。总之，学校相关变量结果说明，学校可以通过有效开展民族文化的课堂教学活动，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特别是民族认同；同时，我们也应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文化氛围)，积极地影响青少年，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度。
五、双重认同作用机制模型和教育启示
本研究通过实证问卷调查法，相对系统和客观地比较了广西边境民族地区青少年双重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因素作用认同的机制，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边境民族地区双重认同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文化认同在影响因素和认同(双重认同)间扮演着中介桥梁作用。但是，各因素通过文化认同影响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具体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个人因素，如状语熟悉度和年龄等，主要通过民族文化认知影响民族文化认同。学校因素与个人因素相比，还通过国家文化认知影响国家认同。但是，家庭因素则主要通过青少年在不同文化环境下采取的适应策略影响文化认同。社会因素主要通过社会大环境(国家文化氛围)影响对国家文化认同(模型见图1)。
图1双重认同作用机制模型
本研究对于边境民族地区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有重要启示:一是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化教育，应该把民族文化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因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不仅可以提高民族认同，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家认同；二是重视在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家庭对儿童认同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流动家庭，他们的社会融入、文化适应情况均会影响国家认同及民族认同；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宣传，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国家文化氛围，提升青少年国家认同；四是学校依然是培养青少年双重认同的重要场所，民族地区应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和国家历史文化教育，在青少年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把握他们对文化教育的不同心理需求，使认同教育更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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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Contributing to Dual Identities: Based on theSurvey in Three Ethnic Counties in the Sino-Vietnam Border Region，Guangxi
OUYANG Mingkun ZHONG Haiqing
Abstract:Harmoniously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depends on the unity of collaboration and heterogeneity. The in- vestigation into the effects on dual identities could reveal the observed symbiotic phenomenon.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f three ethnic counties in the Sino- Vietnam border region，Guangxi Province，shows that Zhuang adolescents’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have both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on and heterogeneity，which are embodied in three types of variables，namely personal variables，family variables and school variables. The mechanisms of these variables on cultural identity are different. The personal variabl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ethnic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rough ethnic cultural cognition，the family variables through cultural adaptation，and the school variables mainly through national cultural cognition. Finally，this study sets up a model to explain how Zhuang adolescents’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re affected by the a- bove variabl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Coordination; Heterogeneity; Guangxi Border Region
责任编辑：程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