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团结教育逻辑包括认知逻辑、过程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从认知逻辑层面上看，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逻辑起点是单一民族文化认同，进而拓展为区域民族文化认同，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过程逻辑。交往主要是人员交往，交流主要是情感交流，交融主要是文化交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递进逻辑关系，人员交往是情感交流的基础，情感交流的积累奠定文化交融的根基，文化交融牢固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的认知逻辑和过程逻辑生发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逻辑。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应该以民族文化交融为逻辑主线，从心理、教育、管理维度构架民族团结教育运行机制，打通课程整合、资源整合、师资整合和方法整合等“四项整合”的实践路径，构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关键词：民族团结教育；逻辑；认知；过程；实践
民族团结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校德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团结教育一直贯穿于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工作的整个历程。”［1］进入21世纪，各级各类学校广泛、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专项教育，有关民族团结教育方面的讨论、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研究也潮汐相随。尤其讨论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之文章颇多，有学者认为，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是多民族的国情及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需要，也是复杂的国际形势的需要，同时是青少年的成长规律的要求，对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2］探讨民族团结教育本质内涵及内容之文献亦多，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民族团结教育是为了促进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相互理解和尊重、团结友好、和谐生存和共同繁荣进步而对全体国民实施的教育。［3］谭玉林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体现为三个层面：在国家合法性层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教育；在认知民族事务、处理民族问题层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宣传教育；在引领民族交往、改善和发展民族关系层面，进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教育。并将民族团结教育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教育为宏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不分裂中华民族教育为中观教育；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教育为微观教育。［4］这种论述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是比较全面的，而且层次也分明，然而概括的内容显得很宽泛。综观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基本观点是相同或相类似，仅在视角的表述或范畴的宽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共同特点是均为“高大上”的理论研究居多，即基础性理论或宏观层面理论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对于指导实践活动缺乏恰切性。有些问题研究看似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有关系，但关系并非密切，是一种间接性联系，而且非常疏远。因此，有些理论研究属于讲很多正确的“无用话”，对于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来说，基本上无有效指导意义，即缺乏实操性。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迫切需要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及其成果。
从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来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是一项专项教育活动，并非学科教学，教育过程较长，载体丰富、形式方式多样，从教育时间和空间上都比较分散，如果没有“精准”的理论指导，将出现明显的机械式原理性知识传授的教学现象，缺乏体验认知，而使得“内化”不畅、“消化”不良，必然导致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针对性不强和实效性较差的诸多问题。比如，现实中的教育工作者难以抓住民族团结教育的逻辑主线；教育政策制定者也困于准确把握民族团结教育本质属性与实践关系。又如，有的地区和学校对民族团结教育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有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存在误区等。［5］出现如此多的问题正是科学研究不“精准”、不“适用”导致的。教育活动有其规律性，并存在着其内存的逻辑关系，民族团结教育也是如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环节，或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途径，民族团结教育都应有属于它的逻辑规律性。为此，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本文试从文化认同、文化交融、文化教育三个维度进行逻辑思考，探寻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主线，探索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民族团结教育的认知逻辑
人与人之间、族际之间真实的团结并非生成于真空，而是建立在某种真实的认同之上。民族团结主题中，这种认同或者认同的对象指向许多事物或内容，但最主要的应该是聚焦于对文化这一集体记忆认同的关键点上。体现集体记忆的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得以实现、维持和持续的重要基础。将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视点置于真实、广泛的中小学教育场域上，并坚守认同这一概念中内隐的、最原始的心理学动力机制，仍可以寻觅出中小学生之文化认同的心理认知逻辑。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构成是“多元一体”格局，即56个民族文化组成中华民族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各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构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6］也就是说，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各民族学生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建立在对比较稳定的对本民族以及区域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并逐渐延展和提升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过程符合学生之认知水平或思维水平，即从具体到抽象、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心理认知逻辑。概而言之，民族团结教育的起点是单一民族文化认同，进一步拓展为区域民族文化认同，最后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一）单一民族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大集成。［7］这个大集成里集合着56个民族的文化，即多元文化要素。换言之，单个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元素。从唯物主义认识事物的观点出发，要认识整体，必须从认知个体起始。美国著名的教育人类学家约翰·杜威认为“经验是多少孤立的个别的集合体，每一个别的认识必须单独进行”。［8］从家庭和家庭关系步入学校和学校关系的孩子们，特别是低龄儿童，其认知图式的成熟性、稳定性和丰富性等，都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水平，使得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完全挣脱入学前他所熟悉的文化习得和文化影响。在通过学校场域培育学生对多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从认同单一民族文化即自己身边的熟悉的文化特别是本民族文化切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论述习俗这一特殊文化对人的影响时这样说，“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9］在这里，露丝·本尼迪克特用人类学家细致入微的眼光指出了当地的或社群习俗文化对生于其中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还隐隐地提出了儿童之文化认同起点的命题。换言之，如果说人是文化的产物，那么，人最初受何种文化的影响才奠定了“成其应是”（成为文化人）的基础？单一的本民族文化是儿童生于斯且长于斯的贴身熟悉的文化，它既让儿童游弋、愉悦并乐享其中，也成为儿童接触、认知、理解、尊重他族文化最初的文化基因。生活成长在民族地区学校的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他所熟悉的自己本民族文化给予他从生物人向文化人转变的营养。与其他的民族文化相比，本民族文化能更容易唤醒、激活他心中关于团结、合作、互助、忠诚、信仰、亲社会的认知图式，让其有着丰富的积极情绪体验。如果让儿童们特别是低龄儿童切断他们已有的文化纽带及其附属的文化情感和文化体验，去接受、认同一种他以前未曾接触的、陌生的文化，则容易使他们的文化认同滑向混乱与困顿，或者导致需要更多的教育成本才能满足他们成长和发展的需要，包括发展出更高层次、更为理性的认同观念。因此，单一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教育的起点。
（二）区域民族文化认同
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与现实，以及社会人口流动进程加剧所导致的民族交往、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得几乎每个地区都不存在纯粹的、单一的民族和单一的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如此，其他省市、直辖市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教育场域里，如以市或县级为边界的学校教育场域，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不能停留在单一的或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范畴之中。否则，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仅仅停留于某个单一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及其实践，势必会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大而言之，不利于统一的民族大格局形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深化以及安稳国家社会大局的维护；小而言之，它关闭了向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学习的通道，不利于学生心理智慧的拓展。因而，在学校教育场域中，教育者需要在单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引导、帮助学生向毗邻这一民族文化的区域民族文化延伸，如同池塘中小石子击起的水波从中心圆向外慢慢荡漾开去一样，形成对区域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打开学生心智发展的多元文化通道。
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但并不是某个少数民族独有独享的地方，而是几个或多个民族杂居或邻居而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各民族发展进程中彰显和演绎着各自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智慧，也表现为文化兼收并蓄。不同民族的文化智慧，既是本民族成员形成与塑造其民族文化认同的起点，也是其他民族成员不断开阔文化视野，拓展民族文化认同边界以及走向更高层次文化认同的基础，更是不同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促进，进而形成民族大团结格局的基石。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区既定的教育场域，学生自然需要熟悉、理解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除此之外，学校在其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仍需要有意识的添加或渗透区域民族文化，帮助学生拓展民族文化认同的边界，让学生不但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同时能尊重、理解、认可区域其他民族的文化，坚信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民族群众改造自然、适应社会的智慧结晶，都蕴含着促进国家繁荣、推进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发展的生产力。因此，区域民族文化认同是单一民族文化认同的拓展，是单一民族文化认同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也是民族团结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即中华文化认同。彭谦、刘风丽两位学者认为，中华文化认同就是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认可与接受，并形成支配中华各民族成员的思维准则。［10］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文化包含各民族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鉴、吸收的过程中，源于各民族文化又高于各民族文化的文化系统，且经常以政策、制度、法律、规范、道德、伦理等形式，并通过语言、文字、艺术、节日、遗迹等物质或非物质的载体表现出来，代表并彰显着国家的形象、气质与精神。相对于单一民族文化认同和区域民族文化认同而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种更具抽象意义、内涵更为丰富的认同。对于心智结构尚未成熟、思维的深刻性、结构性和稳定性仍需升华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深层次的、稳定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特别是涉及政治政策制度等国家核心文化的认同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种文化认同的实现，或说扎根并固化于学生意识和潜意识深处，如果有前期的单一民族文化认同和区域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则会显得相对容易一些。如学校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如果广西壮族学生熟悉“寨老制度”①这一具有美国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所说的“先行组织者”［11］功能的民族文化，那么，在学习、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就能较快地抓住这一重要政治制度的本质。否则，学生即便通过强记忆掌握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关知识，能够在民族团结知识竞赛或平时的课程作业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或给予正确的回答。但是，学生在其内心深处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何种水平的认同，以至于能够让他们在各种形势或环境中始终如一、自信的坚定和坚持这种制度，而没有半点动摇，仍是民族团结教育的难点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这样抽象意义的教育，需要单一民族文化认同和区域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作为基础。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认同是国家统一、安定的社会基础，是各民族发展的基础条件。“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民族关系被从文化上挑拨离间的可能性越小，发生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摩擦或冲突就越能够单纯地表现为人际间的而非民族间的矛盾，从而越容易得到解决。”［12］毋庸置疑，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何等重要。因此，学校教育具有“文化人”“教化人”的功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民族团结教育的重任。而教育需要遵循认知规律，探寻有效率的教育路径，选用各种多样适合民族团结教育的方式和载体，通过文化认同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从单一民族文化认同拓展至区域民族文化认同，再上升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实现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即打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过程逻辑
我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架已基本完备，并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3］这个论断为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学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及其关系，有许多的研究观点和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形神关系”论、“递进关系”论和“多层关系”论。［14］笔者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的一种现象，应该是一种递进发展关系。交往主要是人员交往，交流主要是情感交流，交融主要是文化交融，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递进逻辑关系，人员交往是情感交流的基础，情感交流的积累奠定文化交融的根基，文化交融牢固民族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发展途径，交往、交流、交融构成民族团结进步的过程逻辑，也是民族团结教育规循的过程逻辑。
（一）民族人员交往
交往就是互相往来，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方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原始途径。交往需要有两人以上，单独一个人无交往可言，人数或人群越多，交往可能性越大，交往关系也越多越复杂。民族之间的民族人员交往，与普遍性的人员交往更具复杂性和敏感性，因为民族之间有传统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文化差异和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致使民族人员在接触、交往中容易发生冲突。自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开启民族接触、交往和民族冲突的研究。他认为，民族冲突与接触成反比，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偏见、歧视、敌意等）就越少。［15］有学者在威廉姆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接触理论：充满敌意的、刻板的态度源于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离导致的对双方了解得不全面。当各民族人员接触交往得越多，他们之间相互消极的刻板印象就会削减。不同民族成员正常交往的偏见、负面印象等往往来自道听途说，是由于缺乏民族接触与交往造成的。［16］交往创造互相了解之条件，交往越多，了解就会更多，交往密切增进信任，促进更进一步、更高层次的交往。在这里也特别指出，民族交往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冲突或摩擦，这是民族间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客观存在所至，互相了解还不够充分，存在分歧需要进一步交往和深入了解，但是这种短暂的冲突或摩擦不会阻碍民族人员交往。
鼓励和促进各民族交往是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主导，国家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人员流动加快，促进了民族双向、多元交往交流。比如，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中东部和沿海地区产业及人才涌入西部民族地区，西部各民族人民走出高原、大山、大漠，到中东部地区务工、学习、就业、创业，人员双向流动频繁，民族之间密切交往深入发展，已经形成良性的交往交流样态。近年来，国家加快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出台政策支持举办内地民族班，让更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上学，创造机会给各民族师生交往，并不断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混生住宿，促进不同民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当今全国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大好局面，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辉煌成果，也是得益于民族之间的人员正常交往。
（二）民族情感交流
亦有学者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与深层的意义是民族人员交往、思想交流和文化交融。［17］“民族思想交流”提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所以，思想交流作为民族关系讨论有失恰当。而情感是民族共同体的特征要素之一，以情感交流研究民族关系更为恰切。
所谓交流就是互相沟通。沟通一般是情感沟通、心灵沟通。情感“表示感觉与感情的一种简单联接，在这种联接中，感情过程支配着意识。”［18］情感与情绪的区别在于情感与人的社会性需要有关，是人类特有的高级而复杂的体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深刻性。人员之间缺乏情感交流，那么交往的社会体验就失去其意义。交流是交往密切的必然之势，情感交流是人们交往的进一步升级，交流更加牢固交往，可以说，交往越密切，交流就越深入，这种情感交流“势力”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
心理学家认为，情感对人的活动具有驱动作用。民族成员在交往中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交往的效果常常取决于情感的变化。人与人情感交流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民族情感交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的情感交流，而是民族与民族的情感交流。其一，民族之间的交流。两个人的交流表现为个体活动行为，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两个交往的人是不同民族的人，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在情感交流过程中，不仅代表个体，还充当族人的代表，客观的、毫无保留的反映民族之间交流，民族成员交流构成民族之间交流。情感沟通与思想交流一样，是一种高级体验，比较简单的交往而言，深层次交流容易产生分歧、摩擦和冲突，两个不同民族成员的交流更加容易产生冲突，因为民族文化背景不同，两种有差异的文化相遇难免出现冲突。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出现冲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正常现象，对待这种现象切莫无限放大或者回避，应当客观审视个体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摩擦冲突，绝大多数交流出现冲突都是表现为个体之间交流存在的冲突，并非民族之间的冲突。其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特征。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表现仪式、文化精神信仰等，不同文化存在着或小或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民族间交流的难度，民族交流的道路不平坦。因此，正常的民族交流必须符合不同文化交流活动的一般规律，促进民族交流具有多样性、复杂性、艰巨性、持久性，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定力，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其三，情感交流改善民族关系。交流增进了解，交流越多了解越深入，对于民族之间交流也是如此。促进民族交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互相沟通和了解，通过沟通体验“共性”，通过了解体谅“差异”，在体验和体谅中不断协调民族关系，体验和体谅越多，民族关系越好。民族关系融恰，民族团结进步便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民族文化交融
交融就是融合在一起。交融是交往交流高级阶段的重要标示性呈现。文化交融是人员交往频繁、情感交流深入的必然产物，并反作用于巩固提高交往交流的积累成果。人的身体并非能够融合在一起，而是人的思想、精神及其背景文化。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精神和文化信仰，民族文化差异影响着民族交往交流。
民族交往交流伴随着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文化相遇理论认为，AB两种文化相遇，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文化同化现象，即A+B=A，或A+B=B；第二种，文化融合现象，即A+B=C；第三种是文化共生现象，即A+B=Ab，或A+B=Ba。［19］这里的两种文化假设，是指单个文化现象相遇，并非一定是两个民族的文化，或是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文化同化现象。无论是文化同化、文化融合，还是文化共生，都是文化交融的结果，而文化交融是一个自然的、持久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肯定是一个曲折的、不断磨合的过程，有冲突、有摩擦，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不过这些并不能阻碍文化交融发展的进程，只要有交往交流，就势必有文化交融。民族文化融合是民族关系中三种不同的现象之一，还有两种是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李海龙认为民族文化融合与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他认为“民族文化融合”“是指两个以上的民族或其一部分，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各自具有了对方的一些民族文化特点，但是各自的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发生变化的现象”。［20］民族文化融合是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前提，是既没有生成新的民族共同体，也没有出现民族被同化的现象；而民族融合最终丧失了各自的民族意识，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民族同化则是最终也没有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只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民族意识，认同于另一个民族，变成了另一个民族的一部分。
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必然的发展阶段，是民族团结进步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新时代应该大力促进民族人员正常交往，顺应合理民族情感交流，牢固交往交流基础，让不同特质的民族文化经过彼此间的充分接触、沟通和交流，相互吸收和学习，相互渗透和粘合，自然联接或创新。民族文化交融并不是要消除民族文化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增进发展共同性，在包容多样、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生共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逐步缩小，特殊性和差异性得到不断的互相包容和欣赏，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逐步增多，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有差异我理解、我有特色你欣赏，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文化交融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益坚固，多个民族共同体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连结连体更紧密、更可靠，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大。
综上讨论，民族人员交往和情感交流势必有民族文化交融，而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基因，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过程。当然，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民族团结教育这个基础，因为学校是各民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也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炼炉”场。也可以说，民族文化交融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三、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逻辑
“培养中国公民下一代的中华民族意识，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建构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应该从学校教育开始；这种学校教育将主要依靠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形式来实现。”［21］青少年在校学习、在校生活、在校成长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抓住青少年这一重点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增强各民族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学校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阵地，尤其是基础教育学校，基础性尤显重要。
民族团结的认知逻辑和过程逻辑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逻辑的生成基础。由民族团结的认知逻辑和过程逻辑，可以生发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逻辑，确立教育活动主线、建立运行机制、打通实践环节，形成顶层设计——中介架构——实践路径
的民族团结教育实践逻辑。
（一）确立以民族文化交融为民族团结教育主线
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认知逻辑推理，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教育是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特征。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族群文化圈中，文化习得形成一种文化精神信仰或民族文化认同，要改变文化信仰或增加各民族文化认同，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才得以实现。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目的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是文化认同教育。“民族文化认同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民族文化认同即一种教育形式和过程，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形成对文化发展的自觉，即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形成社会成员理性的文化人生价值态度，承担传承与创新文化发展的重任。”［22］抓住民族团结教育本质特征就是抓住其教育规律，才能找到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题和主线。
从民族团结的过程逻辑推理，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发展的必然性，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团结最牢固的基础，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水平最高阶段的前提基础。学校教育作为培养各民族人才的场所，是各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阵地，理所应当肩负着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的历史重任。因此，基于民族团结的过程逻辑思维，毫无疑问地确立以民族文化交融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主线，这条主线也切合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要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提出“发挥学校在民族文化交融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教材和课程教学，在民族地区学校开设民族艺术和民族体育选修课程，开展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活动。”［23］这里进一步明确了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是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所以，以民族文化交融为主线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具体体现，既符合民族团结教育的认知逻辑和过程逻辑，也完全符合国家民族团结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中，教育活动主线的设计帮助各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不偏离教育主题和方向，有效提高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二）建立教育、心理、管理“三维一体”的民族团结教育运行机制
遵照一般的逻辑和教育实践规律，确立了教育主线，必将构建教育实践的运行机制。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贯穿民族文化交融主线，需要基于民族文化交融的民族团结教育中介架构，从而建立从民族文化教育认知到认同、民族文化教育实践从体验到体认以及民族文化教育资源从整合到整生（通过整合现有资源生成新的资源或新的使用功能）的“三维一体”民族团结教育运行机制。
第一维，即教育维度。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从认知到认同是民族团结教育的教育基础，民族团结教育以民族文化为起点，先形成对单一民族文化的认知、认同，再拓展到对区域多民族文化的认知、认同，最终升华到对包括56个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
第二维，即心理维度。民族文化教育实践从体验到体认是民族团结教育的心理基础，民族团结教育是一个知、情、信、意、行的递进过程，是一个由知识引发情感、情感强化意志、意志影响行为，而行为又内化知识、情感和意志的过程。
第三维，即管理维度。民族文化教育资源从整合到整生是民族团结教育的管理基础，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必须紧紧抓住课程内容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整合、教师队伍整合和教育教学方法整合四个着力点，生成民族团结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归纳而言，从认知到认同是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主题，从体验到体认是民族团结教育的心理过程路径，从整合到整生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的方法步骤，“三维”基础构成一个整体形成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机制。
（三）打通课程、资源、师资和方法整合的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路径
实践路径是教育主线和中间构架的基础，也是民族团结教育理论成果、顶层设计落实落地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实效性。打通教育实践环节，需要准确把握教育活动规律和民族团结的逻辑规律，同时需要有机结合民族团结教育的综合性、专项性、文化性等特点，再需要进行两项改革，即课程改革和方法改进；同时需要推进两项建设，即文化教育资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履行课程整合到整生、资源整合到整生、师资整合到整生、方法整合到整生的民族团结教育方法步骤。
第一，课程整合。课程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课程整合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核心环节。围绕民族文化交融主线，整合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内容，用足用够国家课程资源，结合本民族文化、当地民族文化、社区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生成具有地域文化特点、民族文化鲜明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特色，构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体系。
第二，资源整合。文化教育资源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基础条件，也是提高民族团结教育实效性的前提条件。大力整合并利用学校现有教育资源，建设完善学校民族文化教育资源，有机运用文化教育资源载体在学校场域实施民族团结教育教学活动；科学利用社会民族团结教育基地，释放这些基地的民族团结教育功能，实现民族团结教育资源扩张和教育场域从学校向社会延伸。
第三，师资整合。师资是教育最根本的要素，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关键环节。在校内，统筹校内民族团结教育专兼职教师和学科教师；在校外，民族团结教育师资资源丰富，应科学整合校外民族团结教育师资，通过外请外聘教师有效解决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
第四，方法整合。教育方法改革改进是教育规律所决定的，包括方法整合在内的教育方式方法改革是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学科特点所需要的。因此，方法整合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重要保障环节。围绕课程教学，将专项教学、学科教学渗透、活动设计等方法运用于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教育教学最优化；以活动为主要载体开展多样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利用社会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这个平台，发挥社会优质资源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
四、结语
民族团结教育不仅是民族教育，更是国民教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国情，具有悠久历史、多元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我国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但是，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又是影响着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因此，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应该把握民族文化教育主题：一是文化认同教育是关键点，文化认同的认知规律是民族团结教育的认知逻辑；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是关注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赋予其文化内涵，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关系，也是民族团结教育的过程逻辑；三是文化教育是文化认同、文化交融创新的出发点，民族文化交融创新一定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主线，各民族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各个实践环节。本文仅试图从文化认同的认知逻辑、文化交融的过程逻辑、文化教育的实践逻辑的一些思考，意图为打通民族团结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进路，提出一些零星零散的不成熟想法或观点，拙著以论纲表达。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途径，对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通过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迫切需要研究的时代课题。［24］尤其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环节迫切需要理论指引和科学研究成果支撑，民族团结教育理论确确实实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首先是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厘清民族团结教育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本概念、本质、内容及意义，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研究，科学确定民族团结教育与民族教育、文化教育等的关系；其次是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探索民族团结教育标准和课程建设，科学地研究理论到实践进路的创新；最后是实施策略和实践路径研究，本文只做了逻辑框架性的探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深入探索可实操的、更具体的民族团结教育策略和方法。
注释：
①寨老制又称为“都老制”或者“头人制”，相当于汉族地区的“乡老制”或者“村老制”。寨老一般要为人正直，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和传统伦理道德，能处理民间各种纠纷，由本村寨群众公推产生。见付广华．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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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Outline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WEI Lan-ming
Abstract: The logic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logic, process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ogic,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is the educ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single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grows into regional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and further develops into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logical process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blending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interac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s a kind of progressive logical relationship,that i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the basis of emotional exchang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blending which strengthens ethnic relations. In this way, the cognitive logic and process logic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generate its practical logic. Therefore,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practiced on the basis of ethnic cultural blending,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dimensions of psycholog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a practical model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teaching body and methods.
Key words: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 logic ,cognition ;process; practice
责任编辑：孙广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