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思想理论放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中进行考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毛泽东思想的帮助救济扶贫、邓小平理论的开发扶贫和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三个时期。各个时期目标一致，又各有特点，都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作不断深化发展，作为民族工作重要内容的对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也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指导思想和具体方略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新中国；十八大；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扶贫思想
当前，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正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谋划扶贫战略，攻坚克难，精准施策，奋战决胜，为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彻底脱贫而努力奋斗。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全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扶贫工作，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都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极力解决这一极为重大的民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扶贫力度更大，成效更为突出。因此，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历史发展过程，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把党对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思想理论放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中进行考察，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毛泽东思想的帮助救济扶贫、邓小平理论的开发扶贫和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三个时期。各个时期目标一致，又各有特点，都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深化。本文的写作，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提出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战略，它的思想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呢？这个思想和理论的渊源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
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由我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组织。这个政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奋斗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共产党宣言》有一个重要宣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全人类得不到解放，它自己也得不到彻底解放。当然，这个宣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即无产阶级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夺取政治权力。但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自然应当包括发展经济文化权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处于弱小时期，还谈不上发展弱小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提不出对少数民族经济扶贫问题，但在他们关于民族平等原则和支持民族革命与民族解放的言论中，就已经包括这些思想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取得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列宁就及时提出了要帮助周边少数民族解决经济文化上的平等问题。他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决不是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是不能实现的），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接近和融合起来。……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1] “主张对少数民族要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要好。”[2]还说“必须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改造边疆，复兴边疆”[1]。这就是列宁主义在民族理论上的一个基本观点。
正是在列宁主义关于帮助弱小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后来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明确提出了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论断，说：“我们看到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有许多民族站起来了，它们有着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还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实质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一种遗产，这就是一个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比其他民族发达些。因此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一年之内就能铲除的。但是，只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帮助各民族和部族，就一定能够把它铲除。”[3]这就是列宁、斯大林所提出的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也是我们党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扶贫战略的一个列宁主义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先锋队，是各民族人民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她不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而且还要进一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上存在的事实上不平等，即少数民族地区与先进民族经济文化上存在的落后性和差距。1953年六七月间的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含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此前一年接见西藏各族致敬团时，也强调了要实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说：“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是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①周恩来总理1957年在青岛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所作《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4]这些言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原则与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具体的工作指示。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工作，才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的重大成绩，被称之为我国民族工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全国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社会制度的改革和改造，而且基本上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取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在国家帮助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发展生产，救济扶持，也大大地改善了经济生活，发展了民族文化。应当说，成绩是史无前例、影响巨大的。所有这些，对解决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极度贫困问题，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事业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干扰，加之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疯狂破坏，之前所有的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初期扶贫措施政策，统统都被取消了。“四人帮”甚至叫嚷什么“都吃大米白面，穿衣做事，哪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连民族工作部门都被撤销了，更谈不上什么民族工作。这种情况，直到粉粹“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得到制止。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我们党的民族工作也从“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指导，转变到了“民族问题主要是民族自身发展问题”即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我国的民族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战略便被提上了日程。
应当说，正式的“扶贫”概念和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事业，是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提出来的，它摆脱了以往单纯的民族照顾和救济内容，而是将这一工作纳入了生产开发和全面扶持的范围。其规模和成效，也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事业新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者。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民族工作的正确指南。在邓小平理论中，有一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论思想具体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就是扶贫事业的重要内容。他说：“对贫富差距，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5]364他郑重宣布：“我们加快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246其实，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西南主持工作时就已表达过，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过不仅要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搞好区域自治，搞好社会改革，而且还要帮助他们搞好经济，当时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搞好民族地区的贸易。他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5］370因为在他看来，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把经济搞上去，仅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那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就是空的。因此，邓小平同志1988年11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题词时，就写下了“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几个大字。号召全国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下发《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开始，每次大会和报告文件，都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内容，对扶助工作加以规定，要求“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摆脱贫困”。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号召要积极扶助贫困地区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接着，他更是亲自深入到湘西、鄂西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为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出谋划策，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随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并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组织机构，将真正意义上的“反贫困”作为国家战略任务正式提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贯彻执行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中，继续努力，成效显著。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8月主持了以党中央名义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概括了民族问题首先就是“民族自身发展”的结论，指出民族自身发展必须对少数民族开展扶贫工作：“我们党和国家开展扶贫开发，努力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6]他说：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对于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重要意义”。“今后扶贫工作大量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定是继续抓紧抓好”［6］。他还就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原则、扶贫开发措施等作过具体论述。在此期间，党和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具体部署了我国扶贫事业：1995年3月发布了《关于做好一九九五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1996年10月发布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1996年12月又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199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更全面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所有这些，都表明党中央对我国扶贫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切实安排，而其中都包括了专门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容。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2002年起，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遵循邓小平关于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事业。这期间又于2005年5月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突出抓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坚持开发式扶贫，加大国家扶贫资金对民族地区贫困县的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好民族地区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②在2005年5月召开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议上，他再次强调：“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③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需要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为了更好指导我国民族工作，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的10号文件，从十二个方面对我国民族工作作出理论宏观指导和具体政策规定，其中许多条文都涉及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和照顾。在这个文件指导下，国务院分别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通过五年努力，要让22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达到中等以上发展水平。此外，还专门实施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等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提出逐步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要求，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事业发展要求的历史性突破。
三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作也在不断深入发展，作为民族工作重要内容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推进，这就是在前期的“救济扶贫”和“项目扶贫”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精准扶贫”。
事实上，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多次深入宁德地区畲族聚居区考察，提出了许多帮助畲族群众摆脱贫困的意见，与赤溪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缘④。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最关心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的脱贫。他尤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走村串户，嘘寒问暖，召开座谈会，与农家促膝谈心，仔细听取意见，深入扎实程度前所未有。仅仅据报载，截至2018年2月，他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共有8次之多。2013年2月，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2013年11月，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2014年1月，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2014年4月，在新疆喀什疏付县；2015年1月，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2015年7月，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18年2月，在四川大凉山昭觉县；2019年4月，在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从2015至2017年，习近平同志分别召开四次地区性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即2015年2月陕甘宁边扶贫座谈会，2015年6月武陵山乌蒙山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座谈会，2016年7月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和2017年8月太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座谈会，均提出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脱贫攻坚指示。2015年11月27日，党中央召开全国扶贫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即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包括教育、卫生基本权利上的全面脱贫。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的脱贫攻坚战略已完全从救济扶贫、开发扶贫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经济、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精准扶贫的新时代，这其中均包括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内。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继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召开的三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于2014年召开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重要文件。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根据我国民族工作进入新时代的新变化，就如何推动我国民族地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全面民族工作作了深刻分析和指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扶贫脱贫”战略。中央文件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策条文形式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工作的内容。这些政策规定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和操作意义。
综观上述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可以归纳为如下六条。
一是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度来认识。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党中央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坚定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中华民族就是指全国56个民族兄弟大家庭。民族地区扶贫的最终目标，就是围绕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目标开展的。而近期目标，就是要在“两个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一百周年前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梦想，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中华民族一切工作包括各民族扶贫脱贫工作的最大公约数。
二是全面扶贫脱贫，经济脱贫与民生权利脱贫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扭住包括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住房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坚决守住底线……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有保障，贫困县全部摘帽，解除区域性整体贫困。”⑤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了不仅要解决贫困人口经济权利，而且要解决贫困人口的文化教育权利、卫生等民生权利，“应保尽保”，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权利扶贫。所有这些，均应在民族地区一律体现。这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三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村一人都不能少”。
不仅扶贫内容更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苗族十八洞村考察时还提出了新时代“精准脱贫”的科学标准；在云南大理提出“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一村一户也不能少”
的明确要求，十分鼓舞人心。其实，早在他于福建地方工作时就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概念。因为在他看来，一般性地搞搞，不能落实到具体民族、具体村落、具体个人，就达不到彻底脱贫的目的；只有具体落实到一个小的边远民族，一个高寒、石山、沙化、缺水区域自然村落的贫困人口，才能达到扶贫脱贫全覆盖。因此，在他的“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国家民委的支持“兴边富民”和“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政策，各地方政府的“一村一品”和“进村入户”扶贫蔚然兴起，成效显著。
四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动员。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扶贫脱贫是一场全社会的攻坚战，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才能取得成效。他在主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次扶贫会议中，都特别强调这一问题。他说：“一个地方的扶贫工作一定是大合唱。”各单位都要积极参加，都要服从党委和政府的指挥，讲协调、讲配合，力争做到1+1＞2的整体功能效果。在这一要求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扶贫队、志愿者、医疗队、支教者、文化下乡等等组织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扶贫”，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出了很多先进典型。这就是全社会参与的显著体现。
五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攻坚克难，责任担当。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群众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自力更生，激励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彻底摆脱贫困。早在福建工作时，他就指出：闽东地区少数民族要脱贫致富，应先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摆脱“等、靠、要”，要立志“扶贫先扶志”，淡化“贫困意识”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然后立足自身条件，奋发努力，立足自身，自立更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走遍东西南北，每进贫困户家门，总是语重心长勉励群众树立信心，寻找门路，早日脱贫。他还要求各基层干部，也要摆脱“贫困县意识”，摆脱以报“贫困县”被批准为荣，等着上面拨款搞扶贫的思想；而应强化责任担当意识，担负起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责任。
六是历久弥坚，久久为功，持久作战，长远规划。
从扶贫工作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②他在十八大以后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在谈到民族经济发展，尤其是谈到致力于“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时，也提出了“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著名言论。后来，他每到一地考察，在随后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上，都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千年难题，历史悠久，从未解决。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解决难度更大；故土难离，民众恋旧，明知不宜居，也不迁别离；人数多，贫困面广；脱贫返贫现象复杂，难以断绝贫根……如此等等，不树立持久战思想，彻底脱贫就不能落实。为此，国家分别制定了《脱贫计划》、《十年脱贫规划》和《2020年摆脱贫困，彻底摘帽规划》，目前正处于最后冲刺的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总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特别关注，亲力亲为，深入调研，总结座谈，指示谋划，乃至规划发文，落实责任，限时达标，决心之大都是历史空前的。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创新，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始终坚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扶贫脱贫政策，成就巨大，亘古未有。据统计，截至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3亿多人减少到9899万，其中十八大以后由9899万减少到3046万；贫困县由改革开放前的832个减少到153个；贫困地区新建改建农村公路50多万公里，解决了1400多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易地扶贫搬迁870万贫困人口，危房改造700万贫困农户，自然通电接近全覆盖，71%的自然村通上宽带，完成9.7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任务，累计救治420多万大病和慢病贫困患者，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显著改善。此外，还集中实施了许多新的扶贫项目，包括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有效促进了新业态新产业发展，贫困地区一大批优势产业得到培育壮大，发展动力明显增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和退耕还林等，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这些显著成效，大都体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
当然，也应看到我国扶贫脱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截至2018年9月，全国仍有670多个贫困县没有摘帽，其中有23个地市州贫困人口超过30万，5个地市州超过50万，特别是西藏自治区、四川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这“三区三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达14.6%，有1.6万个村贫困发生率超过20%，比全国贫困发生率3.1%高出好几倍。而且剩下的贫困人口脱贫难度更大，截至2017年，因病、因残致贫人口分别占贫困人口总数的42.3%、14.4%，65岁以上贫困老人占17.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6.6%。随着贫困总数减少，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占比从2015年底的11.3%上升到2017年底的13.2%，越往后脱贫的难度越大⑦。
面对艰巨的挑战，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密团结，砥砺前行，攻坚克难，精准扶贫，为全面夺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的胜利、全面建成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努力。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胡锦涛：《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指导原则和主要任务》（2005年5月27日），收录于《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③参见新华社2005年5月28日报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快扶贫开发进程》。
④参见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习近平同志关于扶贫工作相关论述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⑥参见习近平在到任宁德3个月后写下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收录于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⑦参见刘永富：《有效应对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1日5版。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31.
[2]列宁全集：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87.
[3]斯大林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9.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246，370.
[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0.
责任编辑：石献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