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发展实践提出，凝聚着中国人的古今智慧。其追寻公平正义、协同发展、文化多元和责任共担的价值取向很好地体现于反贫困实践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审视教育反贫困，可以发现，受教育是贫困者追求公平正义的起点和提升促进协同发展的基础；教育是贫困地区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媒介，也是贫困者实现分享社会繁荣和共担发展责任的手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审视教育反贫困，建议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方面，构建教育反贫困的多维共同体，从宏观上把握教育反贫困实践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反贫困；教育反贫困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发展的经验，蕴含着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智慧，更昭示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我国立于世界舞台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提出以来，已有不少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其价值内涵进行阐释。如有研究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传承、现实观照和未来追求，[1]也有学者对其正义维度进行详细解读，[2][3]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尤其受到人们关注。[4]在教育方面，现有研究发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教育国际化和价值教育的引领和启发；[5][6][7]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教育的使命提出新要求，教育作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和利益，要唤醒人的类本性，培养公民全球责任意识和共享发展理念。[8]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贫困人群的教育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审视和反思教育反贫困，有助于深刻理解教育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从宏观上把握教育反贫困的实践方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反贫困价值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又具有国际主义指向，“立足国内，放眼世界”。[9]从“群居而一”[10]到“为天下立命”，[11]胸怀天、地与人，追求大同与共存，是中华文明延绵几千年的智慧。经历过衰落和战火的洗礼，也经历过艰苦的现代探索和发展，中华民族一直以共同体的格局与担当存立于世。至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渐丰满，日益系统化。在地域上，由两岸“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围更具包容性；在形态上，既包括共同发展的实体性利益共同体，也包括虚拟的“网络命运共同体”，更升华到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连接的理性关系共同体。[1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外交战略，更是一种价值哲学。[13]在反贫困实践中，通过追求全民小康和共同富裕，不让一个民族掉队、不让一个地区掉队、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表达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内涵。反贫困所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内涵，可总结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公平与正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4]只有大家共享的公平与正义，才是天下的道之所在，才是社会得以善治的根本。这种共同体的公平与正义，不是确保某些特定人群中心地位和优越性的正义，也不是人权高于主权或者主权高于人权的，人类社会整体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很大，但这并非理所应当。边缘的、不发达的、贫穷的地区和人民，应得到更多关注和帮助，寻求更加公正的发展空间。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不是“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发展，不是个别、局部的发展，不是忽视局部衰落和停滞的发展，而是大家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进步的发展；不是大家只能在唯一标准下发展，而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5]的发展，是各有所需、各得其所的发展。协同发展意味着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条件下，利益各方均有权利、有机会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利益协商、优势互补，“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16]寻求共同发展的优选路径，寻求正合博弈，提倡“双赢、多赢、共赢”。[17]反贫困是一种为贫困者争取发展权利，使其增权，从而获得合理发展空间的行动。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多元文化认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5]“和”是多样性的平衡和统一。[1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多元追求，要摈弃现代文明进程中“不是我同化你就是你同化我”的文化单一发展思维，消灭“一部分人的文化优于另一部分人的文化”的民粹主义思维，更要抵制“歧视落后文化”“消灭少数人文化”的霸权思维，追求求同存异和“美美与共”；[19]追求多元文化的包容与交融，“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贫困地区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独具价值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1]只有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文化都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展现，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增光添彩，才是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繁荣共享、责任共担。在“天人合一”[22]的思想下，人与自然、与他人共存。人类在全球化背景下共担各类风险。不仅自然风险（如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全球化，制度化风险（如金融危机、市场风险等）亦波及广泛。在追求繁荣富足的共同目标下，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是责任主体，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只有如此，才能和衷共济、风险共渡。贫困治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在我国实践中的一个集中反映。“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饥饿、贫困远离人类”。[20]在我国，反贫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反贫困斗争。反贫困不是贫困地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是我国区域均衡发展和深化结构改革的重要问题。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得到改善，当地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反贫困不仅是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输送物资，而且在结对帮扶、强力交流的过程中，激发贫困人群内生机制，在贫困人口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能力过程中“帮一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优越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教育反贫困的价值表征
教育反贫困至少具有以下两层涵义：第一，教育作为一种手段和途径，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这是指贫困人群接受教育可以提升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回报，从而通过教育这种手段和途径实现反贫困。第二，教育作为贫困的一种表现和结果，是反贫困的目标和结果。这是指在多维贫困理论中，教育是贫困的一个方面，是贫困造成了教育的缺乏。因此，为贫困人口提供充分、优质的教育是减贫目标的重要方面，教育改善又是反贫困的目标和结果。将具有这样双重含义的教育反贫困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发现教育反贫困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表征。
（一）以贫困者受教育为实现其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起点
首先，教育反贫困精准落实贫困者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应得到公平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23]此外，我国还通过《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多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斐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但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仍较为滞后，贫困人群的受教育权仍得不到充分实现。一是因为贫困家庭无法为子女上学形成有力支撑，二是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比较滞后，历史欠账严重，教育水平较低，学生无法获得充分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引导和启发，个人平等地行使受教育权实际上受到阻碍。在此背景下，《教育法》规定，“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23]多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教育进行持续扶持，特别是开展脱贫攻坚以来，集中力量多层面大力开展教育扶贫脱贫工程，在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24]贫困地区的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加强，贫困青少年儿童能够接受更高质量教育，更加公平地实现受教育权利。同时，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开展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招生倾斜计划和就学资助计划，尤其向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高寒山区、边疆地区倾斜，极大缓解了家庭经济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大大提升了贫困青少年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其次，教育反贫困是贫困者发展权的基石。贫困是不平等的结果，贫困者是权利被剥夺者，是可行能力受限者。[25]贫困者的发展权建立在通过受教育获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之上。一个人具有的可行能力，是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25]受教育是重建个人能力的起点。贫困者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受教育来发展个体能力，具有“可行能力”，才具备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参与生产、获取报酬、脱离贫困、改变家庭的生活轨迹，实现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25]即更公平地具有获取和支配更多的资源、从而选择不贫困的生活的自由和能力。教育中清晰的反贫困指向，使贫困群体更加迅速、直接地通过受教育摆脱贫困、实现发展。例如，在我国大规模教育扶贫攻坚中，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扶贫相结合、与贫困人口特征相结合，针对贫困者的就业服务和咨询等，有利于贫困者摆脱眼前环境局限，通过接受教育扩充
发展空间，更公平地获取转换生活方式的自由。
（二）以提升贫困者人力资源水平为协同发展的基础
人力资源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已是共识。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根本途径。教育反贫困的目标，是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26]协同发展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27]的发展。协作系统包含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三个基本要素。[28]如果三个要素达不到基本水平，就无法完成有效协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协同发展才能扎实推进。
当今全球社会的总体发展形势是：社会生产全球分布、生产分工日益精细且转型极快；科学技术迅速升级，人类技能面临着加速更新甚至被替代的挑战；人们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在此情形下，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要协同发展，就必须寻找适合贫困群体特征的发展空间和协同的可能性。亚洲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经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宏观经济稳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成就了经济快速发展，这在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更为明显，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便是典型代表。[29]这表明，提升人力资源并找到相对于全球化大生产的优势，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的贫困地区，有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却得不到合理有效开发，有的自然资源极其贫乏。在“三区三州”等一些深度贫困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人类生存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最具可开发性和可持续性的资源便是人力资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中部、西部地区通过输出具备一定人力资源水平的劳动力，已经在“打工经济”中实现了脱贫。通过教育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水平，贫困地区人的资源才能合理匹配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精细化的分工合作和有效的协商沟通才成为可能。
（三）以教育为贫困地区文化多样性发展的
媒介宏观上，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与互动；微观上，教育是个体间思想和行为的交流。教育反贫困不仅是对贫困者“扶智”与“扶志”的过程，更是贫困地区文化传承、交互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在当前的教育反贫困实践中，教育促进贫困地区文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学校教育，现代文明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传播。儿童在学校接受养成教育，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卫生防疫知识等，向家庭反哺，能提升贫困地区的日常生活质量，使现代文明得以浸润至贫困地区。在很多贫困地区的家长学校中，学校有意识地向贫困家长传递现代文明观念，有助于塑造贫困人群的健康生活理念。
第二，通过教育信息互动，国家通用语言得到普及，民族语言得到整理和发现。我国的很多贫困地区是民族地区。推普工作是很多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任务。通过教育反贫困，国家通用语言得到快速普及，民汉双语教学得到进一步关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在教育反贫困中得到多样性发展。
第三，通过实现地方课程和民族文化进校园，贫困地区的优秀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得到传承。在我国教育脱贫攻坚中，贫困地区的校园建设、办学经费得到极大增强，师资力量得到很大充实，地方课程、民族文化课程和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受到生长于斯的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支持，校园文化和地方文化形成良好互动。
第四，教育反贫困改变贫困文化。在我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居住和社会交往相对隔离和疏远，形成一种特定的“贫困文化圈”，一些不利于摆脱贫困、发展进步的观念在文化圈内扩散、加强，塑造着当地贫困人群的特点和人格。教育反贫困推动了人们传统认知与观念的改变，使他们拓展视野，获得技能，贫困文化因此逐渐改观。
第五，贫困地区的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更多的展示和理解。在教育反贫困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家庭、儿童、地区文化更多地得到外界的关注。在教育互动中，地方文化被展示和构建；贫困地区的地方知识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教育互动为中介得到传承与发展；在家长、儿童、当地教师、帮扶教师、行政人员等多方反贫困主体的互动中，多样性的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多重理解。这种展示、理解和互动的过程是地方文化在教育反贫困中变迁、发展的过程。
（四）以教育为贫困者分享繁荣和共担责任的实现手段
教育是改善民生的重要路径。教育反贫困推动贫困者更多地参与分享繁荣。目前，我国中西部和农村教育得到不断加强，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这些被列为近年来我国民生发展的重要成就。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起源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人群的关注，是一个社会共同体集体的幸福和正常的存在状态。[30]在我国当前的福利政策制度下，教育福利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制度安排。作为教育救助的一种类型，教育反贫困尤其注重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子女提供物资援助，实施就学机会倾斜政策，从而促使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公平。民生改善、福利提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瞩目成就之一；通过教育反贫困的推进，使贫困者充分享有教育资源，是贫困人群共享改革成果、分享经济繁荣的一种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教育反贫困也是富者与贫者分担发展责任、共担发展风险的重要途径。首先，由于人们在早期发展阶段缺乏环保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只注重经济发展，消耗了大量资源，污染了环境，所有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共同承担恶果。为避免后发地区重蹈覆辙，也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教育来倡导绿色环保、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技术。其次，贫困地区是一些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高发区，这些疾病威胁着所有人类。穷人对医疗和预防医学缺乏理解是对贫困地区的医疗援助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31]除此之外，改善营养、卫生习惯等，都需要通过教育来提高贫困人群的认识、改变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最后，贫困地区要发展，必须进入全球市场，这同样面临产品倾销、供需变动、金融陷阱、恶意竞争、经济危机等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同程度地波及各类群体。贫困人群本就处于信息和技能的“低洼”之处，缺乏经济知识和市场意识。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是人作为劳动力在市场中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32]受教育才是贫困人群能够自觉、主动保护自身利益，减少风险性的实现途径。以上几点，都是贫困者所受教育的重要目标，渗透在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农民培训以及教育反贫困宣传中。
三、教育反贫困中多维共同体的构建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审视教育反贫困，通过构建共同体来推动教育反贫困。人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如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方面构建其理念框架；[33]或被分解为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几个维度等。[34]结合教育反贫困的本质特征，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针对教育反贫困在脱贫攻坚阶段的困境，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方面出发，构建教育反贫困多维共同体，有助于提高教育反贫困质量，保障教育反贫困成效。
教育反贫困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不同操作性层面上，综合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表征。首先，利益共同体从物质层面进行考量，是从基础层面构建的教育反贫困共同体。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发展，是公平正义和分享繁荣的基本表现，也是协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利益合理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文化多元发展，也才能保障共同体多方责任共担。其次，价值共同体体现了教育反贫困共同体精神层面的共同追求。只有在精神价值上形成认同，才能在教育反贫困具体行动中追求公平、协同、多元和共享。最后，责任共同体作为一种行动保障策略，在强调教育反贫困整体效果的同时，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和行动方向，突显多元主体地位，并对教育反贫困利益共同体形成关照。
（一）构建互惠共赢的教育反贫困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自由联合”。[35]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实现内在统一；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以对个体的束缚和压迫为代价，个体利益的合理争取也不与共同体的要求冲突和对立。[34]教育反贫困的多方主体包括学生、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教师、社区人员、扶贫工作人员、外界帮扶人员（如支教人员）等。在教育反贫困追求内生性和谐发展、包容、共赢、多元化的过程中，多方主体的个体利益不应与共同体利益互相冲突。
一方面，要在教育反贫困中兼顾扶贫主体的利益。为达成教育脱贫、教育防返贫的目标，多方主体在不同的教育反贫困岗位上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但不应过分渲染帮扶人员的牺牲。特别是牺牲个人健康和生命的极端案例，并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个体利益的合理存续。如果长期忽视基层教育者的辛劳和苦楚，并以“吃苦”为荣，将不利于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与教育反贫困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总体方向相悖。牺牲教育扶贫主体的利益去追求教育脱贫主体的利益，不符合共同体中互惠共赢的价值追求。因此，在教育反贫困中，要充分考虑教师、帮扶人员等扶贫主体的利益，平衡他们在反贫困时的付出和收益，制定兼顾多方的教育脱贫考核政策和奖惩措施，帮助其实现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和贫困人群的教育获得。教育脱贫攻坚集中瞄准最贫困的地区和最贫困的人群。近年来，这些地区和人群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人员、物资和政策倾斜，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很快，贫困人群受益良多。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很多，区域发展差异太大，即使在密集的、高强度的资金、人员、物资和政策倾斜之后，贫困人群仍未成为资源和机会的优势群体，他们可享有的教育仍未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平，并且部分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贫困人群的利益必须持续得到重点倾斜和保障，教育反贫困政策必须持续较长时间，并根据贫困人群的教育资源获取状况进行调整，以持续为贫困人群教育增权。
在教育反贫困中构建互惠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要求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多方利益的适度保护，充分考虑共同体和个体之间利益的互相让渡；在教育反贫困政策中宽严相济，既有标准，又充分体现人性化。
（二）构建人心归聚的教育反贫困价值共同体
人心相聚的根本在于价值相通，认同相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多元与包容，但前提是承认人类仍具有共性，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遵循共同的价值原则并在这些原则下开展活动，是人类社会能够良好运行、走向深度融合的前提。
构建教育反贫困价值共同体，需明确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方向，并以这些价值原则引领教育反贫困实践。第一，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这个框架和共同利益之下，清晰认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地方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各民族手足相亲，团结奋斗。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传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文化，传播科学观念和技术技能，明确教育反贫困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认同劳动创造财富和发愤图强。真正的贫困是缺乏脱贫的志气与智慧，缺乏自发主动追求幸福生活的意愿和能力。不少深度贫困地区已形成较为严重的贫困文化，贫穷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低水平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不仅没有改变的主观意愿，更将这种状态看成一种“理所应当”的状态而满足于此。贫困群众在扶贫脱贫过程中不主动、没有动力，出现“等、靠、要、望”现象。勤劳、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奋斗是我国发展伟大中华文明和新时代经济腾飞的根基。教育反贫困并不是追求一种简单容易摆脱贫困的捷径，而是形成勤劳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的志向和能力，这是教育反贫困要扶的“志”之所在。第三，认同终身学习。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体人类社会处于迅疾的深刻变革之中。在这个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时代，人类的知识技能急速更新换代。教育已成为一个连贯性的整体，学习必是一个贯穿于一生的持续过程。放弃学习是停留于贫困中的根本原因，将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构建教育反贫困价值共同体，须坚持上述三个价值原则，以这些原则作为教育反贫困行动的前提。在反贫困中充分发挥教育移风易俗、改变观念、激励人、引导人、培育人的重要作用。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大环境下，充分发挥教育激发内生动力的根本作用，以大教育的格局帮助构建教育反贫困价值共同体。组织上，充分调动学校教育、社区、基层工作、大众传媒；形式上，在课堂、在生产、在媒体传播、在社区活动、在社会氛围、在互联网上等，多种形式和手段组合和灵活使用。不只面对贫困群众，更要面向全社会加强宣传教育，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发展引导贫困群众，以勤劳致富和奋发图强的价值鼓舞贫困群众，在价值观念上形成合力，才能采取有效的协同行动，更好地推进教育反贫困进程。
（三）构建相互守望的教育反贫困责任共同体
教育反贫困责任共同体意味着，共同体中紧密联系的各方主体，要承担共同的责任，并共同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守望相助、协同发展。责任与利益是一体的两面，但责任和利益并非完全对等。利益主体承担责任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共同责任机制的核心便在于，既让各方主体分别量力而行地承担相应责任，又使更具能力的主体承担更多的责任。
目前，教育脱贫攻坚中存在着一些责任主体问题。例如，部分贫困群众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一些贫困家长认为送子女上学是“政府让上的”，对子女上学缺乏实质性的支持；部分贫困群众参加技能培训是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在学习中缺乏主动性。又如，将控辍保学的职责主要分派到乡村教师身上，或者将贫困地区学校的责任复杂化，除了办好教育，学校还承担很多其他的扶贫工作等，使教育反贫困效果大打折扣。
我国的脱贫攻坚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已初步形成。[24]大扶贫格局中的教育反贫困涉及各级政府、各类社会力量、全部教育系统、所有贫困家庭。教育反贫困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方向是，让贫困群众能够接受教育、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通过教育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为实现这个共
同目标，共同体各方责任必须明确。第一，教育的公共性基本特征决定了政府在教育反贫困共同体中承担主导责任，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给予物资、资金、政策、人员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形成引导和号召，动员整个国家开展教育反贫困斗争。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根据当地情形制定差别化政策，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度方面保障教育反贫困的顺利进行。第二，包括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以及个人的社会力量形成广泛支持，开展广泛的对口帮扶活动，主要通过物资输送、技术输送、吸纳就业、教育捐赠助贫方面，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第三，教育系统是教育反贫困的具体责任主体。一方面，发达地区教育系统承担业务支持和指导责任，通过开展支教、培训、交流、指导活动，以培训贫困地区校长、教师以及学生为主要方式，传递发达地区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帮助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贫困地区教育系统的责任是改变教学观念，提升办学质量，探索贫困地区教育的特色发展道路，教师专心教学、指导学生，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发挥贫困地区文化中心的作用。第四，贫困地区科技工作者和能工巧匠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向贫困户提供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第五，贫困人群凸显教育反贫困责任主体地位，树立受教育和脱贫致富中的主人翁意识，努力学习，转变观念，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主动脱贫致富。
站在新时代的关键节点上，通过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智慧，以此为视角，审视教育反贫困的意义并指导教育反贫困实践，使教育反贫困有了更明确的宏观背景和时代意义，其历史使命更加凸显，更能清晰把握教育反贫困的实践方向，切实发挥教育的反贫困价值及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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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nti-Pover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U Xiao-rong，XIE Fei
Abstract："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embodies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Its valu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cultural varie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are reflected in the practice of anti-poverty. Viewing educational anti-poverty from its perspective, we can find that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ursu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the poor, the foundation of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media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iverse development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a means for the poor to share soci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practical way of educational anti-poverty should be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the community of value and the community of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ducational anti-poverty; educational anti-poverty community
责任编辑：农李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