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费孝通先生学术人生，可以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思想形成总结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文化概念和田野调查入手，阐发整体性的文化构成及乡土中国特征。二是以经世致用的学术信念，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努力推动引导型文化变迁。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人类未来，从掌握文化转型主导权高度，倡导和实践文化自觉。
关键词：费孝通；文化思想；从实求知；文化自觉
笔者1987年到1990年跟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研究方向是边区开发，即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从北大毕业后，笔者做了15年的西藏研究，接着又做了十多年的新疆研究，但始终围绕探索中国文化结构和变迁这个主题，这也是费先生在毕业时为我设计的研究途径：从相对简单的民族地区入手，进而从整体上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30年来笔者一直沿着这条研究轨迹前进，如今恍然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一直在思考费先生的文化思想内涵是什么，他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构成，如何终身在“志在富民”的抱负下“从实求知”，通过“文化自觉”不断推动中国社会文化良性变迁的。
一
首先，要对费先生的文化思想追根溯源。费先生从14岁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是在1933年他大学毕业后，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亲迎婚俗之研究》，根据地方志材料的记载，找出婚嫁娶媳妇时“亲迎”习俗在哪些地方有分布，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他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1]这时他谈的文化，已经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是正规的学术概念，而且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
费先生系统的文化思想形成，最早得益于恩师吴文藻。吴文藻先生1929年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致力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他是非常严谨的学者。就社会学中国化来说，吴文藻先生是最早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及担任系主任期间，先系统地介绍人类学是什么，然后把欧洲大陆的人类学、社会学思想，美国、印度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梳理过后，提出社会学中国化。他认为应当把社会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并最早在中国倡导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他按照社会人类学的标准来谈文化，提出文化的三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的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或者称之制度的文化），是精神需求的文化，第一次完整地把文化的思想以及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系统介绍过来。1932年，他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到燕京大学讲课，帕克在讲授《社会研究的方法》时，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2]，然后就把学生领到北平的八大胡同、监狱等地去了。通过实地观察和调查中国的社会如何构成和运转，把学生从书本里解放出来，把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来。紧接着在1933年，吴文藻先生又请来了和马凌诺斯基齐名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到燕京大学系统讲授当时最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思想。
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重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这在当时世界的社会人文研究上都算是领先的。1936年，吴文藻先生到哈佛大学参加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功能学派大师马凌诺斯基，向他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所以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对他的大弟子弗斯说，你别指导费孝通，我来亲自指导，直接将费先生升格为直系弟子。费孝通与弗斯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两大弟子。费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是由弗斯选定的，原来他想续写大瑶山调查，弗斯听完他的江村调查经历，确定就写江村，由此奠定了他一举成名的机缘。
费先生说过，他在去英国读书以前，就已经掌握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因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他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先生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先生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他燕京大学毕业后经吴文藻先生的推荐，成为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1935年，成为清华唯一的人类学硕士毕业生。当时清华大学就招了这么一个学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吴文藻不仅要说服学校，还要经导师史禄国同意。史禄国是俄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十月革命后，流落清华大学教书。他为人清高孤僻，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在欧洲经历过严格的学科训练，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类学大家，被看作欧洲大陆系学者。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要把他培养为涵盖人类学各分支所有知识的通才。费先生在清华的学习，从测量死人骨头开始，经过计算归类，先从体质人类学角度了解东亚的民族构成，这给了他类别加比较的基本研究方法训练。费先生回忆道，史氏的教育方法，就是着重培养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各种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3]。
1935年，费先生按规定可以毕业并被选派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要结束在清华的教学生涯，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并不放心，要求他出国前应当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在吴文藻先生的推荐和史禄国的全力帮助下，就有了费先生和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对费先生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费先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源。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他的前妻王同惠因为救他而死在大瑶山。笔者有幸在2005年费先生去世之后，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在2014年又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率队做了大瑶山八十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2015年出版了八十周年的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笔者认为，费先生的著作里，第一本必读书应当是《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只有七万多字，是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由费先生整理完成的。用吴文藻先生的话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这么完整和精炼。这是费先生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事实上，在没有跟马凌诺斯基读书之前，费孝通已经较好地使用了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和方法。费先生自己总结道：“我通过瑶族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穿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4]1988年，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话中谈道：“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从我对体质类型研究——从体质人类学自然出现的方向。我随后把它应用于人类文化类型。因此，我要说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在三十年代早期已经形成。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5]这次艰苦的实地调查，虽然代价很大，但开启了他终身坚持实地调查的先河。在不断的实地调查中，他真正理解和解剖文化，解决了什么是文化这一基本问题。《花蓝瑶社会组织》是第一部实地调查成果，《江村经济》则是第二部。细品《江村经济》，可以发现他调查研究的新动向。他跟随马凌诺斯基学习两年，特别是参加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讨论，学科的基础更加雄厚。
费先生于1938年博士毕业后，当年10月底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昆明，任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5天后就马上选择禄丰县的若干村庄开始内地农村调查。他率领一批有志青年，在昆明远郊的呈贡县“魁阁”，坚持不懈地开展认识中国的调查研究，推出了《云南三村》等一批成果。内地农村的调查开启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注重类型加比较，代表着费先生的文化研究思想的另一次跃进。在云南内地农村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费先生将其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设“乡村社会学”时的课程讲义，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整理成14篇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乡土中国》一书，从多个“点”来剖析传统中国社会，并用“乡土社会”将这些点连成一个“面”来体现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乡土中国》开篇就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6]书中称之为乡土本色。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差序格局”，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经典性概念。
费先生把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抽象的西方“团体格局”相比较：“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梱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7]由着这个“己”推出的圈子，可伸可缩，大可“一表三千里”，而小可以缩到只剩家庭成员，并根据与中心“己”的距离远近来区分厚薄。凭着这个富有伸缩性、关系厚薄不一的圈子，生活在稳定不变的乡土社会里的人民，建立了一个可以应付日常生活危机的社会支持关系网。正是这种差序格局下乡土中国的乡土性，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影响着亲属关系、血缘关系甚至地缘关系，并扩大到家庭之外的家族，甚至影响着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统治方式。从男女有别的“家族”到“礼治秩序”下的“无讼”，无为政治下的长老统治，再以名实分离来应对社会变迁。而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折，时势的权力又迫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
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先生研究社会文化结构的另一部力作。费先生自我分类是：“《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8]。早一年出版的《生育制度》，其知名度反而稍逊于《乡土中国》，因其更具“学术味”和基础性。其来源和意义正如潘光旦先生为本书作的长序《派与汇》所言：“这是孝通六七年来在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开授的一个学程，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实所论的不止是生育，凡属因种族绵延的需要而引申或孝通所称‘派生’出来的一切足以满足此基本需要、卫护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讨论到了。它实在是一门‘家庭制度’，不过以生育制度为名，特别从孝通所讲求的学派的立场来看，确更有点睛一笔之妙。这也是他关于此学程的全部讲稿，历年以来、不断地补充修正，才告完成，只有最后的一两章是最近补写的，因为刚从西南避地归来，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又值天气闷热，与西南的大相悬殊，文思汗汁，同其挥洒，极感不能畅所欲言的苦痛，孝通自己颇有因此而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还是经我的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9]
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先生生动地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在一般意义上从“种族绵延的保障”和人类“双系抚育”的功能分析出发，解析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的确立”现象以及“内婚和外婚”的区别。从“乱伦禁律”说明了“性和社会”的关系，再根据他在广西大瑶山的实地材料，谈“夫妇的配合”需求，认为婚姻是一种“利他”而非“利己”行为，其功能不是满足“性”而是限制“性”。“夫妻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牺牲前者。”[10]家庭则成为抚育后代的“事业单位”，父母子的完整体系，才构成“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成为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础，因而“结婚不是一件私事”。从中国社会的“严父和慈母”、“婆媳矛盾”、“舅舅的权利”现象，展开若干家庭关系分析，经过“成年仪式”最后“要飞的终于飞了”，从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上升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个体和家庭的新陈代谢“世代参差”，成就了不变的“社会继替”。血缘关系在地域上的扩张，是为克服“单系偏重”和“以多继少”的矛盾，通过“过继”、“改系”、“收养”等手段解决“续绝”问题。亲属分类和扩展，建构起中国数千年稳定的社会结构，牢固的婚姻家庭制度和观念，才是乡土中国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
如果说第一个阶段费先生主要是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研究的话，《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则代表他的文化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大家都很熟悉马凌诺斯基给《江村经济》写的序，第一句话就是“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博士论文就是里程碑，代表社会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马凌诺斯基的高度评价其实说了几层意思：第一层是认为这本书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原来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一下子把他用到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国，他说这个了不起，跨越了文野之别。第二层意思，人类学都是所谓的“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的民族或殖民地调查，而费先生开拓了本土人类学研究，自己研究自己的民族，“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11]。费先生文化自觉思想，或许可以说起始于马凌诺斯基的这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其“根”可能就是从这个序言开始种下的。其实，马凌诺斯基还说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最欣赏的就是这本书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尤其是这本书不是静态的文化结构研究，它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而且是社会科学如何去推动变迁的研究。我把这个序言反复读，才读出点味来，才知道里面蕴含了这么深的意义，为什么《江村经济》能够在世界上产生这么大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
马凌诺斯基这个序言，值得大家再好好读一下。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前言，说明了他要干什么：“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12]他学社会人类学，绝不是为换个洋学位，搞一个高雅的话题，他是实实在在想要改变这个社会，“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马凌诺斯基非常欣赏的地方。他感叹说，我们这么多人类学家，我们都是在消费这个学科，而费孝通所代表的学术取向，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他们面对日本人的侵略，以那么平和、包容和积极的心情，“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13]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再去看《江村经济》前言，真会让你对这本书有更深层次的感觉。
费先生在《江村经济》开篇就说：“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经过艰苦奋斗，中国文化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费孝通是带着这种信心去研究的，“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14]。《江村经济》显示出费先生文化研究的第二个趋向，就是引导型文化变迁。社会学就是要让社会更美好，积极地引导这个社会，向我们觉得美好的方向去变迁。从那以后，费先生一直都在这么做。
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乡土重建。1948年春，费先生停顿了“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打算“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抓住“皇权与绅权”这个题目，他与吴晗等六人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结构”，于年底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了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最集中体现费先生推动文化变迁和乡土重建思想的，是出版于1948年夏天的《乡土重建》一书，这是将费先生先后在《大公报》、《中国建设》等报刊发表的系列文章，由《观察》社集辑出版。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农业文化“匮乏经济”向工业文化“丰裕经济”的变迁过程。过去传统的乡土中国，因为限制了技术的进步，结果导致技术的停顿。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系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反而因为和现代工业国家接触后，更形穷困。在这生产力日降，生活程度日落的处境中，绝不会有‘现代化’希望的”[15]。
费先生认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村和都市（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在的都会）是相克的。都市克乡村，乡村供奉都市，但“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他的结论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政治程度较低的人民，很可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用政治力量积聚资本，计划工业，等这些经济基础安定之后，再讲从来没有享受的政治自由等一类在生活上比较了饥寒为次要的权利。如果这种国家能有这个机会不能不说是幸运，因为一个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能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奇迹。奇迹可以有，但不能视作当然，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先由人民控制住这权力，这才是政治上的常轨。”[16]这种政治远见令人吃惊。
如果回溯到1948年4月，费先生和雷洁琼等人一起应邀赴西北坡的故事，就能够理解他思想的转变。他们在解放区一路上看见支前民工队伍，推着独轮车，打着红旗，没有一个当兵的押送，拉着粮食、枪支弹药，滚滚洪流向前，费先生一下子明白了中国人民要革命的道理。他说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是因为他们得人心。为什么能得人心？是因为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基本问题。大家看一看《江村经济》最后一章就知道，“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7]，国民党政府说的多做的少，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是农民太贫困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源。他看到支前的滚滚洪流，没有当兵的押送，没有打人骂人，完全是群众自发的一种革命潮流，他就被彻底地震撼、彻底地征服，认识到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以及潮流性。从那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不管他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始终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引导社会文化变迁。
1957年，他有机会第二次到江村调查，但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调查成果在《新观察》上的连载还没完成，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得到工作机会，费先生又捡起了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78年他第二次上大瑶山，接着三访江村。沿着这两个点的追踪调查，开始“行行重行行”的研究，形成他晚年的两条调研线索：一个是边区开发，一个是城乡关系，坚持了几十年。从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提出要下好全国人口这盘棋，要有边区和城乡两个眼。1984年正式启动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从内蒙古的农牧结合部开始，他发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失衡”，即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环境的失衡。通过包头钢铁厂调查，发现“既要包钢还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1988年他提出青海甘肃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想法，进入区域整体研究。他提出“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思想，为新世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
沿着城乡关系这条线，他从三访江村开始，逐渐从村上升到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农工相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根据各地发展的经验的实地调查，他总结出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再加上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还有中原农村的庭院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费先生的研究视角上升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他最早提出南岭开发区及九加二的珠三角大开发。“1988年在南岭山脉的考察中，我把开发这片瑶族聚居的山区的希望寄托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扩散上，而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带的区域格局”[18]，隐约可见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原型。
1990年，他以民盟中央的名义，直接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能从这一系列的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和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成为国家财源的沃土，上缴更多的利税，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能够‘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19]。今天称之为长江发展战略，可以说费先生是发“长三角一体化”之先声。1986年，他在兰州提道：“我展望西北的前途，如果通向西部的市场前进的话，不仅是青藏高原，还有新疆，甚至国外的中亚细亚和直到中东的那一系列伊斯兰国家。你们确有广阔的天地，比沿海地区更优越。”[20]1991年，他在《凉山行》中提出攀西开发区设想，重振南方丝绸之路，辐射内外两圈，打通“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一条我国大西南通往缅甸、印度、孟加拉各国的交通动脉”[21]。1992年，他在《孔林片思》这篇文章中总结道：“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内地发展的脊梁骨。龙尾有两端，长得很。一端在西南，以攀枝花和西昌为中心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端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这是中华大龙的总格局。”[22]激活古已有之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今天已经演变成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
1995年，费先生在天津以“口与腹”为比喻，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二市一省，从地理上讲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上从来就是休戚相关，来往密切。在当今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京津冀除了按照各自的特色发展之外，应该从区域经济的观点出发，增进了解，在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先把联合的架子搭起来。我建议京津冀二市一省的有关领导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共同研究一个办法，成立协作机构。开始的时候不妨选几个容易操作的项目进行协调和合作，再逐步扩大，最后将整个环渤海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与华南、华东相对应的华北经济区，并实现天津在这个经济区域的中心作用。”[23]今天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正全面展开，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步历史进程，费先生都能够及时发现苗头，总结规律，指明发展趋向。他的《行行重行行》等著作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正是费先生的草根工业理论和乡镇企业多种发展模式总结，揭示、记录、总结并引导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
三
费先生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1990年他80岁生日提出来的四句话为标志，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面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1997年他郑重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他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他在1998年退出公职后开始学术补课，系统回忆了几位影响他学术成长的老师，重新体味他们的文化思想，从而使他的文化探索进入“文化自觉”阶段，成为他学术人生的最后议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先生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转型比喻为“三级两跳”，即伴随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初步的工业社会，当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又很快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经历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一跳，接着又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一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容易带来社会失衡和文化眩晕。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先生就提出“富裕之后怎么办”？又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问题，引发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24]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一书集中阐述了费先生文化自觉思想：“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25]因而费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他详细解释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6]他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27]目的就是通过“文化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建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之，费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可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他的学术人生，可以说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探索何为乡土中国，为何要乡土重建，如何乡土重建。如果再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曲折道路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也可以看到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城乡一体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照费先生一生“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不懈追求，就更能理解他在老家吴江的墓碑上留下的那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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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蒙
