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初期，沦陷区大量员生流徙内地，亟需抚辑。西康建省在即，需才孔急。教育部边疆教育司鉴于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的滞后，将难民垦殖与民族教育发展相结合，遂筹设国立西康学生营，以因应国家之需。学生营在学制、训育、教学及管理方面迥异于普通学校。虽存世仅三年余，但作为战时民族教育模式的宝贵探索，国立西康学生营在救济战时失业失学员生、促进边地民族教育、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族教育；西康；学生营；革命思想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势猛烈，平、津、沪、京相继沦陷。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黉舍为墟、生灵涂炭的惨状，给我国教育事业带来毁灭性灾难。与教育部主导的高等院校整体内迁不同，专科以下学校由各省市自办或私立，因战事紧迫、财力所限，中央政府未能将其纳入整体内迁计划。所以，“中等学校亦多择地迁避，小学校则维持于敌人到达之前数小时，教员方携其教具避难偏僻乡村”。[1]部分中等学校师生追随高校西迁步伐，独自或结伴自西向东流徙，最终滞留于川、滇、渝等省市。但残酷的战争却让这些辗转千里到达后方的师生陷入生存困境，有识之士纷纷吁请政府救济：“成千累万之学生及青年教职员流离失所，生活维艰，投笔有心，请缨无路，倘不设法予以收容及训练，不惟文化上之损失滋大，抑恐无救济热情有为之青年于亡家破国之余，精神上毫无归宿，陷于消极悲观之境”。[2]甚至有人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学教育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救各战区大批失学失业的教职员和学生。”[3]因为他们看到，中等教育居于全部教育制度之中心，纵横关系均极为密切。“纵观欧美各国之教育制度，其最精彩之一段，厥为中等教育，而其最足以一国文化之中心者，亦为中等教育之一段。”[4]为此，民国政府“于极窘困环境中，仍设法排除困难，以维持各地中等教育于不坠。”[2]教育部先后出台各种措施，力促中等教育因应时局之需：在恩施、叙浦、洛阳、西安等地设立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致站，成立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先后筹办了30余所国立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入学，改写了中央不直接办理中学的历史，仅抗战前三年各国立中学收容救济学生即达48000多人。[5]但在物资奇缺、经费支绌的困境下，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战区失业失学师生，国民政府被迫尝试普通学校以外的其他救济模式。
一、西康学生营的筹建
日本的侵华战争导致沦陷区大量失业、失学的员生汇入流亡大军。1938年夏战局吃紧，武汉告急，江苏同乡会此前在汉口设立的“教育界员生难民收容所”被迫解散。滞留武汉的该所100多名员生及大量难民顿时陷入绝境。为救济员生，抚恤难民，江苏教育界名流董德鉴等人四处奔波，终获中苏友协、救济总署等机构的大力支持。经教育部同意，江苏同乡会允准仿苏联模式筹建国立西康学生营（下文简称“西营”），把对失业失学员生的救济与边地的开发结合起来。“教育部为救济战区流亡青年，并谋开发西康富源，树立西康生产事业之基础起见，特成立西康学生营，招收战区流亡青年，施以训练作为推进该项工作的干部”。[6]
事实上，教育部很早就有创办学生营的筹划。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发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确提出，“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分配，以应战时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7]。教育部社教司陈礼江司长对此曾专门指出，“试办学生营，为战时环境中新产生之一种教育实验，凡报考国立中学高初中学生除高中三年级外，如志愿从事乡村服务者，报名时声明以报考学生营为第二志愿者，则国中额满见遗时者，视其考试成绩，或送其至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主办之学生营。”[7] 1938年5月4日重庆学生营正式成立，随即开赴重庆南温泉开辟营地，该营经过半年的发展，获得了社会各界好评。正是筹办重庆学生营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教育部才有了另设“西营”之设想。
教育部将新的学生营选址西康是与当时西康独特的地位相关。从地理位置看，“西康东界川省，西通藏卫，南邻印缅，北接甘青，既是联络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也是通往印度缅甸的重要通道”。[8]西康建省，自1906年筹划川滇边区到1939年正式设府康定，历时30余年。战前的西康因其边地与边缘的双重制约因素，致其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通极为不畅。西康省在组成部分上素有宁属、雅属、康区之分，其族群关系尤其错综复杂。在国府迁渝，政治经济中心内移的战争背景下，西康战略地位遽然提升。西康建省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推动了西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抗战建国的战略目标。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西康的政治、地理、文化地位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9] 1940年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川康建设方案》，随后设立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作为领导枢纽以示推进。[10]西康甫一建省，便四处延揽各类建设人才。西康省建设厅与多家机构签订了建教合作合同，拟在托沃等地设置垦区，招募沦陷区难民前往垦殖荒地。建省前的西康教育尤其落后，中、高等教育几乎空白。刘文辉主政西康后，针对康区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优待边胞学生、奖励边胞兴学，劝导土司头人子弟入学，奖励工作人员”等多项惠民教育举措。[11]西康开明人士如建设厅厅长叶秀峰、荥经县长曹善群、土司岭光电以及地方士绅等都力主教育兴康，积极为发展西康教育事业出钱出力。西营筹委会主任董德鉴在创设西营的讨论会中曾提出，在建设垦区学校为中心的基础上，以协同推进垦区内的管教养卫等工作，并通过三级制合作农场形式最终实现农场社会主义化的目标。“经过讨论，决定与西康省建设厅合作办难民垦区，招募沦陷区难民利用西昌大片荒地实施垦殖，并用员生收容所名义向教育部建议在西昌托沃难民垦区设立一所学校以培养垦区所需人材。”[12]可见西营之设置，除救济沦陷区员生外，服务西康难民垦殖是其重要目标。
1938年10月教育部下令在武汉设立西营筹备处，派董德鉴为主任，西康建设厅厅长叶秀峰为名誉主任，启动学生营的筹建工作。①学生营在组织上隶属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首批营员以江苏同乡会此前在汉口设立的“教育界员生难民收容所”的员生为主体，其中有教员12人，男女学生55人。武汉告急后，西营在奉命入川途中，先后驻留宜昌和万县，最后到达重庆江北。1938年12月12日西营在重庆江北中学举行开营典礼，宣布西营正式成立。西营曾先后移营沙坪坝、北温泉等地开展教育与救亡工作。在移驻缙云山期间，条件简陋，“山上树多，夜间常闻野兽嗥叫，学生轮流守夜，用铜锣作夜柝”。[12]西营对营员进行了调整，请求教育部为不愿前往西康参与垦殖的总务主任吴克成及部分学员另行安排学校，又登报补招了赴康学生，充实了队伍。驻渝期间，西营每天早晨出操，上午学习，下午宣传，有时还参加讲座等活动。1939年4月，西营奉命由水路离渝经宜宾、乐山再步行至雅安入康。
抗战暴发后，沦陷区大量人口迁往大后方等待安置，发展西部垦殖事业以解决难民问题，成为政府之急务。为切实推进西部垦殖工作，国民政府先后在1938、1939年时制颁《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等政策法规，并于1940年在农林部下设置垦务总局，专司垦殖督导之责。西部各省市纷纷出台各自的垦殖政策措施以推动农垦事业。西康建省后亦设有西昌和泰宁等国营垦区，均有不俗之成绩，“起到了救济难民、稳定社会、增加后方粮食供应、促进西部开发的积极作用。”[13]但是近代西康一直是一个被各种势力交相型塑与构建的民族地区。尤其是在西康因建省而“建党”的过程中，伴随着国民党党务的开展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地理与语言的障碍以及党义与宗教的矛盾。”[14]西康在办理难民垦殖中，亦受到来自地方实力派的阻扰。因为大量难民将随同学生营开赴西昌，当地保守人士认为这是中央政府以垦殖为名的渗透，最终必然将垦殖演变为军垦。在地方实力派的鼓动下，“省府在一次会议上接受宁属地方人士建议成立西昌屯垦委员会，由地方自行办理垦荒事务，不办难民垦区。”[12]主政西康的刘文辉既对国民党在西康的渗透与控制进行不懈的抵制与反抗，又对西康地区的“赤化”问题高度敏感，对共产党在当地的活动持敌视态度。西康学生营原拟组织难民依托西昌国营垦区，在托沃地区建立垦殖点，附设垦殖学校。但刘文辉因前述“安全”考虑，为维护地方利益，遂撤销原拟的难民垦殖方案，转饬西营改址雅安，不得前往西昌。正当营主任董德鉴前往交涉无果时，时任荥经县县长的开明人士曹善群主动派人联络董德鉴，欢迎西营前往办学。西营遂建址雅安荥经之花滩坝。1940年夏师生因陋就简，以该地原有的普惠寺、四圣祠为基础，增建少量房舍，辟为教学住宿之用，西营终于在西康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来。
二、西康学生营的运行与发展
西营章程规定，“本营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抗战建国教育，以期训练青年习于军事生活，具有职业技能，俾负起边疆建设及复兴民族之责任为宗旨”。[15]可见，西营的主要功能在于收容训练学生和开拓建设边疆。西营主任董德鉴在其回忆录中亦肯定西营是抗战背景下实施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教育团体，“西营教职员大多参加过国民党”。[12]西营的主要领导董德鉴、范任宇等皆为中共地下党员，但也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党员。范任宇曾在其著作中指出，西营除承担边疆建设的特殊任务外，“即一实行三民主义教育的试验机关。”[15]作为因应战争形势的一种特殊教育模式，西营奉行重庆学生营所倡导的灵活办学宗旨，“不主呆板，随时随地，均可对学生施以各种教育”。[16]但是，西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办学目标与运行制度迥异于普通学校，在学制、管理、教学等方面亦有别于重庆学生营。西营在诸多方面都被打上了抗战的时代铬印，毕竟，“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17]
（一）三级六年一贯的学制
战争的遽然发生，使学生被迫星散流亡，学业中断。辗转西迁大后方的学生以高中、初中毕业或肄业为主，少数人为同等学历。鉴于西营学员普遍学历偏低，且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难以按照常规的学制开展编级分班教学，所以西营突破教育部规章束缚，采用高、中、初三级六年一贯制的学制模式。即初级、中级、高级三段各读两年后升级，分别对应原有学制中的初中、高中、专科三个层次。其中专科层次的高级班设置工、农、教育三科，由学生自行选读。“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传授而忽于道德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起见，”[2] 1938年3月教育部颁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西营响应教育部的要求，设置主任导师分别负责各学科，既负责学科教学与管理，又要承担对该科学生的督导引领之责。西营的第一届学生均编为高级班，其中工科18人、农科25人、教育科25人。所以，刘文辉就以西昌已有教育部此前设立的工业专科学校为由，对西营主任董德鉴说，“你们学生营是专科学校性质，就设在雅属好了。”[12]
战争背景下西营采用准军事化编制，第一届学生被编为一个大队，下有六个小分队，大小队长均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西营全部成员皆来自战区，经济断绝，生活无以为继，经教育部允准，全部学生皆为公费生。学生除食宿费用全免外，还统一发放军大衣、制服、长短裤以及肥皂、牙刷等生活用具和笔、书本等学习用品，师生生病一律享受公费医疗。为因应战争需要，更快地培养垦殖所需专才，西营每学期皆无周末及节假日之设置，除每周五下午为课外活动外，其余均为教学时间。
（二）教、训合一的管理模式
西营设置正、副主任各一名，主任综理营务，副主任襄助主任并办理主任交付之事项。其管理机构设置较简，职能部门仅设教育、总务两处。教育处之下分设若干股：教务股，掌管技术方面事项，如注册、统计和成绩保管等庶务；指导股，设政治、经济、健康、艺术及文化五种生活委员会，分别承担在前述五个方面的学生生活指导之责，同时厘定课程的改革，制定学生训练总则及自治规程。总务处的职能设置很特殊，它除负担该营后勤行政之职责外，主要是教育处之辅助机构。[15]可见，西营在组织机构方面与普通学校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不再单独设置与教务、总务并列的训导处。其好处就是组织单一，权责集中，教、训合一，训育目标容易在教育过程中实现。西营在组织机构方面的另一特点是总务处只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它从属并服务于教育处，协助配合教育处的工作。西营的上述特点既与战争期间机构设置宜简的背景有关，也是以西营的另外两个制度为基础的。
1.学生自治委员会。西营在学生自治大会下设置了炊事委员会、生活资料供给委员会、工作责成委员会、账目审核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按照西营章程，总务处要指导经济性质的学生自治委员会，学生也要因此参与总务处的事务管理，这种互动关系强化了总务处的训育职能。“一般学校学生对事务主任目为工役头脑，贪污人犯或打杂伙计，而有轻视的言行，逐渐消灭。且其实际又多易与总务处发生关系，而熟悉事务困难。对总务处同仁的辛劳，反渐生钦佩之心。这点不但增加了总务主任及其他职员在学校的精神地位，且对学生发生了训育的力量”。[15]没了高高在上的训育处，将训育职能分解给教育处与总务处后，打通了学校行政组织与学生生活组织，师生更易接触，彼此隔阂无形消失。在训育方面的改革是西营在组织机构方面的最大特色。
2.西营的导师制。1938年3月教育部颁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1939年9月教育部颁行《训育纲要》，系统地提出了训育的意义、道德之观念、训育之目标，提出了各级学校训育实施方法。西营遵章设置主任导师，要承担各学科的教学管理与该科学生的督导引领的双重责任。另外，西营的各种自治委员会亦设有由专业课程教员充任的导师，专司指导之责。西营每隔一周或数周召开专责导师会议一次，商讨彼此工作的联系及其改进办法，这在事实上就容易将训育的内容与教学结合起来。虽然教育部后来也承认，“导师制颁行已久，而成效尚未显著，要以忙于课业。鲜有充足时间与所训导之学生密切接触为重要原因。”[2]但西营导师制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导师之间紧密配合，彼此转入以事务为中心的协作关系。导师与学生间的关系亦不同于普通学校那样，“视其指导之班级学生，为自己的部下：挟之，或凌同仁，或抗上峰。这种事实，两年来幸未发现。”正是融入情感的训导制度，“一般学生视学校与自身对立的观念，亦渐湮没。爱校之情，油然而生。”[15]在西营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学生自建石塔献赠母校，以资纪念，以表谢忱。
（三）因应时局的教学模式
西营采用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或活动的管理模式。课程主要有高等物理、有机化学、大代数、解析几何、人生哲学、综合史地、政治经济、心理等八科必读课。其课程内容，重视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教材由各科教师自编，每科均要求融入与抗战建国相关的知识，并由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改。“教学方法，一般知识课采用班级教学与分级教学相结合，启发与讨论相结合，自学与辅导相结合，鼓励与督促相结合等方式；专业知识课提倡把教、学、做打成一片，更强调在做中学。由于教师对这类教学方法经验不足，有些课上还不能运用自如。”[12]战争环境促使西营的教育更重实效，评价学生的标准不像普通学校那样以成绩为主，而主要是看他们是否奋勉，有无进步，只要他们能掌握所学基本知识与技能，便认为他们已经达到学习要求。文化课的学习时间通常安排在上午，下午学生参加劳动或做抗战宣传或其他服务。西营很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每天晚上组织学生自由阅读，凡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均不受限制。为保证教学质量，西营在战时师资延聘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高薪礼聘高水平教师到营授课，先后有光华大学数理教师徐燮均、四川大学农学教师杨逸农、西康造纸厂厂长陈华洲等授课。虽然地处边陲，但在教育部和西康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西营教学设备充足，“有图书700余册，生物标本332件，理化仪器850件”。[18]这些教学设备保障了西营在战争背景下教学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四）具有垦殖特色的社团组织
西营极为注重学生自治能力的培育，“学生因自治生活，故易感觉责任观念，法治精神，科学方法，个人与团体关系诸各问题重要。”[15]为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西营设置了学生自治大会，下设出版编辑委员会、炊事委员会、生活资料供给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健康委员会、工作责成委员会、帐目审核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它们在教育处指导股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些组织都实行民主管理模式，学生有权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对各委员会委员进行监督、罢免、撤换。这些组织既是学生自我管理的机构，也是实现学生训育的重要途径。西营办有一批重要的社团组织，比较有名的是“劳光互助会”的经济组织，它在西营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教师按月捐献工资中5%，二是有经济来源学生家中寄来款中抽10%交纳会费，其三是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以工资收入10%资助。”[19]所有师生均为“劳光互助会”成员。该会体现了互助互济、共度时艰的抗战精神，也在事实上为经济困难的员生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让一些陷入困境的学生完成了学业。
（五）西营的发展与解散
自西营1940年夏在荥经建营后，各项工作进展较速。该年秋西营招收新生50名，彝族学生14名，皆为西康本地生源。西康省政府分别在塔子山附近为农科学生划拨土地作为垦殖农场和农科实验园地。垦殖是由塔子山下向山上分步推移的，分层种植蔬菜、玉米和桐树。西营各科将其所学运用于生产实践，真正做到产、学结合。垦殖农场由农科组织全营师生统一劳动，农科学生在试验园种植了从美国和东南亚引进的良种玉米、番茄、缅甸朝天椒、墨茄等稀有蔬菜。[20]化工科的学生除生产酱菜、酱油、粉笔、牙粉、肥皂等日用品外，还研究新式的酿造和造纸技术。史料上记载：“学生到造纸工厂边学边做。我们自制酿造设备，拟利用收获的玉米造酒”[12]。教育科学生积极从事社会教育，先后筹办了妇女、儿童与成人三所民校。西营的所有师生在课余都要从事社会服务，包括到附近的桐梓林、太平乡等地做调查访问，到集市表演抗日话剧，出版抗战板报和宣传资料，给群众问病送药。农忙时所有师生一律停课为附近无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农户无偿劳动。西营在驻康的一年多时间，服务民众、开门办学的作风赢得地方政府与父老乡亲的交相称赞。
西营自创办起就面临一系列困境，除了经费支绌、师资困难、边地动荡等问题外，政治因素尤其让西营处境维艰。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深恐蒋介石政府以学生营的方式向康区渗透，蚕食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对西营时时戒备，暗中掣肘。西营的营徽为镰刀、斧头与笔组成的图案，本意为体现西营工、农、学三者融合的宗旨，因其与共产党党徽相似而被西康当局视为共产党控制的组织，迭遭举报。西营的书籍、报纸也多次在西安等地被当局强行检查扣押。教育部边疆司亦认为西营不遵守其规章制度，有标新立异之嫌。虽经西营主任董德鉴等人多方努力，但是，“三十年九月决定改组为边教机关，乃更名为国立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21]。1941年底，教育部指示西营将初级部之新生并入新成立的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中高级部学生由教育部安排到其他学校继续就读，留康教员由西康省建设厅负责工作介绍。部分教员虽留职校任教，但西营创办人董德鉴及部分员生离营东返。至此，西营三年的办学史宣告结束。在西营的基础上创办的国立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被迁往汉源富林镇，继续为西康培养初级实用专业人才。
三、西康学生营的历史意义
西营自1938年创建至1941年底解散，存世仅三年余，其间数迁营址，历经曲折。虽然它存在时间短、影响范围小、培育人才少，但西营在抗战教育史上以其特殊的模式及意义，仍值得铭记与镜鉴。
（一）促进康区教育文化及社会的发展
西康地处边陲，历来经济基础薄弱，封建势力顽固，教育文化几乎空白。省主席刘文辉坦承，“过去的教育，无可讳言的，比之内省，落后很多”。[22]加之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偏差，地方政府助教措施的不力，战争背景下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导致当时西康地区的民族教育乏善可陈。无论是从师资、教材、课程等教育核心要素看，还是从生源看，从观念、管理等教育外部条件看，国民政府都没能为西康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准备足够的条件。西营本为开发边地而设，故发展民族教育是其应有之义。1940年夏刚落户荥经，西营初级部就专门招收了50名当地学生组成一个大队。该年冬越巂田坝上开明土司岭光电送14名彝族学生到西营学习，西营专门为其开设彝生补习班，配备了特殊师资，指定由教育科毕业者樊冠华等人负责该班教学管理及课程，范允武负责生活指导。[19]941年暑假西营在荥经招收的学生中，除一部分是来自乐山和新津的保育院保送的一批孤儿外，绝大部分是荥经、汉源、越西等边地贫苦子弟，其中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子女。1941年经西营请求，教育部核准，将当地的越巂小学更名为“国立越巂实验小学”，划归西营领导。西营派出专人协助办校，取得了良好效果。西营在西康学习生活期间，对于涤荡封建愚昧思想、树立新的社会风气功莫大焉。健康委员会成员在当地问病送药既减少了康区民众的疾苦，也使老百姓不再相信巫婆神汉包治百病的神奇；宣传委员会组织的歌咏表演既丰富了当地百姓的文娱生活，也以文艺的形式宣传了抗战精神，培植了抗战的群众基础；兴办民校、接管越巂实验小学，改变了当地受教育是头人及土司子弟专利的局面，让更多的贫苦子弟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更名后的国立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持续为开发边疆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虽然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和价值观念的抵牾，西营在筹办发展过程中也曾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过一些误会甚至冲突，但西营执行了正确的教育策略，有效地实现了与当地民众的协同发展。总之，西营作为一个外来的教育机构，它不但成为当地现代教育的拓荒者，更为闭塞、落后的康区注入了发展的活力。
（二）探索了战时教育的新模式
学者们对战前的教育历来颇多指责，其空疏迂阔不切合现实的问题尤为人诟病。“我国的学校教育实在太机械，最大的弊端为与社会隔阂太甚。中等以上的学生出了校门，对于社会上一切问题，大都莫名其妙，娇矜之气则十足，其能吃苦耐劳而有真才实学的，真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23]抗战乱局，各种教育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教育界不得不开始探索在战争背景下如何肩负起抗战建国重任的问题。西营为革除教育积弊，因应抗战大局，对学制、组织机构、教学内容与形式等做了相应的改革。学生营通过半天学习、半天服务的方式，将劳动与学习、抗战与服务、开发边疆与收容学生等目标结合起来，培养战争模式下的新型人才。“师生平时都自己做饭，自做衣服，自编草鞋，一切都是亲自动手。当时西康省教育厅长韩文畦曾夸奖他们很有墨子学派的精神”。[12]同时，西营针对康区的特殊性在教育策略上也做了调适，实现了民族间的共荣共处。时人在评价重庆学生营时曾肯定其意义：“普及教育区域，提高乡村文化之水准；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于一炉，以为统一目前双轨学校制系统之准备；使学生训练与民众训练相辅为用，以融通训练之内容，增强训练之效果；使战时服务与战时教育兼筹并顾，以充实教育之内容，扩大服务之功能；实验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方式以及教材、教具，以供普通学校改进之参考与楷模”[24]。这些评价用来概括西营的价值亦不为过。虽然曾有预言，“这种教育方式，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育，用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用以有效的适合国家政治的配备，应该是短期的，暂时随地可以动的组合”。[25]但亦有论者充分肯定学生营在革除教育弊端方面的价值，“学生营偏于生活教育的训育，集体化、艺术化，师生共同布置营地，共同餐宿，教、学、做三者融为一体”[26]。所以他们主张，即使不能全部用学生营来替代学校，至少也可将其与学校相辅相行，即使战后亦有其存在价值。[27]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潮及其实践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中国教育工作者们不断尝试将西方教育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实国情，探索战争背景下教育与国家战略良性互动的路径。正如教育史家舒新城先生所说，“六十年来教育思想之进展虽为曲线，但却有共同的轨迹之寻；这轨迹底第一线是由模仿的进而为自觉心，即由趋步他人（日本）底后尘进为自己设计解决自己的问题”。[28]西营的办学尝试便是众多实践形式之一。
（三）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西营的三个主要创办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全程参与了西营的筹办、移驻、建设以及善后工作，在西营更名为国立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后，江标接替董德鉴任职校校长。他继续推行了西营一贯的民主色彩浓厚的教育政策与务实的教育措施，为西康地区培育人才做出了杰出贡献。董德鉴与范任宇等也是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他们积极支持新三民主义政策，坚持拥护并执行中共所提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推动党的教育方针在偏远的西部边陲落地生根。“在地下党员江标、董德鉴、范任宇等人的领导下，学生营在开展教育的同时，把向民众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抗日作为重要内容，学生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街头剧、花鼓、秧歌、金钱板、莲花落、双簧等文艺演出形式，广泛对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22]西营图书室里有《自然辩证法》等马列书籍，还有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西营以读书小组为形式，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展其他革命活动。他们在西营内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民主风气。西营所招录的教师中（如陶恒连等）就有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在学生中也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比如刘秋篁、唐希孟等学生党员都在后来的解放西康、建设大西南的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西营是以学生营为核心的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精神的重要阵地。西营在其短暂的三年时间中，既为康区培养了一批边地建设专才，也为党在西康地区的革命事业准备了重要的组织力量。
注释：
①据《教育通讯》1938年第2卷3期、《安徽教育》1938年第2期、《江西地方教育》1938年第137/138期合刊等记载：“教部派叶秀峰、董德鉴为西康学生营正副主任，积极筹办”。但西营主任董德鉴在其回忆录中称叶秀峰时任西康建设厅厅长，为确保西营在康期间办事顺利，聘其为西营名誉主任，主任由董德鉴担任。西营因垦殖风波未能到达西昌最终落户荥经后，叶坚辞其名誉主任，西营无奈答应。本文综合考察后采用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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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